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9-未來城市：照搬西方那套未必行，香港城市研究不健康
未來城市：照搬西方那套未必行，香港城市研究不健康
12:54 29/10/2017
圖5之1 -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成員鄧永成(右)和葉鈞頌(左)。（圖//梁仲禮）
【明報專訊】「城市」也許是近年香港的關鍵字。
當體制上的改革分毫不進，有人選擇回到社區深耕，落手落腳試行各項城市實驗；也有人選擇負笈海外，研修城市研究，比如正在服刑的周永康，去年便到倫敦修讀城市設計及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但如果你說城市研究真正流行，應該是七十年代。」浸大地理系教授、香港批判地理學會鄧永成如是說。「當時很多地理系出身的人，大半走了去讀城市研究，反發展商，甚至不去學車，因為汽車會影響城市，令城市產生問題，那時我們很多同學便是這樣；所以我奇怪，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讀，可能覺得城市很有問題。」然而西方社會針對城市提出的思考，早早在一個世紀前已經出現。
建築技術應對社會問題 「新城鎮運動」 花園城市
隨工業革命，資本本主義盛行，大量人口湧到城市居住和工作，伴隨「城市化」而來的污染、罪案、貧富差距等種種問題，像後來五十年代倫敦半空那一道厚重的霧霾，覆蓋着整個歐洲大陸縈繞不去，竭力提醒着城市人，這種透支未來，換來眼前短暫浮華的生活模式，始終要付上代價。
「左翼或第三國際，有他們的論述，將問題歸咎於階級，逐漸發展出一種思潮。」知識分子有種責任，要提出想像，解決當前困局，「一，是繼續資本主義；二，是走向社會主義。」左左右右，舉棋不定之間，他們選擇了第三者，通過「技術」，改變城市環境，從而改善問題。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便出現所謂「新城鎮運動」（New Town Movement），其中以城市學家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園城市（Garden Cities）概念最廣為人熟悉，世界其他地方爭相仿效。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又有由法國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等人領軍的現代建築運動（Modern Movements in Architecture），主張以建築的手段去解決社會問題。
「開始發展出完全是技術面向的方向，反而像恩格斯（Engels），早在一八四○年代寫過關於曼徹斯特房屋問題，卻被人忽略。」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也是馬克思摯友的恩格斯，批評社會輿論將住宅問題歸咎於對住宅有需求的工人階級身上，更單純地以為增加供應就可以解決問題，卻無視資本家一方面要求大多數工人階級依賴城市內的工作機會過活，一方面卻繼續無情地以自己擁有業權的房產，向工人榨取最高的租金。
這種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邏輯延續近一個世紀，來到今天香港，掌握資本命脈的官商聯盟繼續以「增加供應」、「城市規劃」、「建築設計」等技術手段來解決問題，賣力向前人致敬。
「你可以這樣說，從個歷史脈絡來看，其實『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一點也不健康的」。
六十年代學生運動 鑽研空間理論
而改變的契機，在六十年代。
由美國校園用花兒折倒槍支的溫柔，到法國學生佔據大學颳起的一場五月風暴，左傾思潮在六十年代浩浩蕩蕩的全球學生運動中，帶動學生反思體制中的每一個角落，包括城市本身。
鄧永成說，當時法國社會學大賢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學生的革命思潮中看到一世紀前巴黎公社的影子，他不再同意傳統馬克思主義以「凡事階級」的主張切入城市。「於是和法國共產黨鬧翻，重新思考很多關於城市的問題」。例如他提出的空間理論，便為後世討論城市問題時引入了空間基礎，「所以那時的『老左』便很不喜歡，話你空間拜物教」。
共居 六十年代北歐已有
列斐伏爾寫下了著名的《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理論，同時，不同形式的城市實驗也在歐洲展開，例如今天常提起的共居，六十年代已經出現北歐。當然，主流應對城市的方法仍然以「技術」為主，但將城市問題重新扣連到社會及經濟結構上思考的風氣，都持續發揮影響。
「但香港是沒有的。」
香港未有思潮震盪 停留在技術層面
鄧永成說，香港的地理研究，在五十年代才遲遲起步︰「但在殖民地政府中卻扮演很重要角色，比如成立郊野公園，又比如當年暴動後，如何劃分選區，便是由其中一位地理學者，擔任這些角色」。香港的地理發展，沿襲六十年代前的西方功能主義，「最明顯的，便是中大那邊，把在美國學了quantitative技術帶回來，做land use survey，記錄現有的土地利用，但卻沒有告訴你為何會出現這種pattern」。
「我正在做一個對比研究，香港和西方的城市發展，西方的城市改革，除了有本來的左傾思潮外，也有不少是受文革影響，所以歐洲有很多毛派，講很多城市改革」。毛澤東思想（Maoism）輸出到歐洲大陸，七十年代的英國便有小規模的毛主義社區，過人民公社生活，集體分配工作，分享物資和作政治決定，同一套想像，在發源地卻失控變成惡名昭彰的十年浩劫，在香港，重新包裝成為反英抗暴的鬥爭，「香港剛好相反，為了打倒文革，所有有關馬克思、左的，根本不會有討論，大學沒有，坊間也沒有」。
香港人看城市問題
「如果西方發展是健康的話，我們的發展是完全不健康，因為扼殺了所有討論。」思考城市的方式沒有經歷過西方社會那種思潮震盪，香港人看城市問題，便停留在殖民政府強調的「理性」、「客觀」和「 專業」，「比如land supply，只技術性地去講要多幾多塊地，背後其實是公義問題」。
徒有虛名的城市改革概念
「但過去，我們專業主義下的規劃，有時又很喜歡仿照西城市改革，比如smart cities，像引進西方很先進的概念，但別人的底蘊，解決問題的意念，根本不是你放來這裏的用法。」批判地理學會另一成員葉鈞頌說。
除了智能城市，直接海外輸入的，還有士紳化的概念，「一方面本土沒有城市研究，照抄外國，另一方面，因為本土沒有城市研究，外國學者研究香港時，便用回自己的概念，比如好喜歡說香港有士紳化。」鄧永成說。
但香港的例子獨特，土地全部由政府擁有之下，舊區租金飈升的問題，到底牽涉外來資本消滅社區，還是由一個以重建換取建築地段的政體引伸出來的公義問題，便十分值得商榷；又例如不少人將天水圍的社區問題歸納於規劃失敗，彷彿技術上再聰明一點，悲劇便不會發生，卻忽略了天水圍的項目，是私人屋苑嘉湖山莊定點、規劃在前，公屋計劃在後，所以才有後來各條公共屋邨零散分佈於天水圍南剩餘各地，各自畫地為牢。新市鎮問題的根源，其實是香港自七十年代中開始建立的地產勢力，「香港人習慣即食麵，包括有很多議題要打，只好立即從西方拿取工具，卻沒有認真對待過城市研究。」必須要承認這點，很多事情才可以鬆綁，鄧永成說。「變相香港是不是應該要有成熟的工具去看我們的城市呢?」
文//梁仲禮
圖//梁仲禮、網上圖片
編輯//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12:54 29/10/2017
圖5之1 -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成員鄧永成(右)和葉鈞頌(左)。（圖//梁仲禮）
【明報專訊】「城市」也許是近年香港的關鍵字。
當體制上的改革分毫不進，有人選擇回到社區深耕，落手落腳試行各項城市實驗；也有人選擇負笈海外，研修城市研究，比如正在服刑的周永康，去年便到倫敦修讀城市設計及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但如果你說城市研究真正流行，應該是七十年代。」浸大地理系教授、香港批判地理學會鄧永成如是說。「當時很多地理系出身的人，大半走了去讀城市研究，反發展商，甚至不去學車，因為汽車會影響城市，令城市產生問題，那時我們很多同學便是這樣；所以我奇怪，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讀，可能覺得城市很有問題。」然而西方社會針對城市提出的思考，早早在一個世紀前已經出現。
建築技術應對社會問題 「新城鎮運動」 花園城市
隨工業革命，資本本主義盛行，大量人口湧到城市居住和工作，伴隨「城市化」而來的污染、罪案、貧富差距等種種問題，像後來五十年代倫敦半空那一道厚重的霧霾，覆蓋着整個歐洲大陸縈繞不去，竭力提醒着城市人，這種透支未來，換來眼前短暫浮華的生活模式，始終要付上代價。
「左翼或第三國際，有他們的論述，將問題歸咎於階級，逐漸發展出一種思潮。」知識分子有種責任，要提出想像，解決當前困局，「一，是繼續資本主義；二，是走向社會主義。」左左右右，舉棋不定之間，他們選擇了第三者，通過「技術」，改變城市環境，從而改善問題。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便出現所謂「新城鎮運動」（New Town Movement），其中以城市學家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園城市（Garden Cities）概念最廣為人熟悉，世界其他地方爭相仿效。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又有由法國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等人領軍的現代建築運動（Modern Movements in Architecture），主張以建築的手段去解決社會問題。
「開始發展出完全是技術面向的方向，反而像恩格斯（Engels），早在一八四○年代寫過關於曼徹斯特房屋問題，卻被人忽略。」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也是馬克思摯友的恩格斯，批評社會輿論將住宅問題歸咎於對住宅有需求的工人階級身上，更單純地以為增加供應就可以解決問題，卻無視資本家一方面要求大多數工人階級依賴城市內的工作機會過活，一方面卻繼續無情地以自己擁有業權的房產，向工人榨取最高的租金。
這種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邏輯延續近一個世紀，來到今天香港，掌握資本命脈的官商聯盟繼續以「增加供應」、「城市規劃」、「建築設計」等技術手段來解決問題，賣力向前人致敬。
「你可以這樣說，從個歷史脈絡來看，其實『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一點也不健康的」。
六十年代學生運動 鑽研空間理論
而改變的契機，在六十年代。
由美國校園用花兒折倒槍支的溫柔，到法國學生佔據大學颳起的一場五月風暴，左傾思潮在六十年代浩浩蕩蕩的全球學生運動中，帶動學生反思體制中的每一個角落，包括城市本身。
鄧永成說，當時法國社會學大賢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學生的革命思潮中看到一世紀前巴黎公社的影子，他不再同意傳統馬克思主義以「凡事階級」的主張切入城市。「於是和法國共產黨鬧翻，重新思考很多關於城市的問題」。例如他提出的空間理論，便為後世討論城市問題時引入了空間基礎，「所以那時的『老左』便很不喜歡，話你空間拜物教」。
共居 六十年代北歐已有
列斐伏爾寫下了著名的《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理論，同時，不同形式的城市實驗也在歐洲展開，例如今天常提起的共居，六十年代已經出現北歐。當然，主流應對城市的方法仍然以「技術」為主，但將城市問題重新扣連到社會及經濟結構上思考的風氣，都持續發揮影響。
「但香港是沒有的。」
香港未有思潮震盪 停留在技術層面
鄧永成說，香港的地理研究，在五十年代才遲遲起步︰「但在殖民地政府中卻扮演很重要角色，比如成立郊野公園，又比如當年暴動後，如何劃分選區，便是由其中一位地理學者，擔任這些角色」。香港的地理發展，沿襲六十年代前的西方功能主義，「最明顯的，便是中大那邊，把在美國學了quantitative技術帶回來，做land use survey，記錄現有的土地利用，但卻沒有告訴你為何會出現這種pattern」。
「我正在做一個對比研究，香港和西方的城市發展，西方的城市改革，除了有本來的左傾思潮外，也有不少是受文革影響，所以歐洲有很多毛派，講很多城市改革」。毛澤東思想（Maoism）輸出到歐洲大陸，七十年代的英國便有小規模的毛主義社區，過人民公社生活，集體分配工作，分享物資和作政治決定，同一套想像，在發源地卻失控變成惡名昭彰的十年浩劫，在香港，重新包裝成為反英抗暴的鬥爭，「香港剛好相反，為了打倒文革，所有有關馬克思、左的，根本不會有討論，大學沒有，坊間也沒有」。
香港人看城市問題
「如果西方發展是健康的話，我們的發展是完全不健康，因為扼殺了所有討論。」思考城市的方式沒有經歷過西方社會那種思潮震盪，香港人看城市問題，便停留在殖民政府強調的「理性」、「客觀」和「 專業」，「比如land supply，只技術性地去講要多幾多塊地，背後其實是公義問題」。
徒有虛名的城市改革概念
「但過去，我們專業主義下的規劃，有時又很喜歡仿照西城市改革，比如smart cities，像引進西方很先進的概念，但別人的底蘊，解決問題的意念，根本不是你放來這裏的用法。」批判地理學會另一成員葉鈞頌說。
除了智能城市，直接海外輸入的，還有士紳化的概念，「一方面本土沒有城市研究，照抄外國，另一方面，因為本土沒有城市研究，外國學者研究香港時，便用回自己的概念，比如好喜歡說香港有士紳化。」鄧永成說。
但香港的例子獨特，土地全部由政府擁有之下，舊區租金飈升的問題，到底牽涉外來資本消滅社區，還是由一個以重建換取建築地段的政體引伸出來的公義問題，便十分值得商榷；又例如不少人將天水圍的社區問題歸納於規劃失敗，彷彿技術上再聰明一點，悲劇便不會發生，卻忽略了天水圍的項目，是私人屋苑嘉湖山莊定點、規劃在前，公屋計劃在後，所以才有後來各條公共屋邨零散分佈於天水圍南剩餘各地，各自畫地為牢。新市鎮問題的根源，其實是香港自七十年代中開始建立的地產勢力，「香港人習慣即食麵，包括有很多議題要打，只好立即從西方拿取工具，卻沒有認真對待過城市研究。」必須要承認這點，很多事情才可以鬆綁，鄧永成說。「變相香港是不是應該要有成熟的工具去看我們的城市呢?」
文//梁仲禮
圖//梁仲禮、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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