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20-明報：雨傘啟蒙的一代記者，愈挫愈奮，一往無前
明報：雨傘啟蒙的一代記者，愈挫愈奮，一往無前
20.02.2019
難為記者
「好嬲，好荒謬。可惜荒謬不可用來做新聞。」她一臉倔強、字正腔圓地說。
小妮子叫陳萃屏，洋名Janice，浸會大學新聞系三年級學生，訪問前一天，剛滿廿一歲。留一頭如小丸子的短髮，天真爛漫。字唸得純正，是因為她最近要到電視台面試，想戒掉懶音，也暴露了她的初心。無時無刻想要做記者。
五年前，她還不過是一個日夜追星的中學生。因為雨傘運動，改掉大學選科申請表，毫不猶豫，填上新聞系，立志做一個記者。率真的臉蛋，自此添了一份憤怒與倔強。那一顆擲在柏油路的催淚彈，成為她心中堅定不移的定錨。
雨傘運動是Janice一代記者的啟蒙點。當時她是中學生，只懂追星，但一個催淚彈，卻改寫了她的人生軌跡。
浸會大學傳理學院中，有關新聞的專修科目，大致分為中文新聞、國際新聞、廣播新聞、財經新聞和數據與媒體傳播。「如果不是唸公關廣告、電影，基本是這邊，會培養你做新聞。」據Janice提供的資料，往屆修讀新聞有八十至九十人左右，今屆卻只有四十至五十人，「好多人都去咗揀PRA(公關廣告)……」某程度上，這數字反映年輕人對從事新聞工作的意欲減少，將來可能導致青黃不接。
想做記者 因為想改變社會
而Janice選修的，是廣播新聞（Broadcast Journalism），簡稱BJ。往年一班三十人，今年只餘下十七個。不同的是，重質非重量，他們大部分受雨傘運動影響而報讀新聞系。「好多師弟師妹會想做賺錢嘅記者，例如財經。但我們這一代，係想改變一啲嘢，才想做記者。」她形容，卸下記者身份，他們只是普通人，但想改變社會，做記者可以作為一個介入方法。可惜，生於此世代，不但不利於做記者，而且做了記者，可能也改變不了任何事情。話說回來，「但係，如果唔信做記者會帶來改變，我做唔到落去。」也許，大人做事，只會想，這件事有用抑或沒用；但初出茅廬的他們，只會想，這件事應做抑或不應做。
Janice中學時很喜歡五月天，喜歡到一個程度，所有訪問、演唱會、music video都耳熟能詳，是名副其實的追星族。一切變化，始於2014年9月28日，警察施放催淚彈那一天。當日，她在朋友家玩，扭開電視，視線突然被直播畫面凝住：「警察掟咗好多催淚彈，途人不斷走避，我好心悒，跟同學一起睇到呆咗，直到佢媽咪熄咗電視。佢媽咪話，中學生理咁多做乜？」
她的家人相對親共，所以她雨傘運動時，只去過一次金鐘，但是她卻很記得每個畫面。
那次經驗，讓她伸直了手，握住門把，推開了走進社會的大門。Janice只想知道更多更多：不停上網、加入WhatsApp group、在學校聽老師分享。「那個星期老師都無心教書，一齊去禮堂，聽分享，好多老師講起，在現場吃催淚彈，講到喊。」這一幕，恍如上一代經歷「六四」一樣。她記得她班主任講過一句，教育不只要教學生知識，更要讓學生關心社會。那一次悸動，使她第一次覺得，社會發生的事，與她密不可分。
雨傘是她的政治啟蒙，但真正萌生做記者的念頭，源於「七警事件」。「因為那一刻睇TVB新聞，好震撼，好欣賞新聞工作者的工作。雖然之後『河蟹』咗，但好想做記者，做可以揭發真相嘅人。」她從前其實想當地理老師，但因為一種「政治覺醒」，她選擇重新揀科，轉換人生跑道，立志做一個「無乜前景」的記者。在她眼中，她的選擇，就像五月天的歌曲《倔強》一句歌詞，逆風的方向，更適合飛翔。
現在的氣候雖然不利當記者，但是只要記住這場運動的初心，她就有熱情堅持下去。
佔中的戰場同時在家出現
2014年10月1日，是Janice唯一到訪金鐘現場的一天。她與一班同學，揹着背包，撐着雨傘，沿夏慤道的斜坡，慢慢走上去。到處人聲鼎沸，但他們都只顧圍在一起看書，很低調，很安靜。她不大記得其他細節，只記得當日因為到了現場，和家人吵架吵了足足一星期。「我記得，我是隔着門隙，哭着跟他們說，我們不要再討論這些政治了。」說到此，小妮子的眼眶已紅。之後，為了家人，她幾乎絕迹雨傘運動的現場。
Janice的姑丈是商會主席，父母也很擁護共產黨，「佢哋平時周末話去做義工，原來幫何君堯助選。有次仲想叫我簽名反佔中，激死！」語畢，她激動得流淚。她生於如此「紅底」家庭，想做記者，不是難上加難嗎？「少少啦。不過，依家做記者，算係一個折衷。我到現場記錄，起碼身在其中，又可以同家人交代，返工啫。好過以前係屋企乜都做唔到。」
Janice曾因雨傘運動與家人吵架決裂，但絲毫無阻她要當記者的決心。
雖然早早立定志向，卻出師不利，DSE只考到21分，無緣入讀傳理系。她不灰心，「入咗中國研究，之後搞轉系吧。」捱過一年，努力讀書，面試時，以熱情打動老師，怎知真的轉系成功，「開心到跳起」。排除萬難，不理家人，終於算是做了一個準記者。
訪問間，談雨傘，講前景，說起家人的不理解，Janice說了很多次「好嬲」，幾乎爆粗。但就是因為這份沒有被磨滅的「憤怒」，她的堅持才沒有半途而廢。「偶然睇新聞都會心灰意冷，好頹。同學話，既然都做唔到任何改變，點解要做記者？」她的想法是，做住先，試試可以捱多久，且行且珍惜。「結婚生仔後，一定唔會再做記者。」她笑着回應。
為了墟市婆婆的一張笑顏
讀到三年級，也開始了在傳媒的實習生涯。她的無力感，明顯比在學院時更多。當前線記者，日曬雨淋，瘋狂OT，無前景可言，但一切難關，始終不及怕自己未夠好，做不到心目中想成為的記者，不能為社會帶來改變。「出去跑Daily，發現一半以上的工作，都是聽那些官員出來講話。佢哋話語權真係太多太大。」如果想為弱勢發聲，所做的故事，只是茫茫資訊大海的一粒微塵，得不到真正關注。
Janice形容，很多師弟妹希望做更賺錢的主播/記者，例如財經。但他們同班的，大部分也是想跑新聞或專題，對社會帶來改變。
但轉念想想，她又會精神抖擻。「唔好諗有無用。覺得無用就行唔到落去。好似打機儲水晶咁，儲啲能量做自己想做的事。」她會跑到深水墟的墟市，記錄一個因墟市而擺脫抑鬱、從自殺陰影走出來的婆婆的故事。見到婆婆展現笑顏，Janice又會回復鬥志。近年，她無償加入一些較小眾的網媒，採訪一些有關勞工福利的議題。「呢啲新聞，主流媒體唔會有版面做。如果我哋唔做，大家就會完全懵然不知。咁樣唔得。」裏裏外外，徹徹底底，她在關心別人的公義，沒為過自己打算。
離開前，她拉一拉我衣袖，忍俊不禁道：「我改變主意，我結婚生咗仔，都會繼續做記者。做到我做唔到為止。」
何謂做唔到？
「到有日唔俾我啲古仔出街，我就唔做嗰間機構。我自己寫，自己出版。」
Janice澄明而堅定的眼神道明一切。
文：莫坤菱
攝：梁俊棋
20.02.2019
難為記者
「好嬲，好荒謬。可惜荒謬不可用來做新聞。」她一臉倔強、字正腔圓地說。
小妮子叫陳萃屏，洋名Janice，浸會大學新聞系三年級學生，訪問前一天，剛滿廿一歲。留一頭如小丸子的短髮，天真爛漫。字唸得純正，是因為她最近要到電視台面試，想戒掉懶音，也暴露了她的初心。無時無刻想要做記者。
五年前，她還不過是一個日夜追星的中學生。因為雨傘運動，改掉大學選科申請表，毫不猶豫，填上新聞系，立志做一個記者。率真的臉蛋，自此添了一份憤怒與倔強。那一顆擲在柏油路的催淚彈，成為她心中堅定不移的定錨。
雨傘運動是Janice一代記者的啟蒙點。當時她是中學生，只懂追星，但一個催淚彈，卻改寫了她的人生軌跡。
浸會大學傳理學院中，有關新聞的專修科目，大致分為中文新聞、國際新聞、廣播新聞、財經新聞和數據與媒體傳播。「如果不是唸公關廣告、電影，基本是這邊，會培養你做新聞。」據Janice提供的資料，往屆修讀新聞有八十至九十人左右，今屆卻只有四十至五十人，「好多人都去咗揀PRA(公關廣告)……」某程度上，這數字反映年輕人對從事新聞工作的意欲減少，將來可能導致青黃不接。
想做記者 因為想改變社會
而Janice選修的，是廣播新聞（Broadcast Journalism），簡稱BJ。往年一班三十人，今年只餘下十七個。不同的是，重質非重量，他們大部分受雨傘運動影響而報讀新聞系。「好多師弟師妹會想做賺錢嘅記者，例如財經。但我們這一代，係想改變一啲嘢，才想做記者。」她形容，卸下記者身份，他們只是普通人，但想改變社會，做記者可以作為一個介入方法。可惜，生於此世代，不但不利於做記者，而且做了記者，可能也改變不了任何事情。話說回來，「但係，如果唔信做記者會帶來改變，我做唔到落去。」也許，大人做事，只會想，這件事有用抑或沒用；但初出茅廬的他們，只會想，這件事應做抑或不應做。
Janice中學時很喜歡五月天，喜歡到一個程度，所有訪問、演唱會、music video都耳熟能詳，是名副其實的追星族。一切變化，始於2014年9月28日，警察施放催淚彈那一天。當日，她在朋友家玩，扭開電視，視線突然被直播畫面凝住：「警察掟咗好多催淚彈，途人不斷走避，我好心悒，跟同學一起睇到呆咗，直到佢媽咪熄咗電視。佢媽咪話，中學生理咁多做乜？」
她的家人相對親共，所以她雨傘運動時，只去過一次金鐘，但是她卻很記得每個畫面。
那次經驗，讓她伸直了手，握住門把，推開了走進社會的大門。Janice只想知道更多更多：不停上網、加入WhatsApp group、在學校聽老師分享。「那個星期老師都無心教書，一齊去禮堂，聽分享，好多老師講起，在現場吃催淚彈，講到喊。」這一幕，恍如上一代經歷「六四」一樣。她記得她班主任講過一句，教育不只要教學生知識，更要讓學生關心社會。那一次悸動，使她第一次覺得，社會發生的事，與她密不可分。
雨傘是她的政治啟蒙，但真正萌生做記者的念頭，源於「七警事件」。「因為那一刻睇TVB新聞，好震撼，好欣賞新聞工作者的工作。雖然之後『河蟹』咗，但好想做記者，做可以揭發真相嘅人。」她從前其實想當地理老師，但因為一種「政治覺醒」，她選擇重新揀科，轉換人生跑道，立志做一個「無乜前景」的記者。在她眼中，她的選擇，就像五月天的歌曲《倔強》一句歌詞，逆風的方向，更適合飛翔。
現在的氣候雖然不利當記者，但是只要記住這場運動的初心，她就有熱情堅持下去。
佔中的戰場同時在家出現
2014年10月1日，是Janice唯一到訪金鐘現場的一天。她與一班同學，揹着背包，撐着雨傘，沿夏慤道的斜坡，慢慢走上去。到處人聲鼎沸，但他們都只顧圍在一起看書，很低調，很安靜。她不大記得其他細節，只記得當日因為到了現場，和家人吵架吵了足足一星期。「我記得，我是隔着門隙，哭着跟他們說，我們不要再討論這些政治了。」說到此，小妮子的眼眶已紅。之後，為了家人，她幾乎絕迹雨傘運動的現場。
Janice的姑丈是商會主席，父母也很擁護共產黨，「佢哋平時周末話去做義工，原來幫何君堯助選。有次仲想叫我簽名反佔中，激死！」語畢，她激動得流淚。她生於如此「紅底」家庭，想做記者，不是難上加難嗎？「少少啦。不過，依家做記者，算係一個折衷。我到現場記錄，起碼身在其中，又可以同家人交代，返工啫。好過以前係屋企乜都做唔到。」
Janice曾因雨傘運動與家人吵架決裂，但絲毫無阻她要當記者的決心。
雖然早早立定志向，卻出師不利，DSE只考到21分，無緣入讀傳理系。她不灰心，「入咗中國研究，之後搞轉系吧。」捱過一年，努力讀書，面試時，以熱情打動老師，怎知真的轉系成功，「開心到跳起」。排除萬難，不理家人，終於算是做了一個準記者。
訪問間，談雨傘，講前景，說起家人的不理解，Janice說了很多次「好嬲」，幾乎爆粗。但就是因為這份沒有被磨滅的「憤怒」，她的堅持才沒有半途而廢。「偶然睇新聞都會心灰意冷，好頹。同學話，既然都做唔到任何改變，點解要做記者？」她的想法是，做住先，試試可以捱多久，且行且珍惜。「結婚生仔後，一定唔會再做記者。」她笑着回應。
為了墟市婆婆的一張笑顏
讀到三年級，也開始了在傳媒的實習生涯。她的無力感，明顯比在學院時更多。當前線記者，日曬雨淋，瘋狂OT，無前景可言，但一切難關，始終不及怕自己未夠好，做不到心目中想成為的記者，不能為社會帶來改變。「出去跑Daily，發現一半以上的工作，都是聽那些官員出來講話。佢哋話語權真係太多太大。」如果想為弱勢發聲，所做的故事，只是茫茫資訊大海的一粒微塵，得不到真正關注。
Janice形容，很多師弟妹希望做更賺錢的主播/記者，例如財經。但他們同班的，大部分也是想跑新聞或專題，對社會帶來改變。
但轉念想想，她又會精神抖擻。「唔好諗有無用。覺得無用就行唔到落去。好似打機儲水晶咁，儲啲能量做自己想做的事。」她會跑到深水墟的墟市，記錄一個因墟市而擺脫抑鬱、從自殺陰影走出來的婆婆的故事。見到婆婆展現笑顏，Janice又會回復鬥志。近年，她無償加入一些較小眾的網媒，採訪一些有關勞工福利的議題。「呢啲新聞，主流媒體唔會有版面做。如果我哋唔做，大家就會完全懵然不知。咁樣唔得。」裏裏外外，徹徹底底，她在關心別人的公義，沒為過自己打算。
離開前，她拉一拉我衣袖，忍俊不禁道：「我改變主意，我結婚生咗仔，都會繼續做記者。做到我做唔到為止。」
何謂做唔到？
「到有日唔俾我啲古仔出街，我就唔做嗰間機構。我自己寫，自己出版。」
Janice澄明而堅定的眼神道明一切。
文：莫坤菱
攝：梁俊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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