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11-林瑞琪：中梵協議有切實需要

林瑞琪：中梵協議有切實需要
2019年2月11日


對於2018年9月22日中梵之間的協議，當中涉及很多誤解，包括有些教友從各方面的言論中得到印象，以為在習近平政府治下，地下教會群體特別受壓，教廷何以在今天卻與中方達成協議。就這些問題，筆者想作一個基本的解說。


地下教會苦楚  並非今日獨有問題

教廷40年來，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本篤十六世，以至當今教宗方濟各，均一直尋求與中國政府方面達成共識，好使中國教會出現不正常問題時，能有協商渠道以解決困難。但尋求對話，並不表示教會忽略了地下群體或地上群體所受的壓迫；相反，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壓迫，而需要與政府協商。

地下教會40年來的確受苦很多，也很勇敢地應對。但將他們所受的困難算到習近平政府頭上，則與事實相去甚遠。事實上，對地下教會的重重限制，40年來一直如是，讀者有興趣的話，可從拙作《誰主沉浮》得知。

最近，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於2019年1月21日播出「中梵協議一：背十字架的信徒」，也印證了筆者所說，大部分迫害是在2013年前已發生，包括1996年東閭朝聖地的祈禱所被拆、1997年蘇哲民主教的終極監禁、2001年當局用推土機夷平范學淹主教的墓地；而大部分聖堂被拆及佔用，更是在20世紀60及70年代的悲劇。


近年打壓主要是針對公開教會

讀者應該注意到，最近幾年一連串政府機關對教會的壓制，包括強求在聖堂內插國旗、張貼政策文件及宗教條例、禁止18歲以下人士進堂、禁止夏令活動等等，均是衝着公開教會而來，受苦的是公開的教會團體。

《明報》觀點版年前刊登呂秉權兄的文章，以溫州拆十字架及拆堂風潮為例，證明地下教會受到嚴重打壓，是明顯的張冠李戴。事實上，2014至2017年間的「溫州拆十字架及拆堂風潮」，主要是打擊公開教會形象的政治侵權行為，以致公開教會的朱維方主教要在2015年7月24日上街抗議；朱主教亦於較早前表示信錯了官員，發公開信向教友表示「深深的愧疚」（請參閱拙作《21世紀中國教會：悲歡離合》，頁85）。當時地下團體的領導人邵祝敏助理主教與20多名神父聯署向政府抗議，本質上是一種道義方面對公開教會的支持，並非為爭取他們自身的權益。

從不同途徑所知，習近平領導之下的政府，對地下群體的舉措大致沒有變化，而地下教會在過往的經驗中，已掌握到互動的手法；反而是公開教會方面，由於政府當局完全改變「遊戲規則」，以致感到驚愕及無所適從。


中梵協議關係到主教自由

剛才談及的《鏗鏘集》特輯，帶出一個重要信息：地下群體為蘇哲民主教所做的種種安排，都得到政府的默許，連蘇主教往昔所主理的聖堂，也可以容許公開教會的人士自由前往祈禱，這種寬容就得來不易了。筆者作為極少數曾親自造訪蘇哲民主教的香港教友，對蘇主教的堅定及睿智，敬佩不已。但1994年訪問他時他所主持的教堂，尚無今天的亮麗安穩。

對於蘇主教的釋放問題，主教的侄兒蘇天佑在特輯中道出了甚為關鍵的一節，他說：「國家宗教（事務）局的中梵代表，他到保定來，我見過他。我問主教的事什麼時候能解決，他說這是個國際問題。如果中國與梵蒂岡改善了關係，這事就能解決。」這一點印證了中梵關係在目前政治境况的切實需要。

當然，蘇天佑兄弟慨嘆的是「現在關係改善，應該是解決的時候了。但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我們也和蘇兄弟同樣，盼望蘇哲民主教早日獲享自由。


習近平主席的善意應受重視

一如筆者在過去兩年多次提及，在中梵協議中所連帶要處理的7宗非法主教的寬免案，1宗是在江澤民時代發生的，其餘6宗是在胡錦濤時代發生的。習近平主席於2013年上任以來，再沒有在國內出現任何「未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聖禮」，這一點是非常善意的表現，值得所有天主教徒珍惜。對於這7宗非法祝聖事件，對習近平政府而言，似乎只是為顧全兩名前任的面子作出補救。據筆者所知，教廷得到7人一再保證不會重複過往所犯錯誤，而最終獲得教宗方濟各的寬免並重新任用。這亦是在多重爭議之下，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法。

當然，過去5年半「已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聖禮」亦舉行不多，一共只有5次祝聖禮得到政府當局的「綠燈」：2015年有1次，2016年4次，2017及2018年卻一次也未有。目前可知的排在名單已得教宗批准的主教約有20人，盼望他們能在中梵已有協議的實况下，早日得以祝聖為主教而能服務國內的廣大教友。


林瑞琪
天主教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