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7-強世功：「習時代」戰略構想：現代化的中國方案
強世功：「習時代」戰略構想：現代化的中國方案
2017年10月27日
要全面準確地理解習近平時代的戰略構想和歷史意義，必須有一種全球視野的大歷史觀。十九大報告就是以中國文明史作為敘述的背景，並在全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定位習近平時代。
正確認識領袖在歷史中的地位
十九大報告對習近平時代的定位首先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定位，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再經歷江澤民和胡錦濤發展到習近平時代。在十八大之前，一度有不少人將鄧小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對立起來，用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來否定毛澤東時代；有人則試圖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鄧小平時代。用十九大報告的概念來說，當時中國面臨雙重危險：重蹈蘇聯崩潰覆轍的「改旗易幟的邪路」和回到改革開放前的「封閉僵化的老路」。
在這種危機的歷史關頭，習近平擔任黨的總書記，採取一系列措施，尤其全面從嚴治黨、高壓反腐，可謂力挽狂瀾。十九大報告中對這5年的總結是「極不平凡的5年」，是「歷史性變革」的5年。正是這5年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奠定了習近平在黨內核心的領袖權威地位。
十八大之後，習近平明確提出改革開放前30年和後30年不能相互否定。十九大報告中更進一步將新中國的歷史闡釋為前後貫通、繼承發展的連續史。其中，領袖無疑發揮着重要的歷史推動作用。當年，有不少人提出全面否定毛澤東，鄧小平明確指出「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明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中央肯定會高度肯定鄧小平的歷史功績。
可見，習近平時代不是自動到來的，而是領袖領導人民幹出來的。領袖依靠人民，人民信任領袖。領袖、政黨與人民群眾的良性互動，既是馬列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革命歷史的經驗總結。十九大報告既是習近平帶領人民邁向新時代的政治宣言，也是邁向新時代的行動指南。
共產主義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十九大報告對習近平時代第二個定位就是中華文明史定位。中國文明曾經創造了人類農業時代的文明最高成就。按照美國加州學派的觀點，中國在18世紀之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然而，1840年以來陷入屈辱悲慘的命運。無數仁人志士不斷探索民族復興的命運，但都未能成功。直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才發生了轉機。
中共創黨之初有很濃的蘇俄色彩，但黨內出現了兩條路線，一條就是蘇俄模式的革命路線，一條就是毛澤東扎根中國本土的革命路線。直到瓦窯堡會議上提出中國共產黨既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又是中華民族先鋒隊的「兩個先鋒隊」理論，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意識形態動員中才形成了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有機統一。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借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實現了全面的社會動員。然而經歷了文革之後，共產主義信仰出現危機，鄧小平試圖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解決信仰危機。然而隨着國門的打開，西方資本主義的各種要素湧入中國，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意識形態上面臨嚴峻挑戰。
1997年江澤民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中第一次提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口號，緊接着又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前者將民族主義作為凝聚全黨全國人民的精神力量，後者使共產黨代表包括資產階層在內的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有效克服了資產階層興起之後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性危機。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中是一個關鍵轉折。習近平將這個口號進一步發展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然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究竟復興什麼？通常的理解就是從中華文明史出發，認為中國迎來繼商周、秦漢、唐宋、明清之後的第五個盛世。比如在地緣政治上恢復中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和對全球的輻射作用。因此，中國近年來在東海、南海、東盟的作為就被看作是力圖恢復在東亞的主導權；而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也被看作恢復中國傳統的海洋和陸上絲綢之路。這樣的理解顯然是有偏頗的。
自由派中有人希望中國變成美國式的全球擴張帝國；保守主義中有人希望將共產黨儒家化，由此提出賢能政治概念。面對這種理論分歧，習近平重提被黨內淡忘已久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以「不忘初心」為口號，重溫創黨綱領，讓共產主義最高綱領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體綱領重新協調起來，共同成為開創習近平時代的精神支柱。十九大報告中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出現在不同的場合，相得益彰。
由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復古，而是「舊邦新造」。在鄧小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心在「中國特色」；而在習近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心在「社會主義」。這就意味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放在全球共產主義運動史中重新定位。
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產主義構想並在西歐開始實驗是第一階段，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中國等模仿蘇聯模式是第二個階段，那麼從鄧小平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習近平時代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趨向成熟定型，可看作是第三個階段。因此，十九大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階段，不僅對中華文明史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人類文明具有重大意義，用報告的話說就是「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就意味着習近平時代不僅要在共和國歷史、中華文明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加以定位，而且要在全球文明史中加以重新定位。
為後發達國家提供新選擇
一部全球文明史就是不同國家和民族從傳統邁向現代的歷史。然而在過去500年中，西方國家率先完成了現代化轉型，並以此殖民、奴役其他國家和民族。後發達國家被迫選擇西方模式的過程。19世紀的德國率先探索不同於西歐英美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然而這種探索隨着兩次世界大戰失敗了。
20世紀之後，蘇俄提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第二次挑戰了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由此形成了幾十年的冷戰格局。蘇聯解體之後，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迎來了西方模式全面勝利的「歷史終結」浪潮。
在這種背景下，現代化道路的中國方案探索不僅在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且為所有受西方壓迫的後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中央用「中國方案」就是強調中國絕不會像西方那樣將自己的發展道路強加給其他國家，而是提供一套思路和方法，讓其他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來探索本國的道路。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習近平時代的戰略構想：現代化道路的中國方案」）
（「十九大報告」系列解讀之二）
強世功
作者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2017年10月27日
要全面準確地理解習近平時代的戰略構想和歷史意義，必須有一種全球視野的大歷史觀。十九大報告就是以中國文明史作為敘述的背景，並在全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定位習近平時代。
正確認識領袖在歷史中的地位
十九大報告對習近平時代的定位首先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定位，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再經歷江澤民和胡錦濤發展到習近平時代。在十八大之前，一度有不少人將鄧小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對立起來，用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來否定毛澤東時代；有人則試圖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鄧小平時代。用十九大報告的概念來說，當時中國面臨雙重危險：重蹈蘇聯崩潰覆轍的「改旗易幟的邪路」和回到改革開放前的「封閉僵化的老路」。
在這種危機的歷史關頭，習近平擔任黨的總書記，採取一系列措施，尤其全面從嚴治黨、高壓反腐，可謂力挽狂瀾。十九大報告中對這5年的總結是「極不平凡的5年」，是「歷史性變革」的5年。正是這5年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奠定了習近平在黨內核心的領袖權威地位。
十八大之後，習近平明確提出改革開放前30年和後30年不能相互否定。十九大報告中更進一步將新中國的歷史闡釋為前後貫通、繼承發展的連續史。其中，領袖無疑發揮着重要的歷史推動作用。當年，有不少人提出全面否定毛澤東，鄧小平明確指出「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明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中央肯定會高度肯定鄧小平的歷史功績。
可見，習近平時代不是自動到來的，而是領袖領導人民幹出來的。領袖依靠人民，人民信任領袖。領袖、政黨與人民群眾的良性互動，既是馬列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革命歷史的經驗總結。十九大報告既是習近平帶領人民邁向新時代的政治宣言，也是邁向新時代的行動指南。
共產主義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十九大報告對習近平時代第二個定位就是中華文明史定位。中國文明曾經創造了人類農業時代的文明最高成就。按照美國加州學派的觀點，中國在18世紀之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然而，1840年以來陷入屈辱悲慘的命運。無數仁人志士不斷探索民族復興的命運，但都未能成功。直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才發生了轉機。
中共創黨之初有很濃的蘇俄色彩，但黨內出現了兩條路線，一條就是蘇俄模式的革命路線，一條就是毛澤東扎根中國本土的革命路線。直到瓦窯堡會議上提出中國共產黨既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又是中華民族先鋒隊的「兩個先鋒隊」理論，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意識形態動員中才形成了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有機統一。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借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實現了全面的社會動員。然而經歷了文革之後，共產主義信仰出現危機，鄧小平試圖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解決信仰危機。然而隨着國門的打開，西方資本主義的各種要素湧入中國，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意識形態上面臨嚴峻挑戰。
1997年江澤民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中第一次提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口號，緊接着又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前者將民族主義作為凝聚全黨全國人民的精神力量，後者使共產黨代表包括資產階層在內的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有效克服了資產階層興起之後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性危機。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中是一個關鍵轉折。習近平將這個口號進一步發展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然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究竟復興什麼？通常的理解就是從中華文明史出發，認為中國迎來繼商周、秦漢、唐宋、明清之後的第五個盛世。比如在地緣政治上恢復中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和對全球的輻射作用。因此，中國近年來在東海、南海、東盟的作為就被看作是力圖恢復在東亞的主導權；而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也被看作恢復中國傳統的海洋和陸上絲綢之路。這樣的理解顯然是有偏頗的。
自由派中有人希望中國變成美國式的全球擴張帝國；保守主義中有人希望將共產黨儒家化，由此提出賢能政治概念。面對這種理論分歧，習近平重提被黨內淡忘已久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以「不忘初心」為口號，重溫創黨綱領，讓共產主義最高綱領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體綱領重新協調起來，共同成為開創習近平時代的精神支柱。十九大報告中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出現在不同的場合，相得益彰。
由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復古，而是「舊邦新造」。在鄧小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心在「中國特色」；而在習近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心在「社會主義」。這就意味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放在全球共產主義運動史中重新定位。
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產主義構想並在西歐開始實驗是第一階段，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中國等模仿蘇聯模式是第二個階段，那麼從鄧小平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習近平時代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趨向成熟定型，可看作是第三個階段。因此，十九大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階段，不僅對中華文明史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人類文明具有重大意義，用報告的話說就是「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就意味着習近平時代不僅要在共和國歷史、中華文明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加以定位，而且要在全球文明史中加以重新定位。
為後發達國家提供新選擇
一部全球文明史就是不同國家和民族從傳統邁向現代的歷史。然而在過去500年中，西方國家率先完成了現代化轉型，並以此殖民、奴役其他國家和民族。後發達國家被迫選擇西方模式的過程。19世紀的德國率先探索不同於西歐英美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然而這種探索隨着兩次世界大戰失敗了。
20世紀之後，蘇俄提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第二次挑戰了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由此形成了幾十年的冷戰格局。蘇聯解體之後，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迎來了西方模式全面勝利的「歷史終結」浪潮。
在這種背景下，現代化道路的中國方案探索不僅在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且為所有受西方壓迫的後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中央用「中國方案」就是強調中國絕不會像西方那樣將自己的發展道路強加給其他國家，而是提供一套思路和方法，讓其他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來探索本國的道路。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習近平時代的戰略構想：現代化道路的中國方案」）
（「十九大報告」系列解讀之二）
強世功
作者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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