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14-練乙錚：思念社運失敗後下獄的年輕人
練乙錚：思念社運失敗後下獄的年輕人
2019年02月14日
2012年至今，香港人抗拒中國專制統治的民主運動湧現出三個波峯，第一個是反國教反洗腦運動，第二個是雨傘佔領，第三個是魚蛋革命，主要參與者都是年輕人。這三波運動，飽含分水嶺意義，即從香港民間本來單純要求政制民主改革的運動，發展出根植本土意識的自決和獨立運動。具體而言，三波運動多以失敗告終，還有其他因政權反撲而導致的連帶損失，代價非常大，但改變了一整代本地年輕人對香港現狀和前途的看法，這個影響非常深刻。
國際上，以億計的主流媒體閱讀者自此知道香港出現了分離主義，知道大多數的香港年輕人、也不只是年輕人，都認為Hong Kong is not China，港、中應該徹底區隔。中國的統治集團本身，也把這個變化看成出現了港獨，與其他存在已久的四獨等量齊觀。換句話說，西藏、新疆、內蒙、台灣，再加上今天的香港，便形成了中國傳統核心領土即大約所謂的「本部十八行省」以外、邊域上的一整個「五獨離心圈」。這是自1792年乾隆皇帝完成他的「十全武功」即以暴力為擴張手段的那個統一大業以來都未有過的。
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
19、20世紀之交的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有一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指的是，今天發生的事，和昨天乃至更久遠發生的事，枝葉不同，卻往往無本質分別，信手拿來，儘管未必一一與當下事對應，然鑑古亦可以知今。故社運出現三波峯，及其敗也，令我想起1898年春夏之間發生在中國的戊戌維新運動及其終結篇即戊戌政變。
戊戌維新，是中華帝國晚清時期衰落不堪的年代裏統治階級內部發起的一場現代化民主改革自救運動。按其主要參與者例如梁啟超等人的立場，維新就是要恢復中華帝國在百年前盛世裏的那種地位，至少足以和其他東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平起平坐，繼續在各自歷史定義的地緣政治範圍裏稱霸。從今天我們的人權和民族平等價值觀衡量，這目的並不崇高，但因為參與者提出的手段或是開明君主立憲、最終建立以選舉為基礎的三權分立民主制，所以至少是我們感情上會認可的一個運動。更所以，當讀到戊戌政變──后黨保守勢力全面反撲、無情打壓帝黨之時，物傷其類，我們也會寄予深深的同情和惋惜。
1898年9月，慈禧策動政變，囚禁光緒，盡廢新政，大舉抓捕維新派，為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逃亡日本，六君子速問斬（不經審判），六人當中，包括康有為之弟康有溥；餘的下獄；丟官者不計其數。康有溥未曾是維新核心成員，問斬的理由是「弟抵兄罪」。大家可以想像，當時的維新派，上上下下損失慘重，群眾四散，倖存者不也是進入深度集體抑鬱嗎？
同年11月，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橫濱出版《戊戌政變記》，是研究該段歷史的最重要第一手文獻，也值得對歷史有興趣的年輕人閱讀。為此，我抄錄卷一的頭一段給大家看：「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信哉！盲乎我支那四千餘年之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群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政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自光緒十四年，康有為以布衣伏闕，上書極陳外國相逼支那危險之狀，並發俄人蠶食東方之陰謀，稱道日本變法致強之故事，請釐革積弊，修明內政，取法泰西，實行改革。時舉京師之人咸以康為病狂，大臣阻格，不為代達，康乃歸廣東開塾講學，以實學教授弟子。及乙未之役，復至京師，將有所陳。適和議甫就，乃上萬言書，力陳變法之不可緩，謂宜乘和議既定，國恥方新之時，下哀痛之詔，作士民之氣，則轉敗為功，重建國基，亦自易書中言改革之條理甚詳（按：《周易》第四十九卦是「革」卦，卦辭有云：「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既上，皇上嘉許，命閣臣鈔錄副本三分，以一分呈西后，以一分留乾清宮南窓以備乙覽，以一分發各省督撫會譏。康有為之初承宸眷，實自此始，時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也。」
這不是要提示大家再寄望康梁那種由上而下改革路，而是讓大家留意這部歷史文獻裏很多可資參考的材料。例如，引文中所說「康乃歸廣東開塾講學，以實學教授弟子」，其實就相當於傘佔之後的「落區工作、深耕密植」。做這種事有效嗎？看來是有的。文獻卷八記載了南方的一些情況：「自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既開後，民智驟開，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其數不可算計。」這當然就是我們說的「遍地開花」，而當年竟然也是大量出現在年輕的「三無」群組裏！
社運三波峯遙相對應
大家知道，戊戌變法並不是晚清第一輪改革；之前已有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高官提倡過以「中體西用」為主旨的洋務運動。相比，康梁等以布衣之身提出全面的、包含政制改革的維新運動，就顯得十分激進，因而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攻擊。對此，梁啟超在卷三花了幾頁紙駁斥：「辨曰：支那之言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他詳盡分析洋務派在各個環節小修小補割裂來做，不僅無濟於事，還往往導致問題惡化，因此他說「練兵不如不練」、「開礦不如不開」，通商、外交、辦學堂等，有比沒有更糟糕。「要之，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然而，全面改革的維新運動也失敗了，而且敗得比洋務運動更慘烈。於是逼出了後來更激烈的辛亥革命，而康梁師徒倆也因此分道揚鑣，梁啟超最後放棄支持帝制，投向革命共和。
這一筆歷史三部曲，和香港的社運遙相對應。溫和民主改革30年無成，出現了激進泛民，卻一樣於事無補，於是有2012年以來的社運三波峯，引出自決、港獨。
社運三波峯，特別是魚革之後，大批年輕社運骨幹和積極參與者繫獄，不少失掉工作機會，少數流亡海外，群眾潰散，社運人陷集體抑鬱。這個狀況，也許未如戊戌政變之後那麼淒慘，但至少可以一一比擬，閱讀《戊戌政變記》因此饒有意義。怎樣讀最好？19世紀哲人艾默生曾經說過，所有的經典，其有價值處，僅在於後來者能夠「創造性地閱讀」，從中得到有益今世的啟發。這點我在去年11月在本欄的文章〈論香港的文化獨立〉裏提到過。具體而言，歷史有其提示，但也有其默然處，後者往往更值得留意。我提三點給大家參考：
一、戊戌政變之後12年，舊政權就覆亡了。這是歷史的明確提示之一。不過，中華帝國並不因此消失，更沒有民主化，今天中土政權鎮壓之力，與當年的清朝比，不遑多讓。民主無期，周邊民族解放獨立也談何容易。這是歷史的默然。所以，我們今天在香港思考社運，要作極長期打算。
二、戊戌變法十足十和理非非，政權鎮壓卻是十分的暴力。後來成功推翻清政權的，卻是包含大量暴力的辛亥民主革命。這裏，歷史對暴力和非暴力的提示暗晦不明，因為後來的更糟糕的革命，是更暴力的。今天，我們也在討論社運的手段，是和理非非的好，還是勇武的對，歷史卻大體默然。事實是，在今天香港，勇武的代價很大，但不是沒有可觀回報，上面已經分析過。不過，香港的運動，還遠沒有條件持久勇武，只能去到邊沿，適可而止。今後長時期裏最大量爭取民主、籌劃自決乃至傳播獨立的工作，都可以而且有必要是和平的。不過，一些民主派人士從道德層面批判勇武，卻有問題。不只辛亥是暴力，五四學生火燒趙家樓是暴力，美國革命也是暴力，中華帝國的建國神話──湯武革命──湯伐桀、武王伐紂，更加是暴力。孟子說：「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但說到底，誅和弒一樣，都是暴力。民主派反對勇武的理由，便是去到絕對，也應該僅僅是一種必要的權宜。歷史的提示，未超越這說法。
三、一場革命失敗了，總有受難者和出亡者之分；中國的戊戌、辛亥，歐洲的1848、1917等，一律如是。馬克思、列寧、康有為、梁啟超、孫文、黃興等，都曾經是亡命之徒（毛澤東躲到井岡山、延安，其實也應該算一個）。反對革命的人多半會作離間之言，恥笑出亡者。然而，歷史卻明示，經過一段時期的蟄伏，出亡者後來對革命的貢獻往往更大，留得青山在之故也；康有為和康有溥之間、孫文和秋瑾之間，這一點都很清楚。
「低潮」不過是種錯覺
大難當前，所有的進步派別，包括泛民主派和泛本土派，都或者可以找到整合的基礎。認真閱讀歷史，誠實吸取教訓，庶幾可以開出新局。這也許是大家紀念在獄中受刑或海外流放的先行者最好的做法。
我選擇了一首英詩給大家讀，也獻給各個在獄中、在流亡的受難者。作者是美國黑人詩人Langston Hughes，題為Montage of a Dream Deferred：
What happens to a dream deferred?
Does it dry up
Like a raisin in the sun?
Or fester like a sore—
And then run?
Does it stink like rotten meat?
Or crust and sugar over—
like a syrupy sweet?
Maybe it just sags
like a heavy load.
Or does it explode?
詩作於1951年，大約十年之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終於爆發得轟轟烈烈。
在香港，三波社運的種籽已經埋下，大家可能看不見。群眾四散了，但其實「低潮」不過是一種錯覺；夢想並未消失，在一個不知年的春天裏，種籽會發芽，夢就會成真。此期間，運動的精英要捱得過最寂寞的日子，這個最寂寞的日子也應該是他們最忙碌的日子。
（《戊戌政變記》電子版：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res=1950 ）
練乙錚
2019年02月14日
2012年至今，香港人抗拒中國專制統治的民主運動湧現出三個波峯，第一個是反國教反洗腦運動，第二個是雨傘佔領，第三個是魚蛋革命，主要參與者都是年輕人。這三波運動，飽含分水嶺意義，即從香港民間本來單純要求政制民主改革的運動，發展出根植本土意識的自決和獨立運動。具體而言，三波運動多以失敗告終，還有其他因政權反撲而導致的連帶損失，代價非常大，但改變了一整代本地年輕人對香港現狀和前途的看法，這個影響非常深刻。
國際上，以億計的主流媒體閱讀者自此知道香港出現了分離主義，知道大多數的香港年輕人、也不只是年輕人，都認為Hong Kong is not China，港、中應該徹底區隔。中國的統治集團本身，也把這個變化看成出現了港獨，與其他存在已久的四獨等量齊觀。換句話說，西藏、新疆、內蒙、台灣，再加上今天的香港，便形成了中國傳統核心領土即大約所謂的「本部十八行省」以外、邊域上的一整個「五獨離心圈」。這是自1792年乾隆皇帝完成他的「十全武功」即以暴力為擴張手段的那個統一大業以來都未有過的。
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
19、20世紀之交的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有一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指的是，今天發生的事，和昨天乃至更久遠發生的事，枝葉不同，卻往往無本質分別，信手拿來，儘管未必一一與當下事對應，然鑑古亦可以知今。故社運出現三波峯，及其敗也，令我想起1898年春夏之間發生在中國的戊戌維新運動及其終結篇即戊戌政變。
戊戌維新，是中華帝國晚清時期衰落不堪的年代裏統治階級內部發起的一場現代化民主改革自救運動。按其主要參與者例如梁啟超等人的立場，維新就是要恢復中華帝國在百年前盛世裏的那種地位，至少足以和其他東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平起平坐，繼續在各自歷史定義的地緣政治範圍裏稱霸。從今天我們的人權和民族平等價值觀衡量，這目的並不崇高，但因為參與者提出的手段或是開明君主立憲、最終建立以選舉為基礎的三權分立民主制，所以至少是我們感情上會認可的一個運動。更所以，當讀到戊戌政變──后黨保守勢力全面反撲、無情打壓帝黨之時，物傷其類，我們也會寄予深深的同情和惋惜。
1898年9月，慈禧策動政變，囚禁光緒，盡廢新政，大舉抓捕維新派，為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逃亡日本，六君子速問斬（不經審判），六人當中，包括康有為之弟康有溥；餘的下獄；丟官者不計其數。康有溥未曾是維新核心成員，問斬的理由是「弟抵兄罪」。大家可以想像，當時的維新派，上上下下損失慘重，群眾四散，倖存者不也是進入深度集體抑鬱嗎？
同年11月，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橫濱出版《戊戌政變記》，是研究該段歷史的最重要第一手文獻，也值得對歷史有興趣的年輕人閱讀。為此，我抄錄卷一的頭一段給大家看：「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信哉！盲乎我支那四千餘年之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群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政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自光緒十四年，康有為以布衣伏闕，上書極陳外國相逼支那危險之狀，並發俄人蠶食東方之陰謀，稱道日本變法致強之故事，請釐革積弊，修明內政，取法泰西，實行改革。時舉京師之人咸以康為病狂，大臣阻格，不為代達，康乃歸廣東開塾講學，以實學教授弟子。及乙未之役，復至京師，將有所陳。適和議甫就，乃上萬言書，力陳變法之不可緩，謂宜乘和議既定，國恥方新之時，下哀痛之詔，作士民之氣，則轉敗為功，重建國基，亦自易書中言改革之條理甚詳（按：《周易》第四十九卦是「革」卦，卦辭有云：「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既上，皇上嘉許，命閣臣鈔錄副本三分，以一分呈西后，以一分留乾清宮南窓以備乙覽，以一分發各省督撫會譏。康有為之初承宸眷，實自此始，時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也。」
這不是要提示大家再寄望康梁那種由上而下改革路，而是讓大家留意這部歷史文獻裏很多可資參考的材料。例如，引文中所說「康乃歸廣東開塾講學，以實學教授弟子」，其實就相當於傘佔之後的「落區工作、深耕密植」。做這種事有效嗎？看來是有的。文獻卷八記載了南方的一些情況：「自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既開後，民智驟開，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其數不可算計。」這當然就是我們說的「遍地開花」，而當年竟然也是大量出現在年輕的「三無」群組裏！
社運三波峯遙相對應
大家知道，戊戌變法並不是晚清第一輪改革；之前已有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高官提倡過以「中體西用」為主旨的洋務運動。相比，康梁等以布衣之身提出全面的、包含政制改革的維新運動，就顯得十分激進，因而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攻擊。對此，梁啟超在卷三花了幾頁紙駁斥：「辨曰：支那之言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他詳盡分析洋務派在各個環節小修小補割裂來做，不僅無濟於事，還往往導致問題惡化，因此他說「練兵不如不練」、「開礦不如不開」，通商、外交、辦學堂等，有比沒有更糟糕。「要之，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然而，全面改革的維新運動也失敗了，而且敗得比洋務運動更慘烈。於是逼出了後來更激烈的辛亥革命，而康梁師徒倆也因此分道揚鑣，梁啟超最後放棄支持帝制，投向革命共和。
這一筆歷史三部曲，和香港的社運遙相對應。溫和民主改革30年無成，出現了激進泛民，卻一樣於事無補，於是有2012年以來的社運三波峯，引出自決、港獨。
社運三波峯，特別是魚革之後，大批年輕社運骨幹和積極參與者繫獄，不少失掉工作機會，少數流亡海外，群眾潰散，社運人陷集體抑鬱。這個狀況，也許未如戊戌政變之後那麼淒慘，但至少可以一一比擬，閱讀《戊戌政變記》因此饒有意義。怎樣讀最好？19世紀哲人艾默生曾經說過，所有的經典，其有價值處，僅在於後來者能夠「創造性地閱讀」，從中得到有益今世的啟發。這點我在去年11月在本欄的文章〈論香港的文化獨立〉裏提到過。具體而言，歷史有其提示，但也有其默然處，後者往往更值得留意。我提三點給大家參考：
一、戊戌政變之後12年，舊政權就覆亡了。這是歷史的明確提示之一。不過，中華帝國並不因此消失，更沒有民主化，今天中土政權鎮壓之力，與當年的清朝比，不遑多讓。民主無期，周邊民族解放獨立也談何容易。這是歷史的默然。所以，我們今天在香港思考社運，要作極長期打算。
二、戊戌變法十足十和理非非，政權鎮壓卻是十分的暴力。後來成功推翻清政權的，卻是包含大量暴力的辛亥民主革命。這裏，歷史對暴力和非暴力的提示暗晦不明，因為後來的更糟糕的革命，是更暴力的。今天，我們也在討論社運的手段，是和理非非的好，還是勇武的對，歷史卻大體默然。事實是，在今天香港，勇武的代價很大，但不是沒有可觀回報，上面已經分析過。不過，香港的運動，還遠沒有條件持久勇武，只能去到邊沿，適可而止。今後長時期裏最大量爭取民主、籌劃自決乃至傳播獨立的工作，都可以而且有必要是和平的。不過，一些民主派人士從道德層面批判勇武，卻有問題。不只辛亥是暴力，五四學生火燒趙家樓是暴力，美國革命也是暴力，中華帝國的建國神話──湯武革命──湯伐桀、武王伐紂，更加是暴力。孟子說：「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但說到底，誅和弒一樣，都是暴力。民主派反對勇武的理由，便是去到絕對，也應該僅僅是一種必要的權宜。歷史的提示，未超越這說法。
三、一場革命失敗了，總有受難者和出亡者之分；中國的戊戌、辛亥，歐洲的1848、1917等，一律如是。馬克思、列寧、康有為、梁啟超、孫文、黃興等，都曾經是亡命之徒（毛澤東躲到井岡山、延安，其實也應該算一個）。反對革命的人多半會作離間之言，恥笑出亡者。然而，歷史卻明示，經過一段時期的蟄伏，出亡者後來對革命的貢獻往往更大，留得青山在之故也；康有為和康有溥之間、孫文和秋瑾之間，這一點都很清楚。
「低潮」不過是種錯覺
大難當前，所有的進步派別，包括泛民主派和泛本土派，都或者可以找到整合的基礎。認真閱讀歷史，誠實吸取教訓，庶幾可以開出新局。這也許是大家紀念在獄中受刑或海外流放的先行者最好的做法。
我選擇了一首英詩給大家讀，也獻給各個在獄中、在流亡的受難者。作者是美國黑人詩人Langston Hughes，題為Montage of a Dream Deferred：
What happens to a dream deferred?
Does it dry up
Like a raisin in the sun?
Or fester like a sore—
And then run?
Does it stink like rotten meat?
Or crust and sugar over—
like a syrupy sweet?
Maybe it just sags
like a heavy load.
Or does it explode?
詩作於1951年，大約十年之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終於爆發得轟轟烈烈。
在香港，三波社運的種籽已經埋下，大家可能看不見。群眾四散了，但其實「低潮」不過是一種錯覺；夢想並未消失，在一個不知年的春天裏，種籽會發芽，夢就會成真。此期間，運動的精英要捱得過最寂寞的日子，這個最寂寞的日子也應該是他們最忙碌的日子。
（《戊戌政變記》電子版：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res=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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