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0-安裕:人權民主法案關鍵在國會
安裕:人權民主法案關鍵在國會
2019年09月20日
東西南北
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有一條橫貫中線,西起波多麥克河畔的林肯紀念堂,中間經過華盛頓紀念碑,另一端是國會山莊。從紀念堂巨大的林肯石像腳下朝門外看,紀念碑有如擎天一柱在前面,國會大樓圓形尖頂在遠處。華府的地區劃分,以國會山莊為中心,往四邊輻射出去。這條中線很有歷史和政治意義:解放黑奴的林肯,建國之父華盛頓,代表人民的國會。林肯與華盛頓墓木早拱,到今天仍然活躍的是國會。
美國憲法序言第一句是「我們合眾國人民」,精髓在於We the People(我們人民)。國會是代表民眾的象徵,常說美國三權分立,然而總統權力再大,國會總能平分春色。況且國會權力至巨,之前已經談過,文可制衡總統,武擁宣戰大權。國會通過草案後交總統簽署,若總統否決打回頭,國會兩院若再各以三分之二票數通過,就會成為法案,總統要攔阻亦徒呼奈何。這就更不必說國會的彈劾總統大權,近代史上,尼克遜一代梟雄,克林頓年少得志,最終是一個辭職下台,一個魂飛魄散。
得國會支持 白宮難推翻
因此,熟悉美國政治的權力來源,便知道國會是關鍵中的關鍵,這當中,沒有甚麼「行政主導」,也沒有「互相制衡」。特朗普與民主黨勢不兩立,可是對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禮數做足,不敢口出狂言。國會制着白宮,不僅美國人知道,外國人也知道,一旦得到國會支持,行政部門要推翻,便得出盡九牛二虎之力。
剛過了的星期二,黃之鋒等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就香港當前情況發言。類似聽證會在國會常有舉行,看過之後,對國會的權力必會印象深刻。80年代中葉的「伊朗門」事件,國會召開特別委員會,爆出原來美國偷偷把軍火賣給死對頭伊朗,然後把錢轉給尼加拉瓜反政府游擊隊。委員會主席是民主黨日裔參議員井上,這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重傷失去右臂的沙場老將會上一臉寒霜,把美國政府由上至下轟得體無完膚。之後整個白宮國安系統大換班,自始失去基辛格當家年代的目中無人,一頹至今30年。那一回,美國民眾深切認識國會議員一旦發威,強勢如列根也無法招架。
港人關切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此刻仍在美國國會草擬,有議員認為,該案在參眾兩院通過的成數極高。至於會否有足以推翻一旦特朗普否決法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票,此一可能不能排除。換言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能否過關,兵家必爭之地在國會。步過華府權力走廊的人都知道,遊說美國,國會永遠是排在白宮之前。這一點,所有國家駐美大使絕對是明白的,包括中國。至於幾十年來從美國身上拿了不少好處的以色列,以及斷交40年之後依然可以獲得美國軍火的台灣,更是熟諳箇中竅妙。
遊說美國國會議員,可以通過在國會註冊的公關公司代行。台灣總統李登輝90年代到美國康奈爾大學接受榮譽學位,批出簽證本來難之又難,卻有公關公司說服國務院批准。不過,長期的遊說工作,除了錢銀開支,更重要的是:誰去遊說,以及如何遊說。上世紀4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已經開始遊說美國,既有國府駐美官員參與,也有支持國府的美國人士如《時代》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Luce)。這就是著名的「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尤其亨利魯斯,生於中國,是傳教士之子,對國府尤有好感。當年他有「美國最有影響力民間人士」之稱,由他遊說國會與政府,事半功倍。
動之以情的還有以色列,美籍猶太人數量不多,卻是位高權重。以色列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對遊說必然知之甚詳:14歲隨家人遷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畢業,之後是以色列駐美大使館副館長,對美國國會熟到不能再熟,拉票促軍援成為家常便飯,美國F35新銳戰機就是給了以色列。就算意識形態對頭人前蘇聯,60年代到80年代擔任駐美大使24年的多勃雷寧也常跑國會,還到附近的餐館酒吧和議員聊天。蘇聯當年即使僵化,對美外交靈活異常,國會多一人支持就是一份支持,即使只有一票也要爭取。
府會互動勢左右議案效果
明白美國的法案草擬到簽署過程的規則,當會加明了國會的重要角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目前尚在草擬階段,有稱可能下星期審議;參與提出法案的參議員魯比奧則估計,最快可能下月成事。依照此一程序,未來一個月至一個半月,草案將在國會討論及等待投票表決。這三幾十天,國會必定成為角力場所,議員手上的一票去向矚目。估計國會可能舉行相關聽證會,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這兩個大會俱是焦點,席上一字一句,都會牽動聽者的心。
至於特朗普政府是另一焦點。行政部門的下一着,很可能是研究怎樣把法案的邊際政經效應擴到最大:說白了,法案簽字總統一秒內便可完事,然而在簽或不簽與國會提交法案之間,為美國獲取最大利益才是要事。由此之故,未來個把月,美國府會的內部角力,以及中國政府對美國行政部門的各樣工作,兩者互動對法案內容有影響,與every vote counts相比,這是另一個層面的事。
安裕
2019年09月20日
東西南北
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有一條橫貫中線,西起波多麥克河畔的林肯紀念堂,中間經過華盛頓紀念碑,另一端是國會山莊。從紀念堂巨大的林肯石像腳下朝門外看,紀念碑有如擎天一柱在前面,國會大樓圓形尖頂在遠處。華府的地區劃分,以國會山莊為中心,往四邊輻射出去。這條中線很有歷史和政治意義:解放黑奴的林肯,建國之父華盛頓,代表人民的國會。林肯與華盛頓墓木早拱,到今天仍然活躍的是國會。
美國憲法序言第一句是「我們合眾國人民」,精髓在於We the People(我們人民)。國會是代表民眾的象徵,常說美國三權分立,然而總統權力再大,國會總能平分春色。況且國會權力至巨,之前已經談過,文可制衡總統,武擁宣戰大權。國會通過草案後交總統簽署,若總統否決打回頭,國會兩院若再各以三分之二票數通過,就會成為法案,總統要攔阻亦徒呼奈何。這就更不必說國會的彈劾總統大權,近代史上,尼克遜一代梟雄,克林頓年少得志,最終是一個辭職下台,一個魂飛魄散。
得國會支持 白宮難推翻
因此,熟悉美國政治的權力來源,便知道國會是關鍵中的關鍵,這當中,沒有甚麼「行政主導」,也沒有「互相制衡」。特朗普與民主黨勢不兩立,可是對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禮數做足,不敢口出狂言。國會制着白宮,不僅美國人知道,外國人也知道,一旦得到國會支持,行政部門要推翻,便得出盡九牛二虎之力。
剛過了的星期二,黃之鋒等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就香港當前情況發言。類似聽證會在國會常有舉行,看過之後,對國會的權力必會印象深刻。80年代中葉的「伊朗門」事件,國會召開特別委員會,爆出原來美國偷偷把軍火賣給死對頭伊朗,然後把錢轉給尼加拉瓜反政府游擊隊。委員會主席是民主黨日裔參議員井上,這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重傷失去右臂的沙場老將會上一臉寒霜,把美國政府由上至下轟得體無完膚。之後整個白宮國安系統大換班,自始失去基辛格當家年代的目中無人,一頹至今30年。那一回,美國民眾深切認識國會議員一旦發威,強勢如列根也無法招架。
港人關切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此刻仍在美國國會草擬,有議員認為,該案在參眾兩院通過的成數極高。至於會否有足以推翻一旦特朗普否決法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票,此一可能不能排除。換言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能否過關,兵家必爭之地在國會。步過華府權力走廊的人都知道,遊說美國,國會永遠是排在白宮之前。這一點,所有國家駐美大使絕對是明白的,包括中國。至於幾十年來從美國身上拿了不少好處的以色列,以及斷交40年之後依然可以獲得美國軍火的台灣,更是熟諳箇中竅妙。
遊說美國國會議員,可以通過在國會註冊的公關公司代行。台灣總統李登輝90年代到美國康奈爾大學接受榮譽學位,批出簽證本來難之又難,卻有公關公司說服國務院批准。不過,長期的遊說工作,除了錢銀開支,更重要的是:誰去遊說,以及如何遊說。上世紀4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已經開始遊說美國,既有國府駐美官員參與,也有支持國府的美國人士如《時代》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Luce)。這就是著名的「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尤其亨利魯斯,生於中國,是傳教士之子,對國府尤有好感。當年他有「美國最有影響力民間人士」之稱,由他遊說國會與政府,事半功倍。
動之以情的還有以色列,美籍猶太人數量不多,卻是位高權重。以色列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對遊說必然知之甚詳:14歲隨家人遷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畢業,之後是以色列駐美大使館副館長,對美國國會熟到不能再熟,拉票促軍援成為家常便飯,美國F35新銳戰機就是給了以色列。就算意識形態對頭人前蘇聯,60年代到80年代擔任駐美大使24年的多勃雷寧也常跑國會,還到附近的餐館酒吧和議員聊天。蘇聯當年即使僵化,對美外交靈活異常,國會多一人支持就是一份支持,即使只有一票也要爭取。
府會互動勢左右議案效果
明白美國的法案草擬到簽署過程的規則,當會加明了國會的重要角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目前尚在草擬階段,有稱可能下星期審議;參與提出法案的參議員魯比奧則估計,最快可能下月成事。依照此一程序,未來一個月至一個半月,草案將在國會討論及等待投票表決。這三幾十天,國會必定成為角力場所,議員手上的一票去向矚目。估計國會可能舉行相關聽證會,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這兩個大會俱是焦點,席上一字一句,都會牽動聽者的心。
至於特朗普政府是另一焦點。行政部門的下一着,很可能是研究怎樣把法案的邊際政經效應擴到最大:說白了,法案簽字總統一秒內便可完事,然而在簽或不簽與國會提交法案之間,為美國獲取最大利益才是要事。由此之故,未來個把月,美國府會的內部角力,以及中國政府對美國行政部門的各樣工作,兩者互動對法案內容有影響,與every vote counts相比,這是另一個層面的事。
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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