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3-紐約時報中文網：闊別20年，《蝴蝶君》重返百老匯
紐約時報中文網：闊別20年，《蝴蝶君》重返百老匯
LAURA COLLINS-HUGHES2017年10月23日
凱瑞夫·歐文在黃哲倫的新版百老匯劇目《蝴蝶君》中飾演法國外交官。
劇作家黃哲倫(David Henry Hwang)友好地警告我，他可能會迴避一些問題。他的作品《蝴蝶君》(M. Butterfly)在1988年贏得東尼獎以來，首次回到百老匯時，製作團隊感覺有所防備：不行，我不能看新版的劇本。不行，導演茱莉·泰莫(Julie Taymor)不能接受採訪。
但黃哲倫可以。於是，在離該劇在科特劇院(Cort Theater)首次預演還剩幾個鐘頭時，他出現在了阿爾崗昆酒店(Algonquin Hotel)的大堂裡。將於10月26日週四上演的該劇，由凱瑞夫·歐文(Clive Owen)出演約翰·利思戈(John Lithgow)最早飾演的角色，秦河（Jin Ha，音）出演為年紀輕輕的黃榮亮(BD Wong)奪得東尼獎的那個角色。
《蝴蝶君》的靈感來自一個真實的故事。故事始於60年代中期，法國大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和一名實為間諜的男性京劇演員產生了一段持續數年的感情。該劇涉及種族、性、間諜、地緣政治，以及是否有可能像那名法國男子所宣稱的那樣，弄錯愛人性別這個充滿挑逗性的問題。此劇還借鑒了普契尼的《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在劇中，外交官高仁尼(Rene Gallimard)愛上了他眼中的完美女性、京劇明星宋麗玲。
在約翰·德克斯特(John Dexter)執導的老版百老匯劇目《蝴蝶君》中，為了起到震驚全場的效果，宋麗玲的真實性別是一個天大的祕密。黃哲倫大致根據真實人物塑造了劇中的角色，但該劇的成功引發了對真實人物的詳細報導。現年60歲的黃哲倫稱其為「形勢逆反」。到現在，《蝴蝶君》這一劇目已經輪演了近30年。正如黃哲倫最近在電話上所說的，「貓從袋子裡跑出來了」（意為祕密洩漏出去了——譯註）。
但有一點，正如我買票觀看早期預演時所看到的那樣：黃哲倫重新創造了一隻貓，泰莫把它放進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袋子裡。這一版《蝴蝶君》是同一部劇，但出現了顯著的變化，為的是讓它重新挑戰我們的認知。（這不是他第一次退回去修改劇本。2012年，當他的外百老匯劇作《金童》(Golden Child)在簽名劇團(Signature Theater Company)重新上演時，黃哲倫改編了首尾幾幕。《蝴蝶君》的改動更大。）
落座後，黃哲倫開始談起——有時是間接地——為了符合2017年的時代背景而對《蝴蝶君》進行了哪些調整，以及自該劇讓他成為百老匯的首位亞裔美國劇作家以來，哪些情況發生了變化，哪些沒有變。他在這裡工作了多年，上一部作品是2011年的《中式英語》(Chinglish)，但他再也沒有拿出另一部像《蝴蝶君》這樣的賣座劇目。以下是經過編輯和刪節的對話。
坐在座位上的黃榮亮和約翰·利思戈在老版《蝴蝶君》中。
選擇當下這段時間重新上演頗為引人遐想。是什麼讓你等了這麼久？
過去20年裡，我一直不願做這件事。你如何才能再做一次，並指望至少能產生堪與上一次相媲美的影響力？我認為原版《蝴蝶君》成功直面了當時的文化中的一些議題。如果有辦法和時下的文化產生類似的共鳴，就真的太好了。
我覺得它預見了我們現在稱之為交錯性的東西，這種所有議題全都息息相關的理念，比如性取向、性別認同、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所以這讓我感覺很棒。
你更擔心的是文化影響力，而非「我們能否打造出同樣有品質的東西」？
我認為這兩者是相互關聯的。《蝴蝶君》最初之所以能獲得成功，部分原因在於當時與我合作的導演非常清楚如何利用百老匯劇院。我和[製作人]內勒·紐金特(Nelle Nugent)談起茱莉·泰摩(Julie Taymor)的時候，真的非常興奮。
我有時候覺得，由於她有著極其敏銳的視覺感受力，她對故事和角色的根本性的專注反而被遮蔽了，沒有得到足夠多的認可。茱莉總是就劇本問大量問題。她想要確保我既清楚地知道高仁尼的動機和觀點，又知道宋麗玲的，因為該劇有太多篇幅是從高仁尼的視角展開的。
這會促使你想要在劇本中澄清一些事情嗎？
它現在進行復排，仍然不是紀實性的作品。不過我們倆都覺得，真實歷史的某些方面能以有趣的方式為這個故事增添複雜性。我希望它們也能更有力地帶出宋麗玲的觀點，以及她在這段關係中的體驗。因此，就要重新回到劇本中去。我一度不太確定，因為這部劇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初登百老匯舞台時又取得了成功，我真的想要改動它嗎？但我最終很享受重回劇本的感覺，這讓我再次去發掘那些角色。
他們應對的困惑，仍是我作為劇作家所面臨的很多核心議題，無論他們不得不應對的是身份問題，還是那種身份的流變問題——在社會環境不斷變化之際，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變化。這是我樂於挖掘的東西。
黃哲倫在科特劇院。他對自己的作品《蝴蝶君》進行了改編，該劇將在這裡上演。
就文化環境而言，你覺得現在和當時有什麼不同？
我認為我們的文化對性別的複雜性以及不同的性別表達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但我們顯然仍被困在一種有毒的男子氣概中，它不僅影響著男女之間的關係，甚至還影響著我們的政治決策，尤其是我們作為一個國家設法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現在這一點變得更為明顯了。
在這部劇中——不論是新版還是老版——高仁尼投入到與一個在他看來頗為順從的亞洲女性的戀愛關係中去，並從中揣測西方在政治上應該如何對待東方。如今，我們的總統認為，在處理與朝鮮或穆斯林國家或無論什麼人的關係時，應該更強硬，也應該更具粗糲的男子氣概，我覺得這和《蝴蝶君》試圖講述的故事有著不和思議的契合度。
把男性對女性的控制當成真正男子氣概的表現之一，這種認知顯然廣泛存在於我們當前的話語以及這部劇之中。
對一部高度關注男性身份和女性身份的劇來說，有一位女性導演會有什麼不同嗎？
我想要跟茱莉·泰摩合作，顯然並非因為她是一名女性導演。不過，我意識到在某種程度上我只能以自己的視角看待這個世界，當我想要知道其他人的視角什麼樣子的時候，這真的非常有幫助。例如，如果茱莉告訴我，對一些女性小角色的開發似乎不夠豐滿，我會認為知道這個非常有用。
她說過這個嗎？
嗯，她或許說過。
你是在多大年紀寫的《蝴蝶君》？
開演的時候我30歲，那我可能是在28歲那年寫的，也許吧
。
歐文（左）和秦河在新版《蝴蝶君》中。
Sara Krulwich/The New York Times
原版中的一些東西在當時是非常驚人的，我並不覺得那些東西放到現在有太過驚人之處，這就提供了一個回過頭去研究這些角色的機會，把他們當成更完整的人去審視，而非止於某種獵奇。
新版有多大的不同？
修改了很多細節，以便打造更強的立體感，增添更多細膩的東西，把這個愛情故事變得更豐富多彩，並把高仁尼的視角和宋麗玲的視角變得更平衡一點。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時佩璞，也就是那個真正的間諜，演過京劇《化蝶》。《化蝶》是一個流傳很廣的中國故事，它也涉及性別的混淆。因此我們在這一版的故事中，加入了某種《化蝶》的意象。
《蝴蝶君》當年的成功對亞裔美國人在百老匯的表現有什麼影響？
我認為它的意義在於：首先，寫這部劇的是百老匯的一個亞裔美國劇作家；其次，它取得了成功。但這在過去30年裡幫助打開大門了嗎？並沒有。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是唯一一個有作品在百老匯上演的亞裔美國劇作家。
在外百老匯等地，已經出現亞裔美國劇作家和人才的大爆發。但總體而言，百老匯仍然不夠包容，未能體現這個國家的人口構成。讓存在於百老匯的面孔和故事開始變得多樣化，就像電視行業開始學著去做的一樣，其實是一種很好的商業模式。
你是否曾經以為，大的文化環境有更快的進步？
我本以為它在過去20年間會得到更大的改善；但過去三四年間的進步之快讓我感到一絲欣慰。看樣子拐點也許正在到來。
翻譯：陳亦亭、李瓊
紐約時報中文網
LAURA COLLINS-HUGHES2017年10月23日
凱瑞夫·歐文在黃哲倫的新版百老匯劇目《蝴蝶君》中飾演法國外交官。
劇作家黃哲倫(David Henry Hwang)友好地警告我，他可能會迴避一些問題。他的作品《蝴蝶君》(M. Butterfly)在1988年贏得東尼獎以來，首次回到百老匯時，製作團隊感覺有所防備：不行，我不能看新版的劇本。不行，導演茱莉·泰莫(Julie Taymor)不能接受採訪。
但黃哲倫可以。於是，在離該劇在科特劇院(Cort Theater)首次預演還剩幾個鐘頭時，他出現在了阿爾崗昆酒店(Algonquin Hotel)的大堂裡。將於10月26日週四上演的該劇，由凱瑞夫·歐文(Clive Owen)出演約翰·利思戈(John Lithgow)最早飾演的角色，秦河（Jin Ha，音）出演為年紀輕輕的黃榮亮(BD Wong)奪得東尼獎的那個角色。
《蝴蝶君》的靈感來自一個真實的故事。故事始於60年代中期，法國大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和一名實為間諜的男性京劇演員產生了一段持續數年的感情。該劇涉及種族、性、間諜、地緣政治，以及是否有可能像那名法國男子所宣稱的那樣，弄錯愛人性別這個充滿挑逗性的問題。此劇還借鑒了普契尼的《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在劇中，外交官高仁尼(Rene Gallimard)愛上了他眼中的完美女性、京劇明星宋麗玲。
在約翰·德克斯特(John Dexter)執導的老版百老匯劇目《蝴蝶君》中，為了起到震驚全場的效果，宋麗玲的真實性別是一個天大的祕密。黃哲倫大致根據真實人物塑造了劇中的角色，但該劇的成功引發了對真實人物的詳細報導。現年60歲的黃哲倫稱其為「形勢逆反」。到現在，《蝴蝶君》這一劇目已經輪演了近30年。正如黃哲倫最近在電話上所說的，「貓從袋子裡跑出來了」（意為祕密洩漏出去了——譯註）。
但有一點，正如我買票觀看早期預演時所看到的那樣：黃哲倫重新創造了一隻貓，泰莫把它放進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袋子裡。這一版《蝴蝶君》是同一部劇，但出現了顯著的變化，為的是讓它重新挑戰我們的認知。（這不是他第一次退回去修改劇本。2012年，當他的外百老匯劇作《金童》(Golden Child)在簽名劇團(Signature Theater Company)重新上演時，黃哲倫改編了首尾幾幕。《蝴蝶君》的改動更大。）
落座後，黃哲倫開始談起——有時是間接地——為了符合2017年的時代背景而對《蝴蝶君》進行了哪些調整，以及自該劇讓他成為百老匯的首位亞裔美國劇作家以來，哪些情況發生了變化，哪些沒有變。他在這裡工作了多年，上一部作品是2011年的《中式英語》(Chinglish)，但他再也沒有拿出另一部像《蝴蝶君》這樣的賣座劇目。以下是經過編輯和刪節的對話。
坐在座位上的黃榮亮和約翰·利思戈在老版《蝴蝶君》中。
選擇當下這段時間重新上演頗為引人遐想。是什麼讓你等了這麼久？
過去20年裡，我一直不願做這件事。你如何才能再做一次，並指望至少能產生堪與上一次相媲美的影響力？我認為原版《蝴蝶君》成功直面了當時的文化中的一些議題。如果有辦法和時下的文化產生類似的共鳴，就真的太好了。
我覺得它預見了我們現在稱之為交錯性的東西，這種所有議題全都息息相關的理念，比如性取向、性別認同、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所以這讓我感覺很棒。
你更擔心的是文化影響力，而非「我們能否打造出同樣有品質的東西」？
我認為這兩者是相互關聯的。《蝴蝶君》最初之所以能獲得成功，部分原因在於當時與我合作的導演非常清楚如何利用百老匯劇院。我和[製作人]內勒·紐金特(Nelle Nugent)談起茱莉·泰摩(Julie Taymor)的時候，真的非常興奮。
我有時候覺得，由於她有著極其敏銳的視覺感受力，她對故事和角色的根本性的專注反而被遮蔽了，沒有得到足夠多的認可。茱莉總是就劇本問大量問題。她想要確保我既清楚地知道高仁尼的動機和觀點，又知道宋麗玲的，因為該劇有太多篇幅是從高仁尼的視角展開的。
這會促使你想要在劇本中澄清一些事情嗎？
它現在進行復排，仍然不是紀實性的作品。不過我們倆都覺得，真實歷史的某些方面能以有趣的方式為這個故事增添複雜性。我希望它們也能更有力地帶出宋麗玲的觀點，以及她在這段關係中的體驗。因此，就要重新回到劇本中去。我一度不太確定，因為這部劇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初登百老匯舞台時又取得了成功，我真的想要改動它嗎？但我最終很享受重回劇本的感覺，這讓我再次去發掘那些角色。
他們應對的困惑，仍是我作為劇作家所面臨的很多核心議題，無論他們不得不應對的是身份問題，還是那種身份的流變問題——在社會環境不斷變化之際，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變化。這是我樂於挖掘的東西。
黃哲倫在科特劇院。他對自己的作品《蝴蝶君》進行了改編，該劇將在這裡上演。
就文化環境而言，你覺得現在和當時有什麼不同？
我認為我們的文化對性別的複雜性以及不同的性別表達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但我們顯然仍被困在一種有毒的男子氣概中，它不僅影響著男女之間的關係，甚至還影響著我們的政治決策，尤其是我們作為一個國家設法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現在這一點變得更為明顯了。
在這部劇中——不論是新版還是老版——高仁尼投入到與一個在他看來頗為順從的亞洲女性的戀愛關係中去，並從中揣測西方在政治上應該如何對待東方。如今，我們的總統認為，在處理與朝鮮或穆斯林國家或無論什麼人的關係時，應該更強硬，也應該更具粗糲的男子氣概，我覺得這和《蝴蝶君》試圖講述的故事有著不和思議的契合度。
把男性對女性的控制當成真正男子氣概的表現之一，這種認知顯然廣泛存在於我們當前的話語以及這部劇之中。
對一部高度關注男性身份和女性身份的劇來說，有一位女性導演會有什麼不同嗎？
我想要跟茱莉·泰摩合作，顯然並非因為她是一名女性導演。不過，我意識到在某種程度上我只能以自己的視角看待這個世界，當我想要知道其他人的視角什麼樣子的時候，這真的非常有幫助。例如，如果茱莉告訴我，對一些女性小角色的開發似乎不夠豐滿，我會認為知道這個非常有用。
她說過這個嗎？
嗯，她或許說過。
你是在多大年紀寫的《蝴蝶君》？
開演的時候我30歲，那我可能是在28歲那年寫的，也許吧
。
歐文（左）和秦河在新版《蝴蝶君》中。
Sara Krulwich/The New York Times
原版中的一些東西在當時是非常驚人的，我並不覺得那些東西放到現在有太過驚人之處，這就提供了一個回過頭去研究這些角色的機會，把他們當成更完整的人去審視，而非止於某種獵奇。
新版有多大的不同？
修改了很多細節，以便打造更強的立體感，增添更多細膩的東西，把這個愛情故事變得更豐富多彩，並把高仁尼的視角和宋麗玲的視角變得更平衡一點。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時佩璞，也就是那個真正的間諜，演過京劇《化蝶》。《化蝶》是一個流傳很廣的中國故事，它也涉及性別的混淆。因此我們在這一版的故事中，加入了某種《化蝶》的意象。
《蝴蝶君》當年的成功對亞裔美國人在百老匯的表現有什麼影響？
我認為它的意義在於：首先，寫這部劇的是百老匯的一個亞裔美國劇作家；其次，它取得了成功。但這在過去30年裡幫助打開大門了嗎？並沒有。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是唯一一個有作品在百老匯上演的亞裔美國劇作家。
在外百老匯等地，已經出現亞裔美國劇作家和人才的大爆發。但總體而言，百老匯仍然不夠包容，未能體現這個國家的人口構成。讓存在於百老匯的面孔和故事開始變得多樣化，就像電視行業開始學著去做的一樣，其實是一種很好的商業模式。
你是否曾經以為，大的文化環境有更快的進步？
我本以為它在過去20年間會得到更大的改善；但過去三四年間的進步之快讓我感到一絲欣慰。看樣子拐點也許正在到來。
翻譯：陳亦亭、李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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