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1-MAX FISHER：「一個國家，兩種民族主義」：香港身份認同的巨變
MAX FISHER：「一個國家，兩種民族主義」：香港身份認同的巨變
2019年10月21日
紐約時報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1021/hong-kong-protests-identity/zh-hant/?fbclid=IwAR1Z_7s61LrANYbqQqJpUx2_v2wrJ5UHvBeWRauNI-XHd7MiAn1gWPnCXBA
週五，香港舉行集會支持被拘留的抗議者。
香港——當艾倫·邱（Alan Yau，音）在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香港長大時，那是一座身份植根於世俗與繁榮的城市。人們感到可以自由地同時認定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和世界公民。
但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員艾倫·邱表示，近來，很多人轉向更封閉、內斂的身份。曾經在他國際化的社交圈很少見到的象徵國家身份的旗幟和歌曲，正變得越來越常見。
香港人一直很自豪，但現在卻有了新變化：一種圍困之感，並且這種感覺遠不止來自中國大陸的威權領導人。
根據最新的研究和民意調查，香港爆發持續數月的抗議活動，或許不僅是由於北京方面的過火行為，也是因為香港身份認同本身的巨變。
經濟動盪和移民人數激增，給香港的傳統身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結果，許多人形成了一種新的身份——一種更強烈、更狹隘也更具對抗性的身份。香港人和中國人這兩種長期互補的身份，突然間變得互不相容。
這將這個地區變成了火藥桶，一名學者稱之為「一個國家，兩種民族主義」——暗指理應保護香港在中國的地位的「一國兩制」。
因此，當親北京議員推動允許引渡犯罪嫌疑人至中國大陸的法案時，很多人覺得這不僅是對他們權利的攻擊，也是在一個已經顯得脆弱的時刻，對他們獨特身份的攻擊。
隨之而來的強烈反應擴大了香港人之間的分歧。
儘管這座城市看上去團結，但調查顯示，香港居民對文化上的外來者越來越不信任，種族、年齡和階層的分化也越來越嚴重。當地人說，許多家庭因政治分歧而分裂。在抗議活動中，混戰爆發的頻率越來越高。
「當我們自我定義的方式受到威脅時，問題就爆發了，」艾倫·邱說。
回溯香港大規模反抗之前的經濟和文化變化，他表示，「全都有關聯」。
混亂與威脅
身份危機往往始於地位的喪失。某種原因導致社會階層重新洗牌，一些社會階層被取代。其成員因受到威脅而一致支持他們的群體身份，使它變得在感覺上更重要，也使它陷入不確定。
在香港，開啟這一過程的，是大量資金從中國大陸不斷膨脹的經濟中湧入。香港成為中國的金融服務中心和貿易管道。新富起來的中國人還將大量資金傾入本地房產市場。
這推高了生活成本，引發住房危機。
2017年，香港尖沙咀LED螢幕展示的中國國旗。
較貧窮的居民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住房補貼的緩衝。一些藍領和服務業工人也是如此，他們所在的行業因中國移民而受到衝擊。
但香港傳統上佔主導地位的社會階層——受過教育的白領專業人士——則受到沉重打擊。工資停滯不前甚至下降。他們賺得少。許多人比父母當年還窮。
艾倫·邱表示，一些人得出結論，「香港夢已經破滅了。」
根據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家黃鶴回的研究，這個群體改變了他們的政治觀點。
黃鶴回發現，他們變得對中國大陸和大陸人更加存疑。他們將自己的香港人身份守得更緊。許多人參加了香港新興的本土主義運動，該運動主張政治自治和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差異。
黃鶴回發現，租房住的高收入工作者最有可能支持本土主義反對黨。果不其然，他們在抗議活動和活動人士中佔據了壓倒性席位。
這些變化在天水圍尤為明顯，天水圍是一處高樓林立的郊區，距中國大陸邊界近在咫尺。
「他們認為香港已經失去了未來，」參加過這一帶抗議活動的44歲技術人員傑基·馬（Jacky Ma，音）說。
他說，那些有份不錯工作的朋友、當醫生和經理的，現在只能勉強度日。他的兒子學的是放射治療，但工作不好找。
「他們很慘，」他說。「大陸人來這裡買房，物價變得難以負擔。所以衝突首先就是工作。其次是房屋。然後是生活。」
經常聽到種種問題可以追溯到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和遊客，隨著北京取消旅行限制，大陸移民和旅遊人數激增。
數字令人震驚。每七個香港居民中就有一個是1997年後來到香港的大陸人。大陸遊客數量從每年200萬大幅增長到4000萬，有時甚至更多。
傑基·馬錶示，社區間的凝聚力和熟悉感都降低了。移民家庭大多說普通話，很少與說粵語的本地人接觸。許多人認為，移民正在使當地文化變得更糟。
這種人口變化和經濟混亂的結合可能引發所謂的社會依賴威脅，在這種威脅下，人們圍繞「我們」和「他們」的觀念重塑自己的身份和政治。
對傑基·馬而言，與香港喪失自由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
「很多時候你看到政府的政策，他們為誰制定？主要是新移民，」傑基·馬說。
「我們需要做出選擇的時刻」
結果是形成了一種新的團結一致的心態。雖然香港不是一個國家，但是對一些人來說，身為香港人帶有典型的民族主義特徵。
香港教育大學(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政治學家方誌恆(Brian C.H. Fong)認為，這種變化始於2009年，當時北京開始在香港培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這是其重新整合香港努力的一部分。
方誌恆寫道，這場運動正好與香港的自治和社會經濟秩序遭到侵蝕相吻合，它適得其反，引發了「反動員浪潮」——就像2014年的民主雨傘運動抗議一樣——香港人宣告一種「邊緣民族主義」，這是對香港人身份的挑戰。
8月，香港天水圍警署外的抗議者。
其結果是「一個國家，兩種民族主義」，方誌恆寫道。
作為一個香港人，中國人的身份曾經是一種補充，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隨著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在10月宣傳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等活動中，中國人的身份突然變成了一種威脅。
邱說，「你不能同時擁有兩個代表同一地區的國家身份。」他還說，在這裡的許多人看來，「現在是我們需要做出選擇的時候了。」
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康螢儀最近進行的調查，揭示這種心理如何奠定了香港今年的抗議活動。
當人們團結在一種感覺受到威脅的身份後面時，他們往往會把世界分成心理學家所說的「內群體」和「外群體」。 康螢儀發現，引渡法案導致許多人在精神上把香港政府從群體內部重新安排到群體外部。
「你越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就越不信任政府，」她說。「你認為香港政府是『他者』。」
香港人根深蒂固的身份認同也可能導致他們重新分類另一個派別：中國大陸移民。
康螢儀通過一系列內隱聯想測試來考察人們對大陸人的態度。內隱聯想測試是一種快速聯想詞彙的方法，用來衡量潛意識偏見。
「我們發現，隱性偏見非常強烈，甚至比白人對非裔美國人的偏見還要強烈，」她說。
在郊區天水圍的抗議活動中，馬先生的妻子、金融工作者米托·王（Mito Wong，音）把這些移民視為來自北京的威脅的延伸。
「他們可能已經被中國大陸政府洗腦了一半，」她說。「他們不想融入。」
她說，移民和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住房補貼或競爭激烈的學校的入學名額方面陷入了競爭。她說，只有當地人真正接受香港及其價值觀。
「他們只是把香港當作跳板，」她說。「賺點錢，然後回大陸。」
我們和他們
當社會圍繞「我們對抗他們」的身份進行組織時，移民往往是第一批被視為局外人的人，但很少是最後一批。隨著斷層線的打開，社會可能兩極分化。
康螢儀的研究發現，對當地政府出現了分歧。雖然很少有人支持政府對當前危機的處理，但許多人仍認為它是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
對年齡偏大的人來說，是抗議者與警察發生衝突，從而衝擊了香港身份——這是一個日益分化的問題。
許多抗議者在家中面臨另一條前線。給嬰兒拍照和晚餐計劃中越來越多地穿插著激烈的政治爭論。
7月，在添馬公園舉行的支持政府和警察的集會。
在香港市中心的一次集會上，當防暴警察衝進人群時，20歲的學生史蒂芬·張（Stephanie Cheng，音）沒有退縮。但被問及家人的短訊時，她泄氣了。
她的母親起初是支持她的，但當抗議者轉而反對警方時，她變得憤怒起來。兩人因Facebook上一條指責抗議者焚燒汽車的帖子而爭吵。
「許多家庭都是分裂的。我在我的學生中看到了這一點，」康螢儀說。「現在他們之間連話都不說了……」
隨著對香港身份相互衝突的解釋，這種分歧似乎正在迅速擴大。
「我知道很多本地家庭因為政治分歧把孩子趕了出來，因為他們參加了抗議活動，」抗議者王女士說。
在最近的一次假期中，艾倫·邱所在大學的學生為那些覺得回家不舒服的人安排了「難民」晚餐。
香港甚至可能染上了一種已經在困擾美國的疾病：黨派分化。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經歷。我是黃色的，我媽媽是藍色的，深藍，」艾倫·邱說。「我們不再有共同點。」
他說，這種分裂對香港來說尤其危險，因為在一個從來都不是一個國家的地方，不可能存在根本的、一致認可的國家認同。
「在美國，美國人的身份是既定的，」他說。「你不需要質疑它。香港是不一樣的。我們再也不能定義什麼是香港人了。」
「這就是鬥爭的本質。」
MAX FISHER
紐約時報
2019年10月21日
紐約時報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1021/hong-kong-protests-identity/zh-hant/?fbclid=IwAR1Z_7s61LrANYbqQqJpUx2_v2wrJ5UHvBeWRauNI-XHd7MiAn1gWPnCXBA
週五，香港舉行集會支持被拘留的抗議者。
香港——當艾倫·邱（Alan Yau，音）在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香港長大時，那是一座身份植根於世俗與繁榮的城市。人們感到可以自由地同時認定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和世界公民。
但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員艾倫·邱表示，近來，很多人轉向更封閉、內斂的身份。曾經在他國際化的社交圈很少見到的象徵國家身份的旗幟和歌曲，正變得越來越常見。
香港人一直很自豪，但現在卻有了新變化：一種圍困之感，並且這種感覺遠不止來自中國大陸的威權領導人。
根據最新的研究和民意調查，香港爆發持續數月的抗議活動，或許不僅是由於北京方面的過火行為，也是因為香港身份認同本身的巨變。
經濟動盪和移民人數激增，給香港的傳統身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結果，許多人形成了一種新的身份——一種更強烈、更狹隘也更具對抗性的身份。香港人和中國人這兩種長期互補的身份，突然間變得互不相容。
這將這個地區變成了火藥桶，一名學者稱之為「一個國家，兩種民族主義」——暗指理應保護香港在中國的地位的「一國兩制」。
因此，當親北京議員推動允許引渡犯罪嫌疑人至中國大陸的法案時，很多人覺得這不僅是對他們權利的攻擊，也是在一個已經顯得脆弱的時刻，對他們獨特身份的攻擊。
隨之而來的強烈反應擴大了香港人之間的分歧。
儘管這座城市看上去團結，但調查顯示，香港居民對文化上的外來者越來越不信任，種族、年齡和階層的分化也越來越嚴重。當地人說，許多家庭因政治分歧而分裂。在抗議活動中，混戰爆發的頻率越來越高。
「當我們自我定義的方式受到威脅時，問題就爆發了，」艾倫·邱說。
回溯香港大規模反抗之前的經濟和文化變化，他表示，「全都有關聯」。
混亂與威脅
身份危機往往始於地位的喪失。某種原因導致社會階層重新洗牌，一些社會階層被取代。其成員因受到威脅而一致支持他們的群體身份，使它變得在感覺上更重要，也使它陷入不確定。
在香港，開啟這一過程的，是大量資金從中國大陸不斷膨脹的經濟中湧入。香港成為中國的金融服務中心和貿易管道。新富起來的中國人還將大量資金傾入本地房產市場。
這推高了生活成本，引發住房危機。
2017年，香港尖沙咀LED螢幕展示的中國國旗。
較貧窮的居民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住房補貼的緩衝。一些藍領和服務業工人也是如此，他們所在的行業因中國移民而受到衝擊。
但香港傳統上佔主導地位的社會階層——受過教育的白領專業人士——則受到沉重打擊。工資停滯不前甚至下降。他們賺得少。許多人比父母當年還窮。
艾倫·邱表示，一些人得出結論，「香港夢已經破滅了。」
根據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家黃鶴回的研究，這個群體改變了他們的政治觀點。
黃鶴回發現，他們變得對中國大陸和大陸人更加存疑。他們將自己的香港人身份守得更緊。許多人參加了香港新興的本土主義運動，該運動主張政治自治和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差異。
黃鶴回發現，租房住的高收入工作者最有可能支持本土主義反對黨。果不其然，他們在抗議活動和活動人士中佔據了壓倒性席位。
這些變化在天水圍尤為明顯，天水圍是一處高樓林立的郊區，距中國大陸邊界近在咫尺。
「他們認為香港已經失去了未來，」參加過這一帶抗議活動的44歲技術人員傑基·馬（Jacky Ma，音）說。
他說，那些有份不錯工作的朋友、當醫生和經理的，現在只能勉強度日。他的兒子學的是放射治療，但工作不好找。
「他們很慘，」他說。「大陸人來這裡買房，物價變得難以負擔。所以衝突首先就是工作。其次是房屋。然後是生活。」
經常聽到種種問題可以追溯到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和遊客，隨著北京取消旅行限制，大陸移民和旅遊人數激增。
數字令人震驚。每七個香港居民中就有一個是1997年後來到香港的大陸人。大陸遊客數量從每年200萬大幅增長到4000萬，有時甚至更多。
傑基·馬錶示，社區間的凝聚力和熟悉感都降低了。移民家庭大多說普通話，很少與說粵語的本地人接觸。許多人認為，移民正在使當地文化變得更糟。
這種人口變化和經濟混亂的結合可能引發所謂的社會依賴威脅，在這種威脅下，人們圍繞「我們」和「他們」的觀念重塑自己的身份和政治。
對傑基·馬而言，與香港喪失自由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
「很多時候你看到政府的政策，他們為誰制定？主要是新移民，」傑基·馬說。
「我們需要做出選擇的時刻」
結果是形成了一種新的團結一致的心態。雖然香港不是一個國家，但是對一些人來說，身為香港人帶有典型的民族主義特徵。
香港教育大學(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政治學家方誌恆(Brian C.H. Fong)認為，這種變化始於2009年，當時北京開始在香港培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這是其重新整合香港努力的一部分。
方誌恆寫道，這場運動正好與香港的自治和社會經濟秩序遭到侵蝕相吻合，它適得其反，引發了「反動員浪潮」——就像2014年的民主雨傘運動抗議一樣——香港人宣告一種「邊緣民族主義」，這是對香港人身份的挑戰。
8月，香港天水圍警署外的抗議者。
其結果是「一個國家，兩種民族主義」，方誌恆寫道。
作為一個香港人，中國人的身份曾經是一種補充，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隨著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在10月宣傳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等活動中，中國人的身份突然變成了一種威脅。
邱說，「你不能同時擁有兩個代表同一地區的國家身份。」他還說，在這裡的許多人看來，「現在是我們需要做出選擇的時候了。」
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康螢儀最近進行的調查，揭示這種心理如何奠定了香港今年的抗議活動。
當人們團結在一種感覺受到威脅的身份後面時，他們往往會把世界分成心理學家所說的「內群體」和「外群體」。 康螢儀發現，引渡法案導致許多人在精神上把香港政府從群體內部重新安排到群體外部。
「你越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就越不信任政府，」她說。「你認為香港政府是『他者』。」
香港人根深蒂固的身份認同也可能導致他們重新分類另一個派別：中國大陸移民。
康螢儀通過一系列內隱聯想測試來考察人們對大陸人的態度。內隱聯想測試是一種快速聯想詞彙的方法，用來衡量潛意識偏見。
「我們發現，隱性偏見非常強烈，甚至比白人對非裔美國人的偏見還要強烈，」她說。
在郊區天水圍的抗議活動中，馬先生的妻子、金融工作者米托·王（Mito Wong，音）把這些移民視為來自北京的威脅的延伸。
「他們可能已經被中國大陸政府洗腦了一半，」她說。「他們不想融入。」
她說，移民和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住房補貼或競爭激烈的學校的入學名額方面陷入了競爭。她說，只有當地人真正接受香港及其價值觀。
「他們只是把香港當作跳板，」她說。「賺點錢，然後回大陸。」
我們和他們
當社會圍繞「我們對抗他們」的身份進行組織時，移民往往是第一批被視為局外人的人，但很少是最後一批。隨著斷層線的打開，社會可能兩極分化。
康螢儀的研究發現，對當地政府出現了分歧。雖然很少有人支持政府對當前危機的處理，但許多人仍認為它是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
對年齡偏大的人來說，是抗議者與警察發生衝突，從而衝擊了香港身份——這是一個日益分化的問題。
許多抗議者在家中面臨另一條前線。給嬰兒拍照和晚餐計劃中越來越多地穿插著激烈的政治爭論。
7月，在添馬公園舉行的支持政府和警察的集會。
在香港市中心的一次集會上，當防暴警察衝進人群時，20歲的學生史蒂芬·張（Stephanie Cheng，音）沒有退縮。但被問及家人的短訊時，她泄氣了。
她的母親起初是支持她的，但當抗議者轉而反對警方時，她變得憤怒起來。兩人因Facebook上一條指責抗議者焚燒汽車的帖子而爭吵。
「許多家庭都是分裂的。我在我的學生中看到了這一點，」康螢儀說。「現在他們之間連話都不說了……」
隨著對香港身份相互衝突的解釋，這種分歧似乎正在迅速擴大。
「我知道很多本地家庭因為政治分歧把孩子趕了出來，因為他們參加了抗議活動，」抗議者王女士說。
在最近的一次假期中，艾倫·邱所在大學的學生為那些覺得回家不舒服的人安排了「難民」晚餐。
香港甚至可能染上了一種已經在困擾美國的疾病：黨派分化。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經歷。我是黃色的，我媽媽是藍色的，深藍，」艾倫·邱說。「我們不再有共同點。」
他說，這種分裂對香港來說尤其危險，因為在一個從來都不是一個國家的地方，不可能存在根本的、一致認可的國家認同。
「在美國，美國人的身份是既定的，」他說。「你不需要質疑它。香港是不一樣的。我們再也不能定義什麼是香港人了。」
「這就是鬥爭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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