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23-練乙錚：人民鳥籠國，鳥籠自由黨
練乙錚：人民鳥籠國，鳥籠自由黨
20:01 23/12/2013
信報
歷史先例告訴我們，比較完善的民主自由是資產階級首先帶動的，之後由於其他階級的爭取，資產階級民主自由逐步擴大成為跨階級的民主自由。反觀工農革命建立的政權，卻無一例外地走上專政——不是階級專政，而是少數幾個人通過控制革命政黨而逐步實行對整個社會的專政。大陸1949年的革命如是，五十年後今天的香港亦有同樣趨勢：爭取民主自由的力量不敵一黨專政，都因為資產階級缺席。不過，今年在香港，有可能出現轉機，儘管希望細若游絲。
一、困難在於滿清不死
七十年代後期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初，與鄧小平唱對台戲的，是「懂經濟」的保守元老陳雲。此公反對擴大市場經濟，主張把私有制關在以國企為主的公有制籠子裏，認為那樣保共產主義之體、接資本主義之用，國家就安全了、人民就幸福了。三十五年之後回望，陳雲的「鳥籠經濟」早已成為一段人們放在註腳裏的笑話。不過，筆者這次把它放在文章的第一段，乃是因為社會主義祖國依然盛產籠子，口號依然是「把××關在籠子裏」。
漫不經意會覺得那句裏頭××＝權力的話說得好，看清楚現實才發覺被關在籠子裏的，不像是上頭說的黨權官權，而是民權；而且，不是偷偷摸摸地關，而是「在陽光下進行」，就怕你不知道。背後的理論，與大清帝國時期維護滿清統治的張之洞說的，完全一樣：「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是民權之說，固敵人所願聞者矣」。滿清何曾滅亡過？
想想看，大陸還有其他林林總總的鳥籠：生育鳥籠、戶口鳥籠、上訪鳥籠、工會鳥籠、作家鳥籠、記者鳥籠、網絡鳥籠……。中華人民，至今活在鳥籠國裏，好比冷戰時代稱的鐵幕、竹幕。然而，港人就是在這種與帝制相通的鳥籠國情底下爭取民主權利的，而此間一些大大小小的現代張之洞，更替今天的民主運動添上一點百年前興中會、同盟會的味和色。
對北京而言，八九年六四前後制訂的《基本法》是當時一個迫不得已的權宜，裏面的「民主條款」是國內外形勢迫出來的，並非鄧小平等人自願，因此到了要兌現承諾的時候，只可能陽奉陰違。形式上，某些方面要多給一點民主權利嗎？實質上，就有需要在另外的方面減少一些。例如：要全民投票選特首？好，不過要有新的提名限制，不在「字裏行間」，就在「立法原意」裏，無法「不言而喻」，就以「釋法」增加規規條條，總之就是要抵消一人一票所可能帶來的實質民主。的確，無端端為什麼要給你多一點權利呢？難道就為了滿足那區區一紙條文上寫着的東西？
右手給你的，左手要拿回。鳥籠之內，管治的實質、專制的總量不能變。這是北京早已替2047年前的香港定下的「專制總量守恆定律」。
這個定律能否一舉突破，要看資本家。
二、自由黨面對的歷史選擇
英港殖民政權穩定，一靠資本家整體團結，二靠中產階級支持。梁政權因為是「愛國愛港」的「紅底」政權，中產階級與之格格不入，乃意料中事，最終於學生家長反國教一役表露無遺。這個政府又因為是在政經板塊惡鬥中僥倖上台的，加上自身幫派色彩濃厚而無法於取得政權之後與另外更大的板塊言和整合，致令本地資產階級嚴重分裂，彼此勢成水火，最近乃在梁氏會同一眾局長杯葛自由黨二十周年「豪門宴」一事上與唐營商家要人取態大異其趣而大白於天下。梁政權於是失掉英港殖民政權享有的兩個穩定因素。可以說，如果不是阿爺要面子，死馬還當活馬醫、硬撐梁振英苟延殘喘的話，梁政權已經覆亡。
梁振英既與自由黨劃清界線，後者自須另謀出路。所謂出路，包括政治方面的，以及該黨商界支持者在做生意方面的。梁氏在電視發牌事上暴露出的那種心狠手辣與小氣，今後必然表現為擴大打擊商界政敵、分清敵我，即對唐板塊絕對不會客氣，卻會對「自己人」大開方便之門。與此同時，鷸蚌相爭而漁人得利，陸企只須站兩者中間，便可扮演造王者角色（近日中移動的一舉一動值得留意）。這個局面，不僅對香港整體十分不利，對本地商界大小資本家而言，最終也是不利的。
面對這個形勢，政治上，自由黨有兩個選擇。其一是以老方法與梁政權博弈，也就是說，用其背後的力場優勢，挾財力與北京某些派系的政治經濟資源打翻身仗，最後拖垮梁振英，樹倒猢猻散之後，全面接收特區權力。不過，這個策略，就算最後成功了，也不過是把香港政治還原到梁上台之前的那種格局，對消弭本地政治紛爭建立善治沒有絲毫幫助。
其二是大手筆主導改變二十年來的本地政治格局，建立並努力游說北京接受一個香港的「自由民主連線」。在這個廣泛的連線裏，「自由」指自由黨及一切商界與專業人士當中的傳統非泛民但對梁沒有好感的力量；「民主」指各派泛民、各種泛民平台乃至一些比較支持普選的建制內部政治人如曾鈺成等。其政治、政改綱領應該是「在能夠避免激烈社會抗爭的前提下，盡量支持『真普聯』的普選特首選舉方案，以及一個實質上沒有功能組別的立會選舉方案」。
由於梁氏倒行逆施，短短一年多以來便在商界結了不少仇家，最明顯例子當然是王維基；後者有聲勢兼有民意支持，現在還有了新的廣播平台（並決定開設24小時新聞頻道），若成為連線支持者，能發揮的助力未可限量。
不過，這個連線的任務不應在於「反梁」。自由黨及其支持者建立這一連線，更大的任務應該是在香港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設一個以民主政體為骨架的自由經濟。這樣的政體之下的自由經濟，與香港一直以來的殖民地自由經濟，兩者之間應有重要分別—— 即未來在維持甚或進一步增進市場特別是勞務市場運作自由的同時，民主政府以較大幅度增加簡單的企業稅，用以支持社會資源再分配，減少貧富懸殊。
如此走向自由民主，北京寸光鼠目之輩肯定不會同意。那麼，自由黨就必須理性地考慮作出「合法的公民抗命」：不必顧慮上頭反對，做了正確的事再用成績作解釋。西方的商學院把這種先斬後奏的行事方式戲稱「耶穌會原則」——跪着求寬恕比站着求許可有效得多。
當然，那樣做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對許多年來習慣了跪着求許可的本地資本家而言，那也許是一種比性無能更難克服的心理障礙。
氣短集．之二十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20:01 23/12/2013
信報
歷史先例告訴我們，比較完善的民主自由是資產階級首先帶動的，之後由於其他階級的爭取，資產階級民主自由逐步擴大成為跨階級的民主自由。反觀工農革命建立的政權，卻無一例外地走上專政——不是階級專政，而是少數幾個人通過控制革命政黨而逐步實行對整個社會的專政。大陸1949年的革命如是，五十年後今天的香港亦有同樣趨勢：爭取民主自由的力量不敵一黨專政，都因為資產階級缺席。不過，今年在香港，有可能出現轉機，儘管希望細若游絲。
一、困難在於滿清不死
七十年代後期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初，與鄧小平唱對台戲的，是「懂經濟」的保守元老陳雲。此公反對擴大市場經濟，主張把私有制關在以國企為主的公有制籠子裏，認為那樣保共產主義之體、接資本主義之用，國家就安全了、人民就幸福了。三十五年之後回望，陳雲的「鳥籠經濟」早已成為一段人們放在註腳裏的笑話。不過，筆者這次把它放在文章的第一段，乃是因為社會主義祖國依然盛產籠子，口號依然是「把××關在籠子裏」。
漫不經意會覺得那句裏頭××＝權力的話說得好，看清楚現實才發覺被關在籠子裏的，不像是上頭說的黨權官權，而是民權；而且，不是偷偷摸摸地關，而是「在陽光下進行」，就怕你不知道。背後的理論，與大清帝國時期維護滿清統治的張之洞說的，完全一樣：「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是民權之說，固敵人所願聞者矣」。滿清何曾滅亡過？
想想看，大陸還有其他林林總總的鳥籠：生育鳥籠、戶口鳥籠、上訪鳥籠、工會鳥籠、作家鳥籠、記者鳥籠、網絡鳥籠……。中華人民，至今活在鳥籠國裏，好比冷戰時代稱的鐵幕、竹幕。然而，港人就是在這種與帝制相通的鳥籠國情底下爭取民主權利的，而此間一些大大小小的現代張之洞，更替今天的民主運動添上一點百年前興中會、同盟會的味和色。
對北京而言，八九年六四前後制訂的《基本法》是當時一個迫不得已的權宜，裏面的「民主條款」是國內外形勢迫出來的，並非鄧小平等人自願，因此到了要兌現承諾的時候，只可能陽奉陰違。形式上，某些方面要多給一點民主權利嗎？實質上，就有需要在另外的方面減少一些。例如：要全民投票選特首？好，不過要有新的提名限制，不在「字裏行間」，就在「立法原意」裏，無法「不言而喻」，就以「釋法」增加規規條條，總之就是要抵消一人一票所可能帶來的實質民主。的確，無端端為什麼要給你多一點權利呢？難道就為了滿足那區區一紙條文上寫着的東西？
右手給你的，左手要拿回。鳥籠之內，管治的實質、專制的總量不能變。這是北京早已替2047年前的香港定下的「專制總量守恆定律」。
這個定律能否一舉突破，要看資本家。
二、自由黨面對的歷史選擇
英港殖民政權穩定，一靠資本家整體團結，二靠中產階級支持。梁政權因為是「愛國愛港」的「紅底」政權，中產階級與之格格不入，乃意料中事，最終於學生家長反國教一役表露無遺。這個政府又因為是在政經板塊惡鬥中僥倖上台的，加上自身幫派色彩濃厚而無法於取得政權之後與另外更大的板塊言和整合，致令本地資產階級嚴重分裂，彼此勢成水火，最近乃在梁氏會同一眾局長杯葛自由黨二十周年「豪門宴」一事上與唐營商家要人取態大異其趣而大白於天下。梁政權於是失掉英港殖民政權享有的兩個穩定因素。可以說，如果不是阿爺要面子，死馬還當活馬醫、硬撐梁振英苟延殘喘的話，梁政權已經覆亡。
梁振英既與自由黨劃清界線，後者自須另謀出路。所謂出路，包括政治方面的，以及該黨商界支持者在做生意方面的。梁氏在電視發牌事上暴露出的那種心狠手辣與小氣，今後必然表現為擴大打擊商界政敵、分清敵我，即對唐板塊絕對不會客氣，卻會對「自己人」大開方便之門。與此同時，鷸蚌相爭而漁人得利，陸企只須站兩者中間，便可扮演造王者角色（近日中移動的一舉一動值得留意）。這個局面，不僅對香港整體十分不利，對本地商界大小資本家而言，最終也是不利的。
面對這個形勢，政治上，自由黨有兩個選擇。其一是以老方法與梁政權博弈，也就是說，用其背後的力場優勢，挾財力與北京某些派系的政治經濟資源打翻身仗，最後拖垮梁振英，樹倒猢猻散之後，全面接收特區權力。不過，這個策略，就算最後成功了，也不過是把香港政治還原到梁上台之前的那種格局，對消弭本地政治紛爭建立善治沒有絲毫幫助。
其二是大手筆主導改變二十年來的本地政治格局，建立並努力游說北京接受一個香港的「自由民主連線」。在這個廣泛的連線裏，「自由」指自由黨及一切商界與專業人士當中的傳統非泛民但對梁沒有好感的力量；「民主」指各派泛民、各種泛民平台乃至一些比較支持普選的建制內部政治人如曾鈺成等。其政治、政改綱領應該是「在能夠避免激烈社會抗爭的前提下，盡量支持『真普聯』的普選特首選舉方案，以及一個實質上沒有功能組別的立會選舉方案」。
由於梁氏倒行逆施，短短一年多以來便在商界結了不少仇家，最明顯例子當然是王維基；後者有聲勢兼有民意支持，現在還有了新的廣播平台（並決定開設24小時新聞頻道），若成為連線支持者，能發揮的助力未可限量。
不過，這個連線的任務不應在於「反梁」。自由黨及其支持者建立這一連線，更大的任務應該是在香港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設一個以民主政體為骨架的自由經濟。這樣的政體之下的自由經濟，與香港一直以來的殖民地自由經濟，兩者之間應有重要分別—— 即未來在維持甚或進一步增進市場特別是勞務市場運作自由的同時，民主政府以較大幅度增加簡單的企業稅，用以支持社會資源再分配，減少貧富懸殊。
如此走向自由民主，北京寸光鼠目之輩肯定不會同意。那麼，自由黨就必須理性地考慮作出「合法的公民抗命」：不必顧慮上頭反對，做了正確的事再用成績作解釋。西方的商學院把這種先斬後奏的行事方式戲稱「耶穌會原則」——跪着求寬恕比站着求許可有效得多。
當然，那樣做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對許多年來習慣了跪着求許可的本地資本家而言，那也許是一種比性無能更難克服的心理障礙。
氣短集．之二十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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