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9-星期日現場：一個聆聽者的反思
星期日現場：一個聆聽者的反思
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最近特首提出要聆聽市民意見，周四辦了首場社區對話。早前曾鈺成先生也曾呼籲特首與高官落區以表示對話誠意，甚至充當「沙包」被罵紓解民怨。其實，這個暑假我雖然未至於要當曾先生口中的「人肉沙包」，但也是經歷了一輪難忘的與青年對話。
我們學校的同學在運動升溫之後，就開始要求與教大校方對話。校長希望了解同學心聲，也擔心同學情緒，所以樂意和同學見面。我們在8月9日出席了早、晚兩場面對全校所有持份者（同學、同事、校友）的大型論壇，一共6小時，有300多人參加。其後，校長再約見不同的宿生會及系會，一直到9月初約有200名同學參與了14場對話，每場個半至兩小時。對話校長全數出席、副校長呂大樂、我和學生事務處的同事也幾乎全部列席。
除了兩場大型論壇由學生會主辦，其他14場會面都是由學生事務處統籌。為了鼓勵同學參加，同事有不少細緻安排。例如我們容許同學現場直播，一方面避免閉門會議、黑箱作業嫌疑，另一方面也容許未能回校出席的同學觀看，並且能通過出席同學發問。此外，校長騰出多個時段讓同學選擇，以方便更多同學能夠出席；還有每次同事都會準備茶點，讓氣氛能輕鬆一點。
雖然如此，起初其實也並不太好受。在「7．21元朗事件」之後的8月，同學都有相當強烈的情緒。起初幾次他們都集中表達對政府處理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的不滿，有幾次他們彷彿把校長看成政府代表，要求他解釋某些政府的決定和行為，如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上街、和平示威，政府還是沒有回應他們的訴求。打從一開始就不斷問為何政府拒絕正式撤回條例草案，以致後來警民衝突加劇；又例如8．11尖沙嘴少女右眼遭射傷事件之後，集中表達對所謂「警方暴力」的憤慨。
除了聆聽 可以說的話不多
說實話，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除了聆聽之外，可以說的話不多，只能強調我們不能代表政府，也不知道為何政府不回應。這些時候，真的覺得我們更要做好聆聽者的角色，讓同學有機會說出訴求和心聲。就算最後只能當他們的「出氣袋」，也算是一種承擔。
大部分時間同學都會要求校長表態，對於是否譴責警方暴力或處理手法，又多次表示他們青年人的意見不能上達，希望校長代為轉達；並且懇請校長聯絡其他大學校長，一起替他們發聲。不止一次他們激動起來：有聲淚俱下、有慷慨陳詞、更有責備校長不表態，「就是站在權力一方」。
校長或學校不應凡事都要表態
對於所謂暴力的問題，校長的回應是：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現在抗爭者和警方的武力都有升級的情况，非常令人擔心；又表示應該通過對話來解決彼此分歧。至於所謂表態不表態的問題，我們只能強調大學並非政治組織，並不一定要對所有問題都要表態，我們能做的事就是起碼在校園內，保障所有持份者的合理權益，包括學術和表達意見的自由。我們也希望向同學們解釋，大學的管理層應該保持政治中立，他們的責任是保障大學裏面的同學和同事都可以有不同意見。在這高度分化的事件上面，靠哪邊站，都會有問題。教育大學的難處，也在於所有教育的問題彷彿都是我們的責任，所有在我們校園內發生的事情，好像都會對香港教育制度有影響。大學管理層，尤其是校長的立場，就更變得非常敏感。對於學術和教育專業的課題，我們不能迴避，但這不表示校長或學校凡事都要表態。
當然同學也多次追問，為何6月份多次超大型遊行表態之後，政府都未有回應，甚至未有主動提出公開對話。到了9月份特首提出要構建對話平台，我們校長「盡人事」幫忙，也有被同學質疑是否和政府聯手做騷。我們的回應是：作為學者，也是教師，當然不希望同學繼續被捲入衝突當中，任何可以做、應該做的事情，我們都會嘗試。事實上，校園內同學、同事各自就今次事件不同形式表態參與，只要是合理合法，我們並未感受到有來自校方的壓力（又或鼓勵），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除了這些外部問題，同學也提出不少與校園有關的看法，例如警察進入校園執法的問題。不過，也有同學表示在「7．21」之後，覺得回家人身安全會受到威脅，詢問學校是否可以幫忙。我們就回應，其實在「7．21」之後有同學接觸校方表達憂慮，我們已經啟動危機處理程序，為同學在舍堂安排臨時住宿。8月5日謠言滿天飛，盛傳有黑幫會在大埔及屯門搞事，校方當天亦特別批准同事們提早回家。
教大同學不少正在接受師訓，也藉此機會表達對教育的看法。其中和今次事件有直接關係的，要算是所謂政治進入校園的爭議。有建制派要求學校禁止任何政治行為，但也有教師就當前事態在社交媒體表達明顯（甚至不當）之立場。校長不斷強調的是，學校要嚴守中立，教師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但不應將其個人政治立場帶入課室。
不過我們也明白，學校作為社區一部分，確實有些時候不能與具爭議的議題完全隔絕。事實上教育與政治或社會爭議，在所有國家都會拉上關係，也是教育學者不斷探究的問題。就是在美國，簡單如宇宙是創造，還是演化而來、要如何教，在某些地區也有爭議。當然其他諸如種族問題，甚至墮胎等，也有極大爭議。我們應做的事，不是按某些政治立場來施教，而是嚴守教育專業來面對。無論外面政治壓力有多大，我們也應繼續發展專業立場，以學術研究，蒐集證據來協助教師和學校面對挑戰。校長也承諾會開發資源，培訓教師處理具爭議的課題。
作為未來的教育工作者，同學也對坊間有關通識和中文科的檢討問題表示關注。在這問題我們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嘗試令他們明白對這些科目的不同意見。雖然兩科的改動可能都有政治意味，但並不代表我們只能從政治角度來考慮。例如教育局課程檢討小組（呂大樂也是成員之一）其實是建議通識科維持必修必考，而獨立專題探究變成選項，中文科取消聆聽和口試的建議也是不少學校和教師的看法。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應該從專業出發來討論。而其中一個重要的專業考慮，就是學生的學習差異。因為無論是獨立專題探究，或者聆聽口試卷，在不同能力組別同學之間其實影響也大不相同。現在小組提出的建議，將來還是要回到各個課程委員會再討論，並非是他們說了算。這對教師來說是teachable moment，我們於是鼓勵同學自己探究這些課題，從用家（剛考過這些科目）角度，和學科專業角度發表意見。
通過今次的工作，我們充分感受到年輕人意見的「重量」，和他們是如何渴望心聲被聽見。由此看來政府在6、7、8月份不重視溝通工作，對年輕人可謂火上加油。有關現在政府開啟對話工程，同學們都表示太少、太遲（too little, too late）。不過我們還是提出「遲到好過冇到」，應做的還是要做。有機會發聲，年輕人應該盡量把握。最重要是過程對等、公開、透明，讓他們的聲音能走進公眾的視聽當中。
我明白對大部分同學來說，兩個小時的對話，未必能夠改變他們的想法。同學的心聲，我們能跟進的也不太多，畢竟今次的政治風波，還是要由政府來解決，校長也已盡量轉達有關方面。 當然有關校園和教育的議題，我們也會盡量和大家討論、籌謀。然而，我們知道這個工作，甚至姿態，都是非常重要。作為教育工作者，必須令同學明白，我們希望聆聽他們的想法。不管雙方意見是否一致，我們也要把想法好好地傳達給他們。我們不能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全知全能，而是接受他們作為學校重要的持份者，在不同問題上面都有發言權，也有知情權。
我自己也比較感恩，能夠參與這項溝通工作。我常常說我們這些老人家，在這大風大浪的時節，不一定能走上最前線，但我們必須要照顧好身邊的年輕人。今次我們通過溝通、對話與聆聽，起碼令他們感受到，在我們的小天地裏，師長雖然不一定在所有問題上面都是同路人，但起碼會嘗試聆聽，去理解他們的心境。
要尊重不同意見 不容仇恨言語
在我們和同學有不同意見的事情上，我們也必須清楚地說明解釋。例如我們絕不容許校園內出現仇恨言語（hate speech），也不願見到不同見解、立場的同學，甚至同事之間，因此出現紛爭。這點我們在對話過程中，都不斷提醒同學要尊重不同的意見。而且多次到最後我們都會寄語同學，要退後一步，從不同角度思考，自己應該如何應對當今的環境，什麼訴求應該提出，又怎樣才是最好的手段來爭取這些訴求。這，不單是年輕人、同學，也是我們這些老人家，甚至每個香港公民現在都應該思考的課題。
後記
臨近十一，校園在大環境牽動之下非常繃緊，容易產生誤會，「擦槍走火」。不過，校長在對話中曾經承諾，會盡力保障同學表達意見的自由，我也希望同學在任何事件發生之後，緊記溝通與對話的大門，長為他們而開。在校園裏我們沒有敵人，只有一起學習、工作、生活的持份者。
（本文只代表個人看法，不代表大學立場或各溝通單位的意見。）
文//趙永佳（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
編輯//曾祥泰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9月29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最近特首提出要聆聽市民意見，周四辦了首場社區對話。早前曾鈺成先生也曾呼籲特首與高官落區以表示對話誠意，甚至充當「沙包」被罵紓解民怨。其實，這個暑假我雖然未至於要當曾先生口中的「人肉沙包」，但也是經歷了一輪難忘的與青年對話。
我們學校的同學在運動升溫之後，就開始要求與教大校方對話。校長希望了解同學心聲，也擔心同學情緒，所以樂意和同學見面。我們在8月9日出席了早、晚兩場面對全校所有持份者（同學、同事、校友）的大型論壇，一共6小時，有300多人參加。其後，校長再約見不同的宿生會及系會，一直到9月初約有200名同學參與了14場對話，每場個半至兩小時。對話校長全數出席、副校長呂大樂、我和學生事務處的同事也幾乎全部列席。
除了兩場大型論壇由學生會主辦，其他14場會面都是由學生事務處統籌。為了鼓勵同學參加，同事有不少細緻安排。例如我們容許同學現場直播，一方面避免閉門會議、黑箱作業嫌疑，另一方面也容許未能回校出席的同學觀看，並且能通過出席同學發問。此外，校長騰出多個時段讓同學選擇，以方便更多同學能夠出席；還有每次同事都會準備茶點，讓氣氛能輕鬆一點。
雖然如此，起初其實也並不太好受。在「7．21元朗事件」之後的8月，同學都有相當強烈的情緒。起初幾次他們都集中表達對政府處理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的不滿，有幾次他們彷彿把校長看成政府代表，要求他解釋某些政府的決定和行為，如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上街、和平示威，政府還是沒有回應他們的訴求。打從一開始就不斷問為何政府拒絕正式撤回條例草案，以致後來警民衝突加劇；又例如8．11尖沙嘴少女右眼遭射傷事件之後，集中表達對所謂「警方暴力」的憤慨。
除了聆聽 可以說的話不多
說實話，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除了聆聽之外，可以說的話不多，只能強調我們不能代表政府，也不知道為何政府不回應。這些時候，真的覺得我們更要做好聆聽者的角色，讓同學有機會說出訴求和心聲。就算最後只能當他們的「出氣袋」，也算是一種承擔。
大部分時間同學都會要求校長表態，對於是否譴責警方暴力或處理手法，又多次表示他們青年人的意見不能上達，希望校長代為轉達；並且懇請校長聯絡其他大學校長，一起替他們發聲。不止一次他們激動起來：有聲淚俱下、有慷慨陳詞、更有責備校長不表態，「就是站在權力一方」。
校長或學校不應凡事都要表態
對於所謂暴力的問題，校長的回應是：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現在抗爭者和警方的武力都有升級的情况，非常令人擔心；又表示應該通過對話來解決彼此分歧。至於所謂表態不表態的問題，我們只能強調大學並非政治組織，並不一定要對所有問題都要表態，我們能做的事就是起碼在校園內，保障所有持份者的合理權益，包括學術和表達意見的自由。我們也希望向同學們解釋，大學的管理層應該保持政治中立，他們的責任是保障大學裏面的同學和同事都可以有不同意見。在這高度分化的事件上面，靠哪邊站，都會有問題。教育大學的難處，也在於所有教育的問題彷彿都是我們的責任，所有在我們校園內發生的事情，好像都會對香港教育制度有影響。大學管理層，尤其是校長的立場，就更變得非常敏感。對於學術和教育專業的課題，我們不能迴避，但這不表示校長或學校凡事都要表態。
當然同學也多次追問，為何6月份多次超大型遊行表態之後，政府都未有回應，甚至未有主動提出公開對話。到了9月份特首提出要構建對話平台，我們校長「盡人事」幫忙，也有被同學質疑是否和政府聯手做騷。我們的回應是：作為學者，也是教師，當然不希望同學繼續被捲入衝突當中，任何可以做、應該做的事情，我們都會嘗試。事實上，校園內同學、同事各自就今次事件不同形式表態參與，只要是合理合法，我們並未感受到有來自校方的壓力（又或鼓勵），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除了這些外部問題，同學也提出不少與校園有關的看法，例如警察進入校園執法的問題。不過，也有同學表示在「7．21」之後，覺得回家人身安全會受到威脅，詢問學校是否可以幫忙。我們就回應，其實在「7．21」之後有同學接觸校方表達憂慮，我們已經啟動危機處理程序，為同學在舍堂安排臨時住宿。8月5日謠言滿天飛，盛傳有黑幫會在大埔及屯門搞事，校方當天亦特別批准同事們提早回家。
教大同學不少正在接受師訓，也藉此機會表達對教育的看法。其中和今次事件有直接關係的，要算是所謂政治進入校園的爭議。有建制派要求學校禁止任何政治行為，但也有教師就當前事態在社交媒體表達明顯（甚至不當）之立場。校長不斷強調的是，學校要嚴守中立，教師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但不應將其個人政治立場帶入課室。
不過我們也明白，學校作為社區一部分，確實有些時候不能與具爭議的議題完全隔絕。事實上教育與政治或社會爭議，在所有國家都會拉上關係，也是教育學者不斷探究的問題。就是在美國，簡單如宇宙是創造，還是演化而來、要如何教，在某些地區也有爭議。當然其他諸如種族問題，甚至墮胎等，也有極大爭議。我們應做的事，不是按某些政治立場來施教，而是嚴守教育專業來面對。無論外面政治壓力有多大，我們也應繼續發展專業立場，以學術研究，蒐集證據來協助教師和學校面對挑戰。校長也承諾會開發資源，培訓教師處理具爭議的課題。
作為未來的教育工作者，同學也對坊間有關通識和中文科的檢討問題表示關注。在這問題我們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嘗試令他們明白對這些科目的不同意見。雖然兩科的改動可能都有政治意味，但並不代表我們只能從政治角度來考慮。例如教育局課程檢討小組（呂大樂也是成員之一）其實是建議通識科維持必修必考，而獨立專題探究變成選項，中文科取消聆聽和口試的建議也是不少學校和教師的看法。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應該從專業出發來討論。而其中一個重要的專業考慮，就是學生的學習差異。因為無論是獨立專題探究，或者聆聽口試卷，在不同能力組別同學之間其實影響也大不相同。現在小組提出的建議，將來還是要回到各個課程委員會再討論，並非是他們說了算。這對教師來說是teachable moment，我們於是鼓勵同學自己探究這些課題，從用家（剛考過這些科目）角度，和學科專業角度發表意見。
通過今次的工作，我們充分感受到年輕人意見的「重量」，和他們是如何渴望心聲被聽見。由此看來政府在6、7、8月份不重視溝通工作，對年輕人可謂火上加油。有關現在政府開啟對話工程，同學們都表示太少、太遲（too little, too late）。不過我們還是提出「遲到好過冇到」，應做的還是要做。有機會發聲，年輕人應該盡量把握。最重要是過程對等、公開、透明，讓他們的聲音能走進公眾的視聽當中。
我明白對大部分同學來說，兩個小時的對話，未必能夠改變他們的想法。同學的心聲，我們能跟進的也不太多，畢竟今次的政治風波，還是要由政府來解決，校長也已盡量轉達有關方面。 當然有關校園和教育的議題，我們也會盡量和大家討論、籌謀。然而，我們知道這個工作，甚至姿態，都是非常重要。作為教育工作者，必須令同學明白，我們希望聆聽他們的想法。不管雙方意見是否一致，我們也要把想法好好地傳達給他們。我們不能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全知全能，而是接受他們作為學校重要的持份者，在不同問題上面都有發言權，也有知情權。
我自己也比較感恩，能夠參與這項溝通工作。我常常說我們這些老人家，在這大風大浪的時節，不一定能走上最前線，但我們必須要照顧好身邊的年輕人。今次我們通過溝通、對話與聆聽，起碼令他們感受到，在我們的小天地裏，師長雖然不一定在所有問題上面都是同路人，但起碼會嘗試聆聽，去理解他們的心境。
要尊重不同意見 不容仇恨言語
在我們和同學有不同意見的事情上，我們也必須清楚地說明解釋。例如我們絕不容許校園內出現仇恨言語（hate speech），也不願見到不同見解、立場的同學，甚至同事之間，因此出現紛爭。這點我們在對話過程中，都不斷提醒同學要尊重不同的意見。而且多次到最後我們都會寄語同學，要退後一步，從不同角度思考，自己應該如何應對當今的環境，什麼訴求應該提出，又怎樣才是最好的手段來爭取這些訴求。這，不單是年輕人、同學，也是我們這些老人家，甚至每個香港公民現在都應該思考的課題。
後記
臨近十一，校園在大環境牽動之下非常繃緊，容易產生誤會，「擦槍走火」。不過，校長在對話中曾經承諾，會盡力保障同學表達意見的自由，我也希望同學在任何事件發生之後，緊記溝通與對話的大門，長為他們而開。在校園裏我們沒有敵人，只有一起學習、工作、生活的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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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永佳（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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