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18-方志恒﹕政府管治為何舉步維艱？（香港管治體制改革路線圖．二之一）
方志恒﹕政府管治為何舉步維艱？
8:30 18/1/2014
【明報專訊】1987年4月，鄧小平在北京會見基本法草委，就《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發表講話，當中有這樣的一句：
「一國兩制是個新事物，有很多我們預料不到的事情。」
今天回望，香港1997年後的政治發展，的確「有很多我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對北京領導人來說，最預料不到的事情之一，大抵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施政始終舉步維艱，管治能力總是持續不振。
本周，梁振英發表了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但在政府民望破產眾叛親離的情况下，還有誰人會寄望種種施政藍圖鴻圖大計，能夠有效落實迅速開展？
這種政府管治舉步維艱處處受制的局面，顯然並非北京領導人在設計特區管治體制時的預計之內。北京領導人一直以為，港英政府的管治體制——包括行政主導、諮詢委員會及文官制度——以往在殖民地時代能夠行之有效，也可以為我所用照搬到特區時代。但歷經了3任特首，走過了16個寒暑，政府管治卻每况愈下，大抵說明了繼承自港英政府的管治體制，恐怕已經走到了盡頭不能不改。
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剛發表《2014年度香港特區政府管治評估報告》，就香港管治體制進行追蹤研究，正好總結了現行管治體制種種問題。
行政立法割裂
新力量網絡的研究顯示，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立法成功率」長期低落，而由梁振英領導的新一屆政府，亦繼續面對同樣的管治困局——梁振英政府首年的「立法成功率」為45.83% ，即有約五成多的政府法案，未能按照計劃在2012/13立法年度內順利落實；而回歸16年以來，特區政府的平均「立法成功率」則為55.60%，董建華、曾蔭權及梁振英3任特首的「立法成功率」均維持在低水平（圖一）。
而特區政府在每個立法年度，都擱置或押後了大批原來計劃提出的法案，則是造成「立法成功率」長期低落的主要原因——梁振英政府首年便擱置或押後了41.67%的法案，當中包括《僱傭（修訂）條例草案》、《私營骨灰龕條例草案》及《立法設立男士侍產假制度》等等合共10個法案；而回歸16年以來，特區政府平均每年擱置或押後了40.11%的法案，累計合共擱置或押後了215條法案。
現時「行政立法關係」的根本問題，在於自從1991年立法局引入地區直選以來，政黨已控制了議會大部分議席，但特區政府至今仍然是按「無黨派政府」的方式運作，而未有與任何政黨形成緊密的政治聯盟，政府官員因此無法像西方民主政體般，透過政黨在議會建立穩定支持，結果造成「行政立法割裂」的管治困局。
官民關係割裂
新力量網絡的研究顯示，現時「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組成，明顯地傾向工商專業界，未能跟上公民社會的發展步伐——2534個「諮詢委員會」非官方成員職位中，工商專業界精英佔據了五成的位置（圖二）。
現時「政府公民關係」的根本問題，在於回歸後公民社會急速發展，各式各樣的民間團體湧現，但這些新興民間團體代表，卻極少獲委任入相關的「諮詢委員會」；整個諮詢架構停留在上世紀的殖民地時代，成員組成上依舊傾斜工商專業界，無法反映日益多元化的社會民情，結果造成「官民關係割裂」的管治困局。
管治團隊割裂
新力量網絡的研究顯示，問責官員欠缺共同的政治聯繫，彼此之間既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及政治血緣，更缺乏長時間的合作經驗——新力量網絡的研究顯示，在3任特首所任命的95名問責官員中，接近九成都是無黨派人士，並沒有任何的政黨背景。
問責官員不但欠缺共同的政治聯繫，實際上也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界別，既有前屆政府官員、公務員、工商界精英、專業界人士及大學學者，也有來自社會服務界、傳媒文化界及政界——新力量網絡的研究顯示，在3任特首所任命的95名問責官員中，有31.6%（30名）屬前屆政府官員，有24.2%（23名）來自公務員隊伍及公營機構，有9.5%（9名）來自工商界，有11.6%（11名）來自專業界，有8.4%（8名）來自大專界，有7.4%（7名）來自社會服務界，而來自傳媒文化界及政界，則佔5.3%（5名）及2.1%（2名）（圖三）。
現時「政府管治團隊」的根本問題，在於特首在組班之時，缺乏像西方民主國家政黨般的政治人才庫，而只能夠依賴特首的個人網絡、名聲和往績，從前屆政府官員、公務員隊伍、工商界、專業界、大專界及社會服務界等不同界別中拉雜成軍，問責官員之間因此必然缺乏共同理念、合作經驗及工作默契，最終造成「管治團隊割裂」的施政困局。
管治體制多重割裂
梁振英政府上台以來，政府民望屢創新低，管治班子醜聞不斷，建制陣營內鬥浮面。種種的施政亂象，令不少人都將香港管治問題，簡單地都算到梁振英個人頭上，見樹不見林地忽略了管治體制的結構矛盾。
無疑梁振英政府以鬥爭思維管治香港，導致了管治惡化矛盾升溫，但現時香港管治的核心問題，始終在於整個管治體制陳舊落後，未能配合日趨多元化的政治環境，最終造成「管治體制多重割裂」的施政困局——特首到底是姓董、姓曾、姓梁、姓什麼也好，都無法迴避「行政立法割裂」、「官民關係割裂」及「管治團隊割裂」的結構問題。
要解決今天香港面對的管治危機，我們需要推動落實全面的管治體制改革。
（香港管治體制改革路線圖．二之一）
■延伸閱讀
新力量網絡《2014年度香港特區政府管治評估報告》：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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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8:30 18/1/2014
【明報專訊】1987年4月，鄧小平在北京會見基本法草委，就《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發表講話，當中有這樣的一句：
「一國兩制是個新事物，有很多我們預料不到的事情。」
今天回望，香港1997年後的政治發展，的確「有很多我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對北京領導人來說，最預料不到的事情之一，大抵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施政始終舉步維艱，管治能力總是持續不振。
本周，梁振英發表了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但在政府民望破產眾叛親離的情况下，還有誰人會寄望種種施政藍圖鴻圖大計，能夠有效落實迅速開展？
這種政府管治舉步維艱處處受制的局面，顯然並非北京領導人在設計特區管治體制時的預計之內。北京領導人一直以為，港英政府的管治體制——包括行政主導、諮詢委員會及文官制度——以往在殖民地時代能夠行之有效，也可以為我所用照搬到特區時代。但歷經了3任特首，走過了16個寒暑，政府管治卻每况愈下，大抵說明了繼承自港英政府的管治體制，恐怕已經走到了盡頭不能不改。
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剛發表《2014年度香港特區政府管治評估報告》，就香港管治體制進行追蹤研究，正好總結了現行管治體制種種問題。
行政立法割裂
新力量網絡的研究顯示，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立法成功率」長期低落，而由梁振英領導的新一屆政府，亦繼續面對同樣的管治困局——梁振英政府首年的「立法成功率」為45.83% ，即有約五成多的政府法案，未能按照計劃在2012/13立法年度內順利落實；而回歸16年以來，特區政府的平均「立法成功率」則為55.60%，董建華、曾蔭權及梁振英3任特首的「立法成功率」均維持在低水平（圖一）。
而特區政府在每個立法年度，都擱置或押後了大批原來計劃提出的法案，則是造成「立法成功率」長期低落的主要原因——梁振英政府首年便擱置或押後了41.67%的法案，當中包括《僱傭（修訂）條例草案》、《私營骨灰龕條例草案》及《立法設立男士侍產假制度》等等合共10個法案；而回歸16年以來，特區政府平均每年擱置或押後了40.11%的法案，累計合共擱置或押後了215條法案。
現時「行政立法關係」的根本問題，在於自從1991年立法局引入地區直選以來，政黨已控制了議會大部分議席，但特區政府至今仍然是按「無黨派政府」的方式運作，而未有與任何政黨形成緊密的政治聯盟，政府官員因此無法像西方民主政體般，透過政黨在議會建立穩定支持，結果造成「行政立法割裂」的管治困局。
官民關係割裂
新力量網絡的研究顯示，現時「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組成，明顯地傾向工商專業界，未能跟上公民社會的發展步伐——2534個「諮詢委員會」非官方成員職位中，工商專業界精英佔據了五成的位置（圖二）。
現時「政府公民關係」的根本問題，在於回歸後公民社會急速發展，各式各樣的民間團體湧現，但這些新興民間團體代表，卻極少獲委任入相關的「諮詢委員會」；整個諮詢架構停留在上世紀的殖民地時代，成員組成上依舊傾斜工商專業界，無法反映日益多元化的社會民情，結果造成「官民關係割裂」的管治困局。
管治團隊割裂
新力量網絡的研究顯示，問責官員欠缺共同的政治聯繫，彼此之間既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及政治血緣，更缺乏長時間的合作經驗——新力量網絡的研究顯示，在3任特首所任命的95名問責官員中，接近九成都是無黨派人士，並沒有任何的政黨背景。
問責官員不但欠缺共同的政治聯繫，實際上也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界別，既有前屆政府官員、公務員、工商界精英、專業界人士及大學學者，也有來自社會服務界、傳媒文化界及政界——新力量網絡的研究顯示，在3任特首所任命的95名問責官員中，有31.6%（30名）屬前屆政府官員，有24.2%（23名）來自公務員隊伍及公營機構，有9.5%（9名）來自工商界，有11.6%（11名）來自專業界，有8.4%（8名）來自大專界，有7.4%（7名）來自社會服務界，而來自傳媒文化界及政界，則佔5.3%（5名）及2.1%（2名）（圖三）。
現時「政府管治團隊」的根本問題，在於特首在組班之時，缺乏像西方民主國家政黨般的政治人才庫，而只能夠依賴特首的個人網絡、名聲和往績，從前屆政府官員、公務員隊伍、工商界、專業界、大專界及社會服務界等不同界別中拉雜成軍，問責官員之間因此必然缺乏共同理念、合作經驗及工作默契，最終造成「管治團隊割裂」的施政困局。
管治體制多重割裂
梁振英政府上台以來，政府民望屢創新低，管治班子醜聞不斷，建制陣營內鬥浮面。種種的施政亂象，令不少人都將香港管治問題，簡單地都算到梁振英個人頭上，見樹不見林地忽略了管治體制的結構矛盾。
無疑梁振英政府以鬥爭思維管治香港，導致了管治惡化矛盾升溫，但現時香港管治的核心問題，始終在於整個管治體制陳舊落後，未能配合日趨多元化的政治環境，最終造成「管治體制多重割裂」的施政困局——特首到底是姓董、姓曾、姓梁、姓什麼也好，都無法迴避「行政立法割裂」、「官民關係割裂」及「管治團隊割裂」的結構問題。
要解決今天香港面對的管治危機，我們需要推動落實全面的管治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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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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