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24-練乙錚：「蝗蟲」歧視．Mao神．WhatsApp的「1%」
練乙錚：「蝗蟲」歧視．Mao神．WhatsApp的「1%」
2014年2月24日
《信報》氣短集：獨立評論人協會剛於周六宣布成立，筆者致以衷心祝賀。協會提出的宗旨和焦慮，與筆者完全一致。筆者沒有參加協會，只因平素喜歡獨來獨往，在此方面乃哲人盧梭的忠實信徒。當然，朋友出事了會聲援，自己出事了也希望別人打救；在彼方面則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真正的原因，也可能是筆者常常言不及義不講政治。像今天這篇《氣短集》，三段有兩段與政治無關；末段講錢，中段講的Mao神，還是一個日本美少女。
「蝗蟲」、「英國狗」、「西奴」
一些港人以「蝗蟲」一詞稱呼蜂擁而至的大陸來港購物者，這是否構成法定意義上的「歧視」，平機會認為應該研究，筆者給一些意見。
「蝗蟲」一詞有特定的攻擊對象，但此對象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種族、族群。它不泛指「大陸人」，它無疑不包括大陸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甚至也不包含大陸漢族中的大多數。考慮其意象和使用的語境，「蝗蟲」僅指集中在香港購物區出現的、購大量零售物品和服務的大陸籍旅客和水貨客。引申的話，也可以包括大陸人當中，不在香港現身但有條件和意願即將成為來港旅客或水貨客者。這種僅僅包括進行某一種活動或選取了某一種謀生職業的人的集，不構成一個「種族」或「族群」。
一個與「蝗蟲」同類的詞是「華爾街大鱷」或英文裏的「Wall Street Crooks」。大鱷和蝗蟲都是指很惡毒、對人類很有威脅的生物，用來指人，都帶有貶義，在示威者口中，更帶有攻擊性。任何這種詞，無可避免都是漫畫化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故被攻擊者會感到不平；OWS運動中，那些「華爾街大鱷」會感到憤憤不平，認為如果沒有他們，整個世界的金融活動就會戛然而止，環球經濟必也馬上癱瘓。這和大陸官媒和陸客異口同聲說的：「沒有我們，香港完蛋」，是同一個道理。
由於「蝗蟲」只是攻擊大陸客的某種有損本地人生活福祉的行為，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這些大陸人以後不來了，或者偶爾來了但都守規矩、逛街購物有常人一樣的分寸兼不擺什麼架子，那麼，示威者及其口中的「蝗蟲」，都會平和地退出大眾視野。因此，筆者認為「蝗蟲」一詞，縱和很多攻擊詞一樣不文明，卻並不帶歧視性。我們現在見到的，只不過是一個群體，在其利益客觀上受到無償侵害而政府不僅無動於衷、反而偏袒侵害者甚至反唇相譏（「未富先驕」）的情況下，以「蝗蟲」一詞表達憤懣而已。以這個詞罵人，攻擊性還遠未如以粗口「問候」對方或其家人【註1】。
大家或可拿「蝗蟲」一詞與更早出現的兩個攻擊詞作一比較：「英國狗」、「西奴」。
一個分別是，「蝗蟲」一詞本身不帶政治性，只涉公共資源或經濟利益的矛盾。可以想像，一個政治上完全中立的香港人，也可對着大陸客開腔罵「蝗蟲」。事實上，筆者估計，「驅蝗」的支持者當中，有不少本來這樣政治上中立的港人。
與此相比，「英國狗」和「西奴」這兩個近來也在香港常用的攻擊詞，則明顯帶有政治性，通常都是一種有某些意識形態（「愛國」）的群體成員，用來攻擊一些有某種不同政治價值觀念的群體及其成員的。後者不必作出任何直接損及前者個人或集體利益的行為，也會遭受前者用這兩個詞作的攻擊。使用這兩個詞的人，不必是某次衝突的參與者；作為平和的旁觀者，已經可以用得上這兩個詞——眾「維園阿伯」和某北大教授，便是例子。這就和一些白人種族歧視者日常、在沒有直接衝突或利益受損的時候，亦習慣以「黑鬼」（nigger）稱呼任何一位非裔血統人士相似。那已經是一種心態，一種恆常存在而不須引信的潛在攻擊性。
所以，平機會若要研究，「英國狗」和「西奴」這兩個詞反而應該是更重要的研究對象。不過，平機會只能避開政治，研究指人家是「狗」或「奴」算不算是族群歧視，因為它執行的條例裏，政治歧視並不受禁制（那是特區政府公然提倡和實施「親疏有別」時的護身符。在大陸，政治歧視和迫害是中共立國至今的常態，是共產黨員本性、理直氣壯的東西；所以，平機會不禁止政治歧視，有其「大中華」原因結）。
還要審查的，是「支那」。如果這個歷史名詞過不了關而須回歸歷史，則「小日本」、「倭寇」、「共匪」、「強國人」這些生動活潑的叫法也要一併消失，香港話就會變得愈來愈政治正確。
此Mao不同彼Mao
冰火兩重天，香港「熱」，寒冷的地方卻有好戲。俄羅斯索契冬奧經過兩周的較量，昨天圓滿閉幕。獎牌三甲分別由三個圍繞北極圈的國家奪得，即東道主俄羅斯、小國挪威、加拿大；後者以金牌多一塊、銀牌多三塊稍勝美國。然美國水準未失，隊員Meryl Davis和Charlie White還在冰舞以200.19分掄元，史無前例拋離亞軍三十點，技術精湛不可思議，大家可在網上欣賞到他們的整個演出，最後那段慢鏡尤其有勁（www.youtube.com/watch?v=4R9KH2o4K94）。生活在亞熱帶的人，少能理解冰天雪地的北國裏怎可有人在零下的苦寒裏玩得那麼精彩狂熱。
冰雪是筆者所愛，因為年輕的時候不少日子在雪地裏過，早喜歡上那冰晶玉潔的白色世界；因此，這幾年有機會再在北地生活，舊夢重溫，寫意不過。這裏是本州北部的秋田縣，西臨日本海，冬天的風從那邊吹過來，下雪特別多，常常超過北海道，氣溫卻不太冷，絕少低於零下十度，最宜踏雪尋莓（梅花這裏倒不多見）。一有空，筆者就披一件連帽大衣，穿上「大腳八」，拿一雙雪仗，到那幾千畝與學校接壤的實驗林地裏溜達。平常天冷，在戶外的時間短，如無必要都是匆匆行進室內，雪景難得細心欣賞，但如果裝備好，出門踏在那雪堆得厚厚的地上緩行，不消兩分鐘就覺得和暖，一刻鐘就微微出汗，一出去就是幾小時。你為那莓，會在積雪的密林裏愈行愈遠；另一端冰原上的靜與美，更會把你留着。
除了踏雪，其他各種冬季玩意如滑雪、溜冰，筆者都沒本領，因為年輕時有年輕時的事忙，竟不曾學，但這裏很多日本人都會，而且特別瘋溜冰，索契的新聞，同事之間，琅琅上口。不過，日本隊這一屆有點青黃不接，表現不佳，連中國也比不上，只爭得一面金牌，所以日本人這會兒很失落。筆者的「女冰神」、花式滑冰好手淺田真央（Mao Asada）今年退休（快24歲），索契賽事中雖然在主項突破了自己的極限，演出全場最佳，但因之前失分過多，終於不敵韓國的金妍兒和其他更年輕的好手，誠憾事也。早前全盛之際，淺田風靡整個溜冰界，到今天還是日本人的寵兒，她的表演真如行雲流水，只能用一個美字形容。大家有興趣，可上網收看這個配了羅密歐與朱麗葉音樂的段子（www.youtube.com/watch?v=U_RpDm1_iNg）。
WhatsApp 與美國的「1%」
WhatsApp 以190億美元賣盤給FB，其五十五位僱員持份者每人分得天量現金與FB股份，馬上升呢億萬富豪，晉身那邪惡的「1%」階級。這批新貴，平均每人分得 3.5億美元（約合港幣27億元），是去年全美人均淨財富51000美元的6862倍。然而這只是那五十五人的平均；事實上，美國就是美國，別幻想這個本 是「僱員擁有」的苗頭公司是個平頭平等公司。
我們來算算。兩位創辦人Jan Koum（真金？）和Brian（白銀？）Acton，賣盤時持公司的60%股權，其餘15%為風險投資公司Sequoia Capital所有，剩下的25%股權，才屬於其餘持份僱員。Forbes估計，第一創辦人Koum佔的股權為45%，賣盤後的個人稅後收益達68億美 元，比起一眾小股東每人分得1%不到的零頭，高約一百倍【註2】。據此，筆者粗略計算了一下，發覺WhatsApp公司內部財富分布的堅尼系數高達 0.97，接近1的理論極限，真是不平等啊。然而，加州矽谷像這樣的公司多的是。
看到這種狀況，我們可以結論出，美國及美國所代表的資本主 義愈來愈不平等了。如果用堅尼系數這類靜態尺度來量度，這個結論是必然的，但筆者在本月6日《美國還是「機會之邦」嗎？》一文中指出，經濟學家用各種不同 的社會階層代際上行流動性定義來量度美國社會的「公平」程度，知道過去四五十年來美國在這方面表現其實十分平穩。這一對矛盾的看法，突顯在 WhatsApp的成功故事後面。
Koum於1992年才和母親從蘇聯解體後的烏克蘭移民到美國，一窮二白，曾經拿過聯邦政府的食物券維持 生活；後來，憑着自己的努力，上過幾年大學，十五年之後有了點積蓄，與雅虎的舊上司Acton一起創辦WhatsApp，終於一鳴驚人。像他那樣的成功， 本身就是美式資本主義社會階層上行流動性的典型例子，卻同時令社會的堅尼系數增加。有什麼問題呢？
他的個人努力，替美國社會、替全世界帶來 極大的好處。在手機上裝一個WhatsApp軟件，你的語音文圖檔便都可以即時跨機種平台按你的朋友的手機號碼發放到他們手上，比用電郵地址快捷直接得 多。五年來，WhatsApp用戶已達4.5億個，並以每天一百萬個的速度增加，所發放的信息，已經增加到每天360億條。因WhatsApp而衍生的經 濟機會，更是數之不盡。用戶軟件免費下載，頭一年使用也免費，以後每年收99美仙，還不會有廣告打擾你。公平不公平呢？
有人會說，Koum 是少數人中的少數。誠然，人的能力有高有低，冒風險的意欲不相同，際遇也不一樣，成就也就有分別。一個開放的社會，大大小小的機會都擺在那裏，就看個人去 不去爭取。在公司裏，你努力，總能晉級；在大學裏，你做好研究教好學，便可以建立學術地位；不一定要像Koum那樣做大事發大財【註3】。筆者在美國工作 生活十多二十年（包括在最南方六年），觀察體會，大體上如此。你上進，有人會樂意幫助你，善心之外，還因為那樣對他們自己也有好處。
如果 Koum當年沒有隨母親移民融入美國社會而留在烏克蘭，今天可能還是一個在基輔街頭未看得見出路的示威者，是哪一派也很難說。Koum如此，谷歌的創辦人 Sergey Brin、一位移民美國的俄羅斯人，成功故事也一樣。社會階層上行流動性，有時還是跨國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就是因為美國有那個可惡的「1%」，才有那樣 旺盛的社會流動性，提供機會給全世界。
《氣短集》之二十九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請注意筆者這裏說的是「無償侵害」。陸客過度佔用公共空間，廣東道的零售店僱員上班下班和中午到外面吃中飯因此也有困難，但他們有工作機會，部分乃得益於陸客，所以是「有償受害者」。至於零售店老闆，通常「不在地」，當然不是受害者。
【註2】見Forbes19日的精彩獨家報道：www.forbes.com/sites/parmyolson/ ... ew-19-billion-baby/。
【註3】最新事例：美國國家科學院剛於20日任命華裔科學家曹文凱（Victor Dzau）為國家醫學院（Institute of Medicine）院長，任期六年。曹1946年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曾在哈佛大學、杜克大學任教，專長心血管和分子醫學研究。消息見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5/8502554.shtml。
2014年2月24日
《信報》氣短集：獨立評論人協會剛於周六宣布成立，筆者致以衷心祝賀。協會提出的宗旨和焦慮，與筆者完全一致。筆者沒有參加協會，只因平素喜歡獨來獨往，在此方面乃哲人盧梭的忠實信徒。當然，朋友出事了會聲援，自己出事了也希望別人打救；在彼方面則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真正的原因，也可能是筆者常常言不及義不講政治。像今天這篇《氣短集》，三段有兩段與政治無關；末段講錢，中段講的Mao神，還是一個日本美少女。
「蝗蟲」、「英國狗」、「西奴」
一些港人以「蝗蟲」一詞稱呼蜂擁而至的大陸來港購物者，這是否構成法定意義上的「歧視」，平機會認為應該研究，筆者給一些意見。
「蝗蟲」一詞有特定的攻擊對象，但此對象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種族、族群。它不泛指「大陸人」，它無疑不包括大陸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甚至也不包含大陸漢族中的大多數。考慮其意象和使用的語境，「蝗蟲」僅指集中在香港購物區出現的、購大量零售物品和服務的大陸籍旅客和水貨客。引申的話，也可以包括大陸人當中，不在香港現身但有條件和意願即將成為來港旅客或水貨客者。這種僅僅包括進行某一種活動或選取了某一種謀生職業的人的集，不構成一個「種族」或「族群」。
一個與「蝗蟲」同類的詞是「華爾街大鱷」或英文裏的「Wall Street Crooks」。大鱷和蝗蟲都是指很惡毒、對人類很有威脅的生物，用來指人，都帶有貶義，在示威者口中，更帶有攻擊性。任何這種詞，無可避免都是漫畫化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故被攻擊者會感到不平；OWS運動中，那些「華爾街大鱷」會感到憤憤不平，認為如果沒有他們，整個世界的金融活動就會戛然而止，環球經濟必也馬上癱瘓。這和大陸官媒和陸客異口同聲說的：「沒有我們，香港完蛋」，是同一個道理。
由於「蝗蟲」只是攻擊大陸客的某種有損本地人生活福祉的行為，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這些大陸人以後不來了，或者偶爾來了但都守規矩、逛街購物有常人一樣的分寸兼不擺什麼架子，那麼，示威者及其口中的「蝗蟲」，都會平和地退出大眾視野。因此，筆者認為「蝗蟲」一詞，縱和很多攻擊詞一樣不文明，卻並不帶歧視性。我們現在見到的，只不過是一個群體，在其利益客觀上受到無償侵害而政府不僅無動於衷、反而偏袒侵害者甚至反唇相譏（「未富先驕」）的情況下，以「蝗蟲」一詞表達憤懣而已。以這個詞罵人，攻擊性還遠未如以粗口「問候」對方或其家人【註1】。
大家或可拿「蝗蟲」一詞與更早出現的兩個攻擊詞作一比較：「英國狗」、「西奴」。
一個分別是，「蝗蟲」一詞本身不帶政治性，只涉公共資源或經濟利益的矛盾。可以想像，一個政治上完全中立的香港人，也可對着大陸客開腔罵「蝗蟲」。事實上，筆者估計，「驅蝗」的支持者當中，有不少本來這樣政治上中立的港人。
與此相比，「英國狗」和「西奴」這兩個近來也在香港常用的攻擊詞，則明顯帶有政治性，通常都是一種有某些意識形態（「愛國」）的群體成員，用來攻擊一些有某種不同政治價值觀念的群體及其成員的。後者不必作出任何直接損及前者個人或集體利益的行為，也會遭受前者用這兩個詞作的攻擊。使用這兩個詞的人，不必是某次衝突的參與者；作為平和的旁觀者，已經可以用得上這兩個詞——眾「維園阿伯」和某北大教授，便是例子。這就和一些白人種族歧視者日常、在沒有直接衝突或利益受損的時候，亦習慣以「黑鬼」（nigger）稱呼任何一位非裔血統人士相似。那已經是一種心態，一種恆常存在而不須引信的潛在攻擊性。
所以，平機會若要研究，「英國狗」和「西奴」這兩個詞反而應該是更重要的研究對象。不過，平機會只能避開政治，研究指人家是「狗」或「奴」算不算是族群歧視，因為它執行的條例裏，政治歧視並不受禁制（那是特區政府公然提倡和實施「親疏有別」時的護身符。在大陸，政治歧視和迫害是中共立國至今的常態，是共產黨員本性、理直氣壯的東西；所以，平機會不禁止政治歧視，有其「大中華」原因結）。
還要審查的，是「支那」。如果這個歷史名詞過不了關而須回歸歷史，則「小日本」、「倭寇」、「共匪」、「強國人」這些生動活潑的叫法也要一併消失，香港話就會變得愈來愈政治正確。
此Mao不同彼Mao
冰火兩重天，香港「熱」，寒冷的地方卻有好戲。俄羅斯索契冬奧經過兩周的較量，昨天圓滿閉幕。獎牌三甲分別由三個圍繞北極圈的國家奪得，即東道主俄羅斯、小國挪威、加拿大；後者以金牌多一塊、銀牌多三塊稍勝美國。然美國水準未失，隊員Meryl Davis和Charlie White還在冰舞以200.19分掄元，史無前例拋離亞軍三十點，技術精湛不可思議，大家可在網上欣賞到他們的整個演出，最後那段慢鏡尤其有勁（www.youtube.com/watch?v=4R9KH2o4K94）。生活在亞熱帶的人，少能理解冰天雪地的北國裏怎可有人在零下的苦寒裏玩得那麼精彩狂熱。
冰雪是筆者所愛，因為年輕的時候不少日子在雪地裏過，早喜歡上那冰晶玉潔的白色世界；因此，這幾年有機會再在北地生活，舊夢重溫，寫意不過。這裏是本州北部的秋田縣，西臨日本海，冬天的風從那邊吹過來，下雪特別多，常常超過北海道，氣溫卻不太冷，絕少低於零下十度，最宜踏雪尋莓（梅花這裏倒不多見）。一有空，筆者就披一件連帽大衣，穿上「大腳八」，拿一雙雪仗，到那幾千畝與學校接壤的實驗林地裏溜達。平常天冷，在戶外的時間短，如無必要都是匆匆行進室內，雪景難得細心欣賞，但如果裝備好，出門踏在那雪堆得厚厚的地上緩行，不消兩分鐘就覺得和暖，一刻鐘就微微出汗，一出去就是幾小時。你為那莓，會在積雪的密林裏愈行愈遠；另一端冰原上的靜與美，更會把你留着。
除了踏雪，其他各種冬季玩意如滑雪、溜冰，筆者都沒本領，因為年輕時有年輕時的事忙，竟不曾學，但這裏很多日本人都會，而且特別瘋溜冰，索契的新聞，同事之間，琅琅上口。不過，日本隊這一屆有點青黃不接，表現不佳，連中國也比不上，只爭得一面金牌，所以日本人這會兒很失落。筆者的「女冰神」、花式滑冰好手淺田真央（Mao Asada）今年退休（快24歲），索契賽事中雖然在主項突破了自己的極限，演出全場最佳，但因之前失分過多，終於不敵韓國的金妍兒和其他更年輕的好手，誠憾事也。早前全盛之際，淺田風靡整個溜冰界，到今天還是日本人的寵兒，她的表演真如行雲流水，只能用一個美字形容。大家有興趣，可上網收看這個配了羅密歐與朱麗葉音樂的段子（www.youtube.com/watch?v=U_RpDm1_iNg）。
WhatsApp 與美國的「1%」
WhatsApp 以190億美元賣盤給FB，其五十五位僱員持份者每人分得天量現金與FB股份，馬上升呢億萬富豪，晉身那邪惡的「1%」階級。這批新貴，平均每人分得 3.5億美元（約合港幣27億元），是去年全美人均淨財富51000美元的6862倍。然而這只是那五十五人的平均；事實上，美國就是美國，別幻想這個本 是「僱員擁有」的苗頭公司是個平頭平等公司。
我們來算算。兩位創辦人Jan Koum（真金？）和Brian（白銀？）Acton，賣盤時持公司的60%股權，其餘15%為風險投資公司Sequoia Capital所有，剩下的25%股權，才屬於其餘持份僱員。Forbes估計，第一創辦人Koum佔的股權為45%，賣盤後的個人稅後收益達68億美 元，比起一眾小股東每人分得1%不到的零頭，高約一百倍【註2】。據此，筆者粗略計算了一下，發覺WhatsApp公司內部財富分布的堅尼系數高達 0.97，接近1的理論極限，真是不平等啊。然而，加州矽谷像這樣的公司多的是。
看到這種狀況，我們可以結論出，美國及美國所代表的資本主 義愈來愈不平等了。如果用堅尼系數這類靜態尺度來量度，這個結論是必然的，但筆者在本月6日《美國還是「機會之邦」嗎？》一文中指出，經濟學家用各種不同 的社會階層代際上行流動性定義來量度美國社會的「公平」程度，知道過去四五十年來美國在這方面表現其實十分平穩。這一對矛盾的看法，突顯在 WhatsApp的成功故事後面。
Koum於1992年才和母親從蘇聯解體後的烏克蘭移民到美國，一窮二白，曾經拿過聯邦政府的食物券維持 生活；後來，憑着自己的努力，上過幾年大學，十五年之後有了點積蓄，與雅虎的舊上司Acton一起創辦WhatsApp，終於一鳴驚人。像他那樣的成功， 本身就是美式資本主義社會階層上行流動性的典型例子，卻同時令社會的堅尼系數增加。有什麼問題呢？
他的個人努力，替美國社會、替全世界帶來 極大的好處。在手機上裝一個WhatsApp軟件，你的語音文圖檔便都可以即時跨機種平台按你的朋友的手機號碼發放到他們手上，比用電郵地址快捷直接得 多。五年來，WhatsApp用戶已達4.5億個，並以每天一百萬個的速度增加，所發放的信息，已經增加到每天360億條。因WhatsApp而衍生的經 濟機會，更是數之不盡。用戶軟件免費下載，頭一年使用也免費，以後每年收99美仙，還不會有廣告打擾你。公平不公平呢？
有人會說，Koum 是少數人中的少數。誠然，人的能力有高有低，冒風險的意欲不相同，際遇也不一樣，成就也就有分別。一個開放的社會，大大小小的機會都擺在那裏，就看個人去 不去爭取。在公司裏，你努力，總能晉級；在大學裏，你做好研究教好學，便可以建立學術地位；不一定要像Koum那樣做大事發大財【註3】。筆者在美國工作 生活十多二十年（包括在最南方六年），觀察體會，大體上如此。你上進，有人會樂意幫助你，善心之外，還因為那樣對他們自己也有好處。
如果 Koum當年沒有隨母親移民融入美國社會而留在烏克蘭，今天可能還是一個在基輔街頭未看得見出路的示威者，是哪一派也很難說。Koum如此，谷歌的創辦人 Sergey Brin、一位移民美國的俄羅斯人，成功故事也一樣。社會階層上行流動性，有時還是跨國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就是因為美國有那個可惡的「1%」，才有那樣 旺盛的社會流動性，提供機會給全世界。
《氣短集》之二十九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請注意筆者這裏說的是「無償侵害」。陸客過度佔用公共空間，廣東道的零售店僱員上班下班和中午到外面吃中飯因此也有困難，但他們有工作機會，部分乃得益於陸客，所以是「有償受害者」。至於零售店老闆，通常「不在地」，當然不是受害者。
【註2】見Forbes19日的精彩獨家報道：www.forbes.com/sites/parmyolson/ ... ew-19-billion-baby/。
【註3】最新事例：美國國家科學院剛於20日任命華裔科學家曹文凱（Victor Dzau）為國家醫學院（Institute of Medicine）院長，任期六年。曹1946年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曾在哈佛大學、杜克大學任教，專長心血管和分子醫學研究。消息見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5/85025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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