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8-程翔：警惕中共改造香港
程翔：警惕中共改造香港
2019年09月28日
在香港回歸前夕，一位富豪問我，中共收回香港後，對香港經濟會有什麼動作？我根據中共在1949年前後接管內地北平（今日的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武漢等五大城市的經驗，判斷一些有可能會採取的措施，包括：一，臣服當地的工商界頭面人物，令他們在政治上不敢對中共的政策有異議；而對不聽話的企業會採取軟硬兼施的辦法，或吞併或限制迫其或就範或滅亡。二，對當地的國計民生有關鍵影響的行業（香港的情況是房地產、金融、海空航運、交通通訊、水電煤等）必定會逐步掌控（通過派人、參股等手段）。三，對整個香港會進行某種程度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三點是中共的慣性思維和動作，必然會在日後體現出來。我當時強調，鑒於「一國兩制」的政策限制，中共不會在回歸後馬上採取這些措施，但是一旦條件成熟，或者政治上有此需要，中共必然會這樣做，因為這是中共的DNA決定的。這位富豪聽後面有不悅之色，囑我不要妄作判斷，否則會影響我的credibility（信用）。
很不幸，二十多年前的預判近日有跡象成真，因為中共對反送中運動的「錯讀誤判」已經促使它發展出一個非常荒謬的論述，就是必須對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式」的改造。中共的邏輯是這樣的：反送中運動的深層次原因是民生問題（特別是住屋）沒有得到解決，社會由此積累的大量怨氣，藉着修訂《逃犯條例》而宣洩出來。而民生問題之所以得不到解決，是因為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所以長遠解決香港問題，必須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造。
最早發表這觀點的是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其總編輯胡錫進9月5日刊文指，香港民生問題尖銳的最大原因是其過於極端的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他說，鑒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這些事中央都不便插手。問題是香港媒體、反對派人士把香港問題的鍋甩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頭上，煽動香港內地對立，導致民眾不瞭解內地，進而形成香港不好的東西也變成好東西，「爛透的東西也被貼上『民主自由人權』的標籤」。 從這個分析可以看出，中共把反送中運動的成因歸咎為「極端資本主義」，但可惜由於「一國兩制」，中共無法直接插手。
接着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法委的社交媒體公號「長安劍」發文，題為「李嘉誠發聲，到底誰該給香港人『網開一面』？」人民日報9月12日發表的《解決住房問題，香港不能再等了！》，新華社9月12日發佈評論，也重申類似言論。
在同一天內中共政法委、新華社、人民日報齊齊把反送中運動的深層次原因歸咎為年青人因為樓價貴買不起房子而產生「反社會心態」，因而公開譴責香港的地產商對土地的囤積居奇。這種步調一致的做法應該是反映了高層的認知，這反映了中共高層對這場運動的「錯讀誤判」是何等嚴重。
那麼在中共看來，解決方法是什麼？自然就是要迫使地產商交出土地來。為了配合中共這個政策，民建聯在9月11日以報章頭版廣告兼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業主的閒置土地，大量興建公營房屋「突破困局」。
事實上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新界閒置農地、棕地的倡議，並非民建聯「首創」，多年來已有不少民間團體、政黨極力爭取，例如民主黨早在6年前已提出；然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去年更撰文反對，政府亦斬釘截鐵表明拒絕。此番民建聯突然轉軚，顯然是受到中共的授意。最能說明這點的，是《人民日報》的文章高調引用民建聯的全版廣告。
在中共這種無形的壓力下，9月25日新世界率先宣佈要捐出300萬英尺的土地給非政府組織發展房屋給低收入家庭。筆者無法證實新世界此舉是主動（響應號召）或被動（感受到壓力）而作出，但從時間點上看，卻是很「巧合」。
這就使我想起70年前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推動的「土改（土地改革）運動」，運動以改革為名，實質上是奪取私人土地。推動時的名義是「分田地」給農民，但很快便又從農民手上通過「農業集體化」的方式實際上收歸國有。當時的做法是首先污衊地主，迫其承認剝削，然後乖乖交出田土地契。現在則通過批判李嘉誠向地產商立威，其他地產商看在眼裏就乖乖奉獻土地。
除了遷怒於地產商，中共還嫌香港的企業沒有挺身而出支持政府。反送中運動以來，中共已經不斷向本港私人企業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辭退參加示威遊行的人。港企國泰航空迫於壓力除了辭退其CEO John Slosar外還解聘了一批「黃絲」員工。外企法國國家巴黎銀行法律顧問Jason Ng 也只因為在面書上諷刺「藍絲」的抗爭手段是「東施效顰」（Monkey see, monkey do）而被迫辭職。
由於中共不滿港企撐政府不力，它正謀求進一步控制港企。根據路透社9月13日報導，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在深圳召集近百國企代表開會，要求他們在香港加大對港企業的投資力度及加強對本港企業的控制等，以協助平息香港最近的社會不穩亂局。路透社引述三名國企高層稱，國資委在會上要求近100間國企（包括招商局和中石化等），盡各自的努力，幫助解決「中國多年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biggest political crisis in years）」。與會國企承諾投資更多在本港行業，包括房地產和旅遊業等，以便創造就業機會，穩定金融市場。路透社又引述知情人士稱，會議指出，國企僅持有香港公司的股份並不足夠，國企被要求取得公司的控制和決策權。有與會國企高層說香港的商界精英做得不足（筆者按：所謂「做得不足」，應該是指工商界在「止暴制亂」方面做得不足）。
國資委這次深圳會議，使人聯想到這是否將要在香港來一場新版的「公私合營」？七十年前，中共奪取資本家私人企業的手段就是從「公私合營」入手的。
從胡錫進提出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罪魁禍首是「極端資本主義」，到三官媒連聲向地產商施壓，到國資委部署由國企出面奪取港企領導權。這些發展讓人擔心中共正在對香港的資本主義進行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改造」，因為當年中共改造資本主義的兩大武器就是「土地改革」和「公私合營」。想不到回歸前我的一些擔心，竟然會在今天得到某程度上的印證，所以香港人應該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程翔
2019年09月28日
在香港回歸前夕，一位富豪問我，中共收回香港後，對香港經濟會有什麼動作？我根據中共在1949年前後接管內地北平（今日的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武漢等五大城市的經驗，判斷一些有可能會採取的措施，包括：一，臣服當地的工商界頭面人物，令他們在政治上不敢對中共的政策有異議；而對不聽話的企業會採取軟硬兼施的辦法，或吞併或限制迫其或就範或滅亡。二，對當地的國計民生有關鍵影響的行業（香港的情況是房地產、金融、海空航運、交通通訊、水電煤等）必定會逐步掌控（通過派人、參股等手段）。三，對整個香港會進行某種程度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三點是中共的慣性思維和動作，必然會在日後體現出來。我當時強調，鑒於「一國兩制」的政策限制，中共不會在回歸後馬上採取這些措施，但是一旦條件成熟，或者政治上有此需要，中共必然會這樣做，因為這是中共的DNA決定的。這位富豪聽後面有不悅之色，囑我不要妄作判斷，否則會影響我的credibility（信用）。
很不幸，二十多年前的預判近日有跡象成真，因為中共對反送中運動的「錯讀誤判」已經促使它發展出一個非常荒謬的論述，就是必須對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式」的改造。中共的邏輯是這樣的：反送中運動的深層次原因是民生問題（特別是住屋）沒有得到解決，社會由此積累的大量怨氣，藉着修訂《逃犯條例》而宣洩出來。而民生問題之所以得不到解決，是因為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所以長遠解決香港問題，必須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造。
最早發表這觀點的是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其總編輯胡錫進9月5日刊文指，香港民生問題尖銳的最大原因是其過於極端的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他說，鑒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這些事中央都不便插手。問題是香港媒體、反對派人士把香港問題的鍋甩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頭上，煽動香港內地對立，導致民眾不瞭解內地，進而形成香港不好的東西也變成好東西，「爛透的東西也被貼上『民主自由人權』的標籤」。 從這個分析可以看出，中共把反送中運動的成因歸咎為「極端資本主義」，但可惜由於「一國兩制」，中共無法直接插手。
接着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法委的社交媒體公號「長安劍」發文，題為「李嘉誠發聲，到底誰該給香港人『網開一面』？」人民日報9月12日發表的《解決住房問題，香港不能再等了！》，新華社9月12日發佈評論，也重申類似言論。
在同一天內中共政法委、新華社、人民日報齊齊把反送中運動的深層次原因歸咎為年青人因為樓價貴買不起房子而產生「反社會心態」，因而公開譴責香港的地產商對土地的囤積居奇。這種步調一致的做法應該是反映了高層的認知，這反映了中共高層對這場運動的「錯讀誤判」是何等嚴重。
那麼在中共看來，解決方法是什麼？自然就是要迫使地產商交出土地來。為了配合中共這個政策，民建聯在9月11日以報章頭版廣告兼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業主的閒置土地，大量興建公營房屋「突破困局」。
事實上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新界閒置農地、棕地的倡議，並非民建聯「首創」，多年來已有不少民間團體、政黨極力爭取，例如民主黨早在6年前已提出；然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去年更撰文反對，政府亦斬釘截鐵表明拒絕。此番民建聯突然轉軚，顯然是受到中共的授意。最能說明這點的，是《人民日報》的文章高調引用民建聯的全版廣告。
在中共這種無形的壓力下，9月25日新世界率先宣佈要捐出300萬英尺的土地給非政府組織發展房屋給低收入家庭。筆者無法證實新世界此舉是主動（響應號召）或被動（感受到壓力）而作出，但從時間點上看，卻是很「巧合」。
這就使我想起70年前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推動的「土改（土地改革）運動」，運動以改革為名，實質上是奪取私人土地。推動時的名義是「分田地」給農民，但很快便又從農民手上通過「農業集體化」的方式實際上收歸國有。當時的做法是首先污衊地主，迫其承認剝削，然後乖乖交出田土地契。現在則通過批判李嘉誠向地產商立威，其他地產商看在眼裏就乖乖奉獻土地。
除了遷怒於地產商，中共還嫌香港的企業沒有挺身而出支持政府。反送中運動以來，中共已經不斷向本港私人企業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辭退參加示威遊行的人。港企國泰航空迫於壓力除了辭退其CEO John Slosar外還解聘了一批「黃絲」員工。外企法國國家巴黎銀行法律顧問Jason Ng 也只因為在面書上諷刺「藍絲」的抗爭手段是「東施效顰」（Monkey see, monkey do）而被迫辭職。
由於中共不滿港企撐政府不力，它正謀求進一步控制港企。根據路透社9月13日報導，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在深圳召集近百國企代表開會，要求他們在香港加大對港企業的投資力度及加強對本港企業的控制等，以協助平息香港最近的社會不穩亂局。路透社引述三名國企高層稱，國資委在會上要求近100間國企（包括招商局和中石化等），盡各自的努力，幫助解決「中國多年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biggest political crisis in years）」。與會國企承諾投資更多在本港行業，包括房地產和旅遊業等，以便創造就業機會，穩定金融市場。路透社又引述知情人士稱，會議指出，國企僅持有香港公司的股份並不足夠，國企被要求取得公司的控制和決策權。有與會國企高層說香港的商界精英做得不足（筆者按：所謂「做得不足」，應該是指工商界在「止暴制亂」方面做得不足）。
國資委這次深圳會議，使人聯想到這是否將要在香港來一場新版的「公私合營」？七十年前，中共奪取資本家私人企業的手段就是從「公私合營」入手的。
從胡錫進提出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罪魁禍首是「極端資本主義」，到三官媒連聲向地產商施壓，到國資委部署由國企出面奪取港企領導權。這些發展讓人擔心中共正在對香港的資本主義進行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改造」，因為當年中共改造資本主義的兩大武器就是「土地改革」和「公私合營」。想不到回歸前我的一些擔心，竟然會在今天得到某程度上的印證，所以香港人應該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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