20191027-周日話題：民調真正難處——讀懂數據，專制社會難建多元民意世界觀
周日話題：民調真正難處——讀懂數據，專制社會難建多元民意世界觀
2019年10月27日星期日
圖示威者「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手勢
【明報專訊】在過去數個月，我以民調數據作為題目，分別向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以及香港本地居民解說現時的示威浪潮。我引用的數據是一樣的，他們的反應卻差天共地。沒有數據就沒有真相，但有數據不代表就立即會有。
‧一‧
回到9月初剛開學，雖然我在中大教碩士班已有近10年，今年的開學禮卻最為緊張。和香港很多的碩士班一樣，我的學生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我其實十分樂意和他們分享香港社會的各方面，但我得承認今年和過去都不一樣：香港現正處於一場數十年未見的社會運動當中，而中國大陸媒體在這個暑假對香港毫無保留地抹黑。他們恐怕都是帶着十分緊張的心情來到香港學習的。
我教中港關係，逃避當前的示威浪潮並不是一個選擇。思前想後，我決定用民意調查作為討論起點。我擔心一開始便直接解讀，無論後面有多少學者的研究背書，剛到埗的同學會易有抗拒情緒。先和他們說主流民意的看法，那麼他們就算抗拒也是抗拒一個課堂外的對象，到時我才介入解釋。好，就這樣吧。
「雖然香港警察在中國官方媒體被吹捧為英雄，現實上有超過四成香港市民對他們是『零信任』」我很平靜的說。
「這些數字會不會那些傳媒編出來要引導輿論的呢？」有同學即時反問。
「這研究是我們中文大學新聞系做的」，我繼續很平靜的說。
那一刻，我其實並不真的那麼平靜。在我腦中立即閃出了很多解釋，以及更多的問題。
我知道，在中國大陸的言論監控之下，任何和官方立場相左的說法，都會被批為是別有用心的抹黑。這很容易被變成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免得面對和自己價值觀完全衝突的信息。我也得註明，這種對民意調查的不相信並不限於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聲稱因為研究是「暴大」做的所以就不用理會的說法，在香港也有不少。
我明白，中國官方基本上不容許客觀民意調查的存在，因為只有偉大的黨才可代表真正民意。在這環境下，沒有對民調的公眾教育，也就沒可能培育出對民調的準確理解。民調確實不一定準確，特朗普爆冷贏了希拉里就讓民調機構齊齊大跌眼鏡。但理性的反應不是把民調都看成不可信，而是要學習怎樣閱讀民調。
可幸的是在往後的課堂，我慢慢有機會解釋一些十分基本、在中國大陸卻沒有機會談的民調通識。例如統計學告訴我們，無論你的母群是十萬人還是一億人，只要抽樣抽得好，問一千個人已經可以很有代表性；例如好的民調會用各種方法保證隨機抽樣；例如民調機構可以通過反覆加權來修正誤差。
這些技術上的教學，不難。真正困難的是要建立一套在專制社會不被鼓勵的世界觀：接受民意往往多元，而公開地展示民意多元十分重要。跨過這一步，卻不是一堂課足以解決。
‧二‧
和中國大陸相反的，是和外地傳媒解釋的經驗。剛好一個月前，我接受了一家西班牙電視台的採訪。他們只問了一條問題：民意。我告訴他們：數據十分清楚，民意尚未逆轉。他們感到很意外。
我在新聞系教書，知道媒體做訪問往往有預設故事大綱，而我發現當時國際媒體對香港好像已有一個共識：運動曠日持久，少數示威者走向激進，最終會走向分裂。未來會不會真的這樣，我不敢猜想，但最起碼我在9月底做這個訪問的時候，不是。於是我便慢慢和記者逐一解釋每個重要數據，從對警察的不信任到主要訴求的支持度，民意都是一面倒。
我發現這種數據為本的解釋十分重要。這場運動的暴力程度確實是香港數十年來未見，而香港人竟然能接受示威者的做法，不要說外國傳媒，就連我自己也覺得很意外。細心分析之下，可見香港人對暴力的接受是有條件的：其實很多人對示威者的暴力也有所保留，只是因為對警察濫暴更為不滿而暫時「不割席」。這也解釋了在香港以外的人，因為沒有即時看到各種警察濫暴場面，以及每次警察記者會所作的無厘頭辯駁，所以會跟不上這些同情與理解。告訴他們香港人暫時還接受得了，是讓他們提起興趣理解實際處境的起點。
如是者，我開了個推特帳號，每天貼關於香港的數據故事，引來一批國際媒體的關注，然後是更多的記者採訪邀請。又有朋友告知，我為民調數據所畫的統計圖被貼到台灣大學的連儂牆上，幫助當地人理解香港情况。數字有它的說服力，只要用得穩妥。
．三‧
香港人自己又怎樣看民調呢？
首先，我得承認不是人人都認為民調重要。在這場運動中，不時會有人要求前線不要太激進，說民意會反彈；然後另一邊就會反駁說相信前線決定就行，畢竟孫中山搞革命也不會先做民調。
對此，我總覺得聽或不聽民調，不應該那麼二元對立，畢竟民意本身也不是那麼二元對立。正如上文所述，香港人對暴力的接納是有條件的，所以我們不應該簡單拿着民調判斷暴力好壞，而是以此提醒每一次暴力都要弄明白其處境。
但要做到這點，我們還有很多學習要做。
承蒙香港民意研究所的鍾庭耀教授邀請，我們最近開展了一個名為「我們香港人」的計劃，鼓勵社會大眾自行就關心的議題提交民調題目，我們會認真訪問一千名香港人回答。我們抱摸着石頭過河的心態啟動計劃，一開始也不知道會收到些什麼題目。結果第一輪收回來的，部分有明顯引導性或偏向性。原來不少人視民調為一個窗口，用來找更多人一起罵政府。
我們有學術的底線要守，當然不能這樣做，所以在字眼上對這些題目作了不少修正。我們又增加了一個要求：提交題目的人要同時簡單說兩句這條題目的背景和意義。如是者，問題的質素這兩天又慢慢好起來。
在這個計劃中，常常聽到鍾教授說：「就當是一場公眾教育吧」。
民調很貴（對，我們還在籌款）。問對問題，才能對社會有貢獻。例如有政治人物說去美國游說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團體沒有代表性，於是我們便就法案問了一條，結果63%香港人支持通過法案，反對的只有28%。也就是說，游說團體比這些提出質疑的人更有代表性。
據說，這場運動讓很多香港人重新認識自己。認識需要正確的方法，但我想更重要的是開放的心靈。民調告訴我們社會意見紛紜，正正警戒我們自身經驗永遠有限。Be water之餘也要Be humble，保持謙卑才能繼續走下去。
文//梁啟智
編輯//何敏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10月27日星期日
圖示威者「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手勢
【明報專訊】在過去數個月，我以民調數據作為題目，分別向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以及香港本地居民解說現時的示威浪潮。我引用的數據是一樣的，他們的反應卻差天共地。沒有數據就沒有真相，但有數據不代表就立即會有。
‧一‧
回到9月初剛開學，雖然我在中大教碩士班已有近10年，今年的開學禮卻最為緊張。和香港很多的碩士班一樣，我的學生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我其實十分樂意和他們分享香港社會的各方面，但我得承認今年和過去都不一樣：香港現正處於一場數十年未見的社會運動當中，而中國大陸媒體在這個暑假對香港毫無保留地抹黑。他們恐怕都是帶着十分緊張的心情來到香港學習的。
我教中港關係，逃避當前的示威浪潮並不是一個選擇。思前想後，我決定用民意調查作為討論起點。我擔心一開始便直接解讀，無論後面有多少學者的研究背書，剛到埗的同學會易有抗拒情緒。先和他們說主流民意的看法，那麼他們就算抗拒也是抗拒一個課堂外的對象，到時我才介入解釋。好，就這樣吧。
「雖然香港警察在中國官方媒體被吹捧為英雄，現實上有超過四成香港市民對他們是『零信任』」我很平靜的說。
「這些數字會不會那些傳媒編出來要引導輿論的呢？」有同學即時反問。
「這研究是我們中文大學新聞系做的」，我繼續很平靜的說。
那一刻，我其實並不真的那麼平靜。在我腦中立即閃出了很多解釋，以及更多的問題。
我知道，在中國大陸的言論監控之下，任何和官方立場相左的說法，都會被批為是別有用心的抹黑。這很容易被變成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免得面對和自己價值觀完全衝突的信息。我也得註明，這種對民意調查的不相信並不限於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聲稱因為研究是「暴大」做的所以就不用理會的說法，在香港也有不少。
我明白，中國官方基本上不容許客觀民意調查的存在，因為只有偉大的黨才可代表真正民意。在這環境下，沒有對民調的公眾教育，也就沒可能培育出對民調的準確理解。民調確實不一定準確，特朗普爆冷贏了希拉里就讓民調機構齊齊大跌眼鏡。但理性的反應不是把民調都看成不可信，而是要學習怎樣閱讀民調。
可幸的是在往後的課堂，我慢慢有機會解釋一些十分基本、在中國大陸卻沒有機會談的民調通識。例如統計學告訴我們，無論你的母群是十萬人還是一億人，只要抽樣抽得好，問一千個人已經可以很有代表性；例如好的民調會用各種方法保證隨機抽樣；例如民調機構可以通過反覆加權來修正誤差。
這些技術上的教學，不難。真正困難的是要建立一套在專制社會不被鼓勵的世界觀：接受民意往往多元，而公開地展示民意多元十分重要。跨過這一步，卻不是一堂課足以解決。
‧二‧
和中國大陸相反的，是和外地傳媒解釋的經驗。剛好一個月前，我接受了一家西班牙電視台的採訪。他們只問了一條問題：民意。我告訴他們：數據十分清楚，民意尚未逆轉。他們感到很意外。
我在新聞系教書，知道媒體做訪問往往有預設故事大綱，而我發現當時國際媒體對香港好像已有一個共識：運動曠日持久，少數示威者走向激進，最終會走向分裂。未來會不會真的這樣，我不敢猜想，但最起碼我在9月底做這個訪問的時候，不是。於是我便慢慢和記者逐一解釋每個重要數據，從對警察的不信任到主要訴求的支持度，民意都是一面倒。
我發現這種數據為本的解釋十分重要。這場運動的暴力程度確實是香港數十年來未見，而香港人竟然能接受示威者的做法，不要說外國傳媒，就連我自己也覺得很意外。細心分析之下，可見香港人對暴力的接受是有條件的：其實很多人對示威者的暴力也有所保留，只是因為對警察濫暴更為不滿而暫時「不割席」。這也解釋了在香港以外的人，因為沒有即時看到各種警察濫暴場面，以及每次警察記者會所作的無厘頭辯駁，所以會跟不上這些同情與理解。告訴他們香港人暫時還接受得了，是讓他們提起興趣理解實際處境的起點。
如是者，我開了個推特帳號，每天貼關於香港的數據故事，引來一批國際媒體的關注，然後是更多的記者採訪邀請。又有朋友告知，我為民調數據所畫的統計圖被貼到台灣大學的連儂牆上，幫助當地人理解香港情况。數字有它的說服力，只要用得穩妥。
．三‧
香港人自己又怎樣看民調呢？
首先，我得承認不是人人都認為民調重要。在這場運動中，不時會有人要求前線不要太激進，說民意會反彈；然後另一邊就會反駁說相信前線決定就行，畢竟孫中山搞革命也不會先做民調。
對此，我總覺得聽或不聽民調，不應該那麼二元對立，畢竟民意本身也不是那麼二元對立。正如上文所述，香港人對暴力的接納是有條件的，所以我們不應該簡單拿着民調判斷暴力好壞，而是以此提醒每一次暴力都要弄明白其處境。
但要做到這點，我們還有很多學習要做。
承蒙香港民意研究所的鍾庭耀教授邀請，我們最近開展了一個名為「我們香港人」的計劃，鼓勵社會大眾自行就關心的議題提交民調題目，我們會認真訪問一千名香港人回答。我們抱摸着石頭過河的心態啟動計劃，一開始也不知道會收到些什麼題目。結果第一輪收回來的，部分有明顯引導性或偏向性。原來不少人視民調為一個窗口，用來找更多人一起罵政府。
我們有學術的底線要守，當然不能這樣做，所以在字眼上對這些題目作了不少修正。我們又增加了一個要求：提交題目的人要同時簡單說兩句這條題目的背景和意義。如是者，問題的質素這兩天又慢慢好起來。
在這個計劃中，常常聽到鍾教授說：「就當是一場公眾教育吧」。
民調很貴（對，我們還在籌款）。問對問題，才能對社會有貢獻。例如有政治人物說去美國游說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團體沒有代表性，於是我們便就法案問了一條，結果63%香港人支持通過法案，反對的只有28%。也就是說，游說團體比這些提出質疑的人更有代表性。
據說，這場運動讓很多香港人重新認識自己。認識需要正確的方法，但我想更重要的是開放的心靈。民調告訴我們社會意見紛紜，正正警戒我們自身經驗永遠有限。Be water之餘也要Be humble，保持謙卑才能繼續走下去。
文//梁啟智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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