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28-練乙錚：籲支聯會棄提平反，求解放軍放下屠刀
練乙錚：籲支聯會棄提平反，求解放軍放下屠刀
2015年5月28日
城中新鮮熱辣的政治話題多着，但筆者今天不談京官說的「歷史正義」，不理民調說的「拉大差距」，也不管當權派說的「民主霸權」，但以陳年歷史和古老哲學的雙重角度重新看待港人悼念「六四」，甚至以包容的態度提出一種「膠論」，論證解放軍立地成佛的有可能。題目裏的「求」字，是「謀求」的「求」，不是「哀求」的「求」。
「八二三炮戰」的大中華啟示
共軍1949年席捲大陸，然而國共內戰，技術上而言並沒有馬上結束，而是一直拖了30年，中間經歷了有名的金門「八二三炮戰」，打了個平手；之後，炮戰「常規化」了，變成有秩序的禮節：單日炮轟、雙日休息。如此行禮如儀的打法，根本沒有軍事意義，政治象徵卻非常豐富，那是因為國共一天還在「開火」，就表示「內戰」一天還沒有結束；既是「內戰」，那兩岸就必然同時屬於「一個中國」。在國共眼中，這是鐵一樣的邏輯。
其實，那幾個小島離福建最遠的也不過一海里，跟台灣本島卻隔了一整個海峽，根本不能長期有效補給防守。當時在西方主要國家裏，不少人提出「兩個中國」論，建議國民政府棄守諸外島；蔣介石很聰明，差密使告訴毛澤東，指出如果炮戰繼續，國軍惟有棄守，兩岸有海峽截然二分，中國便會永久分裂。毛一聽，知道不妙，決定不把小島拿下，改為「單打雙停」，成功在國際上延續了國共內戰的神話，防止了「兩個中國」論的實現，一直到1979年華盛頓與北京建交，美國不反對「台灣是一個中國的不可分割部分」的說法，北京才放了心，「單打雙停」的做法才沒有必要。
蔣介石因為提議了與大陸方面合演這台戲，死後就成為中共（有統戰需要的時候）口裏說的「民族英雄」。不過，後來李登輝執政，先是在1991年2月對大陸擺出笑臉，搞了一個「國統綱領」；這也是一個「民主回歸」的綱領，不過主張的是「你先搞好民主、我才談論回歸」，剛好與香港八十年代民主派提出的相反。跟着，李在同年5月大筆一揮，宣布「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不主動跟中共敵對了。下了這一子，中共便知不妙，於是一面逐步跟李登輝反面，一面急急在1992年11月找了國民黨裏的統派一起炮製後來所謂的「九二共識」，以求在沒有「內戰」可打的情況下，用協議的方式把台灣套牢。
由此可見，中共不怕你用任何方式反對她，包括動用武力，但如果你把事情看透了，心死了，淡淡然跟她說：算了吧，我不再給你找麻煩，我們與你其實沒什麼關係，各走各路好了。那她就馬上發作，恨不得立即把你整死。
對打就是兄弟，內戰就是統一；這就是現代中國宏觀政治最弔詭之處。
「六四」：港人與大中華的「終極紐帶」
自從本地社運有了「大中華」與「本土」之間的路線分歧之後，持續了25年、從1990年起一年一度跨九七辦到今天的六四維園紀念會，其最深層象徵意義便愈發清楚了：它是不接受共產黨的那部分港人與國家之間的終極紐帶。這個象徵意義，等同當年把台灣和台灣人緊扣到中國大陸的金門島、「八二三炮戰」之後的「單打雙停」所代表着的國民黨與中共的「內戰」關係。
這裏說的「終極紐帶」是什麼意思呢？港人與「中國」的關係極為多元複雜，有經濟、文化、血緣、親情等方面的轇轕。視乎個人，這些關係有好有壞，有斷有續；設有一個人，其所有這些關係都斷絕了，而只有一個關係尚存、壞到極點卻未曾了斷而依然足以把這個人歸類為「中國人」的話，這個關係就是這個人與「中國」之間的「終極紐帶」。
25年來的紀念「六四」，是百萬計香港人愛中國的最集中、也是最後的表現，是特定歷史條件之下形成的與「中國」之間的「終極紐帶」；「六四」一旦在這些人的心中放下，就等於紐帶斷開。這就好比蔣介石當年警告中共說的：一旦我不跟你打，從金門撤出，就表示台灣與大陸永久分裂。
這裏的年年「六四」，既相當於1958至1979年國共之間的金門、1992年至今的「九二共識」，中共對之也有一個認識過程。當初，中共誓要拿下金門，後來發覺還是隸屬台灣好；當初中共不接受「九二共識」這個稱謂，後來發覺是一件寶。同理，當初中共非常反感港人紀念「六四」要求平反，但礙於回歸初期要在國際上顯示願意遵守對香港的政治承諾，乃不便發作，後來才明白，參與六四紀念的港人乃真愛國，活動萬萬取消不得。這就是為什麼中共變得十分「包容」一年一度的六四維園會，雖把偏激鷹派撐上台管治特區而六四紀念猶讓延續。
由此也可預測，以後的年年「六四」，出席紀念的人數倘若減得太少，就會有中共的人出來故意說一些諸如馬力當年說的「坦克豬肉餅」之類的冷血涼薄話，刺激一下這些港人的神經，從反面提醒他們愛國，莫要日漸離心，以免「終極紐帶」磨斷了最後一根纖維。的確，一旦六四紀念凋零了、疏落了，搞不起來了，那就表示港人愛國愛到盡頭，此後各走各的陽關道、獨木橋。那才是1949年後管治着整個大陸的中共最不可容忍的（1949年之前的中共自己始創並大力鼓吹台獨和湘獨，與1949年之後的態度截然相反）。
支聯會應該包容本土的六四論述
當然，港人悼念「六四」的情緒，不應該也不會受到共產黨的機心影響。但是，他們對悼念的意義的理解、對活動的主題和表達方式，卻會因大陸與香港的政治互動而有所改變，主辦紀念活動的團體和人士，不能不按之作出相應的安排、不斷調校。今天，一些民眾還要在香港悼念「六四」，因為它仍有以下3點意義：
一、提供一個平台，讓港人抗議當年專制政權用最兇殘手段屠殺正義人民，也讓參與者提出一些針對政權的合理訴求；
二、有助年輕人認清解放軍的體制本性：所謂的「人民子弟兵」，其高層是89．64屠殺令背後的推手、今天的頂級腐敗分子；其中、下層則是政權的最馴服工具、屠殺令的執行者、劊子手；
三、是香港人民大規模公開自發表達愛國情懷的唯一而最後形式，與國家之間的終極紐帶。
今年的香港「六四」，是佔領運動之後的第一個「六四」。不少運動的參與者同時也是以往六四悼念會的常客；這批人在「命運自主」的旗幟感召下都或多或少走向「本土」而與上述第三點疏離，當中尤以年輕人為甚。這對傳統六四悼念會的組織者而言，無疑是一個隱憂。九十年代中段，六四到維園去的話，地上坐滿的都是白頭人；10年之後再去，見到的卻是黑頭為主。
這個變化，恐怕會在運動之後再反轉過來，特別是如果悼念會的組織者不對上述3點（分別是體現對政權、對解放軍、對「中國」的態度）逐步作出微調，以容納運動後新一代中的思想感情變化。組織者要注意，六四悼念會的視覺焦點是一個「大台」，而運動後的年輕人不少都帶有一種「反大台」情緒；如果沒有適當的本土化調整，維園六四悼念會一度十分成功的薪火相傳，到最後卻會油盡燈枯。
具體如何微調？
何謂針對上述3點的適當「微調」，筆者根據對新世代的觀察，簡單地說說。
第一點：抗議和訴求的提法，反映悼念者對政權的態度。新世代不接受「平反」兩字，認為向中共要求平反，蘊含了對其管治合法性作有條件的承認，因而是不當的。那麼，新世代可以接受什麼呢？脫離現代法治觀念談屠殺的責任，有兩個選擇，一是作傳統公案劇如《血手印》、《竇娥冤》式的平反昭雪，一是比照漢楚之爭、劉邦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裏的「殺人者死」那一條（二戰之後的國際文明叫法就是「紐倫堡審判」）。平反昭雪的結果，無損反有助封建秩序，是與「結束一黨專政」這個傳統六四悼念會大體正確的要求相矛盾的，的確有問題。
較合理的選項，無疑就是以「殺人者死」/「紐倫堡審判」這個自然法的簡單公義取代「平反六四」。組織者應該考慮這個選項（當然，如果很多香港人都認為無論殺人犯如何罪大惡極，判其死刑也是不道德的，那麼可以在對六四屠城者判極刑之後給大赦改判終身監禁）。這樣說，不表示筆者「反平反」，只表示這裏討論的旨趣在於如何包納新世代新觀點。
第二點：89．64解放軍在北京屠殺人民的獸行世人皆見無可抵賴，但在佔領運動的硝煙中成長起來的本地新世代的最強烈感覺，不再是對大陸遇難者的同情和由之而生的義憤，而是猛然意識到，同樣的獸行，在今後的本地社運關鍵時刻，隨時可以由駐港解放軍部隊加諸自己身上；那些部隊，絕對不是到大學裏打打籃球交交朋友那麼說來簡單。解構這支駐軍的外貌而直面其實質，應該是本地六四維園會的一個重要新內容。
第三點：新世代普遍不承認大陸民主化是在香港達致民主的先決條件，甚至有一些人認為，大陸一旦民主化，以其人民之質惡、無所不及的大一統意識、對香港生活方式及體制環境的又愛又恨，遲早會挾其民主賦予的「管治合法性」，把香港打得更殘。由於近年有了這兩種人，往常在六四悼念會上提出的「建設民主中國」這個口號，便不能繼續得到普遍支持；因此，若改為比較中性的說法，例如「寄望中國朝優質民主發展」，就能夠比較包容。
「膠論」：何不到解放軍營口悼「六 四」？
除了關於六四悼念的象徵意義之外，舉行悼念的地點也有爭議，組織者一向都把最主要的悼念活動選擇在維園舉行，固然有其好處，但不少團體卻主張遍地開花；筆者有一個更進一步的提議。一直以來的悼念活動，都發揮着傳承的作用；但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承和傳都可能已經變得以縱向為主，甚至大部分的工作是「對着詩歌班講耶穌」（preaching to the choir）。然而，在不悼念「六四」的人群當中，有思想未定形的年輕人，有被蒙騙者，有被誤導者，他們在香港都應該有機會接觸真相，都有可能遽然醒悟。「人之初，性本善」，既有這個「本」字，就有「復歸」人性的可能，無論一個人已經變得多麼惡。在這個問題上，筆者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可謂十分大中華。多年前，有一次，司徒華先生說：「共產黨員毒入腦，絕對無藥可救」（大意），但筆者不同意，認為「凡人皆可救，只視乎條件」，可見比司徒先生膠得多！
大家想想：當年解放軍的屠城獸行，今天全中國什麼人知道得最少、受蒙騙得最深、理解得最錯誤呢？筆者的答案是「今天的解放軍作戰員」，而為數幾百萬的解放軍作戰員當中，尤以駐港部隊裏的最甚，因為他們身處華人社會資訊最豐富最流通的地方，來之前頭腦「受洗」必然加倍。但正因如此，一旦接觸真相，他們醒悟得也必然最快最徹底。按此「膠論」，悼念組織者若要把「六四」的真相訊息傳播而得其所，最好的做法，莫如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把一部分悼念活動辦到解放軍駐港部隊軍營的大門口，或者是通往營地的道路旁邊。
同理，特首辦、其他親共政府人士辦公必經之路，等等，也是尚佳的悼念地點。如此遍地開花，才真正有價值，開出的花才有望結得最好的果。當然，這樣的進取做法，確有相當風險，因此必須是和理非非的，勇武手法絕對不宜。可能的話，搞一個公開的斯文的六四真相研討會，由本地大學生邀請解放軍駐港部隊的將領在台上面對面親切交流，擺事實、講道理，讓所有年輕作戰員在台下接觸新資料、聆聽、發問、反思，那總比雙方「打打籃球交交朋友」來得有意義。盒子外的思維，有何不可？
請注意筆者上面說「獸行」而不說「獸兵」，乃是嚴格對事不對人，而背後的哲學思想，依然是人的性善論。青樓代有女丈夫，黑社會也有愛國的，把巴勒斯坦使徒綑在柱子上照燒的羅馬兵官中出了一個保祿，安知解放軍裏不能出成佛的聖人？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2015年5月28日
城中新鮮熱辣的政治話題多着，但筆者今天不談京官說的「歷史正義」，不理民調說的「拉大差距」，也不管當權派說的「民主霸權」，但以陳年歷史和古老哲學的雙重角度重新看待港人悼念「六四」，甚至以包容的態度提出一種「膠論」，論證解放軍立地成佛的有可能。題目裏的「求」字，是「謀求」的「求」，不是「哀求」的「求」。
「八二三炮戰」的大中華啟示
共軍1949年席捲大陸，然而國共內戰，技術上而言並沒有馬上結束，而是一直拖了30年，中間經歷了有名的金門「八二三炮戰」，打了個平手；之後，炮戰「常規化」了，變成有秩序的禮節：單日炮轟、雙日休息。如此行禮如儀的打法，根本沒有軍事意義，政治象徵卻非常豐富，那是因為國共一天還在「開火」，就表示「內戰」一天還沒有結束；既是「內戰」，那兩岸就必然同時屬於「一個中國」。在國共眼中，這是鐵一樣的邏輯。
其實，那幾個小島離福建最遠的也不過一海里，跟台灣本島卻隔了一整個海峽，根本不能長期有效補給防守。當時在西方主要國家裏，不少人提出「兩個中國」論，建議國民政府棄守諸外島；蔣介石很聰明，差密使告訴毛澤東，指出如果炮戰繼續，國軍惟有棄守，兩岸有海峽截然二分，中國便會永久分裂。毛一聽，知道不妙，決定不把小島拿下，改為「單打雙停」，成功在國際上延續了國共內戰的神話，防止了「兩個中國」論的實現，一直到1979年華盛頓與北京建交，美國不反對「台灣是一個中國的不可分割部分」的說法，北京才放了心，「單打雙停」的做法才沒有必要。
蔣介石因為提議了與大陸方面合演這台戲，死後就成為中共（有統戰需要的時候）口裏說的「民族英雄」。不過，後來李登輝執政，先是在1991年2月對大陸擺出笑臉，搞了一個「國統綱領」；這也是一個「民主回歸」的綱領，不過主張的是「你先搞好民主、我才談論回歸」，剛好與香港八十年代民主派提出的相反。跟着，李在同年5月大筆一揮，宣布「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不主動跟中共敵對了。下了這一子，中共便知不妙，於是一面逐步跟李登輝反面，一面急急在1992年11月找了國民黨裏的統派一起炮製後來所謂的「九二共識」，以求在沒有「內戰」可打的情況下，用協議的方式把台灣套牢。
由此可見，中共不怕你用任何方式反對她，包括動用武力，但如果你把事情看透了，心死了，淡淡然跟她說：算了吧，我不再給你找麻煩，我們與你其實沒什麼關係，各走各路好了。那她就馬上發作，恨不得立即把你整死。
對打就是兄弟，內戰就是統一；這就是現代中國宏觀政治最弔詭之處。
「六四」：港人與大中華的「終極紐帶」
自從本地社運有了「大中華」與「本土」之間的路線分歧之後，持續了25年、從1990年起一年一度跨九七辦到今天的六四維園紀念會，其最深層象徵意義便愈發清楚了：它是不接受共產黨的那部分港人與國家之間的終極紐帶。這個象徵意義，等同當年把台灣和台灣人緊扣到中國大陸的金門島、「八二三炮戰」之後的「單打雙停」所代表着的國民黨與中共的「內戰」關係。
這裏說的「終極紐帶」是什麼意思呢？港人與「中國」的關係極為多元複雜，有經濟、文化、血緣、親情等方面的轇轕。視乎個人，這些關係有好有壞，有斷有續；設有一個人，其所有這些關係都斷絕了，而只有一個關係尚存、壞到極點卻未曾了斷而依然足以把這個人歸類為「中國人」的話，這個關係就是這個人與「中國」之間的「終極紐帶」。
25年來的紀念「六四」，是百萬計香港人愛中國的最集中、也是最後的表現，是特定歷史條件之下形成的與「中國」之間的「終極紐帶」；「六四」一旦在這些人的心中放下，就等於紐帶斷開。這就好比蔣介石當年警告中共說的：一旦我不跟你打，從金門撤出，就表示台灣與大陸永久分裂。
這裏的年年「六四」，既相當於1958至1979年國共之間的金門、1992年至今的「九二共識」，中共對之也有一個認識過程。當初，中共誓要拿下金門，後來發覺還是隸屬台灣好；當初中共不接受「九二共識」這個稱謂，後來發覺是一件寶。同理，當初中共非常反感港人紀念「六四」要求平反，但礙於回歸初期要在國際上顯示願意遵守對香港的政治承諾，乃不便發作，後來才明白，參與六四紀念的港人乃真愛國，活動萬萬取消不得。這就是為什麼中共變得十分「包容」一年一度的六四維園會，雖把偏激鷹派撐上台管治特區而六四紀念猶讓延續。
由此也可預測，以後的年年「六四」，出席紀念的人數倘若減得太少，就會有中共的人出來故意說一些諸如馬力當年說的「坦克豬肉餅」之類的冷血涼薄話，刺激一下這些港人的神經，從反面提醒他們愛國，莫要日漸離心，以免「終極紐帶」磨斷了最後一根纖維。的確，一旦六四紀念凋零了、疏落了，搞不起來了，那就表示港人愛國愛到盡頭，此後各走各的陽關道、獨木橋。那才是1949年後管治着整個大陸的中共最不可容忍的（1949年之前的中共自己始創並大力鼓吹台獨和湘獨，與1949年之後的態度截然相反）。
支聯會應該包容本土的六四論述
當然，港人悼念「六四」的情緒，不應該也不會受到共產黨的機心影響。但是，他們對悼念的意義的理解、對活動的主題和表達方式，卻會因大陸與香港的政治互動而有所改變，主辦紀念活動的團體和人士，不能不按之作出相應的安排、不斷調校。今天，一些民眾還要在香港悼念「六四」，因為它仍有以下3點意義：
一、提供一個平台，讓港人抗議當年專制政權用最兇殘手段屠殺正義人民，也讓參與者提出一些針對政權的合理訴求；
二、有助年輕人認清解放軍的體制本性：所謂的「人民子弟兵」，其高層是89．64屠殺令背後的推手、今天的頂級腐敗分子；其中、下層則是政權的最馴服工具、屠殺令的執行者、劊子手；
三、是香港人民大規模公開自發表達愛國情懷的唯一而最後形式，與國家之間的終極紐帶。
今年的香港「六四」，是佔領運動之後的第一個「六四」。不少運動的參與者同時也是以往六四悼念會的常客；這批人在「命運自主」的旗幟感召下都或多或少走向「本土」而與上述第三點疏離，當中尤以年輕人為甚。這對傳統六四悼念會的組織者而言，無疑是一個隱憂。九十年代中段，六四到維園去的話，地上坐滿的都是白頭人；10年之後再去，見到的卻是黑頭為主。
這個變化，恐怕會在運動之後再反轉過來，特別是如果悼念會的組織者不對上述3點（分別是體現對政權、對解放軍、對「中國」的態度）逐步作出微調，以容納運動後新一代中的思想感情變化。組織者要注意，六四悼念會的視覺焦點是一個「大台」，而運動後的年輕人不少都帶有一種「反大台」情緒；如果沒有適當的本土化調整，維園六四悼念會一度十分成功的薪火相傳，到最後卻會油盡燈枯。
具體如何微調？
何謂針對上述3點的適當「微調」，筆者根據對新世代的觀察，簡單地說說。
第一點：抗議和訴求的提法，反映悼念者對政權的態度。新世代不接受「平反」兩字，認為向中共要求平反，蘊含了對其管治合法性作有條件的承認，因而是不當的。那麼，新世代可以接受什麼呢？脫離現代法治觀念談屠殺的責任，有兩個選擇，一是作傳統公案劇如《血手印》、《竇娥冤》式的平反昭雪，一是比照漢楚之爭、劉邦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裏的「殺人者死」那一條（二戰之後的國際文明叫法就是「紐倫堡審判」）。平反昭雪的結果，無損反有助封建秩序，是與「結束一黨專政」這個傳統六四悼念會大體正確的要求相矛盾的，的確有問題。
較合理的選項，無疑就是以「殺人者死」/「紐倫堡審判」這個自然法的簡單公義取代「平反六四」。組織者應該考慮這個選項（當然，如果很多香港人都認為無論殺人犯如何罪大惡極，判其死刑也是不道德的，那麼可以在對六四屠城者判極刑之後給大赦改判終身監禁）。這樣說，不表示筆者「反平反」，只表示這裏討論的旨趣在於如何包納新世代新觀點。
第二點：89．64解放軍在北京屠殺人民的獸行世人皆見無可抵賴，但在佔領運動的硝煙中成長起來的本地新世代的最強烈感覺，不再是對大陸遇難者的同情和由之而生的義憤，而是猛然意識到，同樣的獸行，在今後的本地社運關鍵時刻，隨時可以由駐港解放軍部隊加諸自己身上；那些部隊，絕對不是到大學裏打打籃球交交朋友那麼說來簡單。解構這支駐軍的外貌而直面其實質，應該是本地六四維園會的一個重要新內容。
第三點：新世代普遍不承認大陸民主化是在香港達致民主的先決條件，甚至有一些人認為，大陸一旦民主化，以其人民之質惡、無所不及的大一統意識、對香港生活方式及體制環境的又愛又恨，遲早會挾其民主賦予的「管治合法性」，把香港打得更殘。由於近年有了這兩種人，往常在六四悼念會上提出的「建設民主中國」這個口號，便不能繼續得到普遍支持；因此，若改為比較中性的說法，例如「寄望中國朝優質民主發展」，就能夠比較包容。
「膠論」：何不到解放軍營口悼「六 四」？
除了關於六四悼念的象徵意義之外，舉行悼念的地點也有爭議，組織者一向都把最主要的悼念活動選擇在維園舉行，固然有其好處，但不少團體卻主張遍地開花；筆者有一個更進一步的提議。一直以來的悼念活動，都發揮着傳承的作用；但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承和傳都可能已經變得以縱向為主，甚至大部分的工作是「對着詩歌班講耶穌」（preaching to the choir）。然而，在不悼念「六四」的人群當中，有思想未定形的年輕人，有被蒙騙者，有被誤導者，他們在香港都應該有機會接觸真相，都有可能遽然醒悟。「人之初，性本善」，既有這個「本」字，就有「復歸」人性的可能，無論一個人已經變得多麼惡。在這個問題上，筆者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可謂十分大中華。多年前，有一次，司徒華先生說：「共產黨員毒入腦，絕對無藥可救」（大意），但筆者不同意，認為「凡人皆可救，只視乎條件」，可見比司徒先生膠得多！
大家想想：當年解放軍的屠城獸行，今天全中國什麼人知道得最少、受蒙騙得最深、理解得最錯誤呢？筆者的答案是「今天的解放軍作戰員」，而為數幾百萬的解放軍作戰員當中，尤以駐港部隊裏的最甚，因為他們身處華人社會資訊最豐富最流通的地方，來之前頭腦「受洗」必然加倍。但正因如此，一旦接觸真相，他們醒悟得也必然最快最徹底。按此「膠論」，悼念組織者若要把「六四」的真相訊息傳播而得其所，最好的做法，莫如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把一部分悼念活動辦到解放軍駐港部隊軍營的大門口，或者是通往營地的道路旁邊。
同理，特首辦、其他親共政府人士辦公必經之路，等等，也是尚佳的悼念地點。如此遍地開花，才真正有價值，開出的花才有望結得最好的果。當然，這樣的進取做法，確有相當風險，因此必須是和理非非的，勇武手法絕對不宜。可能的話，搞一個公開的斯文的六四真相研討會，由本地大學生邀請解放軍駐港部隊的將領在台上面對面親切交流，擺事實、講道理，讓所有年輕作戰員在台下接觸新資料、聆聽、發問、反思，那總比雙方「打打籃球交交朋友」來得有意義。盒子外的思維，有何不可？
請注意筆者上面說「獸行」而不說「獸兵」，乃是嚴格對事不對人，而背後的哲學思想，依然是人的性善論。青樓代有女丈夫，黑社會也有愛國的，把巴勒斯坦使徒綑在柱子上照燒的羅馬兵官中出了一個保祿，安知解放軍裏不能出成佛的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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