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03-王明回憶錄：毛澤東墮落的根本原因
王明回憶錄：毛澤東墮落的根本原因
2014-04-03 07:46:47
導讀：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已處於眾叛親離的境地，而他還要把那些可靠的人都“清洗”掉，絕望地等待美國會向他伸出援救之手。
王明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一度還是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在中共官方立場中，王明被視為犯有左傾機會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反面人物。在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和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兩個重要文件中，均對王明進行了嚴厲批判。
1956年經中共中央同意，王明去蘇聯就醫，後留居蘇聯。20世紀60年代中蘇論戰開始之後，尤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王明化名“馬馬維奇”等，寫了一系列攻擊中共及毛澤東的文章。1974年他將四篇文章匯集成書，取名《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背叛行徑》（簡稱《中共五十年》），在寫完這本回憶錄後第四天，王明在莫斯科病逝。此書1975年在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出版。中譯本在80年代由東方出版社出版，2004年重印為“現代稀見史料書系”之一，內部限量發行。從王明這本回憶錄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共“兩條路線”水火不容。王明的矛頭直指毛澤東，罵得痛快淋漓。該書對外界了解真實的中共黨史有獨特的幫助。以下為該書節選，記述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原因。
第一章 以“文化革命”為名，行反革命政變之實
從1966年夏季起，毛澤東在“文化革命”的旗號下，開始實現旨在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反對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反革命政變。
這一反革命政變的首要任務是，以反革命的“毛澤東思想”取代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使這個“思想”成為制定國內外政治路線和方針的惟一基礎。
在對內政策方面毛澤東利用武力毀滅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鎮壓勤勞而富有天才和革命性的中國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絕大多數成員遭到汙辱和迫害（劉少奇、彭德懷、陶鑄、賀龍、李井泉、彭真、譚震林、烏蘭夫、張聞天〔洛甫〕、陸定一、薄一波）或者遭到排擠（朱德、陳毅、徐向前、聶榮臻）。毛澤東還無情地迫害中央書記處的絕大多數成員——王稼祥、譚政、黃克誠、羅瑞卿、習仲勛、王任重、劉寧一、楊尚昆、胡喬木、劉瀾濤。他使174名中共中央委員中的差不多140人，即幾乎五分之四的成員遭到殘酷迫害。省市縣區鄉等各級黨組織被破壞了。隨之而來的是對各級幹部和普通黨員的大規模屠殺與迫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武裝部隊的指揮員和政工人員遭到迫害。國家政權機關、共青團和工會各級組織，以及創作和學術團體都受到破壞。在這些部門工作的知識分子代表，不論是黨員和非黨同誌，都遭到極其殘酷的迫害。他們中的許多人被殺害了。按毛澤東的命令，千百萬先進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代表和革命青年被打死，受迫害。
由於毛澤東的滔天罪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這些損失大大超過了國際帝國主義、北洋軍閥、蔣介石、汪精衛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給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造成的全部損失。
由於毛澤東的罪惡暴行而犧牲的全體革命同誌永垂不朽！
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起，毛澤東以他建立的假共產黨來代替真共產黨，企圖把它作為反共反蘇的工具。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陷入了災難空前的深淵。
毛澤東犯下的這些極其嚴重的罪行使他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叛徒，成了全中國人民的敵人。
在對外政策方面毛澤東瘋狂反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他竭力破壞和分裂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甚至對蘇聯提出了領土要求，他武裝侵犯蘇聯邊境，企圖吞並蒙古人民共和國。他瘋狂反對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和工人黨，毫不隱諱要“消滅”他們的意圖，並且全力以赴地破壞和分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亞非拉各國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他還千方百計妄圖破壞這些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因此他助長帝國主義重新控制這些國家、縱容帝國主義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對這些國家實行侵略。他施展陰謀詭計挑起美蘇和世界軍事沖突。他就是企圖通過這種途徑來毀滅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及其盟友。他幻想在一場熱核戰爭之後實現其對全世界完全統治的迷夢。他斷絕了與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經濟關系，把國家拖進資本主義陣營，為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創造條件。
毛澤東在國際事務中犯下的這些極其嚴重的罪行使他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帝革命運動的叛徒，成為一切進步與愛好和平人類的共同敵人。
毛澤東在反革命政變過程中所犯的這些罪行證明了一條真理，即對內對外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因為對內政策是對外政策的根源，而對外政策又是對內政策的繼續。毛澤東利用國內的反共主義把反蘇鬥爭的後方打掃幹凈，同時他借助反蘇以加強他在國內進行反共的陣地。
他把反蘇反共的行動作為向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靠攏的手段。
關於“文化革命”初期毛澤東在國內和國際舞臺上所犯的種種罪行，我已在1969年發表的《毛澤東進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一文中比較詳細地論述了，這裏我不再重復。
最近幾年反革命政變還在繼續。政變的基本內容就是反共、反蘇、反人民的罪惡行徑。他的罪惡活動是在“深入批修整風”、“繼續深入鬥批改”、“繼續一‘打’三‘反’”、“防止來自北方的突然襲擊”這類口號下進行的，是在諸如“一次思想政治路線的教育運動”、“抵制王明、劉少奇假馬克思主義者運動”之類的運動過程中進行的。
在這些口號下、在上述各項運動中，毛澤東在國內繼續全力以赴地搜捕，迫害和屠殺先進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青年代表。在每個機關，每個部隊、組織、學校，每個企業，每個人民公社和每個家庭都能找出持異端思想的人。毛澤東的“破舊立新”口號的真正意義在於：他今後還將不斷地屠殺他的敵人——不僅他自己的敵人，還有他的繼承人，即老婆江青和女婿姚文元的敵人。他首先屠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中蘇友好的支持者以及美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以便通過這種途徑來達到他的極端個人主義的自私目的：“生前不被推翻，死後不遭譴責”。
在對外關系方面，在這些口號下，在上述各項運動過程中，毛澤東一方面繼續絕望地努力去破壞和分裂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帝運動；另一方面，竭盡全力地向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集團靠攏。
當然，他像以前一樣把他的攻擊目標集中到蘇聯共產黨和蘇聯身上。這是很明白的，因為：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是科學共產主義的生動體現，是行動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蘇聯共產黨是最先進、最有經驗、最有權威和最強有力的共產黨，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先鋒隊，而且它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具有最豐富的經驗、最偉大的成就、最強大的威力和最崇高的威望。
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是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獨立，爭取社會進步和社會主義的最牢固的支柱；而在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蘇聯共產黨人和蘇聯人民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最可靠的同誌和戰友。
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執行蘇共第二十四大的歷史決議，正在實現共產主義建設的宏偉計劃和保證世界和平的偉大綱領。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把反蘇作為自己的旗幟。反蘇的中心內容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國家、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包括中國共產黨），反對反帝運動和世界和平。他進行反蘇活動也是為了向帝國主義大國、首先是向美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討取歡心，求得諒解。他渴望同他們建立以反蘇反共為目標的合作關系。
反蘇是反共和親帝的集中表現。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雅納什·卡達爾同誌曾經說過：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沒有反蘇的共產主義。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由此應當得出結論，過去沒有、現在沒有並且也不可能有反蘇的共產黨人。丁正因為毛澤東的反蘇主義是以民族主義為形式、以反共為內容的，所以，這不僅是他的反動的對外政策的基礎，並且是他的反動的對內政策的核心。
毛澤東向中國人民嚴密封鎖了關於1972年12月在莫斯科由蘇共中央、蘇聯最高蘇維埃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舉行的，有各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民族民主黨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代表參加的紀念蘇聯成立五十周年聯合慶祝大會的消息。毛澤東還千方百計對中國人民隱瞞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在這次大會上所作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報告。勃列日涅夫在報告中出色地總結了蘇聯在半個世紀以來列寧的民族政策的輝煌勝利和多民族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成就，全面地闡明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在現代條件下對內對外政策的列寧主義方針。因此我認為引用勃列日涅夫同誌報告的那部分是恰當的，在這裏他談到了中國與蘇聯和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現有關系，以及毛澤東集團對外政策的實質，以便使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能夠明確地認識這些問題，並且清楚地懂得毛澤東關於“蘇聯威脅”的叫囂的虛偽性和挑釁性。
列·伊·勃列日涅夫是這樣講的：
“同誌們，現在談談我們目前同中國的關系，確切地說，談談中國對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采取的立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采取反蘇方針——實際上是反對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方針——已經有十多年了，他們繼續把這個大家庭看作是他們實現大國主義意圖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如果不加粉飾地說，那麽，北京今天的對外政策方針是什麽呢？那就是對蘇聯領土提出荒謬的要求，惡毒誹謗蘇聯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誹謗我國愛好和平的對外政策；就是公然破壞限翻軍備競賽的努力，破壞爭取裁軍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鬥爭；就是不斷企圖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運動，在民族解放運動隊伍中制造混亂，使發展中國家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對立；最後，就是在反蘇基礎上同任何勢力，甚至同最反動的勢力——不管是英國保守黨中最賣力時反蘇分子還是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的復仇主義分子，是葡萄牙殖民主義者還是南非的種族主義者——進行無原則的勾結。
實質上，當前決定中國領導人對任何重大國際問題的態度的惟一標準，就是力圖給蘇聯造成盡可能大的損害，力圖損害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
對這一政策能說些什麽呢？
我們認為，這種政策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來說是反常的，其矛頭不僅指向蘇聯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指向中國人民的利益，指向世界社會主義、解放鬥爭和反帝鬥爭的利益，指向和平和各國人民安全的利益。
很清楚，我們斷然駁斥這種政策。（長時間鼓掌）中國領導人宣稱，他們似乎擔心來自蘇聯的某種威脅。如果這種說法不是虛偽的，就難以理解，為什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答復我們從1969年以來多次提出的關於承擔明確的、固定的和經常性的義務以排除一國對另一國的侵犯的建議？如果北京真是擔心中國的安全，那麽為什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又不同意簽訂一項不訴諸武力的專門條約呢？而這樣一項條約草案已於1971年1月15日遞交中國方面。事實上這項條約的草案十分明確地指出雙方（我引用原文）：‘將不使用武裝力量以任何類型的武器反對對方，包括：1）常規武器；2）火箭武器；3）核武器’。不，中國領導人抱怨無中生有的‘蘇聯威脅’，顯然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第二章 同帝國主義合作是毛澤東反革命政變的組成部分
我們已堅信無疑地指出，毛澤東以反蘇反共的反革命政變為手段，力求借以取得帝國主義者的諒解，達到同他們合作的目的。事態的發展完全證實了這一論斷的正確性。反革命政變的方針使得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首先是美帝國主義拍手稱快。
美國共產黨總書記蓋斯·霍爾同誌是完全正確的，他在紀念蘇聯成立五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說中指出，毛澤東集團執行反革命政策，所以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報刊不斷地大肆頌揚毛澤東的“文化革命”並不是偶然的。他們的外交使節競相前往北京，同毛澤東握手，表示自己的友好情意。當然，中美關系的所謂“突然轉變”引起了輿論界的最為廣泛的註意。毛澤東的心腹好友斯諾在北京居住了好幾個月，他們之間進行了多次的秘密會談，隨後美國乒乓球隊即來中國訪問。不久，毛（1971年7月16日）在中美官方報刊上同時發表了公報，公報證實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舉行了長達20小時的秘密會談，同時證實了美國總統尼克松已接受中國政府的訪華邀請這一早有傳聞的消息。然後，雙方報道了基辛格第二次來北京為尼克松訪華作準備的消息，並且宣布尼克松將於1972年2月21日到達北京。
因此，尼克松的訪華並不是一次偶然事件。這是毛澤東和美國的某些集團所采取的重大步驟。
眾所周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起，蘇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部分亞非國家在聯合國大會歷次會議上一貫要求驅逐蔣介石代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正是由於美國及其盟國的堅決反對，還由於美國要求必須有聯合國三分之二的成員同意，這項決議才拖延了若幹年。可是在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美國及其盟國卻“突然”表決贊成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以取代臺灣蔣介石集團代表的席位。毫無疑問，美國的這一立場是美中秘密談判預先達成協議的結果。
正如各通訊社報道的，北京成了充滿美國“客人”的城市。
每個美國客人都得到北京的殷勤而周到的接待。毋庸置疑，毛美合作一天天更加廣泛、更加深入。
在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毛澤東首先利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為講壇發起反蘇運動。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十分卑鄙地低毀並誹謗蘇聯，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他們是美帝國主義和其他反動派的忠實走狗。他們在聯合國會議上投票反對蘇聯提出的召開世界裁軍會議的建議。可是大家都知道，聯合國會議就這一問題以多數票通過了決議。毛澤東則成了全世界和平的敵人、戰爭勢力的擁護者。在安全理事會上毛的代表與美國代表一起站在野蠻反動的巴基斯坦軍閥葉海亞？汗一邊，反對七千五百萬孟加拉人民為爭取民族自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的解放運動，反對支持孟加拉人民的解放鬥爭的蘇聯和印度。毛的代表對近東問題的態度有利於以色列和美國反動勢力的活動。毛分子不支持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反對以色列在美帝國主義協助下進行侵略的正義鬥爭，他們也不支持聯合國安理會要求以色列從他以武力占據的全部阿拉伯領土上完全撤軍的決議。同時他們處心積慮地施展陰謀詭計，竭力破壞阿拉伯人民和支持他們正義鬥爭的蘇聯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
在聯合國內毛的代表日益頻繁地同帝國主義勢力串通一氣。這一點，蓋斯？霍爾同誌他於1973年4且、29日在蘇聯中央電視臺所作的演說中已經指出。他說，毛主義的政策“幾乎不可能與帝國主義的政策相區別。毛分子和帝國主義者在大多數場合下采取一致行動。例如，在聯合國內毛的代表的發言就和最反動的帝國主義的代表的發言毫無區別。惟‘不同的地方僅在於毛分子發言中的譽罵之詞比帝國主義代表發言裏的更多”。
所有這些都不是偶然的。這是毛澤東為了接近美帝國主義勢力而執行反蘇反共政策的結果。這一政策，從“整風運動”開始，毛澤東已或明或暗、時斷時續執行了三十多年。
第三章 毛同帝國主義合作的現行方針的根源
為了了解當前毛的旨在與帝國主義勢力合作的政策，有必要對能揭示這一政策根源的基本事實作一次即使很簡短的回溯。
1.1936年秋，斯諾於保安（陜西北部）同毛澤東進行過多次詳細的談話。毛澤東和斯諾初次見面就像老相識一樣。他們之間的談話，不管是談有關社會的還是個人的，不管談論黨和國家的事務還是涉及到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事情等等，都是極其坦率而透徹的，所以他們很快就成了真正的心腹之交。
毛澤東當時對斯諾說，還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他就是一個“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和門羅主義的堅決的擁護者”。這句話至少包括兩層意思：第一，他想表明他是美國的忠實的擁護者；其次，他想說明他對美國執行的對華和對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是堅決支持的。老練的美國資產階級新聞記者斯諾當然會因此而得出相應的結論。
斯諾發表他與毛澤東的談話記錄沒有白費工夫，它引起了季米特洛夫的註意和不安。1937年11月在我即將離開莫斯科回延安時，他托我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說明，毛澤東在與美國資產階級新聞記者斯諾的談話中，離開了一個共產黨人應有的立場。季米特洛夫建議，黨的領導人如無特殊的需要不必與這類資產階級新聞記者交往。
根據各類報道判斷，斯諾從與毛澤東談話中得到的基本印象是：毛澤東最大限度是一個農業改良主義者而絕不是一個共產黨人。假如毛澤東將取得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未來還將獲得國家政權，那麽他將不會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因為他必然會變成蘇聯的敵人，變成帝國主義反蘇反共的盟友。
2：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後，便得知毛澤東已和陳獨秀的代表羅漢達成協議，因此毛澤東允許托陳集團的成員全部恢復黨籍（由於我已回到延安，“恢復黨籍”的計劃才未實現）。
這一事實證明，毛澤東當時已準備同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積極幫兇——托派分子勾結起來。
3.1938年夏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文發表了。在這篇文章中他把中日戰爭進程分為三個階段：日本進攻階段；作戰雙方相互僵持階段；對日反攻階段。第一階段的特點是日本進攻，中國退卻。第二階段的特點是勢均力敵，在此情況下雙方都無力進攻。第三階段的特點應當是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時中國才轉入對日本的反攻。
這些觀點，尤其是等待日蘇之間進行戰爭的觀點，在當時是與美英法帝國主義者以及蔣介石的意圖相吻合的。他們也等待日本進攻蘇聯，以便“坐山觀虎鬥”，當然還可以從中漁利。所以《論持久戰》一文使帝國主義者更清楚地理解毛澤東的反蘇意在延安發表該文後，毛澤東又將此文送往武漢，要求在《新華日報》上刊登（該報編輯部在我的領導下進行工作）。我和秦邦憲（博古）、項英、凱豐及其他同誌一致反對這篇文章，因為該文的主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義務相矛盾。共產黨的政策是，中國人民應當積極同日本侵略者作戰，這一方面是為了保衛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另一方面用借以阻止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反蘇戰爭。所以我們決定不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論持久戰》一文。此外，我還請求當時在武漢的一位蘇聯同誌轉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關於我們對毛擇東《論持久戰》一文的意見，季米特洛夫吩咐不在《共產國際》雜誌上刊登此文（講了季米特洛夫的這一意見是王稼祥在1938年秋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先後告訴毛澤東和我的）。
4.1938年10月毛澤東發表了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論新階段》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宣布了他在《論持久戰》一文中確定的三個階段的第二階段即相持階段已經到來，以便為其消極抗戰的路線尋找根據。毛澤東的這種看法立刻得到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的贊賞。日本侵略者把中國看做他們準備向南進攻美國或向北進攻蘇聯的戰略基地，所以不希望在中日戰線上加強軍事行動。蔣介石在武漢失陷後也不想積極地和日軍作戰，只打算為將來的反共鬥爭保存武裝力量，所以他指望爆發日蘇戰爭或日美戰爭。
此外，毛澤東在報告中主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反對“洋八股”。他以這種蠱惑人心的號召為掩飾，實際是進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他反對采用蘇聯經驗，反對共產國際的領導，反對黨內的列寧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因此，《論新階段》報告也使帝國主義者更清楚地了解到這樣一個事實：毛澤東輕視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他的目的具有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蘇和反共的性質。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我作了《論武漢失守後的抗戰形勢》的發言。根據列寧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反帝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必然性和進步性的原理，我闡明了中國的億萬人民只要堅決抵抗日本侵略，並頑強地奪取戰爭的勝利，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幫助下最終必將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同時我還批評了毛澤東在《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兩文中提出的錯誤路線。
5.1940年初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他在書中公開反對列寧關於中國革命發展的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前途的可能性的理論原理。毛澤東公開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辯護，反對中國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長期發展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道路。因此《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使帝國主義理論家們能夠更好地識破毛澤東的內在實質：維護資產階級，敵視無產階級，維護資本主義，敵視社會主義。
6：1940年10月毛澤東公開主張在國際舞臺上執行一條使法西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軍國主義同蘇聯結成聯盟的路線，而在國內則執行一條同日本侵略者結成聯盟的民族叛賣路線。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十月的一個夜裏，延安《新中華報》（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三日刊）編輯部的一個同誌把第二天該報要刊登的材料送給我審閱（我那時兼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席，直接領導《新中華報》編輯部）。我註意到編輯部文章的標題是《論德意日蘇的聯盟》。
我問這位工作人員：“這篇文章是從哪裏來的？”
他回答說：“毛澤東同誌送來的。今天下午他主持了有報社編輯和中央宣傳部門的一些同誌參加的會議。會上他宣布國際舞臺上必須貫徹一條建立德意日蘇聯盟的路線，而在國內則要建立同日本和汪精衛的統一戰線。會上他宣稱已經寫好一篇《論德意日蘇聯盟》的社論，並囑咐刊登在最近一期《新中華報》上。問題這麽重大，難道他事先沒有和政治局的同誌進行過討論麽？”
我對報社的這位工作人員說：“好吧！我去和他談談。”
毛澤東承認，他的確召開過這樣一次會議。同時他說：“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建議成立英美法蘇反對德意日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事態的發展證明這是錯誤的。應當作的事不是去搞什麽英美法蘇聯盟，而應搞德意日蘇的聯盟。”
我問：“為什麽？”
他回答說：“德意日他們都是貧農。和他們作戰有什麽好處？即使我們戰勝了，同樣是無利可圖。英美法是富翁，特別是英國，你看它有多少大塊的殖民地啊！如果把它打敗，那末僅從瓜分它的殖民地中就可得到很大的收獲。這你可能會說我是主張親法西斯路線的，不是嗎？這我不怕。至於中國應當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衛的統一戰線，以反對蔣介石，而不應當建立你所建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以你也錯了。”
我問他：“我錯在哪裏？”他繼續說：“反正我們不能戰勝日本人，那為什麽要和他們打仗呢？最好聯日聯汪打蔣介石。你看蔣介石在西南、西北還剩下那麽多的地盤，如果打敗了蔣介石，我們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塊地盤，那就算獲得暴利了！我知道，你會說我執行親日民族叛賣路線。我不怕。我不怕當民族叛徒！”
我對他說：“你沒有任何權利對這麽重要的國際、國內政策問題單獨作出決定。我和你的爭論同樣也不能形成決議。我建議按黨的正常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即把你的意見發電報告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誌，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這些河題。”
毛澤東說：“現在不能發這個電報。這樣的電報可能引起這兩位受人尊敬的老人的憤怒。這不是開玩笑的！同時我也不同意馬上就在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
我問：“為什麽呢？”
他回答說：“時機尚不成熟。再等半年左右，事態會說明我的意見是正確的。那時我再給他們打電報，說我老早就在《新中華報》上發表過文章，提出了這樣的建議。那時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誌一定會給我回電說：‘毛澤東同誌，你是正確的，我們都錯了’。至於你，王明同誌，那時你也將不得不向我承認你的錯誤，並且說：‘毛澤東同誌，你是正確的，而我錯了。’在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我將請同誌們同意我的建議，目前暫且不把這些問題打電報告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誌，也不在政治局進行討論。”我問他：“假如就像你說的，過半年左右，事態證明你錯了，那你怎麽辦呢？”
他武斷地回答說：“我？我怎麽會錯呢？我認為我是正確的。”
我又問：“你認為你正確，這是一個方面。而事態將如何發展，是另一個方面。請回答我，假如事態證明你錯了，在這種情況下你怎麽辦？你是否給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誌發電報承認自己的錯誤？你是否在我面前承認自己的錯誤？”
他沈默了一會，沒回答這個問題。
大家知道，歷史事件發展的進程完全證明了毛澤東的聯合德意日的親法西斯的國際路線和他的聯日聯汪的民族叛賣的國內路線是有害而危險的。然而他不僅沒有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面前承認過這些路線是不正確的，而且在法西斯侵略者進攻蘇聯之後，還積極鼓吹並進行旨在反對列寧主義、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
我們之間的談話繼續進行著，我對毛澤東說：“這樣說來，你的文章就不能馬上發表了。”
他不同意說：“這不可能，我已經開過會，發出了手稿。如果馬上把它撤銷，那太難堪了！我怎麽有臉見人？！我建議文章照樣發表，我向你和全體政治局委員說明，文章的責任將由我自負……。”
他就這樣似請求非請求地，終於在《新中華報》上發表了他的這篇文章。
不言而喻，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和蘇聯的對外政策毛澤東只能談談而已，絲毫也不能改變它們。但是接踵而來的事件說明毛澤東這個無原則的政治冒險家和陰謀家發表宣傳德意日蘇聯合起來這一口號的文章，絕不是沒有目的的。他所追求的目的在於掩蓋他的親日民族叛賣路線，同時利用這一口號作為借口，來為他對部隊所下的停止抗日軍事行動的命令和加劇國內軍事沖突的做法作辯護。在國際方面他企圖破壞蘇聯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中的威信。
至於對內政策，毛澤東事先不讓黨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過中共中央軍委電臺，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以他的名義派出代表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談判共同反蔣的問題，同時命令停止抗擊日軍和汪精衛的軍事行動。可是當時不管是日本人還是汪精衛都不會相信毛澤東能成為“汪精衛第二”。他們懷疑共產黨搞什麽陰謀來反對他們，以企圖把他們誘入陷阱。所以談判未能取得任何具體的結果。
蔣介石的情報機關當時利用毛澤東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相勾結的事實為武器進行反共宣傳。幸好中國共產黨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革命威信，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所以蔣介石集團很難使人們相信在中共領導人中會出現秦檜①和汪精衛這一類的民族叛徒。因此他們利用上述事實作為反共宣傳的嘗試未能達到任何結果。
1955年毛澤東借口反對“高（崗）饒（漱石）聯盟”而逮捕了饒漱石並把他折磨至死，同時利用這次運動把潘漢年（前新四軍偵察科長）以及胡均鶴抓起來處決了。因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占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胡均鶴當時背叛了共產黨的事業，但在上述談判過程中潘漢年成功地說服了他重新為我黨工作）。毛澤東的這些行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清除他執行民族叛賣路線的見證人。
因為胡均鶴是三料貨色的特務（他既是蔣介石、又是日本人和汪精衛的特務，而潘漢年卻使他又成為了新四軍在日汪陣營和蔣介石陣營中的反間諜人員），所以他和潘漢年的談判內容通過蔣介石的間諜機關，很快便成了美英在華諜報機關頭目的寶貴財富。因此美英帝國主義者就會懂得：既然毛澤東甚至在日本侵人中國、全民起來抗日救國的情況下都能與日本結成聯盟，甘當民族叛徒，那末，在另外一種情況下，他毫無疑問也會和他們結成聯盟。
因為許多黨內外人士不了解所謂“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真相，所以我認為有必要順便在此對這個問題作一簡要的說明。
毛澤東這個陰謀家，捏造“高饒反黨聯盟”（1954年）事件，其目的有三：
第一，為了使鄧小平取代劉少奇當選黨中央總書記。毛澤東不願履行他在建立“毛劉聯盟”時的“莊嚴諾言”（選劉少奇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所以還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他就建議暫不設總管黨的整個組織工作的黨中央總書記，而像以前一樣只設管理中央各部門、處理中央某些日常事務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1953年，毛澤東開始證明設總書記的必要性，同時要求他的親信羅榮桓、羅瑞卿等人支持高崗公開進行反對選劉少奇為總書記的運動。劉少奇終於不得不同意以當時毛澤東所信賴的人之——鄧小平代替他將來當選為總書記。
第二，為了使東北這個大行政區的全部黨政軍大權從高崗那裏轉入羅榮桓之手。為此目的，毛澤東突然給高崗背後一擊，宣布高崗領導的反劉少奇運動是“清君側”運動，也就是說，這次運動“名義上是反劉，實際上是反毛”，“反對劉少奇正是為了打擊毛澤東”。毛澤東迫害了高崗（在他被害之後宣布為“自殺”並“開除”出黨），便把高崗在東北大區的領導職務交給了羅榮桓。
可是革除高崗的真正原因卻在於高崗違反了毛澤東的指示，真心實意地執行與蘇聯合作的政策。
第三，為了在反對“高饒反黨聯盟”的掩蓋下，不僅把饒漱石除掉，也把潘漢年、胡均鶴等人除掉，也就是把他從1941年開始執行的“聯日聯汪反蔣”的民族叛賣路線的全部見證人統統除掉。
7.1941年秋至1945年夏，毛澤東進行了旨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共產國際、反對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
這次運動更加使帝國主義者確信，反蘇反共是毛澤東觀點的真正本質。
1948年毛澤東曾對我說：“在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羅斯福總統通過在延安的美國聯絡代表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要求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和性質，斷絕與莫斯科的聯系。這是當作美國政府將來給予八路軍以軍事技術援助的交換條件而提出的。幸好我們當時沒有同意他的要求。否則我們現在就真正陷於困境了。”
雖然毛澤東形式上沒有改變中共的名稱和性質，也沒有中斷和莫斯科的聯系，可是他推行的反蘇反共的“整風運動”，實質上表明了他決心實現美國統治集團的這些要求。
在“整風運動”期間，白宮多次派遣負責的外交和軍事人員（包括美國總統的私人代表赫爾利）來延安和毛澤東會談。會談中毛澤東始終表現出反蘇反共情緒，力求獲得美國的援助，實現美毛合作。因此，1944年8月23日，毛澤東在和中緬印前線美軍司令的政治顧問、美國駐重慶使館的二秘約翰？謝偉思的談話中，在回答謝偉思向他（毛澤東）提出的為什麽著重強調美國對中國的援助和支持的重要性，而閉口不談俄國這一問題時宣稱：
“我們不能等待俄國的援助。俄國人在這次戰爭中損失很大，他們將完全忙於自己國家的恢復工作。”因此毛澤東試圖說服約翰？謝偉思，使他確信“中美兩國的利益是一致的，是相互聯系的。這種利益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相互協調的……這就是為什麽我們那樣重視你們美國人所想的和打算要做的事情的原因所在。我們不能冒風險去和你們發生沖突”。
為了說服美國統治集團和壟斷資本家給他援助、與他合作，毛澤東不惜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綱領汙蔑為純粹資產階級的或僅僅是反封建的政策和綱領。例如他在和謝偉思的談話中，要人相信“中國共產黨人的政策不過是自由主義的政策”，“甚至最保守的美國生意人在中國共產黨人的綱領中也找不到任何一點可以反對的東西”。那時他曾對福爾曼說過：“我們並不追求蘇維埃俄國那種社會政治模式的共產主義。我們寧肯這樣認為：我們所做的無非是林肯在國內戰爭時期為之奮鬥的事情，這就是為解放奴隸而戰。我們中國有著千百萬受封建主義鐐銬束縛的奴隸。”這裏必須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綱領絕不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也不僅僅是反封建的。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實際上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政策和綱領。非常清楚，他的這些說法的目的，是要美帝國主義者確信這樣一個意見，即他只不過是一個土地改革家，而絕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對社會主義比對資本主義更加仇視。
歷史事實證明，毛澤東在四十年代進行“整風運動”的時期，同時也是一個不斷乞求美“援”、探索毛美合作的可能性的時期。
至於毛澤東當時被這種思想糾纏達到何等程度，可就下面的事實來判斷。1944年11月下半月的一天，陽光明媚，我裹著棉被躺在屋前的軟椅上。毛澤東帶著微笑突然朝我走來並且說道：“王明同誌！我帶來一件好東西給你看。”我請他坐下。他坐了下來，從大衣口袋中掏出一張小白紙。他把紙遞給我說：“快，快看呀”！我礁了一瞧這張長約15厘米、寬10厘米的小紙片。
上面寫著三行英文字。第一行是：“毛澤東先生”；第二行是：“我感謝你的祝賀”；第三行是：“羅斯福”。字條左角上用鉛筆寫著四個大漢字：“看後即毀”。每個字下面都畫有兩個著重號小圈。
毛澤東繼續說：“王明同誌！得到這個電報以後我們同美國的事就好辦多了！”
我說：“為什麽？”
毛澤東回答說：“以前我們只跟他的僚屬們打交道。這次他親自打電報復我，今後我就能直接和他互通電報和書信，保持私人接觸，進行對話，這就大大有利於問題的解決。”
我不大相信地說：“根據這封電報判斷，不像是羅斯福願意直接和你互通電報和書信並解決問題。”
毛澤東疑惑地問我：“為什麽呢？”
我回答說：“這不像是他的正式電報。如果他願意今後同你直接通電，那麽他的回電應當即使不用美國大使館的正式電文，至少也用美軍駐延安的觀察員小組的正式電文轉交給你。而這個電文卻是在普通的書寫紙上用鉛筆寫了幾個英文字。你怎麽能證明這真是羅斯福總統發給你的電報呢？假如過一段時間之後，美國人說羅斯福從來也沒給你發過電報，那麽你就怎麽也不能證明他曾向你發過電報。”
他瞪著眼說：“難道這可能嗎？！這是美軍觀察員小組的人親自轉交給我的。”
我問道：“字條左角上的四個漢字是什麽意思？”
毛澤東解釋說：“大概是他怕蔣介石可能打聽到我們通電報，所以才叫我們看後即毀。”
我又問：“假如羅斯福擔心，蔣介石可千萬別知道這封電報，那他怎能和我們直接通電以解決某些問題呢？”
毛澤東的面部表情立刻變得陰郁起來，笑容一點也沒有了。
他沈默片刻之後，勉強笑了一笑說：“照我看來，至少在這次直接通電之後事情總會好辦一點。”說完這話他搶過電報就走了。
毛澤東走後，我開始反復思索。我想起今年4月1日他和我的第一次談話。他來和我“談心”是有一定目的的。今天毛澤東是今年第二次來找我談話。這一次他的目的又是什麽呢？為何他親自把這封電報拿來給我看呢？近幾年來他從來也沒有告訴我他同美國人接觸的情況。我推測，大概是毛澤東想在我面前逞逞威風，似乎在說：“你瞧！我同美國總統羅斯福有直接電報聯系，這可不是鬧著玩的？！”
今天眾所周知的事實證明我的這一猜想是正確的。因為，那年（1944年）9月，蘇軍解放了保加利亞之後，在我回國的前幾天裏，季米特洛夫還給我寫過一封信。這封信，像他的前幾封信那樣，被毛澤東無理地扣壓並藏匿起來。他害怕我知道季米特洛夫給我的第二封信。所以他親自把羅斯福的電報帶來，以便說：“看！季米特洛夫支持您，而羅斯福卻支持我！”
8.1945年秋，由於蘇軍進入我國東北並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整個亞洲形勢根本改觀，毛澤東不得不重新掉過頭來向蘇聯表示好感，以便使八路軍能夠進入東北並從蘇聯那裏得到大量的軍事技術援助。同時他又對戰後中國在統一和建設事業方面能從美國那裏獲得援助寄予莫大的希望。所以1945年秋毛澤東應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邀請，到重慶同蔣介石談判，相信當時的美國大使是可靠的裁決人。結果國共之間簽署了真正右傾投降主義的“雙十協定”。
根據這個協定，八路軍、新四軍及其領導下的抗日遊擊隊，共約九十萬人，只能改編為九個師。而在這九個師中，共產黨員只能編成三個獨立師，其余六個師應當和蔣介石的部隊混合編排。同時規定讓出長江以南中共控制的全部解放區。此外，根據美、蔣和毛澤東三方協定，允許美軍領導機關在延安和張家口開辦兩所軍事學校，在美國軍事人員的幫助下為八路軍、新四軍培養幹部。
這裏有必要順便說明一下與毛澤東簽署該協定有關的若幹情況，因為該協定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條件十分苛刻、十分屈辱，毛澤東擔心他不能在黨的面前、在我軍革命戰士和將領面前證明他自己是正確的，因而起初他不敢在協定上簽字。可是蔣介石玩弄“殺雞給猴看”的一貫手法，為了恫嚇毛澤東，他把雲南省司令長官龍雲逮捕起來。同時赫爾利也嚇唬毛澤東說：“這是最後的條件。你不簽字，今後就不可能再進行談判了。”毛澤東屈服了，簽了字。這一事實足以證明毛澤東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他只關心自己的私利而忽視黨和革命的利益。他被敵人的威脅嚇得幾乎失去了理智。毛澤東回到延安之後向中央的同誌抱怨說：“在重慶期間，我的神經過分緊張。現在還感到十分疲乏。體力衰退，時常心動過速，頭昏，失眠，夢中出汗”。他患了半年多神經衰弱癥。
直到全國範圍內國共之間的戰爭開始時，毛澤東還在幻想由美國迫使蔣介石建立一個以國民黨為首、有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團體參加的“聯合政府”（這儼然是他在中共七大會議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的建議）。
毛澤東夢想，似乎美國會有助於和平統一中國。雖然在日本投降以後，美國大規模地整編和武裝蔣介石的部隊，在中國積極準備反共內戰，盡管從1946年下半年起在華北、華中各地區國民黨部隊不斷進攻中共部隊（八路軍和新四軍），毛澤東還一直相信美軍代表扮演裁判角色的“調停小組”能夠制止國共之間的內戰。
所以，1946年秋毛澤東邀請馬歇爾將軍作為杜魯門總統的特使訪問延安，希望通過他達到與國民黨媾和。盡管1946年冬閻錫山的部隊在山西省開展了廣泛的反對八路軍的軍事行動，而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江蘇北部七次進攻新四軍，毛澤東仍然繼續幻想依靠美國的幫助和平統一中國。顯然毛澤東的這種希望純屬幻想。1947年初傅作義的騎兵部隊通過突然襲擊占領了我軍駐守的張家口。因這次勝利而歡欣鼓舞的蔣介石於3月14日正式發布了“討伐共產黨人”的命令，於是全國規模的內戰就開始了。然而毛澤東只是在他的五一口號中才第一次提出：“打倒蔣介石”。
9.1947年至1949年國共內戰時期，毛澤東與美國之間建立了復雜的關系；這些關系的特點是既相互敵視，又尋求相互合作。蔣介石同美國締結了實際使中國處於美帝國主義的新的半殖民地地位的“中美條約”，因為蔣介石當時還控制著中國大部分領土，擁有兩百多萬軍隊。杜魯門政府采取了武裝蔣介石軍隊發起反共內戰的方針。美帝國主義者那時不相信毛澤東能夠使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扭轉到反蘇親美的道路上來。他們懂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於蘇聯的幫助，中國革命的勝利必將導致遠東和整個亞洲的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帝國主義的巨大變化。
然而這一政策終歸沒有惡化同毛澤東的關系。從1948年下半年開始進人戰爭結束階段，白宮又與毛澤東握手言歡。這說明蔣介石完全失去了軍隊和人民群眾的支持，面臨不可挽回的失敗。當時白宮未下決心派美國武裝力量直接參戰扶蔣反共，是由於擔心這一步會引起蘇聯方面的相應反應。美國統治集團不采取這一步驟，還因為他們早就意識到毛澤東的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本性。以下事實正說明白宮的意圖：當時在華北和華東部署了美國陸海空軍事力量六十多萬人。他們避免同人民解放軍沖突，在有解放軍出現的地方他們就迅速撤離。與此同時；美國當時駐南京的大使司徒雷登代表美國政府通過各種渠道通知毛澤東：美國願意向中國新政府提供二十億美元為期五年或十年的長期貸款，條件是中國新政府將不同蘇聯建立外交關系。
毛澤東從個人的立場出發也是準備迎合美國的。他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不向美軍開一槍一炮。政治上他沿襲“門戶開放”的策略以期同美國合作。
這一點已為毛澤東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提出的總的政治路線清楚地證明了，國內外政策都是在這條總的政治路線基礎上制定的。這條總路線和由此而制定的國內外政策當然首先是他的反列寧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及政策的進一步發展和具體運用。
毛澤東的總的政治路線是反列寧主義路線的，按照列寧主義路線，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全國範圍取得勝利之時即轉人社會主義革命，並開始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堅持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後只能采取建設非社會主義社會，即“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路線。他還舉出四條論據來“論證”他為什麽拒絕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四條論據是：
1）“存在帝國主義”；2）“土地革命尚未完成”；3）“中國的資本主義還不發達”；4）“民族資產階級仍參加革命”。
顯然，四條中只有“土地革命尚未完成”一條同帝國主義沒有直接的關系。第一條意珠著只要“存在帝國主義”，毛澤東就不打算執行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
第三、第四條也證明毛澤東信奉資本主義，並且證明他不願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
在對內政策方面，他鼓吹“統籌兼顧政策”，這個政策包括以下四點：
1）“既關心公共利益又關心個人利益”；2）“既維護工人的利益又維護資本家的利益”；3）“城鄉互助”；4）“內外市場交流”。
很清楚，這一政策的前兩點具有非社會主義性質。另外兩點，驟然看來似乎不會引起特殊的反感。但是，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前面說過的毛澤東1944年與美國軍事代表謝偉思談話的一段情節，那麽，顯而易見，這兩點必然會直接促進毛美經濟合作。
當時毛澤東聲明：“美國和中國經濟上互相補充，因為他們之間將不互相競爭”，“中國不要求發展大型重工業……中國必須建立輕工業，以保證自身的市場供應，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了幫助我國發展經濟，美國是最合適的國家，他們是完全能夠參加這一合作的惟一國家”。我們也會想到毛澤東曾對美國人講過，希望美國供應中國工業品，而中國向美國提供農產品等等。根據這些說法，十分清楚，毛澤東的這兩點不僅涉及對內政策，而且涉及對外政策。密切註視著毛澤東所作所為的白宮官員和美國的中國學家們應當對毛澤東的政策真正感到滿意。
在對外政策方面，毛澤東繼續執行以下方針：“至少在最初若幹年內新中國將不需要英美蘇三大強國的承認，以免他們幹涉我國內政。”這裏他有意識地把英美帝國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的蘇聯混為一談。他那時追求的目的和今天他惡意宣傳“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所追求的目的完全一樣。這就是欺騙輿論、誣蔑蘇聯，以及企圖掩蓋他反蘇、親美、親英的本質。
可是當時的國際條件和國內形勢不允許毛澤東公開執行反蘇親帝政策。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始終不渝地對中國采取了列寧主義、國際主義原則的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剛一宣告成立，蘇聯就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蘇聯在政治、外交、財經、科技和文教方面，以及人民保健事業方面向新中國提供了全面的援助和支持。僅僅由於這一點，毛澤東親帝反蘇的陰謀才得以在一定時期內為人民所識破。
10.1950年秋到1953年夏中國進行了抗美援朝。在此期間毛澤東一如既往，始終為保持同帝國主義者的友好關系而憂心忡忡。這一點劉少奇那時對我談及的事實可以證明。
1952年11月10日晚8時，劉少奇（他當時來參加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還在莫斯科）邀我談話（我在莫斯科治病）。當談及朝鮮戰爭時，他說：“……當美、英部隊已在仁川登陸，北朝鮮形勢危急，毛主席怎麽也不能決定派中國誌願軍去抗美援朝。
政治局兩個星期白天黑夜討論也未能作出決定。毛主席說：‘只要我們一出兵，中美傳統友誼就完了！誰知道什麽時候才能恢復友誼？此外，我們設想一下，出兵後，不能擊退美軍又怎麽辦？’一句話，他怎麽也不能作出決定。只是在美軍占領新義州之後，美軍和中國僅有鴨綠江橋一橋之隔的情況下，毛主席才不得不作出決定。他說：‘現在我們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們的部隊馬上出國，我們還能指望獲得光榮和有利條件。所謂光榮，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的光榮，而有利條件，就是戰鬥只在朝鮮領土上而不在中國的領土上進行。如果等到美軍渡江過來，然後我們再參戰，那就會既丟掉了光榮，又失去了有利條件’。當毛主席知道杜魯門不許麥克阿瑟集中轟炸沈陽至滿洲裏沿線全部地區，而我們的部隊已經開始出動時，毛澤東懊喪地說，‘我們出兵對嗎？’後來，當麥克阿瑟打算把戰火擴大到東北，投下最後賭註（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絕擔任遠東司令）時，杜魯門撤掉了麥克阿瑟，毛主席十分苦惱，並且說了：一‘假如我們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變，知道美國真不願和我國打仗，那我們為什麽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壞中美關系呢？唉，既然已經打起來了，那就考慮盡快地結束此事吧！只有結束戰爭，我們才能尋求逐步恢復中美友誼的途徑……’。”
由此可見，還在那個時候維持這種“友誼”，對毛澤東來說，就比幫助一個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抗擊美帝侵略更為重要。還在那個時候在他身上反映出來的親美狂和恐美癥就已如此根深蒂固。
11.1954年至1957年是中美連續談判、準備進行毛美合作的時期。1954年就印度支那問題舉行的日內瓦會議，為以後美毛經常接觸掃清了道路。朝鮮戰爭和臺灣的美蔣共同“防禦”條約導致了毛美關系的暫時緊張狀態。可是在日內瓦會議上，中美代表很快就把過去的不和置諸腦後並重新取得了相互諒解。
那時雙方就已決定他們以後經常接觸的方法和步驟。華沙中美兩國大使級談判正是當時相互接觸的既定計劃的一部分。毛澤東竭力把談判內容嚴密封鎖起來，不讓中國人民和世界輿論知道，他害怕暴露其醜惡的勾當。至於美國國務院，它也僅限於發出聲明，宣稱美國同北京雖然沒有外交關系，但是他們在華沙談判中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的英國和其他國家的成就。這些事實表明，中美代表在華沙進行的一百多次會議確實為毛分子與美國某些集團的進一步接觸鋪平了道路。
12.1957年至1965年是毛澤東積極準備反共反蘇“文化革命”的時期。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秘密策劃的。開始他假惺惺地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同時他又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根據他的指示，在各種會議和報刊上開導並鼓勵人們不要害怕發表自己的意見。他采取這些手段要達到兩個目的：第一，他試圖查明，誰繼續批評他的錯誤，尤其是批評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書和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的錯誤，也就是批評他不主張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後，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政治路線。第二，他試圖查明，誰同情蘇共二十大對個人迷信的譴責，誰以這種或那種形式、直接或間接地批評對毛澤東的個人神化，批評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毛澤東為了找到借口迫害那些敢於批評他的錯誤的人們，還通過他的特派員專門驅使、甚至以武力強迫某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國民黨的殘渣余孽公開在會上和報刊上誣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後來，他利用這些“事實”，給所有從原則立場出發給他提出批評的人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
毛澤東自己承認，批評過他的錯誤的八十萬人在“反右派”運動中遭到了迫害。實際受害人數還不止這個數目。其中有許多黨的幹部、文藝活動家以及民主黨派和團體的大多數領導人和成員。
大家知道，毛澤東在1958年至1960年推行了“三面紅旗”冒險主義政策，其目的是要在經濟上幾年就超過蘇聯。結果毛澤東一敗塗地。於是，他從1960年4月開始就轉而發動反對蘇聯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開的思想政治鬥爭，把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誣蔑為“修正主義的黨”。在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國際會議上毛澤東的汙蔑性不實之詞遭到絕大多數兄弟黨的遣責。
1962年毛澤東在國內正式發動了一場反對所謂“修正主義分子”的運動。他首先打擊以劉少奇為首的部分領導同誌，然後把許多二十——三十年代就已知名的文藝活動家予以放逐，把這個叫做“下放”。
1963年毛澤東提出了旨在分裂社會主義大家庭，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帝民族解放運動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五條建議。當時他通過收買和欺騙開始在各個國家拼湊反蘇、反共、親毛的“第五縱隊”。
1964年至1965年他開展了“向解放軍學習”和“培養接班人”的運動，把軍隊置於黨和人民之上。同時他還開展了一些別的運動，指望達到神化他個人，愚弄青年，並引誘他們“跟隨毛主席一道去經風雨見世面”，利用青年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個別部隊為實現其反革命軍事政變準備條件。
毛澤東的所有這些反蘇、反共活動和分裂活動都是為了取得帝國主義集團的同情和好感。1964年和1965年白宮先後把斯諾、李宗仁派往中國與毛澤東密切接觸。
13.1965年至1970年是毛美關系空前發展的時期。1965年初，毛澤東公開拒絕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於共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正義戰爭的建議，並且阻撓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給予越南以積極援助的行動。正當美帝在越南擴大侵略戰爭、毛澤東積極準備“文化革命”的時候，斯諾和李宗仁一個接一個地來到北京。正如1971年5月斯諾在英國的（星期日泰晤士報》上報道的，關於美國對越南的侵略戰爭，毛澤東向他聲明，“中國人只有在美國人進攻他們的情況下才會參戰，這難道還不清楚嗎？中國人自己有許多事需要做。”毛澤東就這樣使白宮知道，中國對越南戰爭所持的立場是“自掃門前雪”，鼓勵侵略者肆無忌憚地進行掠奪。關於中蘇關系，斯諾寫道：“劉少奇想派一個中國代表團參加1965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以便恢復中蘇聯盟。但毛持反對立場。他主張……開展人民戰爭反對美國，也反對蘇聯”。大家知道，毛澤東從來就是真反蘇，假仇美。所以，談到“反美”戰爭時，他就只制造煙幕，並在此煙幕的掩飾下準備反蘇戰爭。不言而喻，毛澤東和斯諾這樣的老朋友無疑反復地討論了“文化革命”的準備和如何開展等問題，盡管斯諾沒有寫過與此有關的報道。
李宗仁是美帝國主義的老奴才。他作為“中華民國的副總統”，是反共戰爭的一個主要角色。1949年反共戰爭失敗後，他僑居美國，在那裏度過了十七年。可是突然間他回到中國來了。
他一到北京，就馬上被毛澤東推上貴賓席位，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招待會。然後李宗仁周遊全國各大城市。在旅遊期間他大叫大嚷地宣傳“反帝必須反修”的口號，因此促進了“文化革命”的準備工作。大家都清楚，他的反帝鬥爭的號召只是一句空話。而他的“反修”鬥爭的號召就其內容來說恰好與毛澤東的計劃一致。在國際上這意味著反蘇、反社會主義各國，反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國內，則是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先進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青年代表，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最有覺悟的革命戰士。
眾所周知，斯諾和李宗仁實際上是白宮的代表，反映了官方集團的意見。他們倆的北京之行有一個共同的任務，即是受白宮的委托去了解“文化革命”的準備情況，並表明他們對“文化革命”的積極態度。
從1966年夏季起，毛澤東借口“文化革命”實行反革命政變。同時他渴望取得帝國主義反動派的信任並開始在反蘇反共的基礎上同它們進行合作。毛澤東沒有失望。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等人多次宣布，他們希望“盡快調整美中關系，建立遠東地區的美中合作”，並且采取了相應的行動。美國遠東問題專家會議也聲明：“白宮寄希望於毛澤東”，認為“毛澤東在‘文化革命’中的勝利符合美國利益”。隨後美國一些有勢力的集團不止一次地聲稱，他們希望和毛分子改善關系，進行互相合作，並且為了“促進相互諒解”開始進行各種貿易、外交和政治活動。
因此，在1965年至1970年間，毛澤東和美國有勢力的集團雙方都為實現相互合作付出了巨大努力。
14.在1970年夏至1971年春這段時間內毛澤東和斯諾就這些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秘密會談。大家知道，還在1936年毛澤東和斯諾從第一次會見時起，他們就成了心腹之交。歷史的事實說明，斯諾是一個調停人，毛澤東通過他保持了同美帝國主義集團的秘密接觸。所以，每當毛澤東談到斯諾時，他總是欣喜若狂感恩戴德地說：“我能聞名於全世界，尤其是聞名於美國，使美國人了解我，主要的功勞應當屬於斯諾。”1971年2月，斯諾在和毛澤東就毛美合作的各種問題多次密談之後離開北京時，他們就像以坦率交往為特征而早有默契的密友一般分別了。這一點可以根據多種材料和1971年4月在美國《生活》雜誌上發表的斯諾《與毛澤東會談》的報道來判斷。在會談期間，他們不僅涉及到美國總統訪華的有關問題，並且涉及到毛澤東必須進一步同那些主張與蘇聯友好、反對靠攏美帝的勢力作鬥爭等等問題。斯諾在《生活》雜誌的上述報道中寫道：“當他親切地送我到門口時，他說，他不過是一個帶著把破傘雲遊世間的孤僧罷了。”事實表明，毛澤東這些悲觀論調的意思是：從“文化革命”一開始，他實際上已處於眾叛親離的境地，而他還要把那些最可靠和最親近的人（包括指定為“接班人”的林彪和毛澤東最親密的核心人物陳伯達等人）都“清洗”掉，因為他們已經成了他的敵人。他越來越感封自己孤立無援，他絕望地等待美國會向他伸出援救之手。
當然，我的以上論述並未包括毛與帝國主義勢力合作方針的各個方面。但這些事實足以證明，毛分子與帝國主義的親近不是突然的，而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反革命活動的結果。
第四章 毛澤東墮落的根本原因
如果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毛澤東怎麽會墮落到背叛革命這樣可恥的地步？那麽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回答，這個問題有他的思想、理論、歷史和社會的根源。
思想根源是反革命的封建帝王思想、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和軍國主義以及反革命的實用主義。所以，盡管毛澤東已投身於革命隊伍，卻始終背著這些思想包袱，而他終於帶著這些思想包袱跑去和反革命分子為伍了。
理論根源：在哲學、政治經濟學方面，以及在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毛澤東不僅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者”外衣掩蓋了真面目的假馬克思主義者，而且簡直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所以，盡管他已投身於共產黨的隊伍，裝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擁護者，但終於不可避免地走到以反科學的、反革命的毛澤東思想去冒充十分科學的革命的學說——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徒。
歷史根源：毛澤東的活動不僅是他反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和反蘇活動的冗長的歷史，不僅是他個人在中國革命各個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上犯有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而在許多情況下則犯有嚴重罪行的歷史，並且是他在共產黨內思想上崇拜帝國主義的冗長歷史。所以，他終於從一個手裏打著共產黨旗幟的假共產黨人變成了以“共產黨”旗號偽裝起來的真正反共分子。
社會根源：在歷次反帝、反封建和社會主義革命中，毛澤東所持的立場都基本上是反映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他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集中地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他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帶有破了產的、失去階級性的小私有者和流氓無產階級分子的習氣的深刻烙印，而在某些問題上他的行動甚至帶有封建地主的氣味。在這些復雜的社會原因的影響下，他的思想和行動的反無產階級性質就表現出來了，而他終於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背叛無產階級利益的道路。
由於本書篇幅所限，不可能更為詳盡地論述毛澤東墮落的根源。
可是，為了說明毛澤東變為階級叛徒和民族變節者的原因，有必要簡短地探討一下對他的思想和行動產生巨大影響的思想根源，即封建帝王思想。中國封建帝王的傳統思想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天子”的自我中心思想，也就是像中國的皇帝一樣，把自己神化，奉為天（神、最高的神靈）的兒子，奉若超人。他不能把所有其余的人視為平等的人，因而也不能平等地對待他們。所有其余的人（本國同胞和外國人）命裏註定就是他的臣民和奴隸。這就是毛澤東無恥到使人發笑的地步的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根源。他自我神化，自稱“紅太陽”、“仙猴孫悟空”，他自認為是“老子天下第一”、“古往今來絕無僅有的惟一偉人”，把自己叫做“新皇帝”。封建帝王思想的另一方面是“天朝帝國”的中國中心論，也就是專制君主把自己的王朝加以神化，把它視為神的意誌和事業的化身，否認和其他國家的平等關系。
這些國家自然都是它的部屬或附庸。這就是毛澤東的妄自尊大的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根源，他日夜夢想由他的毛王朝來統制亞非拉、稱霸全世界。
同時必須指出，中國封建帝王的傳統思想是某些封建王朝僅在其繁榮昌盛時期的主導思想。但是在中國歷史上也有過不少這樣的大大小小的朝代、它們在衰落的時候不僅要向比它們更為強大的異邦王朝納稅獻貢，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它們的統治者為妻，向這些王朝上書稱臣，甚至皇帝也卑躬屈膝自稱“兒皇帝”，僅僅為了保存其搖搖欲墜的專制統治。在這樣的時期“天子的尊嚴”和“天朝帝國的至高無上，完全被置諸腦後。衰落王朝的這類思想和行為，也就是當年毛澤東親日民族叛賣路線和今天的親美民族叛賣方針的思想根源。
版主:obama於2014_04_06 15:19:32編輯
王明回憶錄
2014-04-03 07:46:47
導讀：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已處於眾叛親離的境地，而他還要把那些可靠的人都“清洗”掉，絕望地等待美國會向他伸出援救之手。
王明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一度還是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在中共官方立場中，王明被視為犯有左傾機會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反面人物。在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和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兩個重要文件中，均對王明進行了嚴厲批判。
1956年經中共中央同意，王明去蘇聯就醫，後留居蘇聯。20世紀60年代中蘇論戰開始之後，尤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王明化名“馬馬維奇”等，寫了一系列攻擊中共及毛澤東的文章。1974年他將四篇文章匯集成書，取名《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背叛行徑》（簡稱《中共五十年》），在寫完這本回憶錄後第四天，王明在莫斯科病逝。此書1975年在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出版。中譯本在80年代由東方出版社出版，2004年重印為“現代稀見史料書系”之一，內部限量發行。從王明這本回憶錄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共“兩條路線”水火不容。王明的矛頭直指毛澤東，罵得痛快淋漓。該書對外界了解真實的中共黨史有獨特的幫助。以下為該書節選，記述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原因。
第一章 以“文化革命”為名，行反革命政變之實
從1966年夏季起，毛澤東在“文化革命”的旗號下，開始實現旨在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反對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反革命政變。
這一反革命政變的首要任務是，以反革命的“毛澤東思想”取代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使這個“思想”成為制定國內外政治路線和方針的惟一基礎。
在對內政策方面毛澤東利用武力毀滅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鎮壓勤勞而富有天才和革命性的中國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絕大多數成員遭到汙辱和迫害（劉少奇、彭德懷、陶鑄、賀龍、李井泉、彭真、譚震林、烏蘭夫、張聞天〔洛甫〕、陸定一、薄一波）或者遭到排擠（朱德、陳毅、徐向前、聶榮臻）。毛澤東還無情地迫害中央書記處的絕大多數成員——王稼祥、譚政、黃克誠、羅瑞卿、習仲勛、王任重、劉寧一、楊尚昆、胡喬木、劉瀾濤。他使174名中共中央委員中的差不多140人，即幾乎五分之四的成員遭到殘酷迫害。省市縣區鄉等各級黨組織被破壞了。隨之而來的是對各級幹部和普通黨員的大規模屠殺與迫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武裝部隊的指揮員和政工人員遭到迫害。國家政權機關、共青團和工會各級組織，以及創作和學術團體都受到破壞。在這些部門工作的知識分子代表，不論是黨員和非黨同誌，都遭到極其殘酷的迫害。他們中的許多人被殺害了。按毛澤東的命令，千百萬先進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代表和革命青年被打死，受迫害。
由於毛澤東的滔天罪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這些損失大大超過了國際帝國主義、北洋軍閥、蔣介石、汪精衛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給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造成的全部損失。
由於毛澤東的罪惡暴行而犧牲的全體革命同誌永垂不朽！
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起，毛澤東以他建立的假共產黨來代替真共產黨，企圖把它作為反共反蘇的工具。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陷入了災難空前的深淵。
毛澤東犯下的這些極其嚴重的罪行使他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叛徒，成了全中國人民的敵人。
在對外政策方面毛澤東瘋狂反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他竭力破壞和分裂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甚至對蘇聯提出了領土要求，他武裝侵犯蘇聯邊境，企圖吞並蒙古人民共和國。他瘋狂反對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和工人黨，毫不隱諱要“消滅”他們的意圖，並且全力以赴地破壞和分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亞非拉各國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他還千方百計妄圖破壞這些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因此他助長帝國主義重新控制這些國家、縱容帝國主義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對這些國家實行侵略。他施展陰謀詭計挑起美蘇和世界軍事沖突。他就是企圖通過這種途徑來毀滅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及其盟友。他幻想在一場熱核戰爭之後實現其對全世界完全統治的迷夢。他斷絕了與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經濟關系，把國家拖進資本主義陣營，為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創造條件。
毛澤東在國際事務中犯下的這些極其嚴重的罪行使他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帝革命運動的叛徒，成為一切進步與愛好和平人類的共同敵人。
毛澤東在反革命政變過程中所犯的這些罪行證明了一條真理，即對內對外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因為對內政策是對外政策的根源，而對外政策又是對內政策的繼續。毛澤東利用國內的反共主義把反蘇鬥爭的後方打掃幹凈，同時他借助反蘇以加強他在國內進行反共的陣地。
他把反蘇反共的行動作為向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靠攏的手段。
關於“文化革命”初期毛澤東在國內和國際舞臺上所犯的種種罪行，我已在1969年發表的《毛澤東進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一文中比較詳細地論述了，這裏我不再重復。
最近幾年反革命政變還在繼續。政變的基本內容就是反共、反蘇、反人民的罪惡行徑。他的罪惡活動是在“深入批修整風”、“繼續深入鬥批改”、“繼續一‘打’三‘反’”、“防止來自北方的突然襲擊”這類口號下進行的，是在諸如“一次思想政治路線的教育運動”、“抵制王明、劉少奇假馬克思主義者運動”之類的運動過程中進行的。
在這些口號下、在上述各項運動中，毛澤東在國內繼續全力以赴地搜捕，迫害和屠殺先進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青年代表。在每個機關，每個部隊、組織、學校，每個企業，每個人民公社和每個家庭都能找出持異端思想的人。毛澤東的“破舊立新”口號的真正意義在於：他今後還將不斷地屠殺他的敵人——不僅他自己的敵人，還有他的繼承人，即老婆江青和女婿姚文元的敵人。他首先屠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中蘇友好的支持者以及美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以便通過這種途徑來達到他的極端個人主義的自私目的：“生前不被推翻，死後不遭譴責”。
在對外關系方面，在這些口號下，在上述各項運動過程中，毛澤東一方面繼續絕望地努力去破壞和分裂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帝運動；另一方面，竭盡全力地向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集團靠攏。
當然，他像以前一樣把他的攻擊目標集中到蘇聯共產黨和蘇聯身上。這是很明白的，因為：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是科學共產主義的生動體現，是行動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蘇聯共產黨是最先進、最有經驗、最有權威和最強有力的共產黨，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先鋒隊，而且它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具有最豐富的經驗、最偉大的成就、最強大的威力和最崇高的威望。
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是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獨立，爭取社會進步和社會主義的最牢固的支柱；而在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蘇聯共產黨人和蘇聯人民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最可靠的同誌和戰友。
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執行蘇共第二十四大的歷史決議，正在實現共產主義建設的宏偉計劃和保證世界和平的偉大綱領。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把反蘇作為自己的旗幟。反蘇的中心內容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國家、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包括中國共產黨），反對反帝運動和世界和平。他進行反蘇活動也是為了向帝國主義大國、首先是向美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討取歡心，求得諒解。他渴望同他們建立以反蘇反共為目標的合作關系。
反蘇是反共和親帝的集中表現。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雅納什·卡達爾同誌曾經說過：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沒有反蘇的共產主義。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由此應當得出結論，過去沒有、現在沒有並且也不可能有反蘇的共產黨人。丁正因為毛澤東的反蘇主義是以民族主義為形式、以反共為內容的，所以，這不僅是他的反動的對外政策的基礎，並且是他的反動的對內政策的核心。
毛澤東向中國人民嚴密封鎖了關於1972年12月在莫斯科由蘇共中央、蘇聯最高蘇維埃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舉行的，有各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民族民主黨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代表參加的紀念蘇聯成立五十周年聯合慶祝大會的消息。毛澤東還千方百計對中國人民隱瞞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在這次大會上所作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報告。勃列日涅夫在報告中出色地總結了蘇聯在半個世紀以來列寧的民族政策的輝煌勝利和多民族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成就，全面地闡明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在現代條件下對內對外政策的列寧主義方針。因此我認為引用勃列日涅夫同誌報告的那部分是恰當的，在這裏他談到了中國與蘇聯和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現有關系，以及毛澤東集團對外政策的實質，以便使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能夠明確地認識這些問題，並且清楚地懂得毛澤東關於“蘇聯威脅”的叫囂的虛偽性和挑釁性。
列·伊·勃列日涅夫是這樣講的：
“同誌們，現在談談我們目前同中國的關系，確切地說，談談中國對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采取的立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采取反蘇方針——實際上是反對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方針——已經有十多年了，他們繼續把這個大家庭看作是他們實現大國主義意圖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如果不加粉飾地說，那麽，北京今天的對外政策方針是什麽呢？那就是對蘇聯領土提出荒謬的要求，惡毒誹謗蘇聯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誹謗我國愛好和平的對外政策；就是公然破壞限翻軍備競賽的努力，破壞爭取裁軍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鬥爭；就是不斷企圖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運動，在民族解放運動隊伍中制造混亂，使發展中國家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對立；最後，就是在反蘇基礎上同任何勢力，甚至同最反動的勢力——不管是英國保守黨中最賣力時反蘇分子還是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的復仇主義分子，是葡萄牙殖民主義者還是南非的種族主義者——進行無原則的勾結。
實質上，當前決定中國領導人對任何重大國際問題的態度的惟一標準，就是力圖給蘇聯造成盡可能大的損害，力圖損害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
對這一政策能說些什麽呢？
我們認為，這種政策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來說是反常的，其矛頭不僅指向蘇聯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指向中國人民的利益，指向世界社會主義、解放鬥爭和反帝鬥爭的利益，指向和平和各國人民安全的利益。
很清楚，我們斷然駁斥這種政策。（長時間鼓掌）中國領導人宣稱，他們似乎擔心來自蘇聯的某種威脅。如果這種說法不是虛偽的，就難以理解，為什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答復我們從1969年以來多次提出的關於承擔明確的、固定的和經常性的義務以排除一國對另一國的侵犯的建議？如果北京真是擔心中國的安全，那麽為什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又不同意簽訂一項不訴諸武力的專門條約呢？而這樣一項條約草案已於1971年1月15日遞交中國方面。事實上這項條約的草案十分明確地指出雙方（我引用原文）：‘將不使用武裝力量以任何類型的武器反對對方，包括：1）常規武器；2）火箭武器；3）核武器’。不，中國領導人抱怨無中生有的‘蘇聯威脅’，顯然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第二章 同帝國主義合作是毛澤東反革命政變的組成部分
我們已堅信無疑地指出，毛澤東以反蘇反共的反革命政變為手段，力求借以取得帝國主義者的諒解，達到同他們合作的目的。事態的發展完全證實了這一論斷的正確性。反革命政變的方針使得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首先是美帝國主義拍手稱快。
美國共產黨總書記蓋斯·霍爾同誌是完全正確的，他在紀念蘇聯成立五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說中指出，毛澤東集團執行反革命政策，所以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報刊不斷地大肆頌揚毛澤東的“文化革命”並不是偶然的。他們的外交使節競相前往北京，同毛澤東握手，表示自己的友好情意。當然，中美關系的所謂“突然轉變”引起了輿論界的最為廣泛的註意。毛澤東的心腹好友斯諾在北京居住了好幾個月，他們之間進行了多次的秘密會談，隨後美國乒乓球隊即來中國訪問。不久，毛（1971年7月16日）在中美官方報刊上同時發表了公報，公報證實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舉行了長達20小時的秘密會談，同時證實了美國總統尼克松已接受中國政府的訪華邀請這一早有傳聞的消息。然後，雙方報道了基辛格第二次來北京為尼克松訪華作準備的消息，並且宣布尼克松將於1972年2月21日到達北京。
因此，尼克松的訪華並不是一次偶然事件。這是毛澤東和美國的某些集團所采取的重大步驟。
眾所周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起，蘇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部分亞非國家在聯合國大會歷次會議上一貫要求驅逐蔣介石代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正是由於美國及其盟國的堅決反對，還由於美國要求必須有聯合國三分之二的成員同意，這項決議才拖延了若幹年。可是在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美國及其盟國卻“突然”表決贊成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以取代臺灣蔣介石集團代表的席位。毫無疑問，美國的這一立場是美中秘密談判預先達成協議的結果。
正如各通訊社報道的，北京成了充滿美國“客人”的城市。
每個美國客人都得到北京的殷勤而周到的接待。毋庸置疑，毛美合作一天天更加廣泛、更加深入。
在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毛澤東首先利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為講壇發起反蘇運動。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十分卑鄙地低毀並誹謗蘇聯，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他們是美帝國主義和其他反動派的忠實走狗。他們在聯合國會議上投票反對蘇聯提出的召開世界裁軍會議的建議。可是大家都知道，聯合國會議就這一問題以多數票通過了決議。毛澤東則成了全世界和平的敵人、戰爭勢力的擁護者。在安全理事會上毛的代表與美國代表一起站在野蠻反動的巴基斯坦軍閥葉海亞？汗一邊，反對七千五百萬孟加拉人民為爭取民族自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的解放運動，反對支持孟加拉人民的解放鬥爭的蘇聯和印度。毛的代表對近東問題的態度有利於以色列和美國反動勢力的活動。毛分子不支持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反對以色列在美帝國主義協助下進行侵略的正義鬥爭，他們也不支持聯合國安理會要求以色列從他以武力占據的全部阿拉伯領土上完全撤軍的決議。同時他們處心積慮地施展陰謀詭計，竭力破壞阿拉伯人民和支持他們正義鬥爭的蘇聯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
在聯合國內毛的代表日益頻繁地同帝國主義勢力串通一氣。這一點，蓋斯？霍爾同誌他於1973年4且、29日在蘇聯中央電視臺所作的演說中已經指出。他說，毛主義的政策“幾乎不可能與帝國主義的政策相區別。毛分子和帝國主義者在大多數場合下采取一致行動。例如，在聯合國內毛的代表的發言就和最反動的帝國主義的代表的發言毫無區別。惟‘不同的地方僅在於毛分子發言中的譽罵之詞比帝國主義代表發言裏的更多”。
所有這些都不是偶然的。這是毛澤東為了接近美帝國主義勢力而執行反蘇反共政策的結果。這一政策，從“整風運動”開始，毛澤東已或明或暗、時斷時續執行了三十多年。
第三章 毛同帝國主義合作的現行方針的根源
為了了解當前毛的旨在與帝國主義勢力合作的政策，有必要對能揭示這一政策根源的基本事實作一次即使很簡短的回溯。
1.1936年秋，斯諾於保安（陜西北部）同毛澤東進行過多次詳細的談話。毛澤東和斯諾初次見面就像老相識一樣。他們之間的談話，不管是談有關社會的還是個人的，不管談論黨和國家的事務還是涉及到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事情等等，都是極其坦率而透徹的，所以他們很快就成了真正的心腹之交。
毛澤東當時對斯諾說，還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他就是一個“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和門羅主義的堅決的擁護者”。這句話至少包括兩層意思：第一，他想表明他是美國的忠實的擁護者；其次，他想說明他對美國執行的對華和對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是堅決支持的。老練的美國資產階級新聞記者斯諾當然會因此而得出相應的結論。
斯諾發表他與毛澤東的談話記錄沒有白費工夫，它引起了季米特洛夫的註意和不安。1937年11月在我即將離開莫斯科回延安時，他托我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說明，毛澤東在與美國資產階級新聞記者斯諾的談話中，離開了一個共產黨人應有的立場。季米特洛夫建議，黨的領導人如無特殊的需要不必與這類資產階級新聞記者交往。
根據各類報道判斷，斯諾從與毛澤東談話中得到的基本印象是：毛澤東最大限度是一個農業改良主義者而絕不是一個共產黨人。假如毛澤東將取得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未來還將獲得國家政權，那麽他將不會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因為他必然會變成蘇聯的敵人，變成帝國主義反蘇反共的盟友。
2：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後，便得知毛澤東已和陳獨秀的代表羅漢達成協議，因此毛澤東允許托陳集團的成員全部恢復黨籍（由於我已回到延安，“恢復黨籍”的計劃才未實現）。
這一事實證明，毛澤東當時已準備同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積極幫兇——托派分子勾結起來。
3.1938年夏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文發表了。在這篇文章中他把中日戰爭進程分為三個階段：日本進攻階段；作戰雙方相互僵持階段；對日反攻階段。第一階段的特點是日本進攻，中國退卻。第二階段的特點是勢均力敵，在此情況下雙方都無力進攻。第三階段的特點應當是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時中國才轉入對日本的反攻。
這些觀點，尤其是等待日蘇之間進行戰爭的觀點，在當時是與美英法帝國主義者以及蔣介石的意圖相吻合的。他們也等待日本進攻蘇聯，以便“坐山觀虎鬥”，當然還可以從中漁利。所以《論持久戰》一文使帝國主義者更清楚地理解毛澤東的反蘇意在延安發表該文後，毛澤東又將此文送往武漢，要求在《新華日報》上刊登（該報編輯部在我的領導下進行工作）。我和秦邦憲（博古）、項英、凱豐及其他同誌一致反對這篇文章，因為該文的主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義務相矛盾。共產黨的政策是，中國人民應當積極同日本侵略者作戰，這一方面是為了保衛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另一方面用借以阻止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反蘇戰爭。所以我們決定不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論持久戰》一文。此外，我還請求當時在武漢的一位蘇聯同誌轉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關於我們對毛擇東《論持久戰》一文的意見，季米特洛夫吩咐不在《共產國際》雜誌上刊登此文（講了季米特洛夫的這一意見是王稼祥在1938年秋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先後告訴毛澤東和我的）。
4.1938年10月毛澤東發表了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論新階段》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宣布了他在《論持久戰》一文中確定的三個階段的第二階段即相持階段已經到來，以便為其消極抗戰的路線尋找根據。毛澤東的這種看法立刻得到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的贊賞。日本侵略者把中國看做他們準備向南進攻美國或向北進攻蘇聯的戰略基地，所以不希望在中日戰線上加強軍事行動。蔣介石在武漢失陷後也不想積極地和日軍作戰，只打算為將來的反共鬥爭保存武裝力量，所以他指望爆發日蘇戰爭或日美戰爭。
此外，毛澤東在報告中主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反對“洋八股”。他以這種蠱惑人心的號召為掩飾，實際是進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他反對采用蘇聯經驗，反對共產國際的領導，反對黨內的列寧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因此，《論新階段》報告也使帝國主義者更清楚地了解到這樣一個事實：毛澤東輕視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他的目的具有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蘇和反共的性質。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我作了《論武漢失守後的抗戰形勢》的發言。根據列寧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反帝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必然性和進步性的原理，我闡明了中國的億萬人民只要堅決抵抗日本侵略，並頑強地奪取戰爭的勝利，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幫助下最終必將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同時我還批評了毛澤東在《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兩文中提出的錯誤路線。
5.1940年初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他在書中公開反對列寧關於中國革命發展的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前途的可能性的理論原理。毛澤東公開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辯護，反對中國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長期發展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道路。因此《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使帝國主義理論家們能夠更好地識破毛澤東的內在實質：維護資產階級，敵視無產階級，維護資本主義，敵視社會主義。
6：1940年10月毛澤東公開主張在國際舞臺上執行一條使法西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軍國主義同蘇聯結成聯盟的路線，而在國內則執行一條同日本侵略者結成聯盟的民族叛賣路線。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十月的一個夜裏，延安《新中華報》（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三日刊）編輯部的一個同誌把第二天該報要刊登的材料送給我審閱（我那時兼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席，直接領導《新中華報》編輯部）。我註意到編輯部文章的標題是《論德意日蘇的聯盟》。
我問這位工作人員：“這篇文章是從哪裏來的？”
他回答說：“毛澤東同誌送來的。今天下午他主持了有報社編輯和中央宣傳部門的一些同誌參加的會議。會上他宣布國際舞臺上必須貫徹一條建立德意日蘇聯盟的路線，而在國內則要建立同日本和汪精衛的統一戰線。會上他宣稱已經寫好一篇《論德意日蘇聯盟》的社論，並囑咐刊登在最近一期《新中華報》上。問題這麽重大，難道他事先沒有和政治局的同誌進行過討論麽？”
我對報社的這位工作人員說：“好吧！我去和他談談。”
毛澤東承認，他的確召開過這樣一次會議。同時他說：“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建議成立英美法蘇反對德意日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事態的發展證明這是錯誤的。應當作的事不是去搞什麽英美法蘇聯盟，而應搞德意日蘇的聯盟。”
我問：“為什麽？”
他回答說：“德意日他們都是貧農。和他們作戰有什麽好處？即使我們戰勝了，同樣是無利可圖。英美法是富翁，特別是英國，你看它有多少大塊的殖民地啊！如果把它打敗，那末僅從瓜分它的殖民地中就可得到很大的收獲。這你可能會說我是主張親法西斯路線的，不是嗎？這我不怕。至於中國應當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衛的統一戰線，以反對蔣介石，而不應當建立你所建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以你也錯了。”
我問他：“我錯在哪裏？”他繼續說：“反正我們不能戰勝日本人，那為什麽要和他們打仗呢？最好聯日聯汪打蔣介石。你看蔣介石在西南、西北還剩下那麽多的地盤，如果打敗了蔣介石，我們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塊地盤，那就算獲得暴利了！我知道，你會說我執行親日民族叛賣路線。我不怕。我不怕當民族叛徒！”
我對他說：“你沒有任何權利對這麽重要的國際、國內政策問題單獨作出決定。我和你的爭論同樣也不能形成決議。我建議按黨的正常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即把你的意見發電報告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誌，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這些河題。”
毛澤東說：“現在不能發這個電報。這樣的電報可能引起這兩位受人尊敬的老人的憤怒。這不是開玩笑的！同時我也不同意馬上就在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
我問：“為什麽呢？”
他回答說：“時機尚不成熟。再等半年左右，事態會說明我的意見是正確的。那時我再給他們打電報，說我老早就在《新中華報》上發表過文章，提出了這樣的建議。那時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誌一定會給我回電說：‘毛澤東同誌，你是正確的，我們都錯了’。至於你，王明同誌，那時你也將不得不向我承認你的錯誤，並且說：‘毛澤東同誌，你是正確的，而我錯了。’在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我將請同誌們同意我的建議，目前暫且不把這些問題打電報告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誌，也不在政治局進行討論。”我問他：“假如就像你說的，過半年左右，事態證明你錯了，那你怎麽辦呢？”
他武斷地回答說：“我？我怎麽會錯呢？我認為我是正確的。”
我又問：“你認為你正確，這是一個方面。而事態將如何發展，是另一個方面。請回答我，假如事態證明你錯了，在這種情況下你怎麽辦？你是否給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誌發電報承認自己的錯誤？你是否在我面前承認自己的錯誤？”
他沈默了一會，沒回答這個問題。
大家知道，歷史事件發展的進程完全證明了毛澤東的聯合德意日的親法西斯的國際路線和他的聯日聯汪的民族叛賣的國內路線是有害而危險的。然而他不僅沒有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面前承認過這些路線是不正確的，而且在法西斯侵略者進攻蘇聯之後，還積極鼓吹並進行旨在反對列寧主義、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
我們之間的談話繼續進行著，我對毛澤東說：“這樣說來，你的文章就不能馬上發表了。”
他不同意說：“這不可能，我已經開過會，發出了手稿。如果馬上把它撤銷，那太難堪了！我怎麽有臉見人？！我建議文章照樣發表，我向你和全體政治局委員說明，文章的責任將由我自負……。”
他就這樣似請求非請求地，終於在《新中華報》上發表了他的這篇文章。
不言而喻，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和蘇聯的對外政策毛澤東只能談談而已，絲毫也不能改變它們。但是接踵而來的事件說明毛澤東這個無原則的政治冒險家和陰謀家發表宣傳德意日蘇聯合起來這一口號的文章，絕不是沒有目的的。他所追求的目的在於掩蓋他的親日民族叛賣路線，同時利用這一口號作為借口，來為他對部隊所下的停止抗日軍事行動的命令和加劇國內軍事沖突的做法作辯護。在國際方面他企圖破壞蘇聯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中的威信。
至於對內政策，毛澤東事先不讓黨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過中共中央軍委電臺，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以他的名義派出代表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談判共同反蔣的問題，同時命令停止抗擊日軍和汪精衛的軍事行動。可是當時不管是日本人還是汪精衛都不會相信毛澤東能成為“汪精衛第二”。他們懷疑共產黨搞什麽陰謀來反對他們，以企圖把他們誘入陷阱。所以談判未能取得任何具體的結果。
蔣介石的情報機關當時利用毛澤東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相勾結的事實為武器進行反共宣傳。幸好中國共產黨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革命威信，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所以蔣介石集團很難使人們相信在中共領導人中會出現秦檜①和汪精衛這一類的民族叛徒。因此他們利用上述事實作為反共宣傳的嘗試未能達到任何結果。
1955年毛澤東借口反對“高（崗）饒（漱石）聯盟”而逮捕了饒漱石並把他折磨至死，同時利用這次運動把潘漢年（前新四軍偵察科長）以及胡均鶴抓起來處決了。因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占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胡均鶴當時背叛了共產黨的事業，但在上述談判過程中潘漢年成功地說服了他重新為我黨工作）。毛澤東的這些行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清除他執行民族叛賣路線的見證人。
因為胡均鶴是三料貨色的特務（他既是蔣介石、又是日本人和汪精衛的特務，而潘漢年卻使他又成為了新四軍在日汪陣營和蔣介石陣營中的反間諜人員），所以他和潘漢年的談判內容通過蔣介石的間諜機關，很快便成了美英在華諜報機關頭目的寶貴財富。因此美英帝國主義者就會懂得：既然毛澤東甚至在日本侵人中國、全民起來抗日救國的情況下都能與日本結成聯盟，甘當民族叛徒，那末，在另外一種情況下，他毫無疑問也會和他們結成聯盟。
因為許多黨內外人士不了解所謂“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真相，所以我認為有必要順便在此對這個問題作一簡要的說明。
毛澤東這個陰謀家，捏造“高饒反黨聯盟”（1954年）事件，其目的有三：
第一，為了使鄧小平取代劉少奇當選黨中央總書記。毛澤東不願履行他在建立“毛劉聯盟”時的“莊嚴諾言”（選劉少奇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所以還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他就建議暫不設總管黨的整個組織工作的黨中央總書記，而像以前一樣只設管理中央各部門、處理中央某些日常事務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1953年，毛澤東開始證明設總書記的必要性，同時要求他的親信羅榮桓、羅瑞卿等人支持高崗公開進行反對選劉少奇為總書記的運動。劉少奇終於不得不同意以當時毛澤東所信賴的人之——鄧小平代替他將來當選為總書記。
第二，為了使東北這個大行政區的全部黨政軍大權從高崗那裏轉入羅榮桓之手。為此目的，毛澤東突然給高崗背後一擊，宣布高崗領導的反劉少奇運動是“清君側”運動，也就是說，這次運動“名義上是反劉，實際上是反毛”，“反對劉少奇正是為了打擊毛澤東”。毛澤東迫害了高崗（在他被害之後宣布為“自殺”並“開除”出黨），便把高崗在東北大區的領導職務交給了羅榮桓。
可是革除高崗的真正原因卻在於高崗違反了毛澤東的指示，真心實意地執行與蘇聯合作的政策。
第三，為了在反對“高饒反黨聯盟”的掩蓋下，不僅把饒漱石除掉，也把潘漢年、胡均鶴等人除掉，也就是把他從1941年開始執行的“聯日聯汪反蔣”的民族叛賣路線的全部見證人統統除掉。
7.1941年秋至1945年夏，毛澤東進行了旨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共產國際、反對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
這次運動更加使帝國主義者確信，反蘇反共是毛澤東觀點的真正本質。
1948年毛澤東曾對我說：“在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羅斯福總統通過在延安的美國聯絡代表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要求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和性質，斷絕與莫斯科的聯系。這是當作美國政府將來給予八路軍以軍事技術援助的交換條件而提出的。幸好我們當時沒有同意他的要求。否則我們現在就真正陷於困境了。”
雖然毛澤東形式上沒有改變中共的名稱和性質，也沒有中斷和莫斯科的聯系，可是他推行的反蘇反共的“整風運動”，實質上表明了他決心實現美國統治集團的這些要求。
在“整風運動”期間，白宮多次派遣負責的外交和軍事人員（包括美國總統的私人代表赫爾利）來延安和毛澤東會談。會談中毛澤東始終表現出反蘇反共情緒，力求獲得美國的援助，實現美毛合作。因此，1944年8月23日，毛澤東在和中緬印前線美軍司令的政治顧問、美國駐重慶使館的二秘約翰？謝偉思的談話中，在回答謝偉思向他（毛澤東）提出的為什麽著重強調美國對中國的援助和支持的重要性，而閉口不談俄國這一問題時宣稱：
“我們不能等待俄國的援助。俄國人在這次戰爭中損失很大，他們將完全忙於自己國家的恢復工作。”因此毛澤東試圖說服約翰？謝偉思，使他確信“中美兩國的利益是一致的，是相互聯系的。這種利益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相互協調的……這就是為什麽我們那樣重視你們美國人所想的和打算要做的事情的原因所在。我們不能冒風險去和你們發生沖突”。
為了說服美國統治集團和壟斷資本家給他援助、與他合作，毛澤東不惜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綱領汙蔑為純粹資產階級的或僅僅是反封建的政策和綱領。例如他在和謝偉思的談話中，要人相信“中國共產黨人的政策不過是自由主義的政策”，“甚至最保守的美國生意人在中國共產黨人的綱領中也找不到任何一點可以反對的東西”。那時他曾對福爾曼說過：“我們並不追求蘇維埃俄國那種社會政治模式的共產主義。我們寧肯這樣認為：我們所做的無非是林肯在國內戰爭時期為之奮鬥的事情，這就是為解放奴隸而戰。我們中國有著千百萬受封建主義鐐銬束縛的奴隸。”這裏必須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綱領絕不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也不僅僅是反封建的。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實際上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政策和綱領。非常清楚，他的這些說法的目的，是要美帝國主義者確信這樣一個意見，即他只不過是一個土地改革家，而絕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對社會主義比對資本主義更加仇視。
歷史事實證明，毛澤東在四十年代進行“整風運動”的時期，同時也是一個不斷乞求美“援”、探索毛美合作的可能性的時期。
至於毛澤東當時被這種思想糾纏達到何等程度，可就下面的事實來判斷。1944年11月下半月的一天，陽光明媚，我裹著棉被躺在屋前的軟椅上。毛澤東帶著微笑突然朝我走來並且說道：“王明同誌！我帶來一件好東西給你看。”我請他坐下。他坐了下來，從大衣口袋中掏出一張小白紙。他把紙遞給我說：“快，快看呀”！我礁了一瞧這張長約15厘米、寬10厘米的小紙片。
上面寫著三行英文字。第一行是：“毛澤東先生”；第二行是：“我感謝你的祝賀”；第三行是：“羅斯福”。字條左角上用鉛筆寫著四個大漢字：“看後即毀”。每個字下面都畫有兩個著重號小圈。
毛澤東繼續說：“王明同誌！得到這個電報以後我們同美國的事就好辦多了！”
我說：“為什麽？”
毛澤東回答說：“以前我們只跟他的僚屬們打交道。這次他親自打電報復我，今後我就能直接和他互通電報和書信，保持私人接觸，進行對話，這就大大有利於問題的解決。”
我不大相信地說：“根據這封電報判斷，不像是羅斯福願意直接和你互通電報和書信並解決問題。”
毛澤東疑惑地問我：“為什麽呢？”
我回答說：“這不像是他的正式電報。如果他願意今後同你直接通電，那麽他的回電應當即使不用美國大使館的正式電文，至少也用美軍駐延安的觀察員小組的正式電文轉交給你。而這個電文卻是在普通的書寫紙上用鉛筆寫了幾個英文字。你怎麽能證明這真是羅斯福總統發給你的電報呢？假如過一段時間之後，美國人說羅斯福從來也沒給你發過電報，那麽你就怎麽也不能證明他曾向你發過電報。”
他瞪著眼說：“難道這可能嗎？！這是美軍觀察員小組的人親自轉交給我的。”
我問道：“字條左角上的四個漢字是什麽意思？”
毛澤東解釋說：“大概是他怕蔣介石可能打聽到我們通電報，所以才叫我們看後即毀。”
我又問：“假如羅斯福擔心，蔣介石可千萬別知道這封電報，那他怎能和我們直接通電以解決某些問題呢？”
毛澤東的面部表情立刻變得陰郁起來，笑容一點也沒有了。
他沈默片刻之後，勉強笑了一笑說：“照我看來，至少在這次直接通電之後事情總會好辦一點。”說完這話他搶過電報就走了。
毛澤東走後，我開始反復思索。我想起今年4月1日他和我的第一次談話。他來和我“談心”是有一定目的的。今天毛澤東是今年第二次來找我談話。這一次他的目的又是什麽呢？為何他親自把這封電報拿來給我看呢？近幾年來他從來也沒有告訴我他同美國人接觸的情況。我推測，大概是毛澤東想在我面前逞逞威風，似乎在說：“你瞧！我同美國總統羅斯福有直接電報聯系，這可不是鬧著玩的？！”
今天眾所周知的事實證明我的這一猜想是正確的。因為，那年（1944年）9月，蘇軍解放了保加利亞之後，在我回國的前幾天裏，季米特洛夫還給我寫過一封信。這封信，像他的前幾封信那樣，被毛澤東無理地扣壓並藏匿起來。他害怕我知道季米特洛夫給我的第二封信。所以他親自把羅斯福的電報帶來，以便說：“看！季米特洛夫支持您，而羅斯福卻支持我！”
8.1945年秋，由於蘇軍進入我國東北並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整個亞洲形勢根本改觀，毛澤東不得不重新掉過頭來向蘇聯表示好感，以便使八路軍能夠進入東北並從蘇聯那裏得到大量的軍事技術援助。同時他又對戰後中國在統一和建設事業方面能從美國那裏獲得援助寄予莫大的希望。所以1945年秋毛澤東應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邀請，到重慶同蔣介石談判，相信當時的美國大使是可靠的裁決人。結果國共之間簽署了真正右傾投降主義的“雙十協定”。
根據這個協定，八路軍、新四軍及其領導下的抗日遊擊隊，共約九十萬人，只能改編為九個師。而在這九個師中，共產黨員只能編成三個獨立師，其余六個師應當和蔣介石的部隊混合編排。同時規定讓出長江以南中共控制的全部解放區。此外，根據美、蔣和毛澤東三方協定，允許美軍領導機關在延安和張家口開辦兩所軍事學校，在美國軍事人員的幫助下為八路軍、新四軍培養幹部。
這裏有必要順便說明一下與毛澤東簽署該協定有關的若幹情況，因為該協定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條件十分苛刻、十分屈辱，毛澤東擔心他不能在黨的面前、在我軍革命戰士和將領面前證明他自己是正確的，因而起初他不敢在協定上簽字。可是蔣介石玩弄“殺雞給猴看”的一貫手法，為了恫嚇毛澤東，他把雲南省司令長官龍雲逮捕起來。同時赫爾利也嚇唬毛澤東說：“這是最後的條件。你不簽字，今後就不可能再進行談判了。”毛澤東屈服了，簽了字。這一事實足以證明毛澤東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他只關心自己的私利而忽視黨和革命的利益。他被敵人的威脅嚇得幾乎失去了理智。毛澤東回到延安之後向中央的同誌抱怨說：“在重慶期間，我的神經過分緊張。現在還感到十分疲乏。體力衰退，時常心動過速，頭昏，失眠，夢中出汗”。他患了半年多神經衰弱癥。
直到全國範圍內國共之間的戰爭開始時，毛澤東還在幻想由美國迫使蔣介石建立一個以國民黨為首、有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團體參加的“聯合政府”（這儼然是他在中共七大會議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的建議）。
毛澤東夢想，似乎美國會有助於和平統一中國。雖然在日本投降以後，美國大規模地整編和武裝蔣介石的部隊，在中國積極準備反共內戰，盡管從1946年下半年起在華北、華中各地區國民黨部隊不斷進攻中共部隊（八路軍和新四軍），毛澤東還一直相信美軍代表扮演裁判角色的“調停小組”能夠制止國共之間的內戰。
所以，1946年秋毛澤東邀請馬歇爾將軍作為杜魯門總統的特使訪問延安，希望通過他達到與國民黨媾和。盡管1946年冬閻錫山的部隊在山西省開展了廣泛的反對八路軍的軍事行動，而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江蘇北部七次進攻新四軍，毛澤東仍然繼續幻想依靠美國的幫助和平統一中國。顯然毛澤東的這種希望純屬幻想。1947年初傅作義的騎兵部隊通過突然襲擊占領了我軍駐守的張家口。因這次勝利而歡欣鼓舞的蔣介石於3月14日正式發布了“討伐共產黨人”的命令，於是全國規模的內戰就開始了。然而毛澤東只是在他的五一口號中才第一次提出：“打倒蔣介石”。
9.1947年至1949年國共內戰時期，毛澤東與美國之間建立了復雜的關系；這些關系的特點是既相互敵視，又尋求相互合作。蔣介石同美國締結了實際使中國處於美帝國主義的新的半殖民地地位的“中美條約”，因為蔣介石當時還控制著中國大部分領土，擁有兩百多萬軍隊。杜魯門政府采取了武裝蔣介石軍隊發起反共內戰的方針。美帝國主義者那時不相信毛澤東能夠使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扭轉到反蘇親美的道路上來。他們懂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於蘇聯的幫助，中國革命的勝利必將導致遠東和整個亞洲的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帝國主義的巨大變化。
然而這一政策終歸沒有惡化同毛澤東的關系。從1948年下半年開始進人戰爭結束階段，白宮又與毛澤東握手言歡。這說明蔣介石完全失去了軍隊和人民群眾的支持，面臨不可挽回的失敗。當時白宮未下決心派美國武裝力量直接參戰扶蔣反共，是由於擔心這一步會引起蘇聯方面的相應反應。美國統治集團不采取這一步驟，還因為他們早就意識到毛澤東的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本性。以下事實正說明白宮的意圖：當時在華北和華東部署了美國陸海空軍事力量六十多萬人。他們避免同人民解放軍沖突，在有解放軍出現的地方他們就迅速撤離。與此同時；美國當時駐南京的大使司徒雷登代表美國政府通過各種渠道通知毛澤東：美國願意向中國新政府提供二十億美元為期五年或十年的長期貸款，條件是中國新政府將不同蘇聯建立外交關系。
毛澤東從個人的立場出發也是準備迎合美國的。他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不向美軍開一槍一炮。政治上他沿襲“門戶開放”的策略以期同美國合作。
這一點已為毛澤東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提出的總的政治路線清楚地證明了，國內外政策都是在這條總的政治路線基礎上制定的。這條總路線和由此而制定的國內外政策當然首先是他的反列寧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及政策的進一步發展和具體運用。
毛澤東的總的政治路線是反列寧主義路線的，按照列寧主義路線，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全國範圍取得勝利之時即轉人社會主義革命，並開始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堅持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後只能采取建設非社會主義社會，即“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路線。他還舉出四條論據來“論證”他為什麽拒絕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四條論據是：
1）“存在帝國主義”；2）“土地革命尚未完成”；3）“中國的資本主義還不發達”；4）“民族資產階級仍參加革命”。
顯然，四條中只有“土地革命尚未完成”一條同帝國主義沒有直接的關系。第一條意珠著只要“存在帝國主義”，毛澤東就不打算執行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
第三、第四條也證明毛澤東信奉資本主義，並且證明他不願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
在對內政策方面，他鼓吹“統籌兼顧政策”，這個政策包括以下四點：
1）“既關心公共利益又關心個人利益”；2）“既維護工人的利益又維護資本家的利益”；3）“城鄉互助”；4）“內外市場交流”。
很清楚，這一政策的前兩點具有非社會主義性質。另外兩點，驟然看來似乎不會引起特殊的反感。但是，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前面說過的毛澤東1944年與美國軍事代表謝偉思談話的一段情節，那麽，顯而易見，這兩點必然會直接促進毛美經濟合作。
當時毛澤東聲明：“美國和中國經濟上互相補充，因為他們之間將不互相競爭”，“中國不要求發展大型重工業……中國必須建立輕工業，以保證自身的市場供應，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了幫助我國發展經濟，美國是最合適的國家，他們是完全能夠參加這一合作的惟一國家”。我們也會想到毛澤東曾對美國人講過，希望美國供應中國工業品，而中國向美國提供農產品等等。根據這些說法，十分清楚，毛澤東的這兩點不僅涉及對內政策，而且涉及對外政策。密切註視著毛澤東所作所為的白宮官員和美國的中國學家們應當對毛澤東的政策真正感到滿意。
在對外政策方面，毛澤東繼續執行以下方針：“至少在最初若幹年內新中國將不需要英美蘇三大強國的承認，以免他們幹涉我國內政。”這裏他有意識地把英美帝國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的蘇聯混為一談。他那時追求的目的和今天他惡意宣傳“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所追求的目的完全一樣。這就是欺騙輿論、誣蔑蘇聯，以及企圖掩蓋他反蘇、親美、親英的本質。
可是當時的國際條件和國內形勢不允許毛澤東公開執行反蘇親帝政策。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始終不渝地對中國采取了列寧主義、國際主義原則的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剛一宣告成立，蘇聯就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蘇聯在政治、外交、財經、科技和文教方面，以及人民保健事業方面向新中國提供了全面的援助和支持。僅僅由於這一點，毛澤東親帝反蘇的陰謀才得以在一定時期內為人民所識破。
10.1950年秋到1953年夏中國進行了抗美援朝。在此期間毛澤東一如既往，始終為保持同帝國主義者的友好關系而憂心忡忡。這一點劉少奇那時對我談及的事實可以證明。
1952年11月10日晚8時，劉少奇（他當時來參加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還在莫斯科）邀我談話（我在莫斯科治病）。當談及朝鮮戰爭時，他說：“……當美、英部隊已在仁川登陸，北朝鮮形勢危急，毛主席怎麽也不能決定派中國誌願軍去抗美援朝。
政治局兩個星期白天黑夜討論也未能作出決定。毛主席說：‘只要我們一出兵，中美傳統友誼就完了！誰知道什麽時候才能恢復友誼？此外，我們設想一下，出兵後，不能擊退美軍又怎麽辦？’一句話，他怎麽也不能作出決定。只是在美軍占領新義州之後，美軍和中國僅有鴨綠江橋一橋之隔的情況下，毛主席才不得不作出決定。他說：‘現在我們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們的部隊馬上出國，我們還能指望獲得光榮和有利條件。所謂光榮，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的光榮，而有利條件，就是戰鬥只在朝鮮領土上而不在中國的領土上進行。如果等到美軍渡江過來，然後我們再參戰，那就會既丟掉了光榮，又失去了有利條件’。當毛主席知道杜魯門不許麥克阿瑟集中轟炸沈陽至滿洲裏沿線全部地區，而我們的部隊已經開始出動時，毛澤東懊喪地說，‘我們出兵對嗎？’後來，當麥克阿瑟打算把戰火擴大到東北，投下最後賭註（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絕擔任遠東司令）時，杜魯門撤掉了麥克阿瑟，毛主席十分苦惱，並且說了：一‘假如我們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變，知道美國真不願和我國打仗，那我們為什麽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壞中美關系呢？唉，既然已經打起來了，那就考慮盡快地結束此事吧！只有結束戰爭，我們才能尋求逐步恢復中美友誼的途徑……’。”
由此可見，還在那個時候維持這種“友誼”，對毛澤東來說，就比幫助一個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抗擊美帝侵略更為重要。還在那個時候在他身上反映出來的親美狂和恐美癥就已如此根深蒂固。
11.1954年至1957年是中美連續談判、準備進行毛美合作的時期。1954年就印度支那問題舉行的日內瓦會議，為以後美毛經常接觸掃清了道路。朝鮮戰爭和臺灣的美蔣共同“防禦”條約導致了毛美關系的暫時緊張狀態。可是在日內瓦會議上，中美代表很快就把過去的不和置諸腦後並重新取得了相互諒解。
那時雙方就已決定他們以後經常接觸的方法和步驟。華沙中美兩國大使級談判正是當時相互接觸的既定計劃的一部分。毛澤東竭力把談判內容嚴密封鎖起來，不讓中國人民和世界輿論知道，他害怕暴露其醜惡的勾當。至於美國國務院，它也僅限於發出聲明，宣稱美國同北京雖然沒有外交關系，但是他們在華沙談判中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的英國和其他國家的成就。這些事實表明，中美代表在華沙進行的一百多次會議確實為毛分子與美國某些集團的進一步接觸鋪平了道路。
12.1957年至1965年是毛澤東積極準備反共反蘇“文化革命”的時期。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秘密策劃的。開始他假惺惺地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同時他又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根據他的指示，在各種會議和報刊上開導並鼓勵人們不要害怕發表自己的意見。他采取這些手段要達到兩個目的：第一，他試圖查明，誰繼續批評他的錯誤，尤其是批評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書和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的錯誤，也就是批評他不主張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後，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政治路線。第二，他試圖查明，誰同情蘇共二十大對個人迷信的譴責，誰以這種或那種形式、直接或間接地批評對毛澤東的個人神化，批評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毛澤東為了找到借口迫害那些敢於批評他的錯誤的人們，還通過他的特派員專門驅使、甚至以武力強迫某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國民黨的殘渣余孽公開在會上和報刊上誣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後來，他利用這些“事實”，給所有從原則立場出發給他提出批評的人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
毛澤東自己承認，批評過他的錯誤的八十萬人在“反右派”運動中遭到了迫害。實際受害人數還不止這個數目。其中有許多黨的幹部、文藝活動家以及民主黨派和團體的大多數領導人和成員。
大家知道，毛澤東在1958年至1960年推行了“三面紅旗”冒險主義政策，其目的是要在經濟上幾年就超過蘇聯。結果毛澤東一敗塗地。於是，他從1960年4月開始就轉而發動反對蘇聯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開的思想政治鬥爭，把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誣蔑為“修正主義的黨”。在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國際會議上毛澤東的汙蔑性不實之詞遭到絕大多數兄弟黨的遣責。
1962年毛澤東在國內正式發動了一場反對所謂“修正主義分子”的運動。他首先打擊以劉少奇為首的部分領導同誌，然後把許多二十——三十年代就已知名的文藝活動家予以放逐，把這個叫做“下放”。
1963年毛澤東提出了旨在分裂社會主義大家庭，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帝民族解放運動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五條建議。當時他通過收買和欺騙開始在各個國家拼湊反蘇、反共、親毛的“第五縱隊”。
1964年至1965年他開展了“向解放軍學習”和“培養接班人”的運動，把軍隊置於黨和人民之上。同時他還開展了一些別的運動，指望達到神化他個人，愚弄青年，並引誘他們“跟隨毛主席一道去經風雨見世面”，利用青年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個別部隊為實現其反革命軍事政變準備條件。
毛澤東的所有這些反蘇、反共活動和分裂活動都是為了取得帝國主義集團的同情和好感。1964年和1965年白宮先後把斯諾、李宗仁派往中國與毛澤東密切接觸。
13.1965年至1970年是毛美關系空前發展的時期。1965年初，毛澤東公開拒絕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於共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正義戰爭的建議，並且阻撓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給予越南以積極援助的行動。正當美帝在越南擴大侵略戰爭、毛澤東積極準備“文化革命”的時候，斯諾和李宗仁一個接一個地來到北京。正如1971年5月斯諾在英國的（星期日泰晤士報》上報道的，關於美國對越南的侵略戰爭，毛澤東向他聲明，“中國人只有在美國人進攻他們的情況下才會參戰，這難道還不清楚嗎？中國人自己有許多事需要做。”毛澤東就這樣使白宮知道，中國對越南戰爭所持的立場是“自掃門前雪”，鼓勵侵略者肆無忌憚地進行掠奪。關於中蘇關系，斯諾寫道：“劉少奇想派一個中國代表團參加1965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以便恢復中蘇聯盟。但毛持反對立場。他主張……開展人民戰爭反對美國，也反對蘇聯”。大家知道，毛澤東從來就是真反蘇，假仇美。所以，談到“反美”戰爭時，他就只制造煙幕，並在此煙幕的掩飾下準備反蘇戰爭。不言而喻，毛澤東和斯諾這樣的老朋友無疑反復地討論了“文化革命”的準備和如何開展等問題，盡管斯諾沒有寫過與此有關的報道。
李宗仁是美帝國主義的老奴才。他作為“中華民國的副總統”，是反共戰爭的一個主要角色。1949年反共戰爭失敗後，他僑居美國，在那裏度過了十七年。可是突然間他回到中國來了。
他一到北京，就馬上被毛澤東推上貴賓席位，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招待會。然後李宗仁周遊全國各大城市。在旅遊期間他大叫大嚷地宣傳“反帝必須反修”的口號，因此促進了“文化革命”的準備工作。大家都清楚，他的反帝鬥爭的號召只是一句空話。而他的“反修”鬥爭的號召就其內容來說恰好與毛澤東的計劃一致。在國際上這意味著反蘇、反社會主義各國，反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國內，則是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先進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青年代表，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最有覺悟的革命戰士。
眾所周知，斯諾和李宗仁實際上是白宮的代表，反映了官方集團的意見。他們倆的北京之行有一個共同的任務，即是受白宮的委托去了解“文化革命”的準備情況，並表明他們對“文化革命”的積極態度。
從1966年夏季起，毛澤東借口“文化革命”實行反革命政變。同時他渴望取得帝國主義反動派的信任並開始在反蘇反共的基礎上同它們進行合作。毛澤東沒有失望。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等人多次宣布，他們希望“盡快調整美中關系，建立遠東地區的美中合作”，並且采取了相應的行動。美國遠東問題專家會議也聲明：“白宮寄希望於毛澤東”，認為“毛澤東在‘文化革命’中的勝利符合美國利益”。隨後美國一些有勢力的集團不止一次地聲稱，他們希望和毛分子改善關系，進行互相合作，並且為了“促進相互諒解”開始進行各種貿易、外交和政治活動。
因此，在1965年至1970年間，毛澤東和美國有勢力的集團雙方都為實現相互合作付出了巨大努力。
14.在1970年夏至1971年春這段時間內毛澤東和斯諾就這些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秘密會談。大家知道，還在1936年毛澤東和斯諾從第一次會見時起，他們就成了心腹之交。歷史的事實說明，斯諾是一個調停人，毛澤東通過他保持了同美帝國主義集團的秘密接觸。所以，每當毛澤東談到斯諾時，他總是欣喜若狂感恩戴德地說：“我能聞名於全世界，尤其是聞名於美國，使美國人了解我，主要的功勞應當屬於斯諾。”1971年2月，斯諾在和毛澤東就毛美合作的各種問題多次密談之後離開北京時，他們就像以坦率交往為特征而早有默契的密友一般分別了。這一點可以根據多種材料和1971年4月在美國《生活》雜誌上發表的斯諾《與毛澤東會談》的報道來判斷。在會談期間，他們不僅涉及到美國總統訪華的有關問題，並且涉及到毛澤東必須進一步同那些主張與蘇聯友好、反對靠攏美帝的勢力作鬥爭等等問題。斯諾在《生活》雜誌的上述報道中寫道：“當他親切地送我到門口時，他說，他不過是一個帶著把破傘雲遊世間的孤僧罷了。”事實表明，毛澤東這些悲觀論調的意思是：從“文化革命”一開始，他實際上已處於眾叛親離的境地，而他還要把那些最可靠和最親近的人（包括指定為“接班人”的林彪和毛澤東最親密的核心人物陳伯達等人）都“清洗”掉，因為他們已經成了他的敵人。他越來越感封自己孤立無援，他絕望地等待美國會向他伸出援救之手。
當然，我的以上論述並未包括毛與帝國主義勢力合作方針的各個方面。但這些事實足以證明，毛分子與帝國主義的親近不是突然的，而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反革命活動的結果。
第四章 毛澤東墮落的根本原因
如果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毛澤東怎麽會墮落到背叛革命這樣可恥的地步？那麽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回答，這個問題有他的思想、理論、歷史和社會的根源。
思想根源是反革命的封建帝王思想、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和軍國主義以及反革命的實用主義。所以，盡管毛澤東已投身於革命隊伍，卻始終背著這些思想包袱，而他終於帶著這些思想包袱跑去和反革命分子為伍了。
理論根源：在哲學、政治經濟學方面，以及在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毛澤東不僅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者”外衣掩蓋了真面目的假馬克思主義者，而且簡直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所以，盡管他已投身於共產黨的隊伍，裝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擁護者，但終於不可避免地走到以反科學的、反革命的毛澤東思想去冒充十分科學的革命的學說——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徒。
歷史根源：毛澤東的活動不僅是他反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和反蘇活動的冗長的歷史，不僅是他個人在中國革命各個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上犯有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而在許多情況下則犯有嚴重罪行的歷史，並且是他在共產黨內思想上崇拜帝國主義的冗長歷史。所以，他終於從一個手裏打著共產黨旗幟的假共產黨人變成了以“共產黨”旗號偽裝起來的真正反共分子。
社會根源：在歷次反帝、反封建和社會主義革命中，毛澤東所持的立場都基本上是反映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他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集中地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他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帶有破了產的、失去階級性的小私有者和流氓無產階級分子的習氣的深刻烙印，而在某些問題上他的行動甚至帶有封建地主的氣味。在這些復雜的社會原因的影響下，他的思想和行動的反無產階級性質就表現出來了，而他終於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背叛無產階級利益的道路。
由於本書篇幅所限，不可能更為詳盡地論述毛澤東墮落的根源。
可是，為了說明毛澤東變為階級叛徒和民族變節者的原因，有必要簡短地探討一下對他的思想和行動產生巨大影響的思想根源，即封建帝王思想。中國封建帝王的傳統思想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天子”的自我中心思想，也就是像中國的皇帝一樣，把自己神化，奉為天（神、最高的神靈）的兒子，奉若超人。他不能把所有其余的人視為平等的人，因而也不能平等地對待他們。所有其余的人（本國同胞和外國人）命裏註定就是他的臣民和奴隸。這就是毛澤東無恥到使人發笑的地步的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根源。他自我神化，自稱“紅太陽”、“仙猴孫悟空”，他自認為是“老子天下第一”、“古往今來絕無僅有的惟一偉人”，把自己叫做“新皇帝”。封建帝王思想的另一方面是“天朝帝國”的中國中心論，也就是專制君主把自己的王朝加以神化，把它視為神的意誌和事業的化身，否認和其他國家的平等關系。
這些國家自然都是它的部屬或附庸。這就是毛澤東的妄自尊大的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根源，他日夜夢想由他的毛王朝來統制亞非拉、稱霸全世界。
同時必須指出，中國封建帝王的傳統思想是某些封建王朝僅在其繁榮昌盛時期的主導思想。但是在中國歷史上也有過不少這樣的大大小小的朝代、它們在衰落的時候不僅要向比它們更為強大的異邦王朝納稅獻貢，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它們的統治者為妻，向這些王朝上書稱臣，甚至皇帝也卑躬屈膝自稱“兒皇帝”，僅僅為了保存其搖搖欲墜的專制統治。在這樣的時期“天子的尊嚴”和“天朝帝國的至高無上，完全被置諸腦後。衰落王朝的這類思想和行為，也就是當年毛澤東親日民族叛賣路線和今天的親美民族叛賣方針的思想根源。
版主:obama於2014_04_06 15:19:32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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