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810-練乙錚：泛民雙翼初飛，彼此道德批判不宜
練乙錚：泛民雙翼初飛，彼此道德批判不宜
20100810
一年來泛民主派兩大政治實踐的結果，在上周公布的七月中大、港大民調顯示出來了。所謂兩大政治實踐，一為公、社兩黨共推五區公投，獲五十萬票關鍵支持，二是民主黨牽頭爭取改良區議會議席方案，順利過關；前者旨在徹底反對功能組別，後者圖以漸進方式「廢功」。筆者不說二者曲直，認為都值得支持；此不是和稀泥（非筆者性格），而是因為民主派二極分裂，飽含把泛民光譜拉開、擴大版圖的契機，一方面能爭取中間群眾、直逼建制反動派腹地，另一方面可開發激進公民特別是八、九十後輩的能量，替泛民不斷提供新血。
忍痛分裂是天機
筆者前說：在此階段，泛民沒有不分裂的本錢；今又為民主派編了兩句歌仔：攬住團結一齊死，忍痛分裂是天機。為何如此，十分明顯：港人本性溫和，但回歸十多年來民主改革寸步難移，早令激進意識萌芽；上次建制反動派推出假政改方案敷衍了事，此意識便在部分群眾心中開花了；及至八、九十後蒲頭，激進票簡直就是成熟得掉在地上的果子待人去撿。
泛民群眾既然分化，此時鬧團結，事事中間落墨，才是真正和稀泥，有礙力量增長。故泛民政黨理性做法便是借勢分裂、分頭發展、雙翼齊飛；把餅造大了，決鬥之日再來一個大聯合。這是理論，源於並不怎麼艱深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見筆者月前幾篇文章）；理論是否正確，上述兩大民調提供了初步說法。
中大民調有三組基調數據，據之可了解現階段政治新形勢，筆者逐一點出。
頭一組有關泛民溫和翼：民主黨支持度由上次的百分之十二升至今次的百分之十五點八，穩坐第一大黨，進展可觀。但如果因此接受一些即興觀點，認為溫和派成為泛民主流了，則未免過於片面。
第二組數據有關泛民激進翼：在五區公投之後的新形勢下，激進翼由公、社兩黨合成，前者容稱「理性激進」，後者或謂「亢奮激進」，雖非完全貼切，但符一般印象。（首倡五區公投者，難道無高度理性精算？義無反顧參贊五區公投的，如何不是十足浪漫亢奮？）公、社兩黨總支持度由上次的百分之十一升至今次的百分之十三點四，亦絕對不弱！一般輿論只關注兩黨個別數據，忽略二者總和，無疑走眼。
兩黨之間，社民連的確是輸家；可以假定，它失掉的一點一個百分點支持度，都給公民黨接收了；而公民黨就算撇除這股過繼支持者數目，也有二點四個百分點的淨增幅，即從百分之六增至百分之八點四，幅度是百分之四十，比民主黨還要高。激進令公民黨增長很快。如果不是社民連失去形象分，兩黨總支持度要比百分之十三點四還高。然而，激進思潮只不過方興未艾。
筆者認為如果說民主黨的百分之十五點八是主流，則公、社兩黨的百分之十三點四是另一主流；二者不僅相當接近，增幅也一樣凌厲，故更好說法是，泛民溫和、激進兩翼表現俱佳，初步出現筆者前說的雙翼齊飛。
公民黨較得人心
第三組數據關於泛民總體支持度：泛民三大黨數字由上次的百分之二十三，急增至今次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二，再加上派內其餘各小黨的支持度，整體數字超逾百分之三十，拋離總得分稍跌的建制反動派陣營兩倍。應該說，主流地位更形確立的，是泛民整體。
港大民調突出立會議員個別得分，帶出的訊息大致與中大民調脗合；值得注意的是，三甲都是泛民議員，其中公民黨的梁家傑和余若薇稱冠、亞，並不因該黨激進化而受影響，足證激進立場大有市場，而公民黨的理性激進，明顯較得人心；反之，社民連議員得分滑落，或令該黨反思形象、知所戒懼。後者令筆者對純政治領域中的道德批判有所體會，下面和大家談談。
筆者認為，在開放的政治體制中，政黨、派別之間的互相批判，有其必要，好比球隊比賽，專攻對手弱點，技術才可精進，觀眾更有眼福。這些批判，包括道德上的。不過，道德批判尤其着重分寸，否則容易失去意義，淪為意氣之爭，甚或更低劣。
其實，泛民各黨派認同終極真普選，便是現階段最大政治道德，在這條底線之上的分歧，只能視之為風格、手段、策略上的裂變，不一定不好，最近事實已初步證明這點。從另一角度看，政治家需要創造力，隨着形勢變化，要有新論述、新議題、新實踐，但敢幹首先要敢想，而道德批判容易無限上綱，成為思想禁區，妨礙創新。這不是說道德批判本身不好，而是，一、通常沒有必要，二、最好的論述暗含豐富道德力量，不須明言。現舉兩個例子分別說明。
十八世紀最偉大的一個數學物理學家法國人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的《天體力學》一書出版後，獲拿破崙賞識，在授書儀式上，拿破崙問：「如斯關於宇宙整體之巨著，緣何隻字不提造物主？」拉氏答：「是項假設並無需要。」那是相對牛頓而言。牛頓以他發明的力學及當年的數據解析太陽系，未能盡善盡美，因此，認為神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干預天體運行一次，以保宇宙穩定。拉氏並不否定神的存在，但由於他發明的運算範式更為精妙，得出結論是天體按牛頓力學規律運行，已夠穩定，毋須假設外來干預。同理，政治行為，理性分析往往已經足夠，不必訴諸道德批判。
同時代英國格拉斯高大學道德哲學教授亞當斯密撰《原富論》，亦無多費筆墨作道德論述，然斯氏著書動機和整部著作主旨，卻是一個道德命題：市場中的自利行為與惻隱之心（sympathy）原則上不相悖。寫《原富論》之時，斯氏另一力作《道德情操論》已面世，而全書精華，正是sympathy一字；是書重在道德體系建構，以惻隱之心為基礎，無滔滔不絕的道德說教，而道德終極關懷自在其中。講經濟如此，講政治亦然。
新三反運動
外在於政治論述的道德批判，一般沒有明顯好處，卻能顯示政治論述之不足，就像大陸政治腐敗，道德運動卻源源不絕（最近要搞的，是「新三反運動」—反庸俗、反低俗、反媚俗，效果如何，可以想見；勉強要搞，原因也很清楚）。在近日香港政制改革爭議當中，部分激進民主派對溫和翼作強力道德批判，結果或有礙民主爭取。
既然認為立會新增改良區議會議席是「不道德」交易換來的，爭取該等議席的活動亦屬不義，當然不能參與；按此邏輯行事，社民連惟有棄選。然而，立會區議會議席非常重要，如果在爭取過程中民主派缺了一翼或其中一翼弱化了，損失將很大。筆者認為，所有激進民主派都應慎重考慮揚棄先前一些不適當、不必要的道德批判，往後積極支持、投入該等議席選舉。大事當前寸土必爭，真勇者不因任何理由缺席。
練乙錚
20100810
一年來泛民主派兩大政治實踐的結果，在上周公布的七月中大、港大民調顯示出來了。所謂兩大政治實踐，一為公、社兩黨共推五區公投，獲五十萬票關鍵支持，二是民主黨牽頭爭取改良區議會議席方案，順利過關；前者旨在徹底反對功能組別，後者圖以漸進方式「廢功」。筆者不說二者曲直，認為都值得支持；此不是和稀泥（非筆者性格），而是因為民主派二極分裂，飽含把泛民光譜拉開、擴大版圖的契機，一方面能爭取中間群眾、直逼建制反動派腹地，另一方面可開發激進公民特別是八、九十後輩的能量，替泛民不斷提供新血。
忍痛分裂是天機
筆者前說：在此階段，泛民沒有不分裂的本錢；今又為民主派編了兩句歌仔：攬住團結一齊死，忍痛分裂是天機。為何如此，十分明顯：港人本性溫和，但回歸十多年來民主改革寸步難移，早令激進意識萌芽；上次建制反動派推出假政改方案敷衍了事，此意識便在部分群眾心中開花了；及至八、九十後蒲頭，激進票簡直就是成熟得掉在地上的果子待人去撿。
泛民群眾既然分化，此時鬧團結，事事中間落墨，才是真正和稀泥，有礙力量增長。故泛民政黨理性做法便是借勢分裂、分頭發展、雙翼齊飛；把餅造大了，決鬥之日再來一個大聯合。這是理論，源於並不怎麼艱深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見筆者月前幾篇文章）；理論是否正確，上述兩大民調提供了初步說法。
中大民調有三組基調數據，據之可了解現階段政治新形勢，筆者逐一點出。
頭一組有關泛民溫和翼：民主黨支持度由上次的百分之十二升至今次的百分之十五點八，穩坐第一大黨，進展可觀。但如果因此接受一些即興觀點，認為溫和派成為泛民主流了，則未免過於片面。
第二組數據有關泛民激進翼：在五區公投之後的新形勢下，激進翼由公、社兩黨合成，前者容稱「理性激進」，後者或謂「亢奮激進」，雖非完全貼切，但符一般印象。（首倡五區公投者，難道無高度理性精算？義無反顧參贊五區公投的，如何不是十足浪漫亢奮？）公、社兩黨總支持度由上次的百分之十一升至今次的百分之十三點四，亦絕對不弱！一般輿論只關注兩黨個別數據，忽略二者總和，無疑走眼。
兩黨之間，社民連的確是輸家；可以假定，它失掉的一點一個百分點支持度，都給公民黨接收了；而公民黨就算撇除這股過繼支持者數目，也有二點四個百分點的淨增幅，即從百分之六增至百分之八點四，幅度是百分之四十，比民主黨還要高。激進令公民黨增長很快。如果不是社民連失去形象分，兩黨總支持度要比百分之十三點四還高。然而，激進思潮只不過方興未艾。
筆者認為如果說民主黨的百分之十五點八是主流，則公、社兩黨的百分之十三點四是另一主流；二者不僅相當接近，增幅也一樣凌厲，故更好說法是，泛民溫和、激進兩翼表現俱佳，初步出現筆者前說的雙翼齊飛。
公民黨較得人心
第三組數據關於泛民總體支持度：泛民三大黨數字由上次的百分之二十三，急增至今次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二，再加上派內其餘各小黨的支持度，整體數字超逾百分之三十，拋離總得分稍跌的建制反動派陣營兩倍。應該說，主流地位更形確立的，是泛民整體。
港大民調突出立會議員個別得分，帶出的訊息大致與中大民調脗合；值得注意的是，三甲都是泛民議員，其中公民黨的梁家傑和余若薇稱冠、亞，並不因該黨激進化而受影響，足證激進立場大有市場，而公民黨的理性激進，明顯較得人心；反之，社民連議員得分滑落，或令該黨反思形象、知所戒懼。後者令筆者對純政治領域中的道德批判有所體會，下面和大家談談。
筆者認為，在開放的政治體制中，政黨、派別之間的互相批判，有其必要，好比球隊比賽，專攻對手弱點，技術才可精進，觀眾更有眼福。這些批判，包括道德上的。不過，道德批判尤其着重分寸，否則容易失去意義，淪為意氣之爭，甚或更低劣。
其實，泛民各黨派認同終極真普選，便是現階段最大政治道德，在這條底線之上的分歧，只能視之為風格、手段、策略上的裂變，不一定不好，最近事實已初步證明這點。從另一角度看，政治家需要創造力，隨着形勢變化，要有新論述、新議題、新實踐，但敢幹首先要敢想，而道德批判容易無限上綱，成為思想禁區，妨礙創新。這不是說道德批判本身不好，而是，一、通常沒有必要，二、最好的論述暗含豐富道德力量，不須明言。現舉兩個例子分別說明。
十八世紀最偉大的一個數學物理學家法國人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的《天體力學》一書出版後，獲拿破崙賞識，在授書儀式上，拿破崙問：「如斯關於宇宙整體之巨著，緣何隻字不提造物主？」拉氏答：「是項假設並無需要。」那是相對牛頓而言。牛頓以他發明的力學及當年的數據解析太陽系，未能盡善盡美，因此，認為神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干預天體運行一次，以保宇宙穩定。拉氏並不否定神的存在，但由於他發明的運算範式更為精妙，得出結論是天體按牛頓力學規律運行，已夠穩定，毋須假設外來干預。同理，政治行為，理性分析往往已經足夠，不必訴諸道德批判。
同時代英國格拉斯高大學道德哲學教授亞當斯密撰《原富論》，亦無多費筆墨作道德論述，然斯氏著書動機和整部著作主旨，卻是一個道德命題：市場中的自利行為與惻隱之心（sympathy）原則上不相悖。寫《原富論》之時，斯氏另一力作《道德情操論》已面世，而全書精華，正是sympathy一字；是書重在道德體系建構，以惻隱之心為基礎，無滔滔不絕的道德說教，而道德終極關懷自在其中。講經濟如此，講政治亦然。
新三反運動
外在於政治論述的道德批判，一般沒有明顯好處，卻能顯示政治論述之不足，就像大陸政治腐敗，道德運動卻源源不絕（最近要搞的，是「新三反運動」—反庸俗、反低俗、反媚俗，效果如何，可以想見；勉強要搞，原因也很清楚）。在近日香港政制改革爭議當中，部分激進民主派對溫和翼作強力道德批判，結果或有礙民主爭取。
既然認為立會新增改良區議會議席是「不道德」交易換來的，爭取該等議席的活動亦屬不義，當然不能參與；按此邏輯行事，社民連惟有棄選。然而，立會區議會議席非常重要，如果在爭取過程中民主派缺了一翼或其中一翼弱化了，損失將很大。筆者認為，所有激進民主派都應慎重考慮揚棄先前一些不適當、不必要的道德批判，往後積極支持、投入該等議席選舉。大事當前寸土必爭，真勇者不因任何理由缺席。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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