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7-明報：左中右達人區龍宇，國際找戰友，忌抱冚唪唥主義
明報：左中右達人區龍宇，國際找戰友，忌抱冚唪唥主義
2019年10月27日星期日
左中右達人區龍宇（蘇智鑫攝）
【明報專訊】在應否出席支持加泰人集會的爭議聲中，區龍宇選擇動身去遮打花園。
美國共和黨的俞懷松（Solomon Yue）在Twitter上警告，集會是「支持加泰=香港人想獨立」的陷阱；不過有參加者說，外國人撐香港， 當外國的人有難，我們都要支持。區龍宇在報章及網媒時有發表評論文章，最近其中一篇，談「外國勢力的配對哲學」，去美領館請願、邀日本右翼政客出席民間記者會，都是錯配。
國際戰線上如何取捨？他說香港人最弊的，是懷着一種「冚唪唥主義」。
「總言之美國就冚唪唥都係好，民主國家就冚唪唥都民主，不會細分」，「作為民主派，要知民主必然有多元論述，容許人個性發展，就要接受別人想法跟你不同。你不承認這個事實就不是民主派，但你要找match的力量，有乜理由向特朗普喊話？
他所代表的，是美國式保守主義的極致。我們不可以一聽『自由』兩個字就興奮，以為是同志。
我們要爭取自由，但美國保守派對『自由』的定義跟我們很不一樣。他們的定義是有侮辱女性的自由；有使用種族主義稱呼的自由，隨便叫黑人做黑鬼；老闆可以自由炒人」。
政見豈止黑白兩色
區老師今年六十二歲了，他笑自己愈來愈老餅。我跟認識他的朋友提起這個訪問，朋友異口同聲以一個詞形容他：integrity，他是個有integrity的人。甫坐下，他跟我說一個關於前線的故事，不過那個前線上的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的戰場，名字是奧威爾（George Orwell），《動物農莊》、《1984》作者把親身經歷寫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書中。奧威爾當時和很多歐洲人一心參戰打法西斯，支援西班牙共和政府，「他找上英國共產黨推薦參加國際縱隊，被拒後獲介紹參加POUM（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書裏的具體描述很動人，說到最初參加左翼民兵，廢除了嚴格的上下級稱謂；餐廳侍應都拒絕收小費，認為如果覺得人工不夠，應該去爭取提高工資」，然而西班牙共和政府得蘇共斯大林支持，未打敗法西斯，先清除其他左翼民兵的勢力，「將槍頭指向自己陣營，在馬德里消滅他們，說他們是法西斯的特務，將所有蘇聯斯大林共產黨之外的其他左翼都打成反革命」。
如果你活在當時，會如何選擇投入哪個反法西斯的陣營？「若是着重誰贏面大，選共產黨就好正常，它雖然會講吓大話、唔係好民主、有時X街吓，但勢力大；抑或選不講大話、真誠但力量小的一方？」但這個故事的贏家卻是佛朗哥，「因為內部清洗削弱了自己的陣營，千百萬普羅大眾出來支持你，就像我們現在，不顧一切站出來，然後他們竟眼見自己人內訌，核心的人逃亡、普通的士兵變得消極」。區龍宇說今日我們常常有一種「偽二元對立」，不理政見是七彩光譜，只看黑白。「有時實際行動上是需要的，難道說等等，先研究研究這個口號怎喊？所以要搞清楚，我明白勇武有時話打陣仗呀，okok，但不是任何時候都打仗，打之前都應該想清楚，現在很多資訊可以接觸，最弊很多人真誠追求民主，但沒看清事情，我把這些叫做冚唪唥主義。」
爭取外國支持 請先做功課
配對哲學，首先要弄清自己的立場，也要多讀書。「聯繫外國政府，就要做很多分析：你屬於什麼價值立場、在做什麼，要考慮清楚，就算不說什麼價值，又有什麼實際利害。」問他為何去中環「香港加泰人權自由集會」，「我支持加泰人民的民主自決權，打壓當然不對，但民主自決權是天生的權利」，獨立不獨立，可以由民主過程決定。爭取自決權+反鎮壓，是他眼中香港運動跟加泰運動可配對之處。但說到底西方領袖都不甚支持加泰獨立，即使我們只支持自決，都會令西方國家唔鍾意？「這又是冚唪唥主義囉。歐盟的統治精英當然不是很想加泰獨立，但我們要區分政府和人民，不是同一回事。」得到統治者支持不是更好嗎？討好默克爾，至少有機會跟習近平講兩句？「我不會否定這個實效的考慮，但我們不要忘記，如果講實效更要避忌，政府有強弱之分。其實老實講，支持加泰，你估你會激嬲歐盟高層的政治家咩？佢根本睇都唔睇你，你如何frame加泰的運動，都影響不到歐洲，不要誇大自己吧。要有政治常識，不可只說價值，也說強弱，弱勢時堅持自己的價值也要懂得怎樣表達，不然就是學院派、理想家。」
遊行持多國國旗 外國人不解
近月的遊行集會，多了一個持各國國旗的隊伍，區龍宇說，不分清國家與人民，會引起外國人的疑慮。他上月赴柏林舉行一個國際和平會議，與外國朋友見面，被問香港人為何要這樣舉國旗？他解釋，很多香港人把它視作像奧運般we connect to the world的意義，國旗就代表那個國家的人民。「不過就如日本，戰後政府都不敢強推國旗法規定學校升國旗，直至一九八○年代才強調學校升旗，當時日本的教師工會都極力反對，現在雖不強推，很多學校都會做，但會有上了年紀的教師很反感，因為國旗是國家崇拜的一部分，而國家崇拜曾帶他們走向災難。」又如德國，「西德成立時是在美國的庇護之下，但戰爭完結前美英在德國亂炸平民。日本、德國不少人雖不會反對國旗，但不覺得國旗代表我」。美領館遊行，很多人舉美國旗，有種說法是要落力舉，因為美國人都很愛國，「我得罪講句，這是政治上很幼稚。美國人都一樣嗎？那香港人又是否個個一樣？美國有很多拉美移民，但美國旗上的星也包括新墨西哥州，墨西哥裔的人會有保留，覺得地是搶來的」。
港人權法案
應籲美刪走部分條文
特朗普敢與中國對着幹，所以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應該堅定不移站在美國一方？他不說其他，認為至少先看清《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案包括監察香港政府執行對美國制裁國家的管制，以及監察香港政府有無法律能力執行「美國——香港」有關引渡逃犯的協議，他批評前者是為美國外交政策背書、後者沒明確保障像斯諾登這樣的吹哨者，不尊重人權，違背港人反修訂引渡條例的精神。「協議本來就存在，不需要在這裏講，這個做法只為重申你是美帝」，「我們可以提出呼籲美國進步派民主議員，提出修訂刪去這些條款」。
這樣不是節外生枝，提高法案通過的阻力？「因為你未有主體意識，乜都驚囉。如果香港人有反殖民的主體意識，我們不需要等，可以作主動。只是讓他們修訂，而不是反對整個法案，這是一個聲音，表明主體性的立場。」配對不是all or nothing，要抽出與他人的共同點連成一線，說清與人結哪部分的盟。「要清楚大家的同與不同，因為這樣才是一個主體。香港人的悲哀就是永遠被殖民，但失去了自我。保持自我，同時明白世界上大國小國的地緣政治，地方小就更要識。芬蘭就比較懂了，不會參加北約，參加了就是歸邊，但旁邊是蘇聯，那又是否代表要聽蘇聯話？卻又不然。」而聯繫國家利益的合作也只會是暫時性的，特朗普對中方態度反覆，也只會在碰巧與港人利益有交集時才會幫忙。集會上有人舉牌支援多處受壓迫的人民，其中stand with Kurds的庫爾德人如何在幫忙對付薩達姆、伊斯蘭國後被美國一次次賣豬仔，便足以令人警醒。
少年時參加保釣 非因愛國
「香港人好可悲，從來在大國眼中都是really nothing。」區老師這天穿恤衫西褲，個子清瘦，金絲鏡框，鏡臂掛在一雙大耳朵上，一派斯文書生模樣，坐下來熱心沏壺茶，用桌上的「大紅袍」茶葉包。我說句閒話「嘩，大紅袍」，他倒點破「唔通真係咩，嘿嘿」。他待人總是溫和，不過解釋起政治理念與見解時，高亢的聲線份外顯得鏗鏘。他十四歲就參加保釣運動。「你們這一代不知道，那時中國人被英國人騎住，大家都感受到。」所以保釣，因為堅持釣魚台是中國的？「回想那種感覺，我想我天生不是很愛國的人。那時我最主要不是覺得好愛國，而是對壓迫者的反感。」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在維園的保釣集會，被警方鎮壓，「很多同學被打，當時殖民政府如果容許我們有和平示威，我也不一定會走出來」，他記得當時的文匯大公，說保釣年輕人別有用心。「一句講晒，任何不受他們控制的都是敵人」，他的親戚認識國粹派朋友，信息從內地一級一級傳遞下來，「說『你們都是同胞』，那倒不錯，承認我們是同胞。然後再說香港同胞就靜待解放啦，香港是我們的長期打算，不要搞亂，要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雖是舊事，他忍不住口，彷彿一下變回當年聽到這句話的小子，「嘩X街啦你，差佬那時的暴力是不可想像」，想想，「現在是可以想像喇」，「我眼見街邊賣雞蛋的小販，差佬把雞蛋全部踏破，即刻趕走」。還勸香港人靜待解放？
想起來都是歷史的諷刺。他語氣輕省地說，「到了成年，其實我都受心靈創傷」。換身分證時，原來國籍有得揀，職員問，你想揀英籍定中國籍？他一時拿不定主意。「他跟我說，揀咩都冇所謂㗎喇，冇樣係真㗎。」今天有外國朋友問他，香港會不會演變出民族主義，「我話你要搞清楚，民族和民族主義是不同的，即使香港成為一個民族，不等於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將民族身分凌駕一切，凌駕民主自由平等，咁就大鑊。但如果說民族那份感情，我覺得我們應該有喎。我們就是太遲有囉，太相信人囉，太相信大國的縱橫捭闔，被人搵笨幾十年，最後就是you are nothing」。
大國之間，香港要當棋子還是過河卒？權衡之道，在他而言，堅持原則就是一個要素，也就是integrity。「如果我們是真正的民主派，港獨都冇所謂，如果你是民主派的港獨，港獨是經過民主程序，那畢竟香港的運動是要尊重民主自由和平的價值，在國際的聯繫也要尊重這個價值。不能說美國砌緊中共，我們就可把它犧牲，不提出一點意見。荒謬的是，立法是經國會，為何去求特朗普來打救？我們應該呼籲美國進步民主平等的力量，支持香港人，確保法案真正有用，而非只是裝飾，或方便保守派的力量搞hidden agenda。」
一九八六年的高山會議，民主派團體商討選舉及政制方案。「我在台下發言，說為何不爭取立法局全面直選？那時被人笑，但我覺得幾十年後看，每個階段都應根據現實條件，得到最大可能民主的程度。」他批評九七前後泛民一直要求四成直選議席，「如果泛民早些堅持普選的要求，可能會有些不同」。回到奧威爾的兩難題，區龍宇似乎總走在少數的路上。一九七○年代他加入托派組織「社會主義青年社」，後來加入「革馬盟」（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托派沒有成為政治主流；他筆下對中共、特朗普、泛民、本土派一律批評過；那天支持加泰人權集會，到陳浩天發表關於港獨的演說，他就離開了。「他有權發表，那不是問題，但我不同意他的內容。我贊成民主自決，如果經過公投是獨立，我都接受，雖然我覺得不是聰明的選擇。但他從來沒說清楚這是經民主自決的港獨。」
做清醒的人 或可改變社會
退休前區龍宇是中學教師，教中文和中史。看着他直挺挺的背，讓人不禁想問，你堅持的信念一直沒有實現，會不會累？「這不是簡單信與不信，而是在這過程不斷學，令我做一個清醒的人。我常跟青年朋友這樣說，你改變不到社會也好，至少做個清醒的人，但咁喎，做清醒的人可能就在改變社會了。」攝記搭句話，「清醒的人會很痛苦。」「唔係，我覺得」。訪問完了，他趕時間會合朋友，一直走在我們前面，回頭答：「被欺騙的感覺更痛苦，或被人當作工具使用、沒有人的尊嚴，更痛苦。」
「清醒意思是冇咁容易畀人呃，愈是動盪的時代，群眾出來反抗是好的，但會走不同方向，你自己永遠要不斷想你的選擇。」他推介勇武讀《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可看到做勇武不代表要蔑視人的尊嚴」。可是左翼民兵最後都落得被清洗的下場？他睜着眼睛說，「沒道理說一定注定這樣，沒說注定你堅持好的價值就會輸。這是沒道理的，因為好的價值是對每個人都好，只是對獨裁者不好，為何我們要放棄？這只會令你的運動、戰爭、奮鬥更加具正當性，有道義的力量」。一直走一直走，我們又到了一個路口，「我們輸突了不是嗎？至少殖民地政府時都冇蒙面法啦。不過有件事，我們沒有輸突，就是民主覺醒」。綠燈在閃，他活潑地說，「跑過去得唔得吖嗱？」跳着步過路又繼續：「你估民主真的有賴選舉制度咩？這當然重要，然而關鍵還是人本身。香港人第一次得到政治鍛煉就是這個時候，之所以咁易畀人呃咗幾廿年，就是因為沒有政治能力，不清醒。這種覺醒才是我們最大的成績呀。」
文 // 曾曉玲
圖 // 蘇智鑫
編輯 // 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10月27日星期日
左中右達人區龍宇（蘇智鑫攝）
【明報專訊】在應否出席支持加泰人集會的爭議聲中，區龍宇選擇動身去遮打花園。
美國共和黨的俞懷松（Solomon Yue）在Twitter上警告，集會是「支持加泰=香港人想獨立」的陷阱；不過有參加者說，外國人撐香港， 當外國的人有難，我們都要支持。區龍宇在報章及網媒時有發表評論文章，最近其中一篇，談「外國勢力的配對哲學」，去美領館請願、邀日本右翼政客出席民間記者會，都是錯配。
國際戰線上如何取捨？他說香港人最弊的，是懷着一種「冚唪唥主義」。
「總言之美國就冚唪唥都係好，民主國家就冚唪唥都民主，不會細分」，「作為民主派，要知民主必然有多元論述，容許人個性發展，就要接受別人想法跟你不同。你不承認這個事實就不是民主派，但你要找match的力量，有乜理由向特朗普喊話？
他所代表的，是美國式保守主義的極致。我們不可以一聽『自由』兩個字就興奮，以為是同志。
我們要爭取自由，但美國保守派對『自由』的定義跟我們很不一樣。他們的定義是有侮辱女性的自由；有使用種族主義稱呼的自由，隨便叫黑人做黑鬼；老闆可以自由炒人」。
政見豈止黑白兩色
區老師今年六十二歲了，他笑自己愈來愈老餅。我跟認識他的朋友提起這個訪問，朋友異口同聲以一個詞形容他：integrity，他是個有integrity的人。甫坐下，他跟我說一個關於前線的故事，不過那個前線上的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的戰場，名字是奧威爾（George Orwell），《動物農莊》、《1984》作者把親身經歷寫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書中。奧威爾當時和很多歐洲人一心參戰打法西斯，支援西班牙共和政府，「他找上英國共產黨推薦參加國際縱隊，被拒後獲介紹參加POUM（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書裏的具體描述很動人，說到最初參加左翼民兵，廢除了嚴格的上下級稱謂；餐廳侍應都拒絕收小費，認為如果覺得人工不夠，應該去爭取提高工資」，然而西班牙共和政府得蘇共斯大林支持，未打敗法西斯，先清除其他左翼民兵的勢力，「將槍頭指向自己陣營，在馬德里消滅他們，說他們是法西斯的特務，將所有蘇聯斯大林共產黨之外的其他左翼都打成反革命」。
如果你活在當時，會如何選擇投入哪個反法西斯的陣營？「若是着重誰贏面大，選共產黨就好正常，它雖然會講吓大話、唔係好民主、有時X街吓，但勢力大；抑或選不講大話、真誠但力量小的一方？」但這個故事的贏家卻是佛朗哥，「因為內部清洗削弱了自己的陣營，千百萬普羅大眾出來支持你，就像我們現在，不顧一切站出來，然後他們竟眼見自己人內訌，核心的人逃亡、普通的士兵變得消極」。區龍宇說今日我們常常有一種「偽二元對立」，不理政見是七彩光譜，只看黑白。「有時實際行動上是需要的，難道說等等，先研究研究這個口號怎喊？所以要搞清楚，我明白勇武有時話打陣仗呀，okok，但不是任何時候都打仗，打之前都應該想清楚，現在很多資訊可以接觸，最弊很多人真誠追求民主，但沒看清事情，我把這些叫做冚唪唥主義。」
爭取外國支持 請先做功課
配對哲學，首先要弄清自己的立場，也要多讀書。「聯繫外國政府，就要做很多分析：你屬於什麼價值立場、在做什麼，要考慮清楚，就算不說什麼價值，又有什麼實際利害。」問他為何去中環「香港加泰人權自由集會」，「我支持加泰人民的民主自決權，打壓當然不對，但民主自決權是天生的權利」，獨立不獨立，可以由民主過程決定。爭取自決權+反鎮壓，是他眼中香港運動跟加泰運動可配對之處。但說到底西方領袖都不甚支持加泰獨立，即使我們只支持自決，都會令西方國家唔鍾意？「這又是冚唪唥主義囉。歐盟的統治精英當然不是很想加泰獨立，但我們要區分政府和人民，不是同一回事。」得到統治者支持不是更好嗎？討好默克爾，至少有機會跟習近平講兩句？「我不會否定這個實效的考慮，但我們不要忘記，如果講實效更要避忌，政府有強弱之分。其實老實講，支持加泰，你估你會激嬲歐盟高層的政治家咩？佢根本睇都唔睇你，你如何frame加泰的運動，都影響不到歐洲，不要誇大自己吧。要有政治常識，不可只說價值，也說強弱，弱勢時堅持自己的價值也要懂得怎樣表達，不然就是學院派、理想家。」
遊行持多國國旗 外國人不解
近月的遊行集會，多了一個持各國國旗的隊伍，區龍宇說，不分清國家與人民，會引起外國人的疑慮。他上月赴柏林舉行一個國際和平會議，與外國朋友見面，被問香港人為何要這樣舉國旗？他解釋，很多香港人把它視作像奧運般we connect to the world的意義，國旗就代表那個國家的人民。「不過就如日本，戰後政府都不敢強推國旗法規定學校升國旗，直至一九八○年代才強調學校升旗，當時日本的教師工會都極力反對，現在雖不強推，很多學校都會做，但會有上了年紀的教師很反感，因為國旗是國家崇拜的一部分，而國家崇拜曾帶他們走向災難。」又如德國，「西德成立時是在美國的庇護之下，但戰爭完結前美英在德國亂炸平民。日本、德國不少人雖不會反對國旗，但不覺得國旗代表我」。美領館遊行，很多人舉美國旗，有種說法是要落力舉，因為美國人都很愛國，「我得罪講句，這是政治上很幼稚。美國人都一樣嗎？那香港人又是否個個一樣？美國有很多拉美移民，但美國旗上的星也包括新墨西哥州，墨西哥裔的人會有保留，覺得地是搶來的」。
港人權法案
應籲美刪走部分條文
特朗普敢與中國對着幹，所以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應該堅定不移站在美國一方？他不說其他，認為至少先看清《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案包括監察香港政府執行對美國制裁國家的管制，以及監察香港政府有無法律能力執行「美國——香港」有關引渡逃犯的協議，他批評前者是為美國外交政策背書、後者沒明確保障像斯諾登這樣的吹哨者，不尊重人權，違背港人反修訂引渡條例的精神。「協議本來就存在，不需要在這裏講，這個做法只為重申你是美帝」，「我們可以提出呼籲美國進步派民主議員，提出修訂刪去這些條款」。
這樣不是節外生枝，提高法案通過的阻力？「因為你未有主體意識，乜都驚囉。如果香港人有反殖民的主體意識，我們不需要等，可以作主動。只是讓他們修訂，而不是反對整個法案，這是一個聲音，表明主體性的立場。」配對不是all or nothing，要抽出與他人的共同點連成一線，說清與人結哪部分的盟。「要清楚大家的同與不同，因為這樣才是一個主體。香港人的悲哀就是永遠被殖民，但失去了自我。保持自我，同時明白世界上大國小國的地緣政治，地方小就更要識。芬蘭就比較懂了，不會參加北約，參加了就是歸邊，但旁邊是蘇聯，那又是否代表要聽蘇聯話？卻又不然。」而聯繫國家利益的合作也只會是暫時性的，特朗普對中方態度反覆，也只會在碰巧與港人利益有交集時才會幫忙。集會上有人舉牌支援多處受壓迫的人民，其中stand with Kurds的庫爾德人如何在幫忙對付薩達姆、伊斯蘭國後被美國一次次賣豬仔，便足以令人警醒。
少年時參加保釣 非因愛國
「香港人好可悲，從來在大國眼中都是really nothing。」區老師這天穿恤衫西褲，個子清瘦，金絲鏡框，鏡臂掛在一雙大耳朵上，一派斯文書生模樣，坐下來熱心沏壺茶，用桌上的「大紅袍」茶葉包。我說句閒話「嘩，大紅袍」，他倒點破「唔通真係咩，嘿嘿」。他待人總是溫和，不過解釋起政治理念與見解時，高亢的聲線份外顯得鏗鏘。他十四歲就參加保釣運動。「你們這一代不知道，那時中國人被英國人騎住，大家都感受到。」所以保釣，因為堅持釣魚台是中國的？「回想那種感覺，我想我天生不是很愛國的人。那時我最主要不是覺得好愛國，而是對壓迫者的反感。」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在維園的保釣集會，被警方鎮壓，「很多同學被打，當時殖民政府如果容許我們有和平示威，我也不一定會走出來」，他記得當時的文匯大公，說保釣年輕人別有用心。「一句講晒，任何不受他們控制的都是敵人」，他的親戚認識國粹派朋友，信息從內地一級一級傳遞下來，「說『你們都是同胞』，那倒不錯，承認我們是同胞。然後再說香港同胞就靜待解放啦，香港是我們的長期打算，不要搞亂，要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雖是舊事，他忍不住口，彷彿一下變回當年聽到這句話的小子，「嘩X街啦你，差佬那時的暴力是不可想像」，想想，「現在是可以想像喇」，「我眼見街邊賣雞蛋的小販，差佬把雞蛋全部踏破，即刻趕走」。還勸香港人靜待解放？
想起來都是歷史的諷刺。他語氣輕省地說，「到了成年，其實我都受心靈創傷」。換身分證時，原來國籍有得揀，職員問，你想揀英籍定中國籍？他一時拿不定主意。「他跟我說，揀咩都冇所謂㗎喇，冇樣係真㗎。」今天有外國朋友問他，香港會不會演變出民族主義，「我話你要搞清楚，民族和民族主義是不同的，即使香港成為一個民族，不等於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將民族身分凌駕一切，凌駕民主自由平等，咁就大鑊。但如果說民族那份感情，我覺得我們應該有喎。我們就是太遲有囉，太相信人囉，太相信大國的縱橫捭闔，被人搵笨幾十年，最後就是you are nothing」。
大國之間，香港要當棋子還是過河卒？權衡之道，在他而言，堅持原則就是一個要素，也就是integrity。「如果我們是真正的民主派，港獨都冇所謂，如果你是民主派的港獨，港獨是經過民主程序，那畢竟香港的運動是要尊重民主自由和平的價值，在國際的聯繫也要尊重這個價值。不能說美國砌緊中共，我們就可把它犧牲，不提出一點意見。荒謬的是，立法是經國會，為何去求特朗普來打救？我們應該呼籲美國進步民主平等的力量，支持香港人，確保法案真正有用，而非只是裝飾，或方便保守派的力量搞hidden agenda。」
一九八六年的高山會議，民主派團體商討選舉及政制方案。「我在台下發言，說為何不爭取立法局全面直選？那時被人笑，但我覺得幾十年後看，每個階段都應根據現實條件，得到最大可能民主的程度。」他批評九七前後泛民一直要求四成直選議席，「如果泛民早些堅持普選的要求，可能會有些不同」。回到奧威爾的兩難題，區龍宇似乎總走在少數的路上。一九七○年代他加入托派組織「社會主義青年社」，後來加入「革馬盟」（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托派沒有成為政治主流；他筆下對中共、特朗普、泛民、本土派一律批評過；那天支持加泰人權集會，到陳浩天發表關於港獨的演說，他就離開了。「他有權發表，那不是問題，但我不同意他的內容。我贊成民主自決，如果經過公投是獨立，我都接受，雖然我覺得不是聰明的選擇。但他從來沒說清楚這是經民主自決的港獨。」
做清醒的人 或可改變社會
退休前區龍宇是中學教師，教中文和中史。看着他直挺挺的背，讓人不禁想問，你堅持的信念一直沒有實現，會不會累？「這不是簡單信與不信，而是在這過程不斷學，令我做一個清醒的人。我常跟青年朋友這樣說，你改變不到社會也好，至少做個清醒的人，但咁喎，做清醒的人可能就在改變社會了。」攝記搭句話，「清醒的人會很痛苦。」「唔係，我覺得」。訪問完了，他趕時間會合朋友，一直走在我們前面，回頭答：「被欺騙的感覺更痛苦，或被人當作工具使用、沒有人的尊嚴，更痛苦。」
「清醒意思是冇咁容易畀人呃，愈是動盪的時代，群眾出來反抗是好的，但會走不同方向，你自己永遠要不斷想你的選擇。」他推介勇武讀《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可看到做勇武不代表要蔑視人的尊嚴」。可是左翼民兵最後都落得被清洗的下場？他睜着眼睛說，「沒道理說一定注定這樣，沒說注定你堅持好的價值就會輸。這是沒道理的，因為好的價值是對每個人都好，只是對獨裁者不好，為何我們要放棄？這只會令你的運動、戰爭、奮鬥更加具正當性，有道義的力量」。一直走一直走，我們又到了一個路口，「我們輸突了不是嗎？至少殖民地政府時都冇蒙面法啦。不過有件事，我們沒有輸突，就是民主覺醒」。綠燈在閃，他活潑地說，「跑過去得唔得吖嗱？」跳着步過路又繼續：「你估民主真的有賴選舉制度咩？這當然重要，然而關鍵還是人本身。香港人第一次得到政治鍛煉就是這個時候，之所以咁易畀人呃咗幾廿年，就是因為沒有政治能力，不清醒。這種覺醒才是我們最大的成績呀。」
文 // 曾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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