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24-馮睎乾：劉鳴煒的成功之道
馮睎乾：劉鳴煒的成功之道
7:31 24/5/2015
華人置業主席劉鳴煒日前接受訪問，直言今天的年青人買不起樓，因為不願「犧牲」，乃勸他們「睇少啲戲、去少啲日本」，結果惹來公憤。我留意他說話的神氣，覺得他大概是真心的，且真心得相當徹底，以至於能面不紅、耳不熱地進一步剖白：「我哋呢代同再上一代就願意犧牲好多。」如此肺腑之言出自他的金口，真令人百感交集。訪問中他又分享了當飛行教練的經驗，聲言「降落最危險」，「喺五千呎高空出錯，有大把時間去打救件事」──我聽着不禁會心微笑，對，劉先生還是活在雲端比較好，稍一着地，勢必險象環生。
劉鳴煒有甚麼特別的儲錢技巧，我不知道，但他爸爸肯定教曉他特別的吸金技巧。相信不少人還記得金匡（286）的故事──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那已經是上一個「大時代」了。當年華人置業旗下的子公司金匡，員工只有區區數名，長年累月是毫子股，乏人問津。二○○七年頭適逢股市暢旺，公司突賣掉所有物業，只持現金，搖身變成殼股，劉鳴煒則空降出任公司主席，市場憧憬有甚麼注資大搞作，金匡股價應聲炒上，暴升二十二倍。
劉鳴煒上任三個月後，突然宣佈辭職，理由是「須投入更多時間履行華人置業執行董事的職務」，股價隨即暴瀉，華置順勢配售一億二千萬股金匡，無數高追的小股民，就這樣統統做了大鱷點心。同年，劉鳴煒花二千一百萬購入大坑豪園一個二千七百呎單位，沒有按揭紀錄。他以大劉之子的尊貴身份到金匡轉一圈、坐一坐，叫市場想入非非，屁股未暖已經點石成金，財源滾滾。劉氏父子的吸金大法，是「廢青」一輩子學不來也想不出的，月入萬五，三個月賺一億，其實唔難。
劉鳴煒接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後，與傳媒茶敘，有人質疑他「離地」，他當時回應說，自己有充分的empathy skill，能了解青年的訴求。但事實證明，他很可能對自己也不太了解。阿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說：「涉及個人利害時，也許大部分人都是惡劣的判斷者。」（schedon hoi pleistoi phauloi kritai peri ton oikeion）香港早就是財閥統治的（plutocratic）社會了，重大的社會議題都跟財閥利益有千絲萬縷關係，然則出生豪門的劉鳴煒，又怎可能正確理解、判斷和處理那些跟他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呢？例如劉在訪問中說「地產霸權」只是一個「情緒化的標籤」，顯然是錯得一塌糊塗的論斷。
據年初美國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國際樓價負擔能力報告，香港樓價中位數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十七倍，已連續五年成為全球置業最困難的地區。去年三月，英國《經濟學人》推算各地富豪通過尋租行業──如地產、港口、金融、電訊、公用事業等被政府高度管制的行業──所賺的財富佔該區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從而制訂一個「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結果顯示本港富豪從尋租行業賺取的財富佔GDP的百分之六十，力壓俄羅斯、馬來西亞和烏克蘭，高踞全球榜首。這指數當然不能證明政府貪腐，但至少說明若沒有政府撐腰，我們的超級富豪根本不可能這麼富貴，也不可能自誇對社會「貢獻」有多大。數據這麼充足，「地產霸權」還只是「情緒化的標籤」？
前年巴黎經濟學院教授皮凱提（Thomas Piketty）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探討全球貧富不均問題，指出美國的情況尤其嚴重：頂尖的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居然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皮凱提認為這現象可用「超級經理人」（即企業的高級管理層）的天價薪酬來解釋，因為那百分一中有七成都是所謂超級經理人，其收入跟工作表現幾乎完全脫鉤。有錢人都喜歡經濟學所謂「邊際生產力理論」，總自我感覺良好地相信自己收入豐厚，全因生產力高，對社會有貢獻──那怕事實證明往往只有負面貢獻。有時工作表現真差勁得無話可說，花碌碌的銀紙卻不能不賺，那就只好厚着臉皮，用語言偽術把performance bonus改稱為retention bonus了。這些高薪低能的人，不明白本身只是時代的副產品，總以人生勝利組自居，往往將一套表面義正詞嚴、實質殘民自肥的價值觀加諸別人──例如鼓勵你視買樓為人生目標的價值觀。可見富人之所以富有，跟自身的才幹和努力不一定有關，反而搞好裙帶關係，令制度向自己傾斜，才是真正致富之道。
有人認為努力讀書可以出人頭地，見學生抗爭，就說浪費納稅人金錢。這類人也許很多年沒有讀書了。據史丹福大學教育學系教授Sean Reardon的研究，貧富不均所引發的差異，會反映在子女的考試分數上：在八○年代，入息最高的一組家庭，其子女的SAT積分比最低的一組高約九十分，到現在那差距已拉闊至一百二十五分；百分之十五的高收入家庭子女成功升讀名牌大學，低收入家庭則只有百分之二。為甚麼呢？Reardon認為關鍵不在於富人子女能入讀較好的學校，而在於富人能運用較多資源培訓小孩，為其教育前途鋪路，如聘請家庭教師、參與夏令營等。在這種條件下，富人的子女大都越富，貧者則越貧，形成惡性循環。十九世紀經濟學家Émile de Laveleye說：「古代的哲人和立法者都從經驗中得知，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只有憑藉物質條件的平等才能存在。」
維持現狀，美其名是和諧，實際是令貧富懸殊一代比一代合理。但不必擔心，當城中巨富將你的財產合法挪移後，還是會善心地接濟你的子孫，就像劉鳴煒一樣熱心公職，助年青人發揮潛能、實現理想。
（畢明告假，由5月17日起《畢腦作》專欄暫停三周）
馮睎乾
7:31 24/5/2015
華人置業主席劉鳴煒日前接受訪問，直言今天的年青人買不起樓，因為不願「犧牲」，乃勸他們「睇少啲戲、去少啲日本」，結果惹來公憤。我留意他說話的神氣，覺得他大概是真心的，且真心得相當徹底，以至於能面不紅、耳不熱地進一步剖白：「我哋呢代同再上一代就願意犧牲好多。」如此肺腑之言出自他的金口，真令人百感交集。訪問中他又分享了當飛行教練的經驗，聲言「降落最危險」，「喺五千呎高空出錯，有大把時間去打救件事」──我聽着不禁會心微笑，對，劉先生還是活在雲端比較好，稍一着地，勢必險象環生。
劉鳴煒有甚麼特別的儲錢技巧，我不知道，但他爸爸肯定教曉他特別的吸金技巧。相信不少人還記得金匡（286）的故事──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那已經是上一個「大時代」了。當年華人置業旗下的子公司金匡，員工只有區區數名，長年累月是毫子股，乏人問津。二○○七年頭適逢股市暢旺，公司突賣掉所有物業，只持現金，搖身變成殼股，劉鳴煒則空降出任公司主席，市場憧憬有甚麼注資大搞作，金匡股價應聲炒上，暴升二十二倍。
劉鳴煒上任三個月後，突然宣佈辭職，理由是「須投入更多時間履行華人置業執行董事的職務」，股價隨即暴瀉，華置順勢配售一億二千萬股金匡，無數高追的小股民，就這樣統統做了大鱷點心。同年，劉鳴煒花二千一百萬購入大坑豪園一個二千七百呎單位，沒有按揭紀錄。他以大劉之子的尊貴身份到金匡轉一圈、坐一坐，叫市場想入非非，屁股未暖已經點石成金，財源滾滾。劉氏父子的吸金大法，是「廢青」一輩子學不來也想不出的，月入萬五，三個月賺一億，其實唔難。
劉鳴煒接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後，與傳媒茶敘，有人質疑他「離地」，他當時回應說，自己有充分的empathy skill，能了解青年的訴求。但事實證明，他很可能對自己也不太了解。阿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說：「涉及個人利害時，也許大部分人都是惡劣的判斷者。」（schedon hoi pleistoi phauloi kritai peri ton oikeion）香港早就是財閥統治的（plutocratic）社會了，重大的社會議題都跟財閥利益有千絲萬縷關係，然則出生豪門的劉鳴煒，又怎可能正確理解、判斷和處理那些跟他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呢？例如劉在訪問中說「地產霸權」只是一個「情緒化的標籤」，顯然是錯得一塌糊塗的論斷。
據年初美國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國際樓價負擔能力報告，香港樓價中位數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十七倍，已連續五年成為全球置業最困難的地區。去年三月，英國《經濟學人》推算各地富豪通過尋租行業──如地產、港口、金融、電訊、公用事業等被政府高度管制的行業──所賺的財富佔該區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從而制訂一個「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結果顯示本港富豪從尋租行業賺取的財富佔GDP的百分之六十，力壓俄羅斯、馬來西亞和烏克蘭，高踞全球榜首。這指數當然不能證明政府貪腐，但至少說明若沒有政府撐腰，我們的超級富豪根本不可能這麼富貴，也不可能自誇對社會「貢獻」有多大。數據這麼充足，「地產霸權」還只是「情緒化的標籤」？
前年巴黎經濟學院教授皮凱提（Thomas Piketty）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探討全球貧富不均問題，指出美國的情況尤其嚴重：頂尖的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居然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皮凱提認為這現象可用「超級經理人」（即企業的高級管理層）的天價薪酬來解釋，因為那百分一中有七成都是所謂超級經理人，其收入跟工作表現幾乎完全脫鉤。有錢人都喜歡經濟學所謂「邊際生產力理論」，總自我感覺良好地相信自己收入豐厚，全因生產力高，對社會有貢獻──那怕事實證明往往只有負面貢獻。有時工作表現真差勁得無話可說，花碌碌的銀紙卻不能不賺，那就只好厚着臉皮，用語言偽術把performance bonus改稱為retention bonus了。這些高薪低能的人，不明白本身只是時代的副產品，總以人生勝利組自居，往往將一套表面義正詞嚴、實質殘民自肥的價值觀加諸別人──例如鼓勵你視買樓為人生目標的價值觀。可見富人之所以富有，跟自身的才幹和努力不一定有關，反而搞好裙帶關係，令制度向自己傾斜，才是真正致富之道。
有人認為努力讀書可以出人頭地，見學生抗爭，就說浪費納稅人金錢。這類人也許很多年沒有讀書了。據史丹福大學教育學系教授Sean Reardon的研究，貧富不均所引發的差異，會反映在子女的考試分數上：在八○年代，入息最高的一組家庭，其子女的SAT積分比最低的一組高約九十分，到現在那差距已拉闊至一百二十五分；百分之十五的高收入家庭子女成功升讀名牌大學，低收入家庭則只有百分之二。為甚麼呢？Reardon認為關鍵不在於富人子女能入讀較好的學校，而在於富人能運用較多資源培訓小孩，為其教育前途鋪路，如聘請家庭教師、參與夏令營等。在這種條件下，富人的子女大都越富，貧者則越貧，形成惡性循環。十九世紀經濟學家Émile de Laveleye說：「古代的哲人和立法者都從經驗中得知，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只有憑藉物質條件的平等才能存在。」
維持現狀，美其名是和諧，實際是令貧富懸殊一代比一代合理。但不必擔心，當城中巨富將你的財產合法挪移後，還是會善心地接濟你的子孫，就像劉鳴煒一樣熱心公職，助年青人發揮潛能、實現理想。
（畢明告假，由5月17日起《畢腦作》專欄暫停三周）
馮睎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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