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27-張潔平：通向普選的巴別塔。香港，來信攤牌（二）
張潔平：通向普選的巴別塔。香港，來信攤牌（二）
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06月27日
2014年3月23日，和平占中義工隊啟動大會。
“歡迎來到香港的心臟。”
蔡東豪一個箭步跨到馬路中央。紅燈亮起的時候，這裡有幾秒鐘的靜止。就在這幾秒鐘裡，這個50歲的精電國際行政總裁完成了對身處之地最貼切的描述：“中環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地方，你站在馬路中間，前後左右十分鐘的步行半徑，就可以迅速找齊一個投資公司所需的全部人馬。”
“占中三子”（左起）陳健民、戴耀廷、朱耀明共同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
這樣的效率不僅確保了香港作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不可撼動的地位，也營造出一個功能複合與密集程度堪稱舉世無雙的城市空間。
香港中環是跨國銀行和金融機構首選的地區總部所在地，平均每一秒鐘就有350萬美元的外匯交易在這個全球密度最高、租金最貴的摩天大樓群中發生；這裡是香港的政治中心，政府總部、立法會、終審法院、解放軍駐港部隊的所在地；這裡也是公共交通的中心樞紐，有4條地鐵線、142條巴士線、9條渡輪航線一刻不停從這裡出發或者穿過，去往包括機場在內的這座城市的各個角落。
然而，密集的高效也往往意味著脆弱。封住幾個交通要塞，就可能令這區區幾平方公里的“心臟”癱瘓。這正是最近幾年在香港流行的意象：“佔領中環”。
作為政治與商業權力的中心，抗議運動對於中環而言，本不是陌生事。從60年代反天星小輪加價、70年代保釣運動，一直到1989年，香港百萬人上街聲援天安門學生的示威遊行，都在中環的各個廣場發生。2011年10月，香港左翼人士受“佔領華爾街”啟發，發起反資本主義的“佔領中環”行動，他們在滙豐銀行總行樓下的公共空間安營紮寨了11個月，直至被警方清場。儘管這場行動的訴求在香港極為小眾，但“佔領中環”的意象卻由此深入人心。
反資本主義的左翼青年被趕走半年之後，另一場截然不同的“佔領中環”運動拉開序幕。這次“佔領中環”以民主普選為核心訴求，發起人強調，如果北京不讓香港落實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就發動佔領中環。與此前所有在中環發生的遊行示威不同，這一場“占中”不只是要佔據具有象徵性的局部空間，彰顯群體意志；更首次提出要阻塞交通要道、令空間運轉癱瘓，進而對整個中環區域實現真正的“佔領”。
一、
“在香港，只要有近1萬人聚集在中環，即使純是靜坐，阻塞交通要道，就足以癱瘓香港。”早在2010年4月14日，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已經在報章專欄中構想了這樣的圖景。當時，這只是他理論推演的一部分。
這個構想的背景是2010年的香港政改商討。這一年，在爭取民主普選的道路上走了近30年的香港民主派，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與分裂。
回歸之後，受制於基本法的政制安排，香港民主派儘管在體制外佔據主流，卻無法在體制內贏得多數議席。十多年下來，“永遠的反對派”身份既給了他們在體制外運作的道德光環，也消耗著他們實際的政治實力。2007年，全國人大決定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可以首次由代議制選舉改為一人一票普選制。這個在民主派看來“遲到”了10年的承諾，卻帶給他們更大的分化。
可以相信北京嗎？北京有誠意帶給香港“真普選”嗎？還只是按照他們的喜好篩選過候選人之後，再讓香港市民一人一票的“假普選”？或者，問得再直接一點，北京一向不喜歡的民主派人士，能夠不受制度性排擠，有平等入閘參選的機會嗎？
這些問題成了通向2017普選道路上，每一輪政改討論都必然爭拗的焦點。而北京從不清楚表態。2012年的特首和立法會改選，是2017前最後一次面對爭拗的機會。根據全國人大的規定，普選的具體方案在程式上需要由特區政府提出，立法會2/3票數通過，報全國人大批准。因此，2012年選出的特首，將直接負責帶領特區政府提出2017普選方案，2012年選出的的第五屆立法會，則對這一普選方案有直接的表決權。因此2012的兩次選舉格外引人注目，而啟動這一年選舉諮詢的2010年，香港政府則稱之為政改的“起錨期”。
以爭普選為最重要目標的民主派，到了2010年的“起錨期”，意見已經分化為相當典型的兩派：一派認為，沒有北京對2017是“沒有篩選”的“真普選”的最終承諾，一切所謂“循序漸進”的“改革”都是妥協、背叛；另一派則認為，在爭取對“真普選”終極承諾的同時，也必須珍視每一次階段性改革的機會，給普選鋪一條“改良”之路。前者被視為“激進民主派”，典型的政黨代表如2006年成立的社會民主連線；後者則被視為“溫和民主派”，典型代表如最老牌的民主黨。
面向2012選舉，這兩派採取的也是截然不同的應對。激進派不追求2012選舉的細節設計，而將全部能量投入在逼迫北京承諾未來的“真普選”。他們的方式是發起立法會“五區總辭”，即在議會內每個選區派出一名議員辭職而後重新參加補選，在民間則以“實現真普選”為議題號召市民投票支持，試圖造成“變相公投”的效果，向中央宣示民意。此法在民間引起巨大爭議，不光招致建制派與北京的嚴厲抨擊，也遭到“溫和民主派”的杯葛，最終效果冷淡。而另一方面，溫和派的民主黨則在關鍵時刻選擇了談判。他們自1989年與北京決裂以來，首次願意與京官在中聯辦“閉門會談”，遊說北京接受民主派提出的改良方案，最終收穫階段性成果──在2012的選舉中改良了港府提案，增加了立法會民主直選的議席；但2017年香港是否能最終走向無篩選的“真普選”，北京卻不置可否。
按理來說，這已經是香港政改路上難得的進步——水火不容的雙方願意各讓一步，求得共識，促成進展；但吊詭的是，這“進步”卻沒有給民主派加分，反而令它元氣大傷。一方面，力主談判的民主黨被部分激進派強烈指責為“背叛”、“賣港”，激進派甚至為此專門成立政治團體“人民力量”，四處狙擊民主黨，造成民主派空前的大分裂；另一方面，民主派內訌不斷，但無論激進或者溫和路線，都未能爭取到北京對“真普選”的實質承諾或表態，令支持者普遍感到失望。
其結果是，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雖然增加了直選成份，但民主派的議席比例卻並沒有增加，只是勉強保住了1/3議席。從直選議席的得票來看，民主派的支持率亦首次跌破多年來穩定的六成。
對民主派來說，這一役無疑是慘痛的教訓。回歸之後15年，他們的政治實力和威望已經下滑到無法消化與北京的“妥協”，同時也缺乏創意和足夠的支持講“抗爭”。而2012一過，下一站，便是2017。
到此刻，局勢已經變得清楚：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民主派握有立法會中三分之一的否決票數，北京則有最終不批准方案的權力。如果民主派與北京無法達成共識，那普選便無路可走。然而，經過2010，民主派與北京之間的博弈空間已消耗殆盡，民主派的支持者不會再買“妥協”的賬，而無所顧忌的“抗爭”又可能葬送唯一的機會。
在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看來，民主派面前已經沒有“改良”的空間：“以前爭普選被否決，可以說我們退後，我們等，但沒人會說民主已經失敗。可是2017說了要有‘普選’，這次就是要出來給一個方案，說這個就是我理解的、我要的民主，已經沒有退路了。如果不成，就是失敗。”正是這“最後一戰”的死局，把所有人的神經都繃到最緊張而又無力的狀態。
還有什麼路可以走？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在“拉倒”之前，重新造出談判的空間？和很多學者、評論人一樣，戴耀廷也在報章專欄裡給出自己的分析和提議。在寫於2010年的兩篇專欄文章《社會行動的八種方法》、《下一波社會行動：脅之以勢》中，他認為，香港當下的政治生態，舊有的“溫和”或者“激進”行動模式都已失效，需要更進一步的“脅之以勢”：即用更有破壞性的行動對執政者產生真實威脅，在這個基礎上，重新獲得“談判”或“說理”的籌碼。什麼樣的行動才能構成“威脅”呢？他受2010年泰國紅衫軍在曼谷市中心靜坐抗議的啟發，產生了前述的構想：“10000人聚集中環”的非暴力行動。
接受採訪時他對我說：“最初就是想要劃一條底線，這個底線要比普選‘拉倒’更低，要是一個更加無法收場的局面。誰也不想這件事發生，那麼理性的各方應該做的，就是比底線好，而不是向著底線去。在這個過程裡逼著大家去找到共識。”
誰也沒想到，這在當時看來是狂想、也完全無人問津的言論，三年後，竟成了這座城市的中心意象。
二、
在香港，如果你關心公共事務，也許會在各類公眾論壇中見過戴教授。這是個溫吞到不太容易被記住的形象：圓圓的臉，隨意的西裝襯衫，說話時身體前傾，眼睛在圓圓的鏡片後閃光，耐心而靦腆的表情，是再典型不過的大學老師模樣。他的發言條理清晰，但少有警句或生動故事，不溫不火，聽久了也容易困倦。
戴耀廷的專業成績很好。80年代末在香港大學法律系就讀時，他曾是基本法起草諮詢委員會裡兩名學生代表之一；1989年畢業後，他做過民主派大佬李柱銘的議員助理。無論是早期參與議會實踐，或是後來回到學院教書，香港與中國的憲政改革、參與式民主一直是他研究的核心議題，學術成果亦普遍受認可。香港中學教材中，關於“法治”的十六字定義便來自戴耀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除了定期撰寫評論專欄、參加一些鬆散的支持普選的學者聯盟，他並不常出現在行動者的隊伍裡，即使有，也是在後排。
所以2013年1月16日，他在《信報》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著實讓很多人跌破眼鏡。相比三年前提出“萬人聚集中環”的“非暴力行動”，戴耀廷在這篇文章裡更進一步提出“公民抗命”，他稱之為“殺傷力更大的武器”，並詳細列出計畫：“以現在的形式看，北京政府會讓香港有真普選的機會並不大”……到爭取真普選的“最後時刻”，要有“包括意見領袖在內”的“一萬人以上”，“違法”、“非暴力”、“長期”地“佔領中環要道”，“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政府改變立場”。行動違法，行動者明瞭這一點仍堅持進行，以貫徹法治的最高理念“以法達義”；但如果被捕，不抗辯，甘願坐牢，是為“公民抗命”。
“這就是‘佔領中環’，”他說。
整篇文章幾乎沒有使用修飾性詞語，讀來卻驚心動魄、圖窮匕現。與三年前相比，這已經不只是理論推演，而更像是吹響號角的行動宣言了。
仿佛是一時不知說什麼好，輿論靜默了整整一個星期。
一星期後，戴耀廷的電話突然頻繁響起，從此再沒有安靜過。採訪邀約如雪片紛至，舊雨新知也絡繹登門，他們說，戴耀廷在香港拋出了一枚“深水炸彈”。
戴耀廷卻對這炸了鍋的反響有點懵：“我完全沒想過會有這麼大反應，兩三年前我就說了中環的事，一直都是沒人理的……”在兩個星期後的又一篇專欄中（2013年1月30日《非暴力公民抗命“佔領中環”》），他甚至寫：“很對不起，寫了‘佔領中環’一文，令大家都不能再回避香港民主憲政轉型的問題，謹此致歉。但我也是在博弈中，別無選擇。”他坦言自己是學者，不是社會活動家，運動究竟應該怎樣搞並不很清楚，更希望有“具公信力和組織力的領袖帶領這個運動”。
走上門來的記者，問題步步緊逼：怎麼“佔領”？誰來領導？在2013年2月3日的《明報》上，戴耀廷被“逼”出了這樣的回答：理想的領袖應該德高望重，可以縮小民主派內部的分歧，又不要太有明星光環，以免參加者激情多於理性，“比如朱耀明牧師、陳健民教授都是理想人選”，自己會參與，但“一定不是組織者”。
朱耀明是在看報紙時，見到自己名字的。“啊？我一看，有沒有搞錯？戴耀廷沒給我打電話啊。我明明已經退休了。”去年5月在接受採訪時他又氣又笑地對我說。雪白的頭髮在風裡揚起來，線條硬朗的臉上依然能看到年輕時的英俊。
香港人都親切地叫他“朱牧”。作為一名數十年來一直走在民主、人權行動第一線的基督教牧師，朱耀明在民主派中備受尊敬。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朱耀明曾參與策劃營救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的“黃雀行動”，協助超過400名流亡者經香港獲得歐美國家政治庇護；他也一直積極於香港本地的民主運動，在港英時期爭取在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的“八八直選”，回歸後創立泛民主派的“民主發展網路”……30年下來，用他的話說，“真是什麼都做過了”，卻又是“一事無成”：六四事件看不到平反的希望，香港的民主之路也從來不由港人說了算……談不上心灰意懶，但08年一場大病之後，朱耀明終於決定退休。誰知偏在此刻，碰上晚輩點將——戴耀廷結婚時，朱耀明還是他的證婚人——偏偏還用了“公民抗命”這四個字。
“什麼都試過了，唯有這個還沒做過，”70歲的朱耀明笑起來，他的嗓音深沉而充滿蠱惑力，現在又添了些傷感：“在我的年紀，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爭民主的運動。公民抗命是我唯一還沒有做過的事。陳健民和戴耀廷我都熟悉，作為他們的長輩，我想我願意陪他們走這段路。”
儘管在戴耀廷這裡，“佔領中環”作為一場運動的開始充滿巧合，用他自己的話說：“完全不是一種有計劃的情況下出現的，可以說是政治的意外情況”；但對於被他點名的朱耀明和陳健民來說，決定加入則來自更主動而清晰的人生選擇。
朱耀明在參與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個人生命史中看到了“公民抗命”的意義所在；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副教授陳健民，則以社會學者的眼光，在“一國兩制”與民主香港的歷史棋盤中看到“佔領中環”的位置，進而定位了自己的角色。
“2010年你已經可以看到整個社會激進化的趨勢了，如果這次政改失敗，下一次改革的時間就要等到2022年——按照我理解，這代人，不可能等到2022年，”陳健民講起自己的焦慮時說，“接下來會怎樣？中間人的聲音越來越弱，極左和極右都是一些法西斯的聲音在鬥。你要看到自己的家這樣撕裂嗎？到了這點，我一下子有很清楚的這種感覺，覺得不能看著我住的這個家，下一步走向我不想看到的方向。我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是往前看的，我看到未來讓我擔心的狀態，所以現在就要選擇，在這個時候，我應該做什麼事情。”
最初在報紙上看到戴耀廷的“檄文”，陳健民也被這認識了十年的老友嚇了一跳：“戴耀廷一向溫和到極點，想不到會提出這麼有衝擊性的方案，完全超乎我想像。”在巴黎出差時，他接到朱耀明的電話，才得知自己被點了名做“占中”召集人。“在放下電話的那一刻，我已經決定了加入，”陳健民接受採訪時說，“仿佛聽到召喚。”他並未怎麼猶豫的決定，反倒讓朱耀明有些驚訝了。
在香港，和朱耀明死硬抗爭派的形象不同，陳健民一向是民主派裡堅持與北京溝通與商談的代表。2010年他是和民主黨一起與北京談判的主力成員，也曾在報紙上與“激進派”論戰，並因此不被許多社會運動的中堅分子信任。
他從不諱言，2003年之後，每個月都有“北方來的人”向他收風（探聽香港的局勢消息），官員也好、學者也罷，他幾乎是來者不拒。“我不想北京聽到的全都是傳統左派的聲音，說民主派勾結境外勢力這種，這不是事實，只會加深雙方的不信任，我才一直努力去說，為什麼香港需要民主改革，為什麼讓香港民主也不會威脅到中國……”
在香港的民主派中，恐怕少有人比陳健民更瞭解中國大陸。作為耶魯大學著名轉型民主研究學者Juan Linz的門徒，他從90年代開始在廣東研究公民社會，做民間組織調研與培訓，熟悉最草根狀態的中國；他也曾做過中國民政部的高級顧問，深諳“體制”的含義，善於在遊戲規則之內爭得最多的空間。他的普通話說得非常好，除了幾年一度回身參與香港政改的討論，十多年來，他主要的學術精力都放在大陸：“我的研究都在大陸，花時間建立中心，培訓的對象也是大陸NGO，用微博比用Facebook都多……我以為自己怎麼樣也不會捨下在大陸的工作。”
但也就是2010年之後，令戴耀廷焦慮的快速變化的香港時局，同樣困擾著陳健民。就在2013年戴耀廷發出“佔領中環”倡議之前，陳健民和他的香港朋友們也公開宣佈，不再接待來自北京的“中間人”，全面停止與中央對話。“談了10年，口都幹了，沒有什麼好談的了。”而直至他決定加入“佔領中環”，在大陸的工作也逐漸切割和一一移交，以免給同事帶來麻煩。“就是一下子的決定。我一下子知道我的家，現在面臨最關鍵的時候。我什麼都可以放棄，”陳健民說。
他明白“占中”需要在此時此刻發生，而對自己角色的選擇，則異常冷靜：“今天的香港仍然同時需要溫和路線和激進路線，兩條路線都需要的時候，我只會考慮，自己在某個環境下做什麼產生的影響最大。今天我跳進戴耀廷這個‘激進’計畫中，以我以前那麼溫和主張對話的形象（突然改變）一定會產生很大影響，會造成一種壓力，幫助這條路線建立得更好。我還是期待有人去談判，可是這次我不能做了。”戴耀廷和陳健民都深知，溫和的人走出來，站在激進一邊，才可以讓原本溫和、激進相對立的光譜重新洗牌，形成新的政治空間。“我們守住這個激進的位置，可以讓更激進的人變得邊緣。而我們和他們不同的是，即便我們不談判，也至少不會去攻擊談判的溫和派……”陳健民說。
“公民抗命”、自我犧牲的激進定位，是理性選擇的結果，而非就勢而為——這正是“佔領中環”運動從一開始，就不同於其它街頭運動的地方。而這種策略理性和運動本身召喚出的激情所形成的內在張力，貫穿了整場運動始終。
2013年3月27日，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發表兩個多月後，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三個人首次以“占中三子”的身份，宣佈共同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讓愛與和平”五個字是陳健民提議加上的，他說：“對不起，我們一定要用這個很肉麻的字眼。我們就是那麼土，主流社會才覺得我們這群人不是亂來的。我們最後一定要佔領的不只是中環，是佔領整個主流社會，整個主流社會支持我們才有意義。這也真的是這場運動的起點：對香港的愛。”
2013年4月開始至2014年5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所做的五次調查顯示，支援以“佔領中環”手段追求真普選的民意穩定在25%左右，而香港浸會大學政改調查所得的支援率數字則在38%（兩個調查所得的反對“佔領中環”的比率均超過50%）。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韜文接受採訪時認為：“占中牽涉到一種非法的手段，非法之後又接受法律懲罰的公民抗命，在香港政治文化裡算是非常激進。這種情況下，超過25%甚至30%的支持率已經相當高，反映出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是很心急，或許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
三、
然而，來自兩邊的抨擊從未停止。以北京控制的《文匯報》與《大公報》為陣地，連篇累牘的社論批評占中是“假和平、真暴力”，“境外勢力資金支持”、“勾結台獨勢力”，要將香港“引向動亂”。保守派成立民間團體“幫港出聲”，認為占中教唆青年人犯罪，犧牲香港法治精神，是瘋狂的舉動，要替“沉默的大多數”出聲反對。另一邊，更激進的立場則從一開始就攻擊“占中”是“投降主義”、“只想談判，沒有打算真的佔領”……有激進派成立“占中後援會”，稱“會全力參與占中”，“怕占中運動當中有人會受了不應該接受的妥協，出賣港人，中止行動”，更要“監察占中”。
“到底什麼時候佔領啊？”過去這一年半時間裡，幾乎每一個來訪的人都會問戴耀廷這問題。到後來，甚至發展成打招呼的開場白。
戴耀廷的標準答案有兩個，一個是“占中是為了不占中”：是要透過對抗產生未來的緊張，讓大家回到談判桌上，一旦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人達成共識，在2017實行真普選，占中便無須進行；而如若真要發生，答案則是：當“最後時刻”到來，如果沒有“真普選”，我們就佔領中環。
這句好像法庭戲對白的話，結論清晰，但兩個前提都曖昧不明。
第一個前提“最後時刻”，“占中三子”認為，是香港政府拿出最終普選方案交給立法會表決的時刻。但這個時間並不確定，可能是2014年底，也可能是2015年初。而現實中，隨著北京與香港之間的摩擦越來越大，社會情緒愈演愈烈，是否一定要以此作為運動的起點，占中的組織者內部也存在巨大爭議。
前提二更值得深究。界定一個普選方案是“真”是“假”並不像PX專案開工還是停工、服貿協定通過還是撤回這麼直接明確。在沒有普選的時候，上街遊行喊出“我們要普選”很簡單；而到了真正要一條一條設計普選方案時，“真普選”就無法只停留在政治口號，而必須落實在方案的每一個細節，作為具體的判斷準則：普選“真”或者“假”的標準是什麼？誰說了算？其中有沒有模糊的空間？如果有的話，有多少？最終承受這個結果的人，又可以接受多少？
正是這些問題，具體化了“佔領中環”運動的細節——“佔領”之前，必須先“商討”。
發起人戴耀廷強調，“佔領中環”不是目的，而是最終萬不得已的選擇，反而是決定要不要佔領的前提——這些不確定的因素，才是運動存在的意義：香港該不該有民主？該有什麼樣的民主？這民主應該落實為什麼樣的普選方案？而如果爭取民主的過程要付出代價，你願不願意？願意付出多少？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而要每個人為自己做出思考和選擇。戴耀廷說：“不同的人在‘占中’看到不同的事情，有人只有興趣討論怎樣佔領，催促佔領，但對我來說，前期去做一個公民教育、創造一個好的環境才是更重要的。讓大家在這個過程裡更深地去想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讓人民的運動在這個環境自發地產生，或者不需要出現……這本身正是一個‘民主文化’建立的過程。到最後無論‘佔領’本身成功與否，其實香港已經因其而改變。”
民眾要怎樣集體討論複雜的普選方案問題，並形成一定的民意共識？借用自己喜歡的美國學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hkin提出的“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概念，戴耀廷給“占中”的開頭與結局之間，設計出一整套環節，就叫“商討日”（簡稱D-Day）。
兩位美國學者所針對的問題是，在不少現行的民主體制中，公民對於重要的公共議題通常缺乏全面瞭解，只憑藉對政客的大致印象投票，以致選舉很容易被媒體宣傳左右。他們引入民主協商的環節，設計一整套嚴格的商討方法，令參與者在獲得均衡全面資訊的基礎上討論議題，從而形成經過深思熟慮的民意，並將這種改善後的民主形式稱為deliberative democracy（商討式民主）。
戴耀廷將這套方法借用到孕育民主過程中的香港，希望民眾透過理性討論，首先對普選議題全面瞭解，進而共同參與制定2017年特首選舉的方案。
在跨度一年的時間中，“佔領中環”運動分別在2013年6月、9月和2014年5月舉辦了三次大型商討。三次商討日的討論主題循序遞進，由“佔領中環運動的核心議題是什麼？”進入到“如何令占中運動有效達成爭普選目標？你心目中特首選舉方案的原則是什麼？”再到最後一次，“選出你心目中的普選方案”。每次商討都持續4-5個小時，討論前會分發參考資料，討論開始時先邀請中立人士在大會闡述議題、簡介資訊、明確目標，而後以10至15人為單位分小組討論，最後聚合意見。
在商討的基礎原則上，戴耀廷也邀請了學術機構做出設定。比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通過民調，發現市民對普選應該“符合國際標準”的認可度遠遠高於《基本法》（滿分10分中，前者為8.4分，後者為4.6分）；這令占中運動確認：普選“符合國際標準”將是他們的底線訴求。2014年3月，香港大學法學院召集世界各國的法學專家，共同對普選的“國際標準”做了具體的界定，並據此對已在香港社會公開發表的29個普選建議方案公開審議，選出其中“符合國際標準”的15個。“佔領中環”的第三次商討日便以這15個方案做基礎討論，並當場票選出支持率最高的前三名。
戴耀廷希望以“占中商討”為平臺，可以得出有共識、有說服力的民間版普選方案，並交由整個社會公投，獲得民意授權，作為最終與北京抗爭或是談判的基礎。為此，他對程式的邏輯孜孜以求。然而，一個動態的、高度政治化的、正被巨大焦慮籠罩著的社會畢竟不是無菌環境的實驗室。具體實踐下來，現實與理想的實際差距之大，令“占中”飽受爭議，幾乎陷入要收官的境地。
“占中”的初衷是盡力彌合民主派中溫和力量與激進力量的矛盾：一邊以“公民抗命”的底牌吸納激進派，一邊以理性商討的過程團結溫和派，同時爭取主流社會支持。來自主流社會的參與和支持越大，“占中”平臺所選出的民間普選方案就越溫和，和北京越有談判的空間，而不致於讓普選進入徹底的死胡同──與徹底的“激進派”不同，“占中三子”從來就沒有放棄談判的可能。
然而，在全力動員之下，三次商討日的出席人數卻從來沒有達到戴耀廷的預期。第一次700人，第二次1500人，第三次2500人，與戴耀廷“萬人商討”的計畫相去甚遠。而且商討日的參與者絕大部份是占中運動的堅定支持者，而不是戴耀廷最初設想的，可以盡可能包容不同光譜與立場的人參與討論。商討者的均質化可能導致商討結果的均質化——問題在2014年5月6日的第三次商討日後爆發了。
這一次商討日的參加者經過討論，初選出3個普選方案，在6月22日交由全港市民公投，三者選其一，使之成為談判桌上“佔領中環”運動向北京的最終開價。而“3個普選方案出線”的設置，是經過精心計畫的。陳健民解釋：“各派別提出五花八門的普選方案，其實主要就是三大類，公民提名、多軌制提名，以及擴大提名委員會的民主成份；我們本來希望各類方案都可入選到最後三強，讓光譜闊一點，有更強代表性，也可以令622有更好投票率。”
在3類普選方案中，公民直接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是最激進的一種，不僅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官員多次明確表態“公民提名不可接受”，且香港大律師公會也在政改諮詢意見書中反對該類方案，認為它違反基本法中要求“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的規定；多軌制提名的激進程度次之，擴大提委會民主成份的方案則是民主派中最溫和的提案，被認為是走“中間路線”，亦是民主派與北京可以談判的底線，代表性的方案有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所提的“香港2020”，以及公民党湯家驊方案。
然而5月6日初選結果，前3名出線的方案都是“公民提名”。溫和方案無一例外落選，且票數很低。這一結果再次引爆了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裂，溫和派質疑“占中”運動被激進派綁架，要把政制發展推向死胡同，陳方安生公開表示：“投票非香港全部市民的合理縮影，亦不能反映社會各種不同政治取向”；激進派則攻擊溫和派不尊重民意，拒絕認清現實。
爭擾之中，6月22日的公投顯得前景黯淡。試圖通天的巴別塔，最後倒塌於修建者自己的無法交流、分崩離析。這個寓言隨時可能發生在籌備了一年多的“佔領中環”身上。
5月28日，陳健民在接受電臺訪問時甚至表示，做好了失敗的準備：“我們三個人討論過，如果622投票連10萬人都沒有，我覺得是失敗。我們應該出來向社會道歉，承認我們對這個運動沒有領導力，大家要重新想想下一步怎樣走下去。”
四、
誰也沒有想到，兩個星期後，國務院發佈了對香港問題的白皮書。
白皮書對“全面管治權”、“維護國家安全”的強硬表態激起了香港社會巨大的反彈。其中針對2017普選，白皮書首次將“愛國者治港”的要求寫入正式檔，明確了在普選的談判桌上，北京的底線就是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至於“愛國愛港”的具體意涵，參與白皮書起草者、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認為，可以參照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的說法：“不與中央對抗”。這依然是個含糊的概念，但民主派人士均相信，這一條“底線”，足以將北京通過制度設置，將不喜歡的人排除在候選人的門檻之外，而違背了普選應該“普及”、“平等”的國際標準。
接近四分五裂的民主派立刻團結在了來自北京的壓力之下，而原本不被看好的622投票，則成了在陰影之中港人表達不滿的重要象徵。
天主教香港教區樞機陳日君6月14日至20日發起了“毅行爭普選”的活動，82歲高齡的他由每天早上8點走到晚上8點，行遍香港角落，走足7天84小時，呼籲市民支持普選及622投票。陳日君的義舉引起社會震動，“佔領中環”等37個民間團體隨即加入，將白天的行程擴展到晚上，變為7天7夜不間斷毅行爭普選。與此同時，設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的電子投票系統從6月15日測試期間就開始受到駭客強力攻擊，一度徹底癱瘓，“占中”只得緊急籌款，在全港各地區增設實體票站，並將投票日期設置為從6月20日延長至6月29日。
白皮書的強硬、駭客攻擊的傲慢與曾被譽為“香港良心”的陳日君的堅持，刺激了許多一直以來的沉默者。
Doris是在企業工作的普通職員，平時很少關心政治，“你知不知道，政治、宗教、足球，這三樣東西在香港是朋友聚會的話題毒藥，都不講的，講了容易吵架。香港人每天很累啦，上班要討好老闆，OT沒有人工，回家要湊仔功課，好不容易聚會，當然不會聊政治！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白皮書的嘴臉，好難看。我好擔心香港。”她幾乎沒有參加過什麼遊行，而第一次參加，就是通宵的毅行爭普選隊伍。淩晨1點在深水埗她跟我講這些話，說6月22日，一定會帶全家人出來投票。
6月20日當天，電子公投系統恢復，開放投票僅12小時，就有超過40萬人投票，遠遠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截至6月23日，已經有超過70萬香港市民參與了投票。
國務院港澳辦、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香港特區政府分別發表聲明，強調投票沒有法律基礎，是完全無效的。
而民間流傳最廣的回應，來自香港著名音樂人、作家林夕。他在報紙專欄中寫道：“既然不可能通過，去投票，有意思嗎？有，預知被宰的羊，臨刑前也要大聲喊救命，才死得有尊嚴，才能向世界警告豺狼有多恐怖。那一票，是要表白冤情：‘我是被謀殺，不是自殺，我死不甘心。’”
投票結果將在6月30日最後出爐。無論結果如何，超過70萬人對一個中央不可能接受的方案給予民意授權，這已經將北京與香港民主派之間的壓力逼至頂點。
張潔平為自由撰稿人，現居香港。
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06月27日
2014年3月23日，和平占中義工隊啟動大會。
“歡迎來到香港的心臟。”
蔡東豪一個箭步跨到馬路中央。紅燈亮起的時候，這裡有幾秒鐘的靜止。就在這幾秒鐘裡，這個50歲的精電國際行政總裁完成了對身處之地最貼切的描述：“中環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地方，你站在馬路中間，前後左右十分鐘的步行半徑，就可以迅速找齊一個投資公司所需的全部人馬。”
“占中三子”（左起）陳健民、戴耀廷、朱耀明共同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
這樣的效率不僅確保了香港作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不可撼動的地位，也營造出一個功能複合與密集程度堪稱舉世無雙的城市空間。
香港中環是跨國銀行和金融機構首選的地區總部所在地，平均每一秒鐘就有350萬美元的外匯交易在這個全球密度最高、租金最貴的摩天大樓群中發生；這裡是香港的政治中心，政府總部、立法會、終審法院、解放軍駐港部隊的所在地；這裡也是公共交通的中心樞紐，有4條地鐵線、142條巴士線、9條渡輪航線一刻不停從這裡出發或者穿過，去往包括機場在內的這座城市的各個角落。
然而，密集的高效也往往意味著脆弱。封住幾個交通要塞，就可能令這區區幾平方公里的“心臟”癱瘓。這正是最近幾年在香港流行的意象：“佔領中環”。
作為政治與商業權力的中心，抗議運動對於中環而言，本不是陌生事。從60年代反天星小輪加價、70年代保釣運動，一直到1989年，香港百萬人上街聲援天安門學生的示威遊行，都在中環的各個廣場發生。2011年10月，香港左翼人士受“佔領華爾街”啟發，發起反資本主義的“佔領中環”行動，他們在滙豐銀行總行樓下的公共空間安營紮寨了11個月，直至被警方清場。儘管這場行動的訴求在香港極為小眾，但“佔領中環”的意象卻由此深入人心。
反資本主義的左翼青年被趕走半年之後，另一場截然不同的“佔領中環”運動拉開序幕。這次“佔領中環”以民主普選為核心訴求，發起人強調，如果北京不讓香港落實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就發動佔領中環。與此前所有在中環發生的遊行示威不同，這一場“占中”不只是要佔據具有象徵性的局部空間，彰顯群體意志；更首次提出要阻塞交通要道、令空間運轉癱瘓，進而對整個中環區域實現真正的“佔領”。
一、
“在香港，只要有近1萬人聚集在中環，即使純是靜坐，阻塞交通要道，就足以癱瘓香港。”早在2010年4月14日，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已經在報章專欄中構想了這樣的圖景。當時，這只是他理論推演的一部分。
這個構想的背景是2010年的香港政改商討。這一年，在爭取民主普選的道路上走了近30年的香港民主派，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與分裂。
回歸之後，受制於基本法的政制安排，香港民主派儘管在體制外佔據主流，卻無法在體制內贏得多數議席。十多年下來，“永遠的反對派”身份既給了他們在體制外運作的道德光環，也消耗著他們實際的政治實力。2007年，全國人大決定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可以首次由代議制選舉改為一人一票普選制。這個在民主派看來“遲到”了10年的承諾，卻帶給他們更大的分化。
可以相信北京嗎？北京有誠意帶給香港“真普選”嗎？還只是按照他們的喜好篩選過候選人之後，再讓香港市民一人一票的“假普選”？或者，問得再直接一點，北京一向不喜歡的民主派人士，能夠不受制度性排擠，有平等入閘參選的機會嗎？
這些問題成了通向2017普選道路上，每一輪政改討論都必然爭拗的焦點。而北京從不清楚表態。2012年的特首和立法會改選，是2017前最後一次面對爭拗的機會。根據全國人大的規定，普選的具體方案在程式上需要由特區政府提出，立法會2/3票數通過，報全國人大批准。因此，2012年選出的特首，將直接負責帶領特區政府提出2017普選方案，2012年選出的的第五屆立法會，則對這一普選方案有直接的表決權。因此2012的兩次選舉格外引人注目，而啟動這一年選舉諮詢的2010年，香港政府則稱之為政改的“起錨期”。
以爭普選為最重要目標的民主派，到了2010年的“起錨期”，意見已經分化為相當典型的兩派：一派認為，沒有北京對2017是“沒有篩選”的“真普選”的最終承諾，一切所謂“循序漸進”的“改革”都是妥協、背叛；另一派則認為，在爭取對“真普選”終極承諾的同時，也必須珍視每一次階段性改革的機會，給普選鋪一條“改良”之路。前者被視為“激進民主派”，典型的政黨代表如2006年成立的社會民主連線；後者則被視為“溫和民主派”，典型代表如最老牌的民主黨。
面向2012選舉，這兩派採取的也是截然不同的應對。激進派不追求2012選舉的細節設計，而將全部能量投入在逼迫北京承諾未來的“真普選”。他們的方式是發起立法會“五區總辭”，即在議會內每個選區派出一名議員辭職而後重新參加補選，在民間則以“實現真普選”為議題號召市民投票支持，試圖造成“變相公投”的效果，向中央宣示民意。此法在民間引起巨大爭議，不光招致建制派與北京的嚴厲抨擊，也遭到“溫和民主派”的杯葛，最終效果冷淡。而另一方面，溫和派的民主黨則在關鍵時刻選擇了談判。他們自1989年與北京決裂以來，首次願意與京官在中聯辦“閉門會談”，遊說北京接受民主派提出的改良方案，最終收穫階段性成果──在2012的選舉中改良了港府提案，增加了立法會民主直選的議席；但2017年香港是否能最終走向無篩選的“真普選”，北京卻不置可否。
按理來說，這已經是香港政改路上難得的進步——水火不容的雙方願意各讓一步，求得共識，促成進展；但吊詭的是，這“進步”卻沒有給民主派加分，反而令它元氣大傷。一方面，力主談判的民主黨被部分激進派強烈指責為“背叛”、“賣港”，激進派甚至為此專門成立政治團體“人民力量”，四處狙擊民主黨，造成民主派空前的大分裂；另一方面，民主派內訌不斷，但無論激進或者溫和路線，都未能爭取到北京對“真普選”的實質承諾或表態，令支持者普遍感到失望。
其結果是，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雖然增加了直選成份，但民主派的議席比例卻並沒有增加，只是勉強保住了1/3議席。從直選議席的得票來看，民主派的支持率亦首次跌破多年來穩定的六成。
對民主派來說，這一役無疑是慘痛的教訓。回歸之後15年，他們的政治實力和威望已經下滑到無法消化與北京的“妥協”，同時也缺乏創意和足夠的支持講“抗爭”。而2012一過，下一站，便是2017。
到此刻，局勢已經變得清楚：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民主派握有立法會中三分之一的否決票數，北京則有最終不批准方案的權力。如果民主派與北京無法達成共識，那普選便無路可走。然而，經過2010，民主派與北京之間的博弈空間已消耗殆盡，民主派的支持者不會再買“妥協”的賬，而無所顧忌的“抗爭”又可能葬送唯一的機會。
在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看來，民主派面前已經沒有“改良”的空間：“以前爭普選被否決，可以說我們退後，我們等，但沒人會說民主已經失敗。可是2017說了要有‘普選’，這次就是要出來給一個方案，說這個就是我理解的、我要的民主，已經沒有退路了。如果不成，就是失敗。”正是這“最後一戰”的死局，把所有人的神經都繃到最緊張而又無力的狀態。
還有什麼路可以走？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在“拉倒”之前，重新造出談判的空間？和很多學者、評論人一樣，戴耀廷也在報章專欄裡給出自己的分析和提議。在寫於2010年的兩篇專欄文章《社會行動的八種方法》、《下一波社會行動：脅之以勢》中，他認為，香港當下的政治生態，舊有的“溫和”或者“激進”行動模式都已失效，需要更進一步的“脅之以勢”：即用更有破壞性的行動對執政者產生真實威脅，在這個基礎上，重新獲得“談判”或“說理”的籌碼。什麼樣的行動才能構成“威脅”呢？他受2010年泰國紅衫軍在曼谷市中心靜坐抗議的啟發，產生了前述的構想：“10000人聚集中環”的非暴力行動。
接受採訪時他對我說：“最初就是想要劃一條底線，這個底線要比普選‘拉倒’更低，要是一個更加無法收場的局面。誰也不想這件事發生，那麼理性的各方應該做的，就是比底線好，而不是向著底線去。在這個過程裡逼著大家去找到共識。”
誰也沒想到，這在當時看來是狂想、也完全無人問津的言論，三年後，竟成了這座城市的中心意象。
二、
在香港，如果你關心公共事務，也許會在各類公眾論壇中見過戴教授。這是個溫吞到不太容易被記住的形象：圓圓的臉，隨意的西裝襯衫，說話時身體前傾，眼睛在圓圓的鏡片後閃光，耐心而靦腆的表情，是再典型不過的大學老師模樣。他的發言條理清晰，但少有警句或生動故事，不溫不火，聽久了也容易困倦。
戴耀廷的專業成績很好。80年代末在香港大學法律系就讀時，他曾是基本法起草諮詢委員會裡兩名學生代表之一；1989年畢業後，他做過民主派大佬李柱銘的議員助理。無論是早期參與議會實踐，或是後來回到學院教書，香港與中國的憲政改革、參與式民主一直是他研究的核心議題，學術成果亦普遍受認可。香港中學教材中，關於“法治”的十六字定義便來自戴耀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除了定期撰寫評論專欄、參加一些鬆散的支持普選的學者聯盟，他並不常出現在行動者的隊伍裡，即使有，也是在後排。
所以2013年1月16日，他在《信報》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著實讓很多人跌破眼鏡。相比三年前提出“萬人聚集中環”的“非暴力行動”，戴耀廷在這篇文章裡更進一步提出“公民抗命”，他稱之為“殺傷力更大的武器”，並詳細列出計畫：“以現在的形式看，北京政府會讓香港有真普選的機會並不大”……到爭取真普選的“最後時刻”，要有“包括意見領袖在內”的“一萬人以上”，“違法”、“非暴力”、“長期”地“佔領中環要道”，“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政府改變立場”。行動違法，行動者明瞭這一點仍堅持進行，以貫徹法治的最高理念“以法達義”；但如果被捕，不抗辯，甘願坐牢，是為“公民抗命”。
“這就是‘佔領中環’，”他說。
整篇文章幾乎沒有使用修飾性詞語，讀來卻驚心動魄、圖窮匕現。與三年前相比，這已經不只是理論推演，而更像是吹響號角的行動宣言了。
仿佛是一時不知說什麼好，輿論靜默了整整一個星期。
一星期後，戴耀廷的電話突然頻繁響起，從此再沒有安靜過。採訪邀約如雪片紛至，舊雨新知也絡繹登門，他們說，戴耀廷在香港拋出了一枚“深水炸彈”。
戴耀廷卻對這炸了鍋的反響有點懵：“我完全沒想過會有這麼大反應，兩三年前我就說了中環的事，一直都是沒人理的……”在兩個星期後的又一篇專欄中（2013年1月30日《非暴力公民抗命“佔領中環”》），他甚至寫：“很對不起，寫了‘佔領中環’一文，令大家都不能再回避香港民主憲政轉型的問題，謹此致歉。但我也是在博弈中，別無選擇。”他坦言自己是學者，不是社會活動家，運動究竟應該怎樣搞並不很清楚，更希望有“具公信力和組織力的領袖帶領這個運動”。
走上門來的記者，問題步步緊逼：怎麼“佔領”？誰來領導？在2013年2月3日的《明報》上，戴耀廷被“逼”出了這樣的回答：理想的領袖應該德高望重，可以縮小民主派內部的分歧，又不要太有明星光環，以免參加者激情多於理性，“比如朱耀明牧師、陳健民教授都是理想人選”，自己會參與，但“一定不是組織者”。
朱耀明是在看報紙時，見到自己名字的。“啊？我一看，有沒有搞錯？戴耀廷沒給我打電話啊。我明明已經退休了。”去年5月在接受採訪時他又氣又笑地對我說。雪白的頭髮在風裡揚起來，線條硬朗的臉上依然能看到年輕時的英俊。
香港人都親切地叫他“朱牧”。作為一名數十年來一直走在民主、人權行動第一線的基督教牧師，朱耀明在民主派中備受尊敬。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朱耀明曾參與策劃營救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的“黃雀行動”，協助超過400名流亡者經香港獲得歐美國家政治庇護；他也一直積極於香港本地的民主運動，在港英時期爭取在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的“八八直選”，回歸後創立泛民主派的“民主發展網路”……30年下來，用他的話說，“真是什麼都做過了”，卻又是“一事無成”：六四事件看不到平反的希望，香港的民主之路也從來不由港人說了算……談不上心灰意懶，但08年一場大病之後，朱耀明終於決定退休。誰知偏在此刻，碰上晚輩點將——戴耀廷結婚時，朱耀明還是他的證婚人——偏偏還用了“公民抗命”這四個字。
“什麼都試過了，唯有這個還沒做過，”70歲的朱耀明笑起來，他的嗓音深沉而充滿蠱惑力，現在又添了些傷感：“在我的年紀，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爭民主的運動。公民抗命是我唯一還沒有做過的事。陳健民和戴耀廷我都熟悉，作為他們的長輩，我想我願意陪他們走這段路。”
儘管在戴耀廷這裡，“佔領中環”作為一場運動的開始充滿巧合，用他自己的話說：“完全不是一種有計劃的情況下出現的，可以說是政治的意外情況”；但對於被他點名的朱耀明和陳健民來說，決定加入則來自更主動而清晰的人生選擇。
朱耀明在參與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個人生命史中看到了“公民抗命”的意義所在；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副教授陳健民，則以社會學者的眼光，在“一國兩制”與民主香港的歷史棋盤中看到“佔領中環”的位置，進而定位了自己的角色。
“2010年你已經可以看到整個社會激進化的趨勢了，如果這次政改失敗，下一次改革的時間就要等到2022年——按照我理解，這代人，不可能等到2022年，”陳健民講起自己的焦慮時說，“接下來會怎樣？中間人的聲音越來越弱，極左和極右都是一些法西斯的聲音在鬥。你要看到自己的家這樣撕裂嗎？到了這點，我一下子有很清楚的這種感覺，覺得不能看著我住的這個家，下一步走向我不想看到的方向。我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是往前看的，我看到未來讓我擔心的狀態，所以現在就要選擇，在這個時候，我應該做什麼事情。”
最初在報紙上看到戴耀廷的“檄文”，陳健民也被這認識了十年的老友嚇了一跳：“戴耀廷一向溫和到極點，想不到會提出這麼有衝擊性的方案，完全超乎我想像。”在巴黎出差時，他接到朱耀明的電話，才得知自己被點了名做“占中”召集人。“在放下電話的那一刻，我已經決定了加入，”陳健民接受採訪時說，“仿佛聽到召喚。”他並未怎麼猶豫的決定，反倒讓朱耀明有些驚訝了。
在香港，和朱耀明死硬抗爭派的形象不同，陳健民一向是民主派裡堅持與北京溝通與商談的代表。2010年他是和民主黨一起與北京談判的主力成員，也曾在報紙上與“激進派”論戰，並因此不被許多社會運動的中堅分子信任。
他從不諱言，2003年之後，每個月都有“北方來的人”向他收風（探聽香港的局勢消息），官員也好、學者也罷，他幾乎是來者不拒。“我不想北京聽到的全都是傳統左派的聲音，說民主派勾結境外勢力這種，這不是事實，只會加深雙方的不信任，我才一直努力去說，為什麼香港需要民主改革，為什麼讓香港民主也不會威脅到中國……”
在香港的民主派中，恐怕少有人比陳健民更瞭解中國大陸。作為耶魯大學著名轉型民主研究學者Juan Linz的門徒，他從90年代開始在廣東研究公民社會，做民間組織調研與培訓，熟悉最草根狀態的中國；他也曾做過中國民政部的高級顧問，深諳“體制”的含義，善於在遊戲規則之內爭得最多的空間。他的普通話說得非常好，除了幾年一度回身參與香港政改的討論，十多年來，他主要的學術精力都放在大陸：“我的研究都在大陸，花時間建立中心，培訓的對象也是大陸NGO，用微博比用Facebook都多……我以為自己怎麼樣也不會捨下在大陸的工作。”
但也就是2010年之後，令戴耀廷焦慮的快速變化的香港時局，同樣困擾著陳健民。就在2013年戴耀廷發出“佔領中環”倡議之前，陳健民和他的香港朋友們也公開宣佈，不再接待來自北京的“中間人”，全面停止與中央對話。“談了10年，口都幹了，沒有什麼好談的了。”而直至他決定加入“佔領中環”，在大陸的工作也逐漸切割和一一移交，以免給同事帶來麻煩。“就是一下子的決定。我一下子知道我的家，現在面臨最關鍵的時候。我什麼都可以放棄，”陳健民說。
他明白“占中”需要在此時此刻發生，而對自己角色的選擇，則異常冷靜：“今天的香港仍然同時需要溫和路線和激進路線，兩條路線都需要的時候，我只會考慮，自己在某個環境下做什麼產生的影響最大。今天我跳進戴耀廷這個‘激進’計畫中，以我以前那麼溫和主張對話的形象（突然改變）一定會產生很大影響，會造成一種壓力，幫助這條路線建立得更好。我還是期待有人去談判，可是這次我不能做了。”戴耀廷和陳健民都深知，溫和的人走出來，站在激進一邊，才可以讓原本溫和、激進相對立的光譜重新洗牌，形成新的政治空間。“我們守住這個激進的位置，可以讓更激進的人變得邊緣。而我們和他們不同的是，即便我們不談判，也至少不會去攻擊談判的溫和派……”陳健民說。
“公民抗命”、自我犧牲的激進定位，是理性選擇的結果，而非就勢而為——這正是“佔領中環”運動從一開始，就不同於其它街頭運動的地方。而這種策略理性和運動本身召喚出的激情所形成的內在張力，貫穿了整場運動始終。
2013年3月27日，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發表兩個多月後，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三個人首次以“占中三子”的身份，宣佈共同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讓愛與和平”五個字是陳健民提議加上的，他說：“對不起，我們一定要用這個很肉麻的字眼。我們就是那麼土，主流社會才覺得我們這群人不是亂來的。我們最後一定要佔領的不只是中環，是佔領整個主流社會，整個主流社會支持我們才有意義。這也真的是這場運動的起點：對香港的愛。”
2013年4月開始至2014年5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所做的五次調查顯示，支援以“佔領中環”手段追求真普選的民意穩定在25%左右，而香港浸會大學政改調查所得的支援率數字則在38%（兩個調查所得的反對“佔領中環”的比率均超過50%）。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韜文接受採訪時認為：“占中牽涉到一種非法的手段，非法之後又接受法律懲罰的公民抗命，在香港政治文化裡算是非常激進。這種情況下，超過25%甚至30%的支持率已經相當高，反映出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是很心急，或許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
三、
然而，來自兩邊的抨擊從未停止。以北京控制的《文匯報》與《大公報》為陣地，連篇累牘的社論批評占中是“假和平、真暴力”，“境外勢力資金支持”、“勾結台獨勢力”，要將香港“引向動亂”。保守派成立民間團體“幫港出聲”，認為占中教唆青年人犯罪，犧牲香港法治精神，是瘋狂的舉動，要替“沉默的大多數”出聲反對。另一邊，更激進的立場則從一開始就攻擊“占中”是“投降主義”、“只想談判，沒有打算真的佔領”……有激進派成立“占中後援會”，稱“會全力參與占中”，“怕占中運動當中有人會受了不應該接受的妥協，出賣港人，中止行動”，更要“監察占中”。
“到底什麼時候佔領啊？”過去這一年半時間裡，幾乎每一個來訪的人都會問戴耀廷這問題。到後來，甚至發展成打招呼的開場白。
戴耀廷的標準答案有兩個，一個是“占中是為了不占中”：是要透過對抗產生未來的緊張，讓大家回到談判桌上，一旦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人達成共識，在2017實行真普選，占中便無須進行；而如若真要發生，答案則是：當“最後時刻”到來，如果沒有“真普選”，我們就佔領中環。
這句好像法庭戲對白的話，結論清晰，但兩個前提都曖昧不明。
第一個前提“最後時刻”，“占中三子”認為，是香港政府拿出最終普選方案交給立法會表決的時刻。但這個時間並不確定，可能是2014年底，也可能是2015年初。而現實中，隨著北京與香港之間的摩擦越來越大，社會情緒愈演愈烈，是否一定要以此作為運動的起點，占中的組織者內部也存在巨大爭議。
前提二更值得深究。界定一個普選方案是“真”是“假”並不像PX專案開工還是停工、服貿協定通過還是撤回這麼直接明確。在沒有普選的時候，上街遊行喊出“我們要普選”很簡單；而到了真正要一條一條設計普選方案時，“真普選”就無法只停留在政治口號，而必須落實在方案的每一個細節，作為具體的判斷準則：普選“真”或者“假”的標準是什麼？誰說了算？其中有沒有模糊的空間？如果有的話，有多少？最終承受這個結果的人，又可以接受多少？
正是這些問題，具體化了“佔領中環”運動的細節——“佔領”之前，必須先“商討”。
發起人戴耀廷強調，“佔領中環”不是目的，而是最終萬不得已的選擇，反而是決定要不要佔領的前提——這些不確定的因素，才是運動存在的意義：香港該不該有民主？該有什麼樣的民主？這民主應該落實為什麼樣的普選方案？而如果爭取民主的過程要付出代價，你願不願意？願意付出多少？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而要每個人為自己做出思考和選擇。戴耀廷說：“不同的人在‘占中’看到不同的事情，有人只有興趣討論怎樣佔領，催促佔領，但對我來說，前期去做一個公民教育、創造一個好的環境才是更重要的。讓大家在這個過程裡更深地去想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讓人民的運動在這個環境自發地產生，或者不需要出現……這本身正是一個‘民主文化’建立的過程。到最後無論‘佔領’本身成功與否，其實香港已經因其而改變。”
民眾要怎樣集體討論複雜的普選方案問題，並形成一定的民意共識？借用自己喜歡的美國學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hkin提出的“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概念，戴耀廷給“占中”的開頭與結局之間，設計出一整套環節，就叫“商討日”（簡稱D-Day）。
兩位美國學者所針對的問題是，在不少現行的民主體制中，公民對於重要的公共議題通常缺乏全面瞭解，只憑藉對政客的大致印象投票，以致選舉很容易被媒體宣傳左右。他們引入民主協商的環節，設計一整套嚴格的商討方法，令參與者在獲得均衡全面資訊的基礎上討論議題，從而形成經過深思熟慮的民意，並將這種改善後的民主形式稱為deliberative democracy（商討式民主）。
戴耀廷將這套方法借用到孕育民主過程中的香港，希望民眾透過理性討論，首先對普選議題全面瞭解，進而共同參與制定2017年特首選舉的方案。
在跨度一年的時間中，“佔領中環”運動分別在2013年6月、9月和2014年5月舉辦了三次大型商討。三次商討日的討論主題循序遞進，由“佔領中環運動的核心議題是什麼？”進入到“如何令占中運動有效達成爭普選目標？你心目中特首選舉方案的原則是什麼？”再到最後一次，“選出你心目中的普選方案”。每次商討都持續4-5個小時，討論前會分發參考資料，討論開始時先邀請中立人士在大會闡述議題、簡介資訊、明確目標，而後以10至15人為單位分小組討論，最後聚合意見。
在商討的基礎原則上，戴耀廷也邀請了學術機構做出設定。比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通過民調，發現市民對普選應該“符合國際標準”的認可度遠遠高於《基本法》（滿分10分中，前者為8.4分，後者為4.6分）；這令占中運動確認：普選“符合國際標準”將是他們的底線訴求。2014年3月，香港大學法學院召集世界各國的法學專家，共同對普選的“國際標準”做了具體的界定，並據此對已在香港社會公開發表的29個普選建議方案公開審議，選出其中“符合國際標準”的15個。“佔領中環”的第三次商討日便以這15個方案做基礎討論，並當場票選出支持率最高的前三名。
戴耀廷希望以“占中商討”為平臺，可以得出有共識、有說服力的民間版普選方案，並交由整個社會公投，獲得民意授權，作為最終與北京抗爭或是談判的基礎。為此，他對程式的邏輯孜孜以求。然而，一個動態的、高度政治化的、正被巨大焦慮籠罩著的社會畢竟不是無菌環境的實驗室。具體實踐下來，現實與理想的實際差距之大，令“占中”飽受爭議，幾乎陷入要收官的境地。
“占中”的初衷是盡力彌合民主派中溫和力量與激進力量的矛盾：一邊以“公民抗命”的底牌吸納激進派，一邊以理性商討的過程團結溫和派，同時爭取主流社會支持。來自主流社會的參與和支持越大，“占中”平臺所選出的民間普選方案就越溫和，和北京越有談判的空間，而不致於讓普選進入徹底的死胡同──與徹底的“激進派”不同，“占中三子”從來就沒有放棄談判的可能。
然而，在全力動員之下，三次商討日的出席人數卻從來沒有達到戴耀廷的預期。第一次700人，第二次1500人，第三次2500人，與戴耀廷“萬人商討”的計畫相去甚遠。而且商討日的參與者絕大部份是占中運動的堅定支持者，而不是戴耀廷最初設想的，可以盡可能包容不同光譜與立場的人參與討論。商討者的均質化可能導致商討結果的均質化——問題在2014年5月6日的第三次商討日後爆發了。
這一次商討日的參加者經過討論，初選出3個普選方案，在6月22日交由全港市民公投，三者選其一，使之成為談判桌上“佔領中環”運動向北京的最終開價。而“3個普選方案出線”的設置，是經過精心計畫的。陳健民解釋：“各派別提出五花八門的普選方案，其實主要就是三大類，公民提名、多軌制提名，以及擴大提名委員會的民主成份；我們本來希望各類方案都可入選到最後三強，讓光譜闊一點，有更強代表性，也可以令622有更好投票率。”
在3類普選方案中，公民直接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是最激進的一種，不僅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官員多次明確表態“公民提名不可接受”，且香港大律師公會也在政改諮詢意見書中反對該類方案，認為它違反基本法中要求“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的規定；多軌制提名的激進程度次之，擴大提委會民主成份的方案則是民主派中最溫和的提案，被認為是走“中間路線”，亦是民主派與北京可以談判的底線，代表性的方案有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所提的“香港2020”，以及公民党湯家驊方案。
然而5月6日初選結果，前3名出線的方案都是“公民提名”。溫和方案無一例外落選，且票數很低。這一結果再次引爆了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裂，溫和派質疑“占中”運動被激進派綁架，要把政制發展推向死胡同，陳方安生公開表示：“投票非香港全部市民的合理縮影，亦不能反映社會各種不同政治取向”；激進派則攻擊溫和派不尊重民意，拒絕認清現實。
爭擾之中，6月22日的公投顯得前景黯淡。試圖通天的巴別塔，最後倒塌於修建者自己的無法交流、分崩離析。這個寓言隨時可能發生在籌備了一年多的“佔領中環”身上。
5月28日，陳健民在接受電臺訪問時甚至表示，做好了失敗的準備：“我們三個人討論過，如果622投票連10萬人都沒有，我覺得是失敗。我們應該出來向社會道歉，承認我們對這個運動沒有領導力，大家要重新想想下一步怎樣走下去。”
四、
誰也沒有想到，兩個星期後，國務院發佈了對香港問題的白皮書。
白皮書對“全面管治權”、“維護國家安全”的強硬表態激起了香港社會巨大的反彈。其中針對2017普選，白皮書首次將“愛國者治港”的要求寫入正式檔，明確了在普選的談判桌上，北京的底線就是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至於“愛國愛港”的具體意涵，參與白皮書起草者、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認為，可以參照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的說法：“不與中央對抗”。這依然是個含糊的概念，但民主派人士均相信，這一條“底線”，足以將北京通過制度設置，將不喜歡的人排除在候選人的門檻之外，而違背了普選應該“普及”、“平等”的國際標準。
接近四分五裂的民主派立刻團結在了來自北京的壓力之下，而原本不被看好的622投票，則成了在陰影之中港人表達不滿的重要象徵。
天主教香港教區樞機陳日君6月14日至20日發起了“毅行爭普選”的活動，82歲高齡的他由每天早上8點走到晚上8點，行遍香港角落，走足7天84小時，呼籲市民支持普選及622投票。陳日君的義舉引起社會震動，“佔領中環”等37個民間團體隨即加入，將白天的行程擴展到晚上，變為7天7夜不間斷毅行爭普選。與此同時，設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的電子投票系統從6月15日測試期間就開始受到駭客強力攻擊，一度徹底癱瘓，“占中”只得緊急籌款，在全港各地區增設實體票站，並將投票日期設置為從6月20日延長至6月29日。
白皮書的強硬、駭客攻擊的傲慢與曾被譽為“香港良心”的陳日君的堅持，刺激了許多一直以來的沉默者。
Doris是在企業工作的普通職員，平時很少關心政治，“你知不知道，政治、宗教、足球，這三樣東西在香港是朋友聚會的話題毒藥，都不講的，講了容易吵架。香港人每天很累啦，上班要討好老闆，OT沒有人工，回家要湊仔功課，好不容易聚會，當然不會聊政治！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白皮書的嘴臉，好難看。我好擔心香港。”她幾乎沒有參加過什麼遊行，而第一次參加，就是通宵的毅行爭普選隊伍。淩晨1點在深水埗她跟我講這些話，說6月22日，一定會帶全家人出來投票。
6月20日當天，電子公投系統恢復，開放投票僅12小時，就有超過40萬人投票，遠遠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截至6月23日，已經有超過70萬香港市民參與了投票。
國務院港澳辦、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香港特區政府分別發表聲明，強調投票沒有法律基礎，是完全無效的。
而民間流傳最廣的回應，來自香港著名音樂人、作家林夕。他在報紙專欄中寫道：“既然不可能通過，去投票，有意思嗎？有，預知被宰的羊，臨刑前也要大聲喊救命，才死得有尊嚴，才能向世界警告豺狼有多恐怖。那一票，是要表白冤情：‘我是被謀殺，不是自殺，我死不甘心。’”
投票結果將在6月30日最後出爐。無論結果如何，超過70萬人對一個中央不可能接受的方案給予民意授權，這已經將北京與香港民主派之間的壓力逼至頂點。
張潔平為自由撰稿人，現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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