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22-周思中：悼﹕吳昊的老花鏡，或香港的望遠鏡
周思中：悼﹕吳昊的老花鏡，或香港的望遠鏡
8:10 22/12/2013
吳昊的電影研究，筆者是早幾年與友人辦了一個蚊型電影回顧展，專放映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浪潮電影，才首次拜讀。
早幾年天星、皇后、菜園村等本土社會運動後，不少行動者都認為「認命順勢」、「醒目仔」等流行香港人特徵顯然已是窮巷，同時又後知後覺地發現，原來憤怒、介入、反建制等，曾幾何時是香港年輕人身上一組情調完全相反的特質。社運如是，新浪潮電影人如是。
新浪潮電影：困獸鬥
在2008年出版《孤城記》一篇文章〈一個電影無政府主義者的懺悔〉裏，吳昊便提到，1970年代末，他和一些具無政府思想的年輕電影人，當時對大片廠下的電影工業相當納悶；放大一點看，當時所謂的青少年犯罪問題，與其說是青少年個人問題，不如說是「成年人世界充滿超級暴力，青年人唯一生存機會就是以暴易暴」。
他以此為脈絡理解新浪潮電影其中一個關鍵主題：「困獸鬥」。（如《邊緣人》（章國明，1981）困在徙置大廈鐵閘、《凶榜》（余允抗，1981）困在前亂葬崗的新商業大廈等）他認為，新浪潮的無政府主義青春夢，就是拒絕進入社會這大機器被粉身碎骨。只是憤世敵不過麥理浩，在八十年代正面積極的公益少年、太陽計劃等青年議程之前，新浪潮倒顯得老氣橫秋了。
電影的社會功能和意義
吳昊對電影的興趣更在於類型電影的社會功能／意義。如他在《香港電影民俗學》（1993）一篇關於殭屍電影的文章就認為，1985年以《殭屍先生》開始的殭屍片熱，在電影史裏是本無具體源頭和參考，倒是隨之幾年為趕熱潮賺快錢，粗製濫造沒靈魂沒思想的複製品，不啻是香港電影「殭屍化」的寫照。又如，遠早於本地思想大師羅永生就《無間道》及回歸後「重新做人」的論述，在《亂世電影研究》（1999）裏，吳便分析了戰時香港各方情報活動與同時間諜片的關係。
吳昊的電影觀
吳昊值得學習的，大概不只是他那百科全書式治學態度，還有他介入現實的電影觀：電影創造現實的能力不下於反映現實。商業電影無法為觀眾提供走出現實的想象力或批判，難道不是社會愈趨保守反動的其中一個裝傻裝娛樂的元兇嗎？再以此對照近年由於CEPA所引發的辯論，關於香港電影到底已經死掉，還是一種新的主體性已然出現——吳昊的老花鏡，難道不同時就是一副望遠鏡嗎？
文 × 周思中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8:10 22/12/2013
吳昊的電影研究，筆者是早幾年與友人辦了一個蚊型電影回顧展，專放映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浪潮電影，才首次拜讀。
早幾年天星、皇后、菜園村等本土社會運動後，不少行動者都認為「認命順勢」、「醒目仔」等流行香港人特徵顯然已是窮巷，同時又後知後覺地發現，原來憤怒、介入、反建制等，曾幾何時是香港年輕人身上一組情調完全相反的特質。社運如是，新浪潮電影人如是。
新浪潮電影：困獸鬥
在2008年出版《孤城記》一篇文章〈一個電影無政府主義者的懺悔〉裏，吳昊便提到，1970年代末，他和一些具無政府思想的年輕電影人，當時對大片廠下的電影工業相當納悶；放大一點看，當時所謂的青少年犯罪問題，與其說是青少年個人問題，不如說是「成年人世界充滿超級暴力，青年人唯一生存機會就是以暴易暴」。
他以此為脈絡理解新浪潮電影其中一個關鍵主題：「困獸鬥」。（如《邊緣人》（章國明，1981）困在徙置大廈鐵閘、《凶榜》（余允抗，1981）困在前亂葬崗的新商業大廈等）他認為，新浪潮的無政府主義青春夢，就是拒絕進入社會這大機器被粉身碎骨。只是憤世敵不過麥理浩，在八十年代正面積極的公益少年、太陽計劃等青年議程之前，新浪潮倒顯得老氣橫秋了。
電影的社會功能和意義
吳昊對電影的興趣更在於類型電影的社會功能／意義。如他在《香港電影民俗學》（1993）一篇關於殭屍電影的文章就認為，1985年以《殭屍先生》開始的殭屍片熱，在電影史裏是本無具體源頭和參考，倒是隨之幾年為趕熱潮賺快錢，粗製濫造沒靈魂沒思想的複製品，不啻是香港電影「殭屍化」的寫照。又如，遠早於本地思想大師羅永生就《無間道》及回歸後「重新做人」的論述，在《亂世電影研究》（1999）裏，吳便分析了戰時香港各方情報活動與同時間諜片的關係。
吳昊的電影觀
吳昊值得學習的，大概不只是他那百科全書式治學態度，還有他介入現實的電影觀：電影創造現實的能力不下於反映現實。商業電影無法為觀眾提供走出現實的想象力或批判，難道不是社會愈趨保守反動的其中一個裝傻裝娛樂的元兇嗎？再以此對照近年由於CEPA所引發的辯論，關於香港電影到底已經死掉，還是一種新的主體性已然出現——吳昊的老花鏡，難道不同時就是一副望遠鏡嗎？
文 × 周思中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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