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2-明報：青年達人程介明，年輕人價值觀形成，非靠教育
明報：青年達人程介明，年輕人價值觀形成，非靠教育
2019年9月22日
程介明已退休九年，感激大學慷慨給他辦公室，「如果需要我，有博士生需要輔導，我都可以」。現時他基本上每天都回校處理不同教育項目，忙個不停。（李紹昌攝）
圖1之1 - 程介明已退休九年，感激大學慷慨給他辦公室，「如果需要我，有博 . . . . . . （李紹昌攝）
【明報專訊】林鄭說「對話」，不少人質疑實際成效，學者沈旭暉高調表態不參與的同時，網上宣布籌組由不同光譜學者組成的研究小組，探究《逃犯條例》修訂令民怨爆發的成因，成員之一有港大前副校長程介明。搜尋程介明，網上唯一能找到的聯絡方法是他的港大電郵。
發信到一個榮休教授的學校電郵感覺凶多吉少，卻竟在兩分鐘內收到回電。
電話中他交代自己未來兩天的日程：明午在澳門開會，晚上回港有會議，後天則要飛長春。
最終他翌日提早一班船回港，擠出時間。下船趕至，他點了一杯檸檬梳打，說起剛剛澳門青年政策會議上談到兩岸三地的青年問題，「澳門有十間大學，不過參差不齊，但邊個想讀書一定有書讀，跟我們剛好相反，就是（澳門）好多人不努力讀書。剛才有人講，當荷官可有一萬九千元澳門幣收入……」「有沒有危機不知道，但中國內地的青年狀態目前算好穩定，穩定不只是乖，而是青年創業的機會大到不得了，一有少少innovation就即刻有市場……」而香港呢？「香港就好亂，最近三個月來，是個好好的case，不會是經濟問題，所以你現在猛話房屋、就業，邊關事啫？又賴地產商，根本唔係。」「咁你要諗喇，你點叫滿足年輕人呢？咩叫滿足呢？滿足他們什麼呢？」
社會碎片化 改變青年價值觀
「很多西方文獻說現在是VUCA社會。V是volatility，U是uncertain，C是complex，A是ambiguous。變化莫測，複雜模糊的。全球青年都在面對這樣的處境，我覺得能夠理解為什麼年輕人都在掙扎。」三個月以來，反修例運動持續，街上抗爭者不乏年輕人。思考香港青年問題，程介明認為無關經濟，我們卻從經濟談起。
程介明每年都會出席大大小小教育會議發表演講，說自己有時會以問在場的人有多少對鞋開始，「一次有個女校長舉手，說我應該問她有多少個鞋櫃。我說想說明的是，生產現在不是再為了需要，而是要營造欲望」。大規模生產模式已然落後，反而追求多款少量，改變了大部分機構金字塔型的科層組織，「現在機構就傾向愈來愈小、扁、脆弱。你的公司不知何時會被收購，科技、市場隨時改變，而且傾向一站式」。他提起一個讀人類學卻到了投資銀行上班的親人，說銀行不再分部門，而是小組協作，「一個客戶有一隊人跟，不再分誰負責什麼。機構就可以很小，一組三、五個人」。員工加入大公司的晉升路徑不如往昔般清晰可見，他認為機構再也無法告訴員工兩年後是什麼光景，「整個社會是碎片化，對僱員不可能有承擔，很難給承諾，所以也難以要求他們對僱主忠誠」。他說，二○○二年美國勞工部數據指每人一生會經歷4.3個行業，二○一六年澳洲有調查指每人一生會經歷十五份工。
年輕人對社會期望轉變
「不對口就業是主流。」香港的情况也一樣，他指港大除了醫科，所有都失守，「法律系三、四分一的畢業生沒有入行。掉轉頭，香港最大的金融行業，投資銀行、會計、保險業聘請的，好多都不是金融經濟會計畢業生」。程介明腦裏似有不盡例子，偶爾自嘆長氣，「講了咁多，總的來說，我有一個結論：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職業觀不同以前，以前是一技傍身，一紙文憑，一帆風順，一勞永逸，從一而終。成功感又不同了，不是想成為一個行業的巨頭，現在世界的巨頭也少了，歌星都好難有天王」。所以，年輕人的價值觀以及對社會的期望也翻天覆地的改變，「變化很迅速，很全面，而且不可逆，不會覺得將來可以變番穩定」。
青年政策 不應假設種瓜得瓜
觀乎世界的轉變和教育制度的落後，董建華在任行政長官期間，委任時任教統會主席梁錦松領導教育改革，加上成員程介明、戴希立，被外界稱為「教改三頭馬車」。事隔將近二十年，程介明依然記憶猶新，當年為了解不同行業需求，他四出與各界代表傾談，當中會計師公會代表的一席話叫他印象深刻，「我問他覺得大學應該點教會計，他問是不是真的要講，就說『don't teach』」。記者驚訝得張開口，「其實好多行業都不覺得學校所教的有用，實際應用上不是這樣的，啲嘢又成日變，要應付的遠遠超過你學到的」。他想起王英偉太太簡美蓮出色的博士論文，分別訪問投資銀行、公共運輸、成衣零售、電影發行、非政府組織的管理層，「訪問了摩根士丹利，我那個親戚的經理，說那一屆入職的新人沒一個是金融或會計畢業，除了人類學，還有讀政治的，甚至古典文學的，不在乎他們讀過什麼，在乎他們懂得做什麼」。經理篩選時觀察的除了是履歷上有沒有錯處，還有填報的經驗中有沒有表現出必要的計算——肯承擔責任、冒險克服困難，甚至經歷失敗，「他說要有winning personality。我覺得我們的教育是相反的，還在測試人懂得什麼」。
因此當年教改的重點，在於從對應大學有什麼科目設科，調整至學習為本，「不應局限在那些科目，先看這個年紀的人應有什麼學習經歷，改革所做的就是將傳統科目壓縮成中英數加通識，另外再加（選修科），壓縮到有空間做其他嘢，包括應用學習和其他學習經歷」。
年輕人的步伐太前？
從市場轉變到職場要求，程介明理解世界對青年人的一些期望，「覺得他們要懂得適應環境，敢於冒險，不斷學習」。他便主動提起這次運動的抗爭前線，「其實現在上街的，全部滿足晒這些條件。究竟是我們看不慣，而他們走在時代前端？還是有其他辦法令他們能夠走一條健康一點的路？我真的打一個很大的問號」。但從教育而言，他始終傾向相信要釋放青年人，否則他們將更不懂得應付將來的社會。回說澳門的青年政策會議，會上來自北京、澳門的代表與他的主張不謀而合，「第一，你以家長心態幫佢，還是讓他們決定？他們可能未必得，不知道將來點，但你其實都唔知將來點㗎。第二，他們提及好多讓青年人參與社會的方式，青年委員會多找青年代表，我說這樣都好，但青年人不是咁樣表達的，你們這些大人玩的遊戲，他們都不是咁思考的。他們是不是真的想表達給你聽？他們是不是對政府有期望？第三就是，你的青年政策到底想塑造學生去某個方向，還是想釋放他們呢？可塑與不可塑，可控與不可控，應控與不應控，要先搞清楚」。他認為政府政策往往認為種瓜得瓜，「不止青年，可能成個社會都唔係咁。總之你為青年設計一個政策，他們接不接受呢？你其實知不知道他們想點呢？」
問對這場運動中年輕人有怎樣的觀察，程介明肯定地判斷年輕人不是被洗腦，「好多年輕人都覺得是他們第一次做有意思的事，這是好難得的！我們做教育，夢寐以求就是希望他們有天可以擺脫功課擺脫考試，思考高層次的東西」。但他同時對年輕人的追求是否清晰有保留，「他們好多都不太明白目的是什麼，我有機會同一啲人傾過，他們不是想港獨或者民主，只是覺得『點解要打我哋』。full gear是被迫的，『你估我好想啊？』」
教育哪來威力反中亂港
年輕時的程介明未曾熱中社運。香港一九七○年代，大學的政治氣氛非常熱烈，有國粹派、自由派、民主派，不少中堅分子後來成為政壇中人。而程介明在火紅年代已經畢業，形容自己在學時期是白臉書生，專注讀書。到一九八七年回港大任教，擔任明原堂舍監，運動亦已告一段落，笑說明原堂本是「學生運動個竇」，「當時過晒，是政治氣氛的最低潮」。
數學物理本科畢業後，他首先獲中學母校校長邀請回去教書，說起母校，他補一句，「當時培僑沒後來咁政治化」，那一年班中正好有他弟弟程介南。隨後父親一位退休中學教師朋友與志同道合的兄弟籌組學校，邀請年僅二十六歲的程介明當校長，全校老師憑熱心和低薪一直撐了九年，「九年裏，我對教育政策開始產生興趣。當年在莊士敦道一間書店看到有本書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還覺得教育點會有economics呢？後來才知道自己無知識！」後來津貼學校大行其道，學校只好結束營辦，他便到了聖保羅男校教書，一邊修讀教育文憑和完成碩士學位，其後到外國攻讀博士，專攻教育規劃，論文研究香港英治時期教育制度，他專程訪問港督麥理浩，得知推出九年免費教育的考慮，「他說當年香港遇到危機，當時勞工年齡十四歲，但世界標準十五歲，所以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不讓香港參與，便馬上打給時任教育委員會主席利國偉和教育司陶建，說搞唔掂人哋會唔侵我哋玩」。他由此了解理性考量以外，管治者也可能為了維持認受性（legitimacy）制訂制度。
通識科令學生習慣辯論
董伯伯當年搞通識科，又有沒有隱藏政治考慮？「又無喎，我覺得好難得，可能阿董伯伯不是一個很政治化的人，他的政治不在我們這個範圍。」幾個月來，有聲音批評通識科培養反中亂港分子，程介明一臉苦笑，「批判思維是形成自己的argument。就算真的出了事，學生因為這樣有了另外一種觀點，課程的這個部分是他們接觸現代中國的唯一機會，中國歷史都不會講到咁現代，你是不是完全不讓他們由這個途徑接觸，人們就會愛國呢？」坊間雖流出「講中國壞話」的教材，他卻不認為每個老師都有意願或者能力抹黑，認為所謂愛國的人大可自製教材讓老師選擇。「最重要呢，我覺得學生價值觀的形成，不是靠上堂。你太睇得起教育了，教育邊有咁大威力？咁大場運動點會因為一個科目？」佔中時期，適逢梁錦松率領教育界人士籌組「教育2.1」，檢討改革藉以展望發展，程介明也參與其中，「做了個調查訪問好多中五、六教師，好大部分覺得通識科令學生習慣辯論，因此即使社會有撕裂，學校沒有。後來從中大去了教大的趙永佳做了詳細研究，有證有據，通識沒有令人更激進，點解阿董聽人講一句之後就咁講？」
愛國情感逼不來
香港人特別年輕一代對身分的掙扎，程介明覺得情感問題只能順其自然，「不可以揠苗助長，『監』人去點樣，情感不是上一下堂就會變」。他自感對中國的情感基本上正面，「但我的情感點來呢？不是因為放火箭上天」。便說起自己的身世，父親年輕時是揚州上海銀行見習生，日本仔打到嚟，便隨公司逃到昆明，在那裏誕生的程介明因而得名。抗戰勝利後舉家遷往上海，公司看準出入口商行商機，派遣父親到香港，福利優厚，但後來韓戰爆發，美國禁運，父親失業，經同鄉介紹加入太平保險公司做經理，一直做到八十歲，經歷公司背景的轉變，「後來公私合營變了國企，凡國慶都要參加酒會，還會帶我們回廣州參觀」。「我不覺得自己好熱中愛國，不過都受感染，當時跟爸爸媽媽返廣州、上海，覺得真係新社會，啲嘢好乾淨好企理」。但他的身分認同並不建基於中國崛起，反而是後來隨慈善組織到中國貧困農村做研究時觸發，「跟他們一起生活時會感同身受，真正有感情交流」。
有指今天香港的「亂局」因國民教育失敗所致，程介明退後一步思考，「其實呢，香港個社會要變成點，你未搞清楚。你係咪想香港變成上海呢？如果不是，在香港一定會找到有些人好鍾意中共，有些人唔鍾意中共，咁咪啱囉，就是要龍蛇混雜才叫香港嘛。我估鄧小平可能咁諗，所以先話馬照跑舞照跳」。他認為林鄭推出修例，明顯就是不夠敏銳，「其實大陸反對修例的人多過香港，好多富翁唔得掂」。但他同時亦認為抗爭的反應超出應有比例，警察面對大群抗爭者，拘捕時「基本上沒辦法，唯一就打」，只是被推到前線，「應該係特首不斷出來面對社會」。
放下身段 同呼同吸才能對話
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於周四到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首場社區對話，在網站抽出一百五十名報名公眾參加，程介明質疑成效，「她說『對話』這兩個字我都存疑，『對話』假設是『對』的，不同dialogue。要知道成個社會點諗，林鄭最大問題是唔落地」。教育重視交流溝通，問程介明「對話」的關鍵，他認為是「共呼吸」，「她做行政工作可以做得好精彩，但不能放下身段，要我喺入面你又喺入面，才叫對話」。
獲邀加入沈旭暉的研究計劃，程介明一開始聽說做法大概是一名學者找一位學生訪談了解他的想法，「我做ethnographic research（民族誌研究），要切身處地了解人點諗。我覺得解釋到啊，記者當然跟示威者一起走，變成黃都有客觀條件，咁多人圍住佢，對面有武器喎」。至於年輕人，他亦曾在網上看過他們的想法，「我想自己親自聽吓，上了街的，我覺得起碼有七八種人，這不可能完全代表所有年輕人，但總會知道多一點」。
他認為反修例運動有天總會平靜下來，但香港一定不一樣了，經濟問題遲早會恢復，但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自此有了變化，頓了頓說：「而且也會有不同的中港關係。如果能夠做到中港關係有根本性的變化呢……這是最好的前景」。說得有點隱晦，「我意思一定不是港獨，不知是不是雙普選，本來林鄭應該趁機將壞事變好事，扮演呢個角色，令中央又明白香港，香港又明白中央。現在我們欠缺一個領袖去做這樣工作。如果我有咁嘅功力，咁嘅地位，我都肯去做，但不是人人做到」。
文 // 潘曉彤
圖 // 李紹昌
編輯 // 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9月22日
程介明已退休九年，感激大學慷慨給他辦公室，「如果需要我，有博士生需要輔導，我都可以」。現時他基本上每天都回校處理不同教育項目，忙個不停。（李紹昌攝）
圖1之1 - 程介明已退休九年，感激大學慷慨給他辦公室，「如果需要我，有博 . . . . . . （李紹昌攝）
【明報專訊】林鄭說「對話」，不少人質疑實際成效，學者沈旭暉高調表態不參與的同時，網上宣布籌組由不同光譜學者組成的研究小組，探究《逃犯條例》修訂令民怨爆發的成因，成員之一有港大前副校長程介明。搜尋程介明，網上唯一能找到的聯絡方法是他的港大電郵。
發信到一個榮休教授的學校電郵感覺凶多吉少，卻竟在兩分鐘內收到回電。
電話中他交代自己未來兩天的日程：明午在澳門開會，晚上回港有會議，後天則要飛長春。
最終他翌日提早一班船回港，擠出時間。下船趕至，他點了一杯檸檬梳打，說起剛剛澳門青年政策會議上談到兩岸三地的青年問題，「澳門有十間大學，不過參差不齊，但邊個想讀書一定有書讀，跟我們剛好相反，就是（澳門）好多人不努力讀書。剛才有人講，當荷官可有一萬九千元澳門幣收入……」「有沒有危機不知道，但中國內地的青年狀態目前算好穩定，穩定不只是乖，而是青年創業的機會大到不得了，一有少少innovation就即刻有市場……」而香港呢？「香港就好亂，最近三個月來，是個好好的case，不會是經濟問題，所以你現在猛話房屋、就業，邊關事啫？又賴地產商，根本唔係。」「咁你要諗喇，你點叫滿足年輕人呢？咩叫滿足呢？滿足他們什麼呢？」
社會碎片化 改變青年價值觀
「很多西方文獻說現在是VUCA社會。V是volatility，U是uncertain，C是complex，A是ambiguous。變化莫測，複雜模糊的。全球青年都在面對這樣的處境，我覺得能夠理解為什麼年輕人都在掙扎。」三個月以來，反修例運動持續，街上抗爭者不乏年輕人。思考香港青年問題，程介明認為無關經濟，我們卻從經濟談起。
程介明每年都會出席大大小小教育會議發表演講，說自己有時會以問在場的人有多少對鞋開始，「一次有個女校長舉手，說我應該問她有多少個鞋櫃。我說想說明的是，生產現在不是再為了需要，而是要營造欲望」。大規模生產模式已然落後，反而追求多款少量，改變了大部分機構金字塔型的科層組織，「現在機構就傾向愈來愈小、扁、脆弱。你的公司不知何時會被收購，科技、市場隨時改變，而且傾向一站式」。他提起一個讀人類學卻到了投資銀行上班的親人，說銀行不再分部門，而是小組協作，「一個客戶有一隊人跟，不再分誰負責什麼。機構就可以很小，一組三、五個人」。員工加入大公司的晉升路徑不如往昔般清晰可見，他認為機構再也無法告訴員工兩年後是什麼光景，「整個社會是碎片化，對僱員不可能有承擔，很難給承諾，所以也難以要求他們對僱主忠誠」。他說，二○○二年美國勞工部數據指每人一生會經歷4.3個行業，二○一六年澳洲有調查指每人一生會經歷十五份工。
年輕人對社會期望轉變
「不對口就業是主流。」香港的情况也一樣，他指港大除了醫科，所有都失守，「法律系三、四分一的畢業生沒有入行。掉轉頭，香港最大的金融行業，投資銀行、會計、保險業聘請的，好多都不是金融經濟會計畢業生」。程介明腦裏似有不盡例子，偶爾自嘆長氣，「講了咁多，總的來說，我有一個結論：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職業觀不同以前，以前是一技傍身，一紙文憑，一帆風順，一勞永逸，從一而終。成功感又不同了，不是想成為一個行業的巨頭，現在世界的巨頭也少了，歌星都好難有天王」。所以，年輕人的價值觀以及對社會的期望也翻天覆地的改變，「變化很迅速，很全面，而且不可逆，不會覺得將來可以變番穩定」。
青年政策 不應假設種瓜得瓜
觀乎世界的轉變和教育制度的落後，董建華在任行政長官期間，委任時任教統會主席梁錦松領導教育改革，加上成員程介明、戴希立，被外界稱為「教改三頭馬車」。事隔將近二十年，程介明依然記憶猶新，當年為了解不同行業需求，他四出與各界代表傾談，當中會計師公會代表的一席話叫他印象深刻，「我問他覺得大學應該點教會計，他問是不是真的要講，就說『don't teach』」。記者驚訝得張開口，「其實好多行業都不覺得學校所教的有用，實際應用上不是這樣的，啲嘢又成日變，要應付的遠遠超過你學到的」。他想起王英偉太太簡美蓮出色的博士論文，分別訪問投資銀行、公共運輸、成衣零售、電影發行、非政府組織的管理層，「訪問了摩根士丹利，我那個親戚的經理，說那一屆入職的新人沒一個是金融或會計畢業，除了人類學，還有讀政治的，甚至古典文學的，不在乎他們讀過什麼，在乎他們懂得做什麼」。經理篩選時觀察的除了是履歷上有沒有錯處，還有填報的經驗中有沒有表現出必要的計算——肯承擔責任、冒險克服困難，甚至經歷失敗，「他說要有winning personality。我覺得我們的教育是相反的，還在測試人懂得什麼」。
因此當年教改的重點，在於從對應大學有什麼科目設科，調整至學習為本，「不應局限在那些科目，先看這個年紀的人應有什麼學習經歷，改革所做的就是將傳統科目壓縮成中英數加通識，另外再加（選修科），壓縮到有空間做其他嘢，包括應用學習和其他學習經歷」。
年輕人的步伐太前？
從市場轉變到職場要求，程介明理解世界對青年人的一些期望，「覺得他們要懂得適應環境，敢於冒險，不斷學習」。他便主動提起這次運動的抗爭前線，「其實現在上街的，全部滿足晒這些條件。究竟是我們看不慣，而他們走在時代前端？還是有其他辦法令他們能夠走一條健康一點的路？我真的打一個很大的問號」。但從教育而言，他始終傾向相信要釋放青年人，否則他們將更不懂得應付將來的社會。回說澳門的青年政策會議，會上來自北京、澳門的代表與他的主張不謀而合，「第一，你以家長心態幫佢，還是讓他們決定？他們可能未必得，不知道將來點，但你其實都唔知將來點㗎。第二，他們提及好多讓青年人參與社會的方式，青年委員會多找青年代表，我說這樣都好，但青年人不是咁樣表達的，你們這些大人玩的遊戲，他們都不是咁思考的。他們是不是真的想表達給你聽？他們是不是對政府有期望？第三就是，你的青年政策到底想塑造學生去某個方向，還是想釋放他們呢？可塑與不可塑，可控與不可控，應控與不應控，要先搞清楚」。他認為政府政策往往認為種瓜得瓜，「不止青年，可能成個社會都唔係咁。總之你為青年設計一個政策，他們接不接受呢？你其實知不知道他們想點呢？」
問對這場運動中年輕人有怎樣的觀察，程介明肯定地判斷年輕人不是被洗腦，「好多年輕人都覺得是他們第一次做有意思的事，這是好難得的！我們做教育，夢寐以求就是希望他們有天可以擺脫功課擺脫考試，思考高層次的東西」。但他同時對年輕人的追求是否清晰有保留，「他們好多都不太明白目的是什麼，我有機會同一啲人傾過，他們不是想港獨或者民主，只是覺得『點解要打我哋』。full gear是被迫的，『你估我好想啊？』」
教育哪來威力反中亂港
年輕時的程介明未曾熱中社運。香港一九七○年代，大學的政治氣氛非常熱烈，有國粹派、自由派、民主派，不少中堅分子後來成為政壇中人。而程介明在火紅年代已經畢業，形容自己在學時期是白臉書生，專注讀書。到一九八七年回港大任教，擔任明原堂舍監，運動亦已告一段落，笑說明原堂本是「學生運動個竇」，「當時過晒，是政治氣氛的最低潮」。
數學物理本科畢業後，他首先獲中學母校校長邀請回去教書，說起母校，他補一句，「當時培僑沒後來咁政治化」，那一年班中正好有他弟弟程介南。隨後父親一位退休中學教師朋友與志同道合的兄弟籌組學校，邀請年僅二十六歲的程介明當校長，全校老師憑熱心和低薪一直撐了九年，「九年裏，我對教育政策開始產生興趣。當年在莊士敦道一間書店看到有本書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還覺得教育點會有economics呢？後來才知道自己無知識！」後來津貼學校大行其道，學校只好結束營辦，他便到了聖保羅男校教書，一邊修讀教育文憑和完成碩士學位，其後到外國攻讀博士，專攻教育規劃，論文研究香港英治時期教育制度，他專程訪問港督麥理浩，得知推出九年免費教育的考慮，「他說當年香港遇到危機，當時勞工年齡十四歲，但世界標準十五歲，所以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不讓香港參與，便馬上打給時任教育委員會主席利國偉和教育司陶建，說搞唔掂人哋會唔侵我哋玩」。他由此了解理性考量以外，管治者也可能為了維持認受性（legitimacy）制訂制度。
通識科令學生習慣辯論
董伯伯當年搞通識科，又有沒有隱藏政治考慮？「又無喎，我覺得好難得，可能阿董伯伯不是一個很政治化的人，他的政治不在我們這個範圍。」幾個月來，有聲音批評通識科培養反中亂港分子，程介明一臉苦笑，「批判思維是形成自己的argument。就算真的出了事，學生因為這樣有了另外一種觀點，課程的這個部分是他們接觸現代中國的唯一機會，中國歷史都不會講到咁現代，你是不是完全不讓他們由這個途徑接觸，人們就會愛國呢？」坊間雖流出「講中國壞話」的教材，他卻不認為每個老師都有意願或者能力抹黑，認為所謂愛國的人大可自製教材讓老師選擇。「最重要呢，我覺得學生價值觀的形成，不是靠上堂。你太睇得起教育了，教育邊有咁大威力？咁大場運動點會因為一個科目？」佔中時期，適逢梁錦松率領教育界人士籌組「教育2.1」，檢討改革藉以展望發展，程介明也參與其中，「做了個調查訪問好多中五、六教師，好大部分覺得通識科令學生習慣辯論，因此即使社會有撕裂，學校沒有。後來從中大去了教大的趙永佳做了詳細研究，有證有據，通識沒有令人更激進，點解阿董聽人講一句之後就咁講？」
愛國情感逼不來
香港人特別年輕一代對身分的掙扎，程介明覺得情感問題只能順其自然，「不可以揠苗助長，『監』人去點樣，情感不是上一下堂就會變」。他自感對中國的情感基本上正面，「但我的情感點來呢？不是因為放火箭上天」。便說起自己的身世，父親年輕時是揚州上海銀行見習生，日本仔打到嚟，便隨公司逃到昆明，在那裏誕生的程介明因而得名。抗戰勝利後舉家遷往上海，公司看準出入口商行商機，派遣父親到香港，福利優厚，但後來韓戰爆發，美國禁運，父親失業，經同鄉介紹加入太平保險公司做經理，一直做到八十歲，經歷公司背景的轉變，「後來公私合營變了國企，凡國慶都要參加酒會，還會帶我們回廣州參觀」。「我不覺得自己好熱中愛國，不過都受感染，當時跟爸爸媽媽返廣州、上海，覺得真係新社會，啲嘢好乾淨好企理」。但他的身分認同並不建基於中國崛起，反而是後來隨慈善組織到中國貧困農村做研究時觸發，「跟他們一起生活時會感同身受，真正有感情交流」。
有指今天香港的「亂局」因國民教育失敗所致，程介明退後一步思考，「其實呢，香港個社會要變成點，你未搞清楚。你係咪想香港變成上海呢？如果不是，在香港一定會找到有些人好鍾意中共，有些人唔鍾意中共，咁咪啱囉，就是要龍蛇混雜才叫香港嘛。我估鄧小平可能咁諗，所以先話馬照跑舞照跳」。他認為林鄭推出修例，明顯就是不夠敏銳，「其實大陸反對修例的人多過香港，好多富翁唔得掂」。但他同時亦認為抗爭的反應超出應有比例，警察面對大群抗爭者，拘捕時「基本上沒辦法，唯一就打」，只是被推到前線，「應該係特首不斷出來面對社會」。
放下身段 同呼同吸才能對話
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於周四到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首場社區對話，在網站抽出一百五十名報名公眾參加，程介明質疑成效，「她說『對話』這兩個字我都存疑，『對話』假設是『對』的，不同dialogue。要知道成個社會點諗，林鄭最大問題是唔落地」。教育重視交流溝通，問程介明「對話」的關鍵，他認為是「共呼吸」，「她做行政工作可以做得好精彩，但不能放下身段，要我喺入面你又喺入面，才叫對話」。
獲邀加入沈旭暉的研究計劃，程介明一開始聽說做法大概是一名學者找一位學生訪談了解他的想法，「我做ethnographic research（民族誌研究），要切身處地了解人點諗。我覺得解釋到啊，記者當然跟示威者一起走，變成黃都有客觀條件，咁多人圍住佢，對面有武器喎」。至於年輕人，他亦曾在網上看過他們的想法，「我想自己親自聽吓，上了街的，我覺得起碼有七八種人，這不可能完全代表所有年輕人，但總會知道多一點」。
他認為反修例運動有天總會平靜下來，但香港一定不一樣了，經濟問題遲早會恢復，但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自此有了變化，頓了頓說：「而且也會有不同的中港關係。如果能夠做到中港關係有根本性的變化呢……這是最好的前景」。說得有點隱晦，「我意思一定不是港獨，不知是不是雙普選，本來林鄭應該趁機將壞事變好事，扮演呢個角色，令中央又明白香港，香港又明白中央。現在我們欠缺一個領袖去做這樣工作。如果我有咁嘅功力，咁嘅地位，我都肯去做，但不是人人做到」。
文 // 潘曉彤
圖 // 李紹昌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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