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13-練乙錚：誰的空間？
練乙錚：誰的空間？
21:28 2014/2/13
信報
《信報》提議作者錢志健在他的財經版專欄裏少寫社會政治，要寫的話，可把那些文字放到評論版；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率眾佔領郵輪，甘冒可能犯上《海事法》裏的非法佔據船隻罪，迫使財團增加對旅客的損失賠償；政改矛盾當下，民調顯示香港已有四分之一的市民支持以佔領中環作為爭取民主選舉的最後手段。這三個事例都牽涉到空間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的問題。筆者這篇文章就和大家從法理和經濟角度圍繞一個主題思考：誰的空間？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裏，財物的所有權包含使用權，而在一般情況底下，這個使用權是絕對的，只要不損害他人。這個觀點非常重要，清楚劃出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一條最重要分界線。然而，也有極少數例外的情況之下，「所有權包含使用權」的說法，不能視為絕對，例如大眾傳媒。一張報紙，就算是在《物權法》之下乃完全私有，亦一般視為帶有「公器」性質；所以，規管傳媒的公法，便有理由對《物權法》給予的權利，作出適當限制。
報紙的評論空間
《信報》五年前易手之時，因為買方已經擁有另一種媒體的控制權，因此必須在這張報紙的物權與使用權方面作一些十分特殊的安排，交易才能通過，在公法之下得到認可，便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私營傳媒之帶有「公器」性質，完全可以從經濟理論解釋。經濟理論裏有所謂「界外經濟」的概念，如果個別生產者或消費者在其自己的生產或消費行為裏，自利之餘還影響到別人的利益，那麼就形成了「界外經濟」。這種無意中產生的對別人福祉的影響，是好是壞都有可能，分別稱為正、負界外經濟。傳媒每天對受眾發放新聞，就是一種生產╱消費行為；新聞少不免涉及各種自然人或法人，這些他者的利益於是受影響，界外經濟於是生成。
這個說法，還未牽涉到政治層面裏諸如「民眾的知情權」、「公眾利益」、「媒體對公權力的監督」等。這些另外的觀念形成對媒體的責任壓力，也可以從經濟學解釋。媒體的生產技術，帶有所謂的「規模經濟」，每一天的營運成本裏，固定成本佔的比率很高，多賣一份報紙或多讓一位受眾收看到當天的節目，邊際成本幾乎是零。於是，產量愈高（受眾愈多），生產的平均成本便愈低；這就是所謂的「規模經濟」。這個東西對傳媒市場有很大影響，因為非常不利自由競爭；已經建立起聲譽和受眾群的媒體的平均成本，比起新進場的競爭者，要低得多。如此不利新丁，市場內的不同媒體的數目便很有限，遂形成經濟學家說的「寡頭壟斷」，偏離「完善競爭」、「自由競爭」的理想市場範式，以至消費者起碼在價格、甚至也在產品質素方面因競爭過少而有所損。
誰來規管媒體？
既非自由競爭，擁有物權的生產者（此指各位「媒老闆」）便有義務受到外來的「規管」。一般人理解的規管，即政府規管，但那並不是最基本的要義。規管應該是來自利益受影響的「大眾」的，只不過大眾做「大眾的事」之時，往往出現搭便車的「順風客」，你推我讓之際，大眾規管就變成沒人規管。在民主國家裏，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辦法，就是要求民選的政府負起這個規管責任，避免「順風客」問題。不過，如果政府不由民主產生，或不善規管，甚或與媒老闆「同穿一條褲子」的話，「大眾」就不能不自己負起責任，而「負責任」的傳媒，也就應該在道義上接受社會大眾的合理意見或要求了。不過，這還只是說到了諸如價格、品質方面的規管。經濟學的分析，能夠更深入。
經濟學大師Gary Becker 有一篇文章很有名，提出對多類看似非理性行為的理性解釋（不僅解釋，還做出實證，或者由他的學生做出實證，證明他的理論比起其他的理論，有解釋優勢）。例如，人為什麼會對一些事物上癮？上癮之後，為什麼難以自拔？所謂「上癮」，實即「慣性消費」；慣性往往是非理性的，例如有些人對某些傳媒上了癮，明知其質素愈來愈差，還是繼續當受眾，邊看邊罵。又例如，人喜歡種類豐富，但為什麼有時卻會沉溺於某一類事物，其他茶飯不思？有古典音樂迷，有老爺車迷，有風帆迷，……。
Becker把上癮、着迷的過程比作一種投資，一種或是減低消費成本、或是增加「得樂」能力的投資。你花時間、金錢、體力等成本去學帆藝，之後一上船便能觀風駛(巾里)、風馳電掣，盡得其樂；但假如你不諳帆藝，便只能和船上林林總總的的繩索打架，帆船變成「煩」船。而且，這樣投資於特殊能力或鑑賞力，能產生規模經濟：前期固定投資愈大，以後的邊際消費成本便愈低。於是你成為消費某一種物品的邊際成本很低、消費其他物品的邊際成本卻很高的「專家」，於是，你往後理性地厚此薄彼。你上癮了，變成某種東西的慣性消費者，因為你的投資，替你累積了能極大地讓你「得其樂」的「資本」。
讀者的能力、老闆的資本
把上述古典音樂、老爺車和帆船換成《信報》，大家就明白，為什麼《信報》這麼難看的一份報紙文章那麼長，卻有一群死忠讀者，會一邊罵、一邊還要看。你那長年累月的啃讀投資，已培養出一種「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讓你輕易從難讀的《信報》讀出那真味道來，能人所不能。
然而，這種你作為讀者培養出的、附在你自己身上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卻成為《信報》老闆的賺錢暗器，成為《信報》一眾高管、編輯、員工的重要米飯來源。當然，老闆的資源投入、員工的心力付出，自有其貢獻和應得的利益份額，但如果沒有了讀者群多年來累積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信報》根本不能存活。
這是應用Becker的理論，分析出一份報紙、一所傳媒之所以成為「公器」的最客觀原因，與政治學者的說法殊途而同歸，而大家在這個「途」上，或可明白到另一層道理。
然而，這樣說，卻還是未提到傳媒的「內容提供者」的角色。像《信報》這樣的媒體，內容有兩大類：新聞報道、評論分析。有些媒體，主要提供娛樂，但《信報》不那樣。不同的傳媒，有不同的側重點；《信報》的傳統，傾向評論分析多於報道新聞。做新聞的人，講線路靈通、講觸覺敏銳，皆非筆者所長，因此這裏主要談評論、分析員（以下簡稱評論員）在媒體裏的角色，續以本報為例。
上面說到「讀者群多年來累積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但這種能力資本，到底是怎樣累積而成的呢？答案是，那主要是讀者與各評論員之間不斷互動而生成的（這裏說「主要是」，非「完全是」，因為還有記者、編輯與讀者的互動，但性質不同，也那麼不直接）。一張報紙就好比海裏頭的一座人工礁，評論員就是依附在上面的珊瑚體，不停吸納海水裏的養分並轉化之，形成魚類食物；而讀者，就好比吸引到這人工礁的魚群，久而久之，熟悉了這座人工礁裏裏外外的環境，成為常客，更或者成為以這座人工礁為中心的生態環境的一部分。誠然，人工礁是漁老闆╱漁船長放置的，提供了生態環境的框架，但魚群不因框架而來，而是為了那珊瑚體能提供的食料而來。所不同的是，珊瑚體提供魚類食料，評論員提供讀者精神食糧裏的一些激素。
從這個觀點看，如果媒體是公器的話，其直接對社會、對民眾的影響，很重要一部分來自評論員。這些影響，往往還是十分即時、及時的。評論員既有如此重要角色，媒老闆就不能完全視媒體上的評論空間為其所有而必須與評論員共享，盡量尊重評論員的個性發揮。
林行止、曹仁超的文章也須肢解？
評論員重要，而培育評論員，更是媒老闆╱總編輯的重要工作。做好這件工作，像《信報》這種媒體，不僅要發掘有專業能力的人士，還要讓這些人士發展出自己獨特的風格。說到底，經濟學是所謂「灰暗的科學」，每天的股價上落、公司業績，對大部分人來說，也都不過是錢銀事，重要而沉悶。財經報紙的評論分析風格如果不生動活潑，就沒有活路。三十多年來，《信報》這種正兒八經的媒體能夠生存，主要不是因為有像筆者那麼只懂寫正兒八經評論文章的「二流分析員」，而是有像林行止、曹仁超那樣有神來之筆、一篇文章裏無所不談的、談笑生風而又虎虎生風的健筆。這就觸及錢志健。
《信報》高層希望把版面編排劃分得齊整企理一些，當然是好的，但必須小心，不能為了版面形式上的利落歸一而傷害了評論員的風格。風格是需要很充分的自由才能放出異彩的。舉一些《信報》的事例說明此點。
以風行多年膾炙人口的曹仁超「投資者日記」為例，每天大半版財經文字而能令中環上班族捧讀之餘還用作中午吃飯時的談資的，往往就是那些與財經無直接關係的社會政治文化學術評論——其中罵肥彭罵老共罵老美罵金管局頭頭更是為人津津樂道的「必不可少」的內容。如果以為應該把「投資者日記」的文章分割，與金融有關的文字歸金融版面，其餘評論分別撥歸政評版、文化版等，那「曹仁超」的名字恐怕不會響起來，當年的《信報》會失去一大特色。
如果看「林行止專欄」，就更說明問題了。林先生的「評論」文章真是什麼都來，有時談自己的子女兒孫，有時月旦這個那個兒皇帝，有時引經據典大談性學那話兒，大事發生了，卻又是一篇又一篇擲地有聲的匕首文章！如果為了要版面內容分類歸一，把「林行止專欄」解體，談兒孫的放到生活版，月旦兒皇帝的放到政評，寫那話兒的放到（不存在的）風月版，不就可以？
版面劃分妥當，一般而言，讀者的感覺的確會好一些，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編輯工作。論外表齊整企理，首推大陸官方報紙及其本地版，但那些報紙主要是辦給官員看了順眼開心的，並不怎麼了不起。當然，錢志健是不是下一個林行止、下一個曹仁超，《信報》高層具體應該如何對待個別評論員，筆者無從置喙；可以想像的是，無論誰掌管報紙的決策，也很難決定具體應該怎樣做，尤其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裏。
走筆至此，才發覺文章開頭提到的三個「空間問題」只談了一個，便已用盡篇幅，餘的只能日後再議。這一篇，就當是筆者這個 「老外」（老臣子加局外人）給報紙高層的一個抽象的參考意見罷。
練乙錚
信報特約評論員
21:28 2014/2/13
信報
《信報》提議作者錢志健在他的財經版專欄裏少寫社會政治，要寫的話，可把那些文字放到評論版；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率眾佔領郵輪，甘冒可能犯上《海事法》裏的非法佔據船隻罪，迫使財團增加對旅客的損失賠償；政改矛盾當下，民調顯示香港已有四分之一的市民支持以佔領中環作為爭取民主選舉的最後手段。這三個事例都牽涉到空間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的問題。筆者這篇文章就和大家從法理和經濟角度圍繞一個主題思考：誰的空間？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裏，財物的所有權包含使用權，而在一般情況底下，這個使用權是絕對的，只要不損害他人。這個觀點非常重要，清楚劃出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一條最重要分界線。然而，也有極少數例外的情況之下，「所有權包含使用權」的說法，不能視為絕對，例如大眾傳媒。一張報紙，就算是在《物權法》之下乃完全私有，亦一般視為帶有「公器」性質；所以，規管傳媒的公法，便有理由對《物權法》給予的權利，作出適當限制。
報紙的評論空間
《信報》五年前易手之時，因為買方已經擁有另一種媒體的控制權，因此必須在這張報紙的物權與使用權方面作一些十分特殊的安排，交易才能通過，在公法之下得到認可，便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私營傳媒之帶有「公器」性質，完全可以從經濟理論解釋。經濟理論裏有所謂「界外經濟」的概念，如果個別生產者或消費者在其自己的生產或消費行為裏，自利之餘還影響到別人的利益，那麼就形成了「界外經濟」。這種無意中產生的對別人福祉的影響，是好是壞都有可能，分別稱為正、負界外經濟。傳媒每天對受眾發放新聞，就是一種生產╱消費行為；新聞少不免涉及各種自然人或法人，這些他者的利益於是受影響，界外經濟於是生成。
這個說法，還未牽涉到政治層面裏諸如「民眾的知情權」、「公眾利益」、「媒體對公權力的監督」等。這些另外的觀念形成對媒體的責任壓力，也可以從經濟學解釋。媒體的生產技術，帶有所謂的「規模經濟」，每一天的營運成本裏，固定成本佔的比率很高，多賣一份報紙或多讓一位受眾收看到當天的節目，邊際成本幾乎是零。於是，產量愈高（受眾愈多），生產的平均成本便愈低；這就是所謂的「規模經濟」。這個東西對傳媒市場有很大影響，因為非常不利自由競爭；已經建立起聲譽和受眾群的媒體的平均成本，比起新進場的競爭者，要低得多。如此不利新丁，市場內的不同媒體的數目便很有限，遂形成經濟學家說的「寡頭壟斷」，偏離「完善競爭」、「自由競爭」的理想市場範式，以至消費者起碼在價格、甚至也在產品質素方面因競爭過少而有所損。
誰來規管媒體？
既非自由競爭，擁有物權的生產者（此指各位「媒老闆」）便有義務受到外來的「規管」。一般人理解的規管，即政府規管，但那並不是最基本的要義。規管應該是來自利益受影響的「大眾」的，只不過大眾做「大眾的事」之時，往往出現搭便車的「順風客」，你推我讓之際，大眾規管就變成沒人規管。在民主國家裏，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辦法，就是要求民選的政府負起這個規管責任，避免「順風客」問題。不過，如果政府不由民主產生，或不善規管，甚或與媒老闆「同穿一條褲子」的話，「大眾」就不能不自己負起責任，而「負責任」的傳媒，也就應該在道義上接受社會大眾的合理意見或要求了。不過，這還只是說到了諸如價格、品質方面的規管。經濟學的分析，能夠更深入。
經濟學大師Gary Becker 有一篇文章很有名，提出對多類看似非理性行為的理性解釋（不僅解釋，還做出實證，或者由他的學生做出實證，證明他的理論比起其他的理論，有解釋優勢）。例如，人為什麼會對一些事物上癮？上癮之後，為什麼難以自拔？所謂「上癮」，實即「慣性消費」；慣性往往是非理性的，例如有些人對某些傳媒上了癮，明知其質素愈來愈差，還是繼續當受眾，邊看邊罵。又例如，人喜歡種類豐富，但為什麼有時卻會沉溺於某一類事物，其他茶飯不思？有古典音樂迷，有老爺車迷，有風帆迷，……。
Becker把上癮、着迷的過程比作一種投資，一種或是減低消費成本、或是增加「得樂」能力的投資。你花時間、金錢、體力等成本去學帆藝，之後一上船便能觀風駛(巾里)、風馳電掣，盡得其樂；但假如你不諳帆藝，便只能和船上林林總總的的繩索打架，帆船變成「煩」船。而且，這樣投資於特殊能力或鑑賞力，能產生規模經濟：前期固定投資愈大，以後的邊際消費成本便愈低。於是你成為消費某一種物品的邊際成本很低、消費其他物品的邊際成本卻很高的「專家」，於是，你往後理性地厚此薄彼。你上癮了，變成某種東西的慣性消費者，因為你的投資，替你累積了能極大地讓你「得其樂」的「資本」。
讀者的能力、老闆的資本
把上述古典音樂、老爺車和帆船換成《信報》，大家就明白，為什麼《信報》這麼難看的一份報紙文章那麼長，卻有一群死忠讀者，會一邊罵、一邊還要看。你那長年累月的啃讀投資，已培養出一種「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讓你輕易從難讀的《信報》讀出那真味道來，能人所不能。
然而，這種你作為讀者培養出的、附在你自己身上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卻成為《信報》老闆的賺錢暗器，成為《信報》一眾高管、編輯、員工的重要米飯來源。當然，老闆的資源投入、員工的心力付出，自有其貢獻和應得的利益份額，但如果沒有了讀者群多年來累積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信報》根本不能存活。
這是應用Becker的理論，分析出一份報紙、一所傳媒之所以成為「公器」的最客觀原因，與政治學者的說法殊途而同歸，而大家在這個「途」上，或可明白到另一層道理。
然而，這樣說，卻還是未提到傳媒的「內容提供者」的角色。像《信報》這樣的媒體，內容有兩大類：新聞報道、評論分析。有些媒體，主要提供娛樂，但《信報》不那樣。不同的傳媒，有不同的側重點；《信報》的傳統，傾向評論分析多於報道新聞。做新聞的人，講線路靈通、講觸覺敏銳，皆非筆者所長，因此這裏主要談評論、分析員（以下簡稱評論員）在媒體裏的角色，續以本報為例。
上面說到「讀者群多年來累積的『閱讀《信報》的能力資本』」，但這種能力資本，到底是怎樣累積而成的呢？答案是，那主要是讀者與各評論員之間不斷互動而生成的（這裏說「主要是」，非「完全是」，因為還有記者、編輯與讀者的互動，但性質不同，也那麼不直接）。一張報紙就好比海裏頭的一座人工礁，評論員就是依附在上面的珊瑚體，不停吸納海水裏的養分並轉化之，形成魚類食物；而讀者，就好比吸引到這人工礁的魚群，久而久之，熟悉了這座人工礁裏裏外外的環境，成為常客，更或者成為以這座人工礁為中心的生態環境的一部分。誠然，人工礁是漁老闆╱漁船長放置的，提供了生態環境的框架，但魚群不因框架而來，而是為了那珊瑚體能提供的食料而來。所不同的是，珊瑚體提供魚類食料，評論員提供讀者精神食糧裏的一些激素。
從這個觀點看，如果媒體是公器的話，其直接對社會、對民眾的影響，很重要一部分來自評論員。這些影響，往往還是十分即時、及時的。評論員既有如此重要角色，媒老闆就不能完全視媒體上的評論空間為其所有而必須與評論員共享，盡量尊重評論員的個性發揮。
林行止、曹仁超的文章也須肢解？
評論員重要，而培育評論員，更是媒老闆╱總編輯的重要工作。做好這件工作，像《信報》這種媒體，不僅要發掘有專業能力的人士，還要讓這些人士發展出自己獨特的風格。說到底，經濟學是所謂「灰暗的科學」，每天的股價上落、公司業績，對大部分人來說，也都不過是錢銀事，重要而沉悶。財經報紙的評論分析風格如果不生動活潑，就沒有活路。三十多年來，《信報》這種正兒八經的媒體能夠生存，主要不是因為有像筆者那麼只懂寫正兒八經評論文章的「二流分析員」，而是有像林行止、曹仁超那樣有神來之筆、一篇文章裏無所不談的、談笑生風而又虎虎生風的健筆。這就觸及錢志健。
《信報》高層希望把版面編排劃分得齊整企理一些，當然是好的，但必須小心，不能為了版面形式上的利落歸一而傷害了評論員的風格。風格是需要很充分的自由才能放出異彩的。舉一些《信報》的事例說明此點。
以風行多年膾炙人口的曹仁超「投資者日記」為例，每天大半版財經文字而能令中環上班族捧讀之餘還用作中午吃飯時的談資的，往往就是那些與財經無直接關係的社會政治文化學術評論——其中罵肥彭罵老共罵老美罵金管局頭頭更是為人津津樂道的「必不可少」的內容。如果以為應該把「投資者日記」的文章分割，與金融有關的文字歸金融版面，其餘評論分別撥歸政評版、文化版等，那「曹仁超」的名字恐怕不會響起來，當年的《信報》會失去一大特色。
如果看「林行止專欄」，就更說明問題了。林先生的「評論」文章真是什麼都來，有時談自己的子女兒孫，有時月旦這個那個兒皇帝，有時引經據典大談性學那話兒，大事發生了，卻又是一篇又一篇擲地有聲的匕首文章！如果為了要版面內容分類歸一，把「林行止專欄」解體，談兒孫的放到生活版，月旦兒皇帝的放到政評，寫那話兒的放到（不存在的）風月版，不就可以？
版面劃分妥當，一般而言，讀者的感覺的確會好一些，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編輯工作。論外表齊整企理，首推大陸官方報紙及其本地版，但那些報紙主要是辦給官員看了順眼開心的，並不怎麼了不起。當然，錢志健是不是下一個林行止、下一個曹仁超，《信報》高層具體應該如何對待個別評論員，筆者無從置喙；可以想像的是，無論誰掌管報紙的決策，也很難決定具體應該怎樣做，尤其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裏。
走筆至此，才發覺文章開頭提到的三個「空間問題」只談了一個，便已用盡篇幅，餘的只能日後再議。這一篇，就當是筆者這個 「老外」（老臣子加局外人）給報紙高層的一個抽象的參考意見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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