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24-呂大樂：特首述職規範化過程必須雙向
特首述職規範化過程必須雙向
信報
7:46 24/12/2013
特首上京述職，結果搞出一個新題目：中央政府對特區管治有何角色？
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有所期望和要求，這是應該的，把述職程序規範化，其實只是遲早問題；以為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能否有效管治不聞不問，實在有點不太現實。問題是，中央與特區應該是怎樣的一種關係？前者應以哪種方式和程度過問特區施政？這些題目過去未有認真想過，現在特區政府運作起來困難重重，特區管治自然成為北京的關注點，相關的操作問題也就隨之而起。
從香港的角度看，如何平衡特區乃國家一部分，同時又應該體現高度自治的意義，也是遲早須要面對和具體處理的事情。事實上，有沒有公開討論，中央也會對特首提出要求；反而香港也須認真看待這個課題，至少可以把事情放上公共議程，公開制訂將來的安排。
當年草擬《基本法》，未有在操作層面上細緻列明中央與特區政府的關係，這是反映了當時的思維——從北京角度看，重點在於體現主權，所以《基本法》第13條寫明，「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同時「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第14條），確定解放軍駐守香港的安排；至於香港，則嘗試在具體運作上維持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特色，於是《基本法》第14條的下半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
這裏相關的考慮有二：一、駐軍費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免得軍費成為中央變相向特區抽稅的手段）；二、國家層面的問題（如外交、國防）由中央直接管理，香港內部的事情（所以在第14條國防與治安清楚區分開來）則由特區政府自行處理。
當時港人對回歸缺乏信心，對北京有所顧忌，因此在一些九七後的具體安排上，只集中提防中央干預香港的財政，例如第106條訂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第113條則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外滙基金，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管理和支配，主要用於調節港元滙價」。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基於恐懼和缺乏信心，於是白紙黑字寫下中央與特區在財政上互不相干，後者完全獨立，反而在日後的行政管理方面未有周詳構思。
儘管如此，在精神上，《基本法》尊重香港作為「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第12條）；在意念上，於一國的框架裏，應實踐「港人治港」、「港事港辦」。當中所指，最表面的不會出現「京官治港」，而是由香港人管治香港；深層一點的，則是指香港社會有其特色，應順應市民的期望和她的文化，並由香港內部管治特區。
從這個角度考慮，特首上京述職及把這個程序逐步規範化，既是中央與特區政府的事情，也是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的事情。
正如前述，中央政府有所要求，實屬合情合理。重要的是，特首亦須明白，市民一樣對他有所期望，所以特首述職規範化的問題，並不單只是北京認為要交代落實《基本法》的狀況、要報告成績、要「找到不足」，而是香港市民方面，也很想知道特首向北京提交一份怎樣的報告，是否客觀分析目前香港的狀況？能否體現「港人治港」、「港事港辦」的精神？
簡單一句，特首述職規範化除了確立程序、提高管治質素之外，還要有一定的透明度。中央領導跟特首見面時的談話內容沒有必要公開，但特首提交的正式報告，起碼部分應該對外開放，能讓市民知道特首於總結當前形勢時，所用的是哪一種調子。
同時，從中央政府與香港社會的不同角度考慮特首述職規範化，是有必要的。我一再強調，基於香港特區是國家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強化特首問責，乃無可厚非；但特首既要照顧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同時一樣須要面向香港市民，這一點中央也是須要明白的。所以，這個規範化的過程應該是雙向的，若缺其一，只會帶來懷疑與猜測（例如覺得中央干預，偏離「港人治港」的原則），這對中央和特區政府均沒有好處。
呂大樂-新思維網絡
作者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信報
7:46 24/12/2013
特首上京述職，結果搞出一個新題目：中央政府對特區管治有何角色？
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有所期望和要求，這是應該的，把述職程序規範化，其實只是遲早問題；以為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能否有效管治不聞不問，實在有點不太現實。問題是，中央與特區應該是怎樣的一種關係？前者應以哪種方式和程度過問特區施政？這些題目過去未有認真想過，現在特區政府運作起來困難重重，特區管治自然成為北京的關注點，相關的操作問題也就隨之而起。
從香港的角度看，如何平衡特區乃國家一部分，同時又應該體現高度自治的意義，也是遲早須要面對和具體處理的事情。事實上，有沒有公開討論，中央也會對特首提出要求；反而香港也須認真看待這個課題，至少可以把事情放上公共議程，公開制訂將來的安排。
當年草擬《基本法》，未有在操作層面上細緻列明中央與特區政府的關係，這是反映了當時的思維——從北京角度看，重點在於體現主權，所以《基本法》第13條寫明，「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同時「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第14條），確定解放軍駐守香港的安排；至於香港，則嘗試在具體運作上維持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特色，於是《基本法》第14條的下半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
這裏相關的考慮有二：一、駐軍費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免得軍費成為中央變相向特區抽稅的手段）；二、國家層面的問題（如外交、國防）由中央直接管理，香港內部的事情（所以在第14條國防與治安清楚區分開來）則由特區政府自行處理。
當時港人對回歸缺乏信心，對北京有所顧忌，因此在一些九七後的具體安排上，只集中提防中央干預香港的財政，例如第106條訂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第113條則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外滙基金，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管理和支配，主要用於調節港元滙價」。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基於恐懼和缺乏信心，於是白紙黑字寫下中央與特區在財政上互不相干，後者完全獨立，反而在日後的行政管理方面未有周詳構思。
儘管如此，在精神上，《基本法》尊重香港作為「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第12條）；在意念上，於一國的框架裏，應實踐「港人治港」、「港事港辦」。當中所指，最表面的不會出現「京官治港」，而是由香港人管治香港；深層一點的，則是指香港社會有其特色，應順應市民的期望和她的文化，並由香港內部管治特區。
從這個角度考慮，特首上京述職及把這個程序逐步規範化，既是中央與特區政府的事情，也是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的事情。
正如前述，中央政府有所要求，實屬合情合理。重要的是，特首亦須明白，市民一樣對他有所期望，所以特首述職規範化的問題，並不單只是北京認為要交代落實《基本法》的狀況、要報告成績、要「找到不足」，而是香港市民方面，也很想知道特首向北京提交一份怎樣的報告，是否客觀分析目前香港的狀況？能否體現「港人治港」、「港事港辦」的精神？
簡單一句，特首述職規範化除了確立程序、提高管治質素之外，還要有一定的透明度。中央領導跟特首見面時的談話內容沒有必要公開，但特首提交的正式報告，起碼部分應該對外開放，能讓市民知道特首於總結當前形勢時，所用的是哪一種調子。
同時，從中央政府與香港社會的不同角度考慮特首述職規範化，是有必要的。我一再強調，基於香港特區是國家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強化特首問責，乃無可厚非；但特首既要照顧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同時一樣須要面向香港市民，這一點中央也是須要明白的。所以，這個規範化的過程應該是雙向的，若缺其一，只會帶來懷疑與猜測（例如覺得中央干預，偏離「港人治港」的原則），這對中央和特區政府均沒有好處。
呂大樂-新思維網絡
作者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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