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13-羅永生：誰害怕「逆權」韓流？
羅永生：誰害怕「逆權」韓流？
22:49 13/10/2017
電影《逆權司機》在韓國引起轟動，香港也口碑載道。在威權主義高懸港人頭上的氣氛下，《逆權司機》的確十分勵志。不過，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電影述及的「光州事件」其實十分陌生。因為那是發生在1980年的事，距今已有37年。
可是，當香港人熱議這段不是被遺忘掉就是曾經視而不見的亞洲歷史的時候，卻傳來在大陸這部名為《出租車司機》的電影被全面封殺的消息。不單電影院無法上映，連網上的評論、評分等也一一要刪除，甚至連「光州」、「出租車司機」等關鍵詞也被屏蔽掉，如臨大敵。原因很簡單，就是怕光州屠殺示威學生民眾的事件會讓人聯想起六四。
光州事件理應是好歷史教材
筆者記得，若干年前讀過一些華人左派理論家很熱烈地援引韓國的光州民主運動，視為一種甚具學習意義的民主運動樣板。因為比照起港、台地區的民主運動， 韓國民主運動所反對的是一個美國扶植的反共軍事獨裁體制，「光州事件」是其結果，因而更為進步。港、台民主運動要以韓國為榜樣，打破「反共親美」的框框才能避免「盲目反中」，這樣的民主運動才能真正有自己的主體性。
如果按照這套思路，「光州事件」理應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教材，去讓韓國人、香港人、台灣人及中國大陸人等亞洲人共同分享，以便批判那個奴役亞洲的冷戰體制及其不良的反共意識。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就更有需要去了解光州事件中的韓國兄弟，當年是如何在反共堡壘與敵人作英勇的鬥爭。
不過弔詭的是，今日韓國人通過這部電影反思過去，下一代認識他們過去幾十年為「韓流」消費主義所遮抹掉的歷史傷痕，卻料不到在中國大陸此片卻在被禁之列，儼如一株「大毒草」。在今日的中國，雖然封殺某人、某物已經變成家常便飯，多一部禁片可能真的只是小事一椿；不過，禁掉一部關於光州事件的電影，卻很象徵地說明今日中國的精神現象：那裏已經不存在海外左派以為中共還會守護的信念、理想或意識形態系統，下封殺令的人又怎會區分什麼「反共親美」還是「反美親共」？
歷史的倒錯和弔詭在於：當年示威民眾是被全斗煥視為共產分子而「殺無赦」，但今日急於要禁絕這套暴露昔日反共屠夫惡行的電影的，卻是仍由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相反地，我們這些被劃分為受冷戰反共文化所「殖民化」的香港人，卻在為這些韓國當年的嫌疑「共匪」灑下同情之淚。是中共成為了全斗煥的知音人？還是全斗煥這類人的幽靈已經附體於中共身上？
事實上，中共日益變成他們以前反對過的東西已經不是秘密。就例如今天去說「共產黨已經走向國民黨化」其實也不用勞煩批判驗證，因為他們不單止直認不諱，而且引以自豪。就舉一個例子：曾經擔任過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的郝鐵川，他目前當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長，早前就為中國「依法治國」的狀態發表過偉論，認為中共今天是承繼着孫中山在上世紀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中的「訓政」階段，實行的是「新訓政」。
孫中山當年號召討伐袁世凱，以幫會形式建立中華革命黨，實行嚴格黨章、黨紀，要求黨員絕對服從，甚至須捺手印向他個人立誓效忠。而按孫中山在1914年《中華革命黨總章》中所寫，「訓政」的特色是「以黨治國」、「以黨訓政」、「主義治國」、「以黨治軍」等等。「訓政」的目的是訓導人民學會行使民權，實行地方自治，原定6年之內完成。但正如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原初只是說一個過渡期，但後來卻成為千秋萬世，「訓政階段」的命運也是如此。
北伐戰爭被視為「軍政時期」，戰後蔣介石一直以「訓政」之名緊抓政權，主要目標變成剿共，不斷延擱實現中華民國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利。昔日的共產黨痛斥蔣介石的「訓政」論「暴露了國民黨反動派一黨專政的醜惡嘴臉」，可今日為共產黨服務的人卻直認他們幹的是同一勾當。
事實上，孫中山、蔣介石等人以國家發展的階段需要來為獨裁辯護，想法並不獨創，也不絕有後繼人。韓國的朴正熙就曾在其1963年發表的《我與國家和革命》一書闡述類似的政治觀點。他認為在傳統文化勢力強大、經濟落後、工業生產水平低的韓國推行民主政治，並不合適；民主憲政只能被腐敗的政客所利用，所以要實行專制來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他打擊學生運動、頒布戒嚴令，後更推行所謂「維新體制」，大權獨攬。朴正熙的親信全斗煥思想也如出一轍，光州街頭那些「共產分子」就是因此而是「該殺」的。中國的共產黨當然深明此道，因為他們都是基於同樣理由死於蔣介石手下；區別只是他們今天反過來向那些夠膽說不的人喊：該殺！
翻牆犯禁喚起良知
不過，《出租車司機》雖然被禁，但是部分大陸網民卻並不就此打住。另一部探討光州屠殺傷痕的韓國電影《挖掘機》又成熱話。這部獨立電影不以悲壯動情為目的，反而透過一個受不了良知責備的士兵，不斷重訪他昔日的同袍，追問他們為何當日被派去執行屠殺的任務。他也見證了這些同時是加害者，亦是被害者的前軍人的精神和生活是如何扭曲和痛苦。
在猶如思想廢墟的中國，打破殖民冷戰分割的不再靠任何自號左派的大論述，反而透過「翻牆」犯禁，議論韓國人拍出的這批「反威權」電影，喚起良知的醒悟與感召，自發地參與重構屬於逆權抗爭民眾的亞洲新文化。
羅永生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22:49 13/10/2017
電影《逆權司機》在韓國引起轟動，香港也口碑載道。在威權主義高懸港人頭上的氣氛下，《逆權司機》的確十分勵志。不過，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電影述及的「光州事件」其實十分陌生。因為那是發生在1980年的事，距今已有37年。
可是，當香港人熱議這段不是被遺忘掉就是曾經視而不見的亞洲歷史的時候，卻傳來在大陸這部名為《出租車司機》的電影被全面封殺的消息。不單電影院無法上映，連網上的評論、評分等也一一要刪除，甚至連「光州」、「出租車司機」等關鍵詞也被屏蔽掉，如臨大敵。原因很簡單，就是怕光州屠殺示威學生民眾的事件會讓人聯想起六四。
光州事件理應是好歷史教材
筆者記得，若干年前讀過一些華人左派理論家很熱烈地援引韓國的光州民主運動，視為一種甚具學習意義的民主運動樣板。因為比照起港、台地區的民主運動， 韓國民主運動所反對的是一個美國扶植的反共軍事獨裁體制，「光州事件」是其結果，因而更為進步。港、台民主運動要以韓國為榜樣，打破「反共親美」的框框才能避免「盲目反中」，這樣的民主運動才能真正有自己的主體性。
如果按照這套思路，「光州事件」理應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教材，去讓韓國人、香港人、台灣人及中國大陸人等亞洲人共同分享，以便批判那個奴役亞洲的冷戰體制及其不良的反共意識。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就更有需要去了解光州事件中的韓國兄弟，當年是如何在反共堡壘與敵人作英勇的鬥爭。
不過弔詭的是，今日韓國人通過這部電影反思過去，下一代認識他們過去幾十年為「韓流」消費主義所遮抹掉的歷史傷痕，卻料不到在中國大陸此片卻在被禁之列，儼如一株「大毒草」。在今日的中國，雖然封殺某人、某物已經變成家常便飯，多一部禁片可能真的只是小事一椿；不過，禁掉一部關於光州事件的電影，卻很象徵地說明今日中國的精神現象：那裏已經不存在海外左派以為中共還會守護的信念、理想或意識形態系統，下封殺令的人又怎會區分什麼「反共親美」還是「反美親共」？
歷史的倒錯和弔詭在於：當年示威民眾是被全斗煥視為共產分子而「殺無赦」，但今日急於要禁絕這套暴露昔日反共屠夫惡行的電影的，卻是仍由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相反地，我們這些被劃分為受冷戰反共文化所「殖民化」的香港人，卻在為這些韓國當年的嫌疑「共匪」灑下同情之淚。是中共成為了全斗煥的知音人？還是全斗煥這類人的幽靈已經附體於中共身上？
事實上，中共日益變成他們以前反對過的東西已經不是秘密。就例如今天去說「共產黨已經走向國民黨化」其實也不用勞煩批判驗證，因為他們不單止直認不諱，而且引以自豪。就舉一個例子：曾經擔任過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的郝鐵川，他目前當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長，早前就為中國「依法治國」的狀態發表過偉論，認為中共今天是承繼着孫中山在上世紀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中的「訓政」階段，實行的是「新訓政」。
孫中山當年號召討伐袁世凱，以幫會形式建立中華革命黨，實行嚴格黨章、黨紀，要求黨員絕對服從，甚至須捺手印向他個人立誓效忠。而按孫中山在1914年《中華革命黨總章》中所寫，「訓政」的特色是「以黨治國」、「以黨訓政」、「主義治國」、「以黨治軍」等等。「訓政」的目的是訓導人民學會行使民權，實行地方自治，原定6年之內完成。但正如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原初只是說一個過渡期，但後來卻成為千秋萬世，「訓政階段」的命運也是如此。
北伐戰爭被視為「軍政時期」，戰後蔣介石一直以「訓政」之名緊抓政權，主要目標變成剿共，不斷延擱實現中華民國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利。昔日的共產黨痛斥蔣介石的「訓政」論「暴露了國民黨反動派一黨專政的醜惡嘴臉」，可今日為共產黨服務的人卻直認他們幹的是同一勾當。
事實上，孫中山、蔣介石等人以國家發展的階段需要來為獨裁辯護，想法並不獨創，也不絕有後繼人。韓國的朴正熙就曾在其1963年發表的《我與國家和革命》一書闡述類似的政治觀點。他認為在傳統文化勢力強大、經濟落後、工業生產水平低的韓國推行民主政治，並不合適；民主憲政只能被腐敗的政客所利用，所以要實行專制來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他打擊學生運動、頒布戒嚴令，後更推行所謂「維新體制」，大權獨攬。朴正熙的親信全斗煥思想也如出一轍，光州街頭那些「共產分子」就是因此而是「該殺」的。中國的共產黨當然深明此道，因為他們都是基於同樣理由死於蔣介石手下；區別只是他們今天反過來向那些夠膽說不的人喊：該殺！
翻牆犯禁喚起良知
不過，《出租車司機》雖然被禁，但是部分大陸網民卻並不就此打住。另一部探討光州屠殺傷痕的韓國電影《挖掘機》又成熱話。這部獨立電影不以悲壯動情為目的，反而透過一個受不了良知責備的士兵，不斷重訪他昔日的同袍，追問他們為何當日被派去執行屠殺的任務。他也見證了這些同時是加害者，亦是被害者的前軍人的精神和生活是如何扭曲和痛苦。
在猶如思想廢墟的中國，打破殖民冷戰分割的不再靠任何自號左派的大論述，反而透過「翻牆」犯禁，議論韓國人拍出的這批「反威權」電影，喚起良知的醒悟與感召，自發地參與重構屬於逆權抗爭民眾的亞洲新文化。
羅永生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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