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7-明報：通識導賞：映前熱身《返校》現場，回看戒嚴黑暗時
明報：通識導賞：映前熱身《返校》現場，回看戒嚴黑暗時
10:04 27/10/2019
台灣講述戒嚴時期的電影《返校》於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取景。（網上圖片）
【明報專訊】「政治受難者把蹲廁的去水位塞着，再用這些水來洗衣服。」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導覽員賴元裕說。
台灣近年提倡轉型正義，曾於戒嚴時期關押政治犯的兩個建築群去年正式改名，票房至今過兩億新台幣的《返校》亦有在內取景。
電影不知能否在港12月如期上映，記者頂着雞皮疙瘩進園，從法庭、押房、洗衣場，先回看一下台灣戒嚴的黑暗章節。
坐上的士，司機大哥問：「你去這裏幹嘛？」我說，就看看白色恐怖的看守所。司機立即興致勃勃，說小時住在此區，晚上爸爸不時衝來掩着他耳朵，念念說聽到「殺豬的聲音」：「啊那時我年紀太小，都不知他在說什麼。後來就知道，這裏是關政治犯的。」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位於台北市及新北市交界，如果搭的士要說去新店區，不是景美區。跟前的徐司機約50多歲，回想小時在校說台語要掛上牌子，罰遊校一圈。他又說《返校》面世前，導演抑或製片曾搭他的車，對方乘勢追問他從前經歷以「蒐集資料」，所以他早知有部關於戒嚴的片上映。他頓了頓說：「一代人的經歷啊！」話中夾雜客套的笑意，亦帶輕鬆，大概因為已經過去，而「現在不同了」。
監獄 專囚政治犯
台灣由1949年國民黨政府開始戒嚴，直至1987年完結，整整38年56天。根據「不義遺址資料庫」，2005年台灣國防部統計，戰後經過軍事審判的政治案件總計涉及16,132人。現在台灣政府轄下的國家人權博物館去年成立，管理景美、綠島兩個紀念園區。踏入景美紀念園區，即見到「公正廉明」四個大字。園內工作6年的導覽員賴元裕說，展區內容透過研究及經歷白色恐怖的人重構，並稱他們為「受難者」、「前輩」。這裏上世紀50年代啟用為軍法學校，1968年後改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集軍事法庭及羈押政治犯的押房一體。犯人定罪後會送去槍斃或囚禁。位於遙遠外島的綠島紀念園區前身則是專囚政治犯的監獄，賴元裕說政府為它改了一些「不似監獄的名字」，包括「新生訓導處」及「綠洲山莊」。
軍事法庭 想如何審就如何審
園區保留了原軍事法庭建築，為一棟一層樓高的平房，內有三間法庭。戒嚴時期，軍事機關權力可以限制人民集會結社、罷工罷課、遊行請願、言論、學術、出入等自由及權力，甚至檢查人們書信來往，批評執政者當然是「玩命」。總統是權力最高核心，其間蔣介石透過「修憲」曾三度連任。賴元裕表示，軍事法庭本來不應用於平民身上。因為憲法第九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惟權力漠視。戒嚴令頒布後，除所謂叛亂的「政治罪行」，妨害秩序、公共危險、殺人、強搶、偷竊等亦要交由軍事法庭審理。《醜陋的中國人》（1985年）作者柏楊1960年代正在此受審及判囚12年。
「當時有一個字叫『速審』，不追求事實，因為很多審判都是上頭設定好。審判結束後判決書往上呈報，到國防部及總統府，總統看到結果不接受，便要求法庭再審過，亦曾違法地直接在要求判死刑。」賴元裕說。軍事法庭不可公開審理。庭內可見席上有審判官、軍事檢察官，賴元裕形容是「裁判跟球員一起，想如何審就如何審」。曾經更出現審完一場，審判官、檢察官互換位置審下場之情况。法庭向疑犯提供公設辯護人，惟據指他們多數失職。疑犯亦可以用私人律師，不過律師要經過審查，加上有連坐問題，律師都怕變成被告，早期很少為政治疑犯辯護。審理出現大量程序不公義，包括疑犯曾經被審完才獲得起訴書；上訴只獲書面審判，更加重刑罰等。
押房 準備到馬場處死
走出軍事法庭，來到一座兩層的龐大建築物「仁愛樓」。仁愛樓即是看守所，內有羈押房、家屬會面室、放封區、工場。仁愛樓前方有一座神獸獬豸中式水池。傳說獬豸見到有人起紛爭時，便用其獨角頂向說謊一方，現今台灣憲兵臂章亦有其圖像。「主持正義」的寓意當時令受難者及家屬更感諷刺。他續說，被送看守所之前，受難者指出在偵訊階段曾受到殘酷對待，不配合不認罪的，曾被鞭打、拔指甲、電線纏着他們以作電擊，警方獲得自白書，疑犯便會被送看守所。
進入仁愛樓後往左側一直走，便可達押區。押區的雙重大門現為常開，放眼走廊左右一排密閉式押房。押房內只有氣窗透光，走廊牆壁有一個送飯口。賴元裕邀請記者進入一間特別押房，四壁鋪上棕色厚墊，比其他白牆的房更為擠壓。他解釋，這裏供押情緒大變、不穩及有自殺傾向的人，防止他們撞牆自殺。
寧可錯捉，不可放過
「導演最後選了鐵欄式的押房拍攝。」賴元裕說，並帶領進入不開放公眾參觀的位置，剝落的薄荷綠油漆暴露出鏽鐵。《返校》講述1962年翠華中學，政府禁止所有疑有「赤共思想」的書籍，包括翻譯的泰戈爾詩集。秘密讀書會令老師張明暉（傅孟柏飾）與學生魏仲廷（曾敬驊飾）被捕，張老師刑前與學生那席話，成為戲內痛心一幕。畫面拍得流麗，惟賴元裕表示，現實中那個年代的關押不在景美，押房亦非如此。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初期（1949年至1967年）本來設於青島東路，即現時喜來登飯店一帶，後來才搬至景美。賴元裕表示：「那個時期的押房採用木欄，而且很擠，很悶熱。當有受難者在凌晨被點名出去，其實就是去馬場處死，前輩曾憶述，有人步行離開時，其他人就會哼起『安息歌』送他們走。」
「白色恐怖時期有個大的問題，就是寧可錯捉一百人，不可放過一人。受難者或者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跟共諜及地下黨有關；二是受到牽連，包括你曾經參加過某個聚會，而某聚會上有人閱讀過紅色書籍，立即變成非法；三就是知情不報，一樣有罪，犯人被捉後很多時家人朋友後來亦會受到重罰。」賴元裕續說。《返校》靈感「赤燭遊戲」曾參考真人真事《光明報》事件，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參與地下黨，出版批評國民黨內容的《光明報》，由於報刊外泄，引致師生被捕及判決。撰稿者藍明谷逃亡間因家人受威脅，自動投案，後被槍決。事件為許多受難者的寫照，戲中女角方芮欣（王淨飾）的故事更揭出「舉報機制」只會招致更大悲劇，人與人之間不能互信，家人、朋友、鄰居、保母也好，政權卻給予各人「理由」、自保情緒、金錢利誘出賣彼此。
醫療室「景美的名單」
走出押房，正當心口鬱悶，導覽員帶領前往醫療室。他希望介紹一張「景美的名單」。生於彰化的陳中統，曾留學日本岡山大學醫學院研究所，1967年在日參加「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回台兩年後被捕，因「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着手實行」被判刑15年。他坐牢第二年起，可往景美看守所仁愛樓內的醫務室當醫師，執行所謂「外役」。賴元裕解釋，他為所內犯人看病及檢查身體，因而接觸其個人資料，偷偷地製作為名單。名單整理好，如何帶出去呢？方法是比電影更電影的真實——洗衣場。
「受刑人在工場工作會領到微薄的勞作金。洗衣場所洗的包括郵局、鐵路局、三軍總醫院的郵袋、衣物等。犯人早上去門市把衣物收來，洗好了便再帶出去交收。」賴元裕說。陳中統醫師把名單交給同樣在刑的蔡財源，藏在衣物中運出去。朋友將新名單傳至海外，透過在美華人向國際特赦組織等求助，大大引起關注，「亦戳破當年政府說台灣沒有政治犯的謊言」。由於1970年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賴元裕說當時國際關係的事宜相當緊張，名單成功引起迴響。賴元裕說：「雖然醫師跟看守所向來關係不錯，當時很危險，會連累家人的安全。我也問過醫師難道不怕，他說『也要做啊』。陳醫師很有勇氣，那大家呢？這是我們現在最想問的問題，因為當時也不是每個人都肯幫助受難的人。」
一個個受難者名字
最後走過紀念碑廣場，人權紀念碑上有着一個個受難者名字。年份由白色或紅色刻上，紅色代表死刑之年。至於沒有被刻在紀念碑的人，包括載我來的的士司機，均經歷過噤聲、不公、恐懼、祈求萬幸，否則沒有制度會保障你的年代。害怕都要想起來，「致自由」一切得來不易。
文//劉彤茵
圖 // 劉彤茵、網上圖片
編輯 // 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10:04 27/10/2019
台灣講述戒嚴時期的電影《返校》於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取景。（網上圖片）
【明報專訊】「政治受難者把蹲廁的去水位塞着，再用這些水來洗衣服。」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導覽員賴元裕說。
台灣近年提倡轉型正義，曾於戒嚴時期關押政治犯的兩個建築群去年正式改名，票房至今過兩億新台幣的《返校》亦有在內取景。
電影不知能否在港12月如期上映，記者頂着雞皮疙瘩進園，從法庭、押房、洗衣場，先回看一下台灣戒嚴的黑暗章節。
坐上的士，司機大哥問：「你去這裏幹嘛？」我說，就看看白色恐怖的看守所。司機立即興致勃勃，說小時住在此區，晚上爸爸不時衝來掩着他耳朵，念念說聽到「殺豬的聲音」：「啊那時我年紀太小，都不知他在說什麼。後來就知道，這裏是關政治犯的。」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位於台北市及新北市交界，如果搭的士要說去新店區，不是景美區。跟前的徐司機約50多歲，回想小時在校說台語要掛上牌子，罰遊校一圈。他又說《返校》面世前，導演抑或製片曾搭他的車，對方乘勢追問他從前經歷以「蒐集資料」，所以他早知有部關於戒嚴的片上映。他頓了頓說：「一代人的經歷啊！」話中夾雜客套的笑意，亦帶輕鬆，大概因為已經過去，而「現在不同了」。
監獄 專囚政治犯
台灣由1949年國民黨政府開始戒嚴，直至1987年完結，整整38年56天。根據「不義遺址資料庫」，2005年台灣國防部統計，戰後經過軍事審判的政治案件總計涉及16,132人。現在台灣政府轄下的國家人權博物館去年成立，管理景美、綠島兩個紀念園區。踏入景美紀念園區，即見到「公正廉明」四個大字。園內工作6年的導覽員賴元裕說，展區內容透過研究及經歷白色恐怖的人重構，並稱他們為「受難者」、「前輩」。這裏上世紀50年代啟用為軍法學校，1968年後改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集軍事法庭及羈押政治犯的押房一體。犯人定罪後會送去槍斃或囚禁。位於遙遠外島的綠島紀念園區前身則是專囚政治犯的監獄，賴元裕說政府為它改了一些「不似監獄的名字」，包括「新生訓導處」及「綠洲山莊」。
軍事法庭 想如何審就如何審
園區保留了原軍事法庭建築，為一棟一層樓高的平房，內有三間法庭。戒嚴時期，軍事機關權力可以限制人民集會結社、罷工罷課、遊行請願、言論、學術、出入等自由及權力，甚至檢查人們書信來往，批評執政者當然是「玩命」。總統是權力最高核心，其間蔣介石透過「修憲」曾三度連任。賴元裕表示，軍事法庭本來不應用於平民身上。因為憲法第九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惟權力漠視。戒嚴令頒布後，除所謂叛亂的「政治罪行」，妨害秩序、公共危險、殺人、強搶、偷竊等亦要交由軍事法庭審理。《醜陋的中國人》（1985年）作者柏楊1960年代正在此受審及判囚12年。
「當時有一個字叫『速審』，不追求事實，因為很多審判都是上頭設定好。審判結束後判決書往上呈報，到國防部及總統府，總統看到結果不接受，便要求法庭再審過，亦曾違法地直接在要求判死刑。」賴元裕說。軍事法庭不可公開審理。庭內可見席上有審判官、軍事檢察官，賴元裕形容是「裁判跟球員一起，想如何審就如何審」。曾經更出現審完一場，審判官、檢察官互換位置審下場之情况。法庭向疑犯提供公設辯護人，惟據指他們多數失職。疑犯亦可以用私人律師，不過律師要經過審查，加上有連坐問題，律師都怕變成被告，早期很少為政治疑犯辯護。審理出現大量程序不公義，包括疑犯曾經被審完才獲得起訴書；上訴只獲書面審判，更加重刑罰等。
押房 準備到馬場處死
走出軍事法庭，來到一座兩層的龐大建築物「仁愛樓」。仁愛樓即是看守所，內有羈押房、家屬會面室、放封區、工場。仁愛樓前方有一座神獸獬豸中式水池。傳說獬豸見到有人起紛爭時，便用其獨角頂向說謊一方，現今台灣憲兵臂章亦有其圖像。「主持正義」的寓意當時令受難者及家屬更感諷刺。他續說，被送看守所之前，受難者指出在偵訊階段曾受到殘酷對待，不配合不認罪的，曾被鞭打、拔指甲、電線纏着他們以作電擊，警方獲得自白書，疑犯便會被送看守所。
進入仁愛樓後往左側一直走，便可達押區。押區的雙重大門現為常開，放眼走廊左右一排密閉式押房。押房內只有氣窗透光，走廊牆壁有一個送飯口。賴元裕邀請記者進入一間特別押房，四壁鋪上棕色厚墊，比其他白牆的房更為擠壓。他解釋，這裏供押情緒大變、不穩及有自殺傾向的人，防止他們撞牆自殺。
寧可錯捉，不可放過
「導演最後選了鐵欄式的押房拍攝。」賴元裕說，並帶領進入不開放公眾參觀的位置，剝落的薄荷綠油漆暴露出鏽鐵。《返校》講述1962年翠華中學，政府禁止所有疑有「赤共思想」的書籍，包括翻譯的泰戈爾詩集。秘密讀書會令老師張明暉（傅孟柏飾）與學生魏仲廷（曾敬驊飾）被捕，張老師刑前與學生那席話，成為戲內痛心一幕。畫面拍得流麗，惟賴元裕表示，現實中那個年代的關押不在景美，押房亦非如此。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初期（1949年至1967年）本來設於青島東路，即現時喜來登飯店一帶，後來才搬至景美。賴元裕表示：「那個時期的押房採用木欄，而且很擠，很悶熱。當有受難者在凌晨被點名出去，其實就是去馬場處死，前輩曾憶述，有人步行離開時，其他人就會哼起『安息歌』送他們走。」
「白色恐怖時期有個大的問題，就是寧可錯捉一百人，不可放過一人。受難者或者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跟共諜及地下黨有關；二是受到牽連，包括你曾經參加過某個聚會，而某聚會上有人閱讀過紅色書籍，立即變成非法；三就是知情不報，一樣有罪，犯人被捉後很多時家人朋友後來亦會受到重罰。」賴元裕續說。《返校》靈感「赤燭遊戲」曾參考真人真事《光明報》事件，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參與地下黨，出版批評國民黨內容的《光明報》，由於報刊外泄，引致師生被捕及判決。撰稿者藍明谷逃亡間因家人受威脅，自動投案，後被槍決。事件為許多受難者的寫照，戲中女角方芮欣（王淨飾）的故事更揭出「舉報機制」只會招致更大悲劇，人與人之間不能互信，家人、朋友、鄰居、保母也好，政權卻給予各人「理由」、自保情緒、金錢利誘出賣彼此。
醫療室「景美的名單」
走出押房，正當心口鬱悶，導覽員帶領前往醫療室。他希望介紹一張「景美的名單」。生於彰化的陳中統，曾留學日本岡山大學醫學院研究所，1967年在日參加「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回台兩年後被捕，因「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着手實行」被判刑15年。他坐牢第二年起，可往景美看守所仁愛樓內的醫務室當醫師，執行所謂「外役」。賴元裕解釋，他為所內犯人看病及檢查身體，因而接觸其個人資料，偷偷地製作為名單。名單整理好，如何帶出去呢？方法是比電影更電影的真實——洗衣場。
「受刑人在工場工作會領到微薄的勞作金。洗衣場所洗的包括郵局、鐵路局、三軍總醫院的郵袋、衣物等。犯人早上去門市把衣物收來，洗好了便再帶出去交收。」賴元裕說。陳中統醫師把名單交給同樣在刑的蔡財源，藏在衣物中運出去。朋友將新名單傳至海外，透過在美華人向國際特赦組織等求助，大大引起關注，「亦戳破當年政府說台灣沒有政治犯的謊言」。由於1970年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賴元裕說當時國際關係的事宜相當緊張，名單成功引起迴響。賴元裕說：「雖然醫師跟看守所向來關係不錯，當時很危險，會連累家人的安全。我也問過醫師難道不怕，他說『也要做啊』。陳醫師很有勇氣，那大家呢？這是我們現在最想問的問題，因為當時也不是每個人都肯幫助受難的人。」
一個個受難者名字
最後走過紀念碑廣場，人權紀念碑上有着一個個受難者名字。年份由白色或紅色刻上，紅色代表死刑之年。至於沒有被刻在紀念碑的人，包括載我來的的士司機，均經歷過噤聲、不公、恐懼、祈求萬幸，否則沒有制度會保障你的年代。害怕都要想起來，「致自由」一切得來不易。
文//劉彤茵
圖 // 劉彤茵、網上圖片
編輯 //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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