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16-馬嶽：重讀哈維爾，與一國兩制的支柱
馬嶽：重讀哈維爾，與一國兩制的支柱
2017/10/16
【明報文章】最近因為備課需要重讀了一次哈維爾多年前的幾段重要政治著作，包括《無權勢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給胡薩克的公開信》（An Open Letter to Gustav Husak）和《否定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等，看的是廿多年前自己有份參與翻譯的中譯版。
在2017年的香港重讀這些哈維爾著作，最悲涼的是：這些本來針對1970年代末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後極權」體制的描述和批評，很多都彷彿適用於香港。
且看這段：「我們應該不會奇怪，前所未有地有這麼多重要公職由聲名狼藉的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江湖郎中、紀錄不乾淨的人盤踞。簡言之，這些都是合謀者，專長是說服自己，每次做壞事其實都是為了挽救一些東西，或者是為了防止更差勁的人取代其位置。」
又或者這段：「現在真誠地相信官方宣傳，或者無私地支持政府的人，比以往任何時間都少。偽善者的數目卻穩步上揚，到了某點，每個人都被迫成為一個偽善者」；「就像經過近來的歷史事件的震撼後，人們似乎喪失了對未來的所有信心，不再相信可以令公眾事務走上真理和公義的正軌上。除了與每天生活餬口有關的事外，他們對一切都不在乎，找方法逃避，屈服於冷感、被動的情緒和遏抑，對各種價值和他人都漠不關心」。
「後雨傘」的無力疏離、偽善政權的各種語言偽術、權力威嚇帶來的恐懼與屈從，與此何等近似。
當大學校長變成賣菜大叔
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一個廣被引用的比喻，是有關「賣菜大叔」的。賣菜大叔在店舖櫥窗掛起「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的標語。哈維爾的問題是：賣菜大叔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真的在意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嗎？他真的想過怎樣去團結這些工人嗎？都不是。賣菜大叔掛起這標語，因為他多年來都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有人叫他這樣做。這只是他要保證自己安穩生活的萬千日常小節的其中之一而已。
我倏然驚覺，10間大學校長那個語焉不詳的聲明（然後其後馬斐森說那個聲明不是反對討論港獨），不就其實是賣菜大叔那個標語嗎？
這個聲明的內容是不重要的，發聲明者是否相信聲明的話語也是不重要的。這本來是一種虛與委蛇的儀式，重點是告訴當權者「我已經順從」，以及令自己stay out of trouble。
但這種虛應故事式的回應，不是沒有社會影響的。
一國兩制的支柱
我最近經常在想，很多人都說一國兩制蕩然無存諸如此類，特區政府循例出來儀式性地否定，造成這種觀感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事例可以有很多，例如無端會有英國政黨要員被拒入境，然後特首和中國外交部才跑出來承認，原來中國外交部已經「接手」香港入境事務了。
我回想由1980年代開始，香港人覺得最要保衛的是什麼？一國兩制的出發點，是不希望內地的很多制度邏輯滲入影響以至取代香港制度。香港原來的一制，制度特色和精神與內地相異的自然有很多，諸如司法系統、公務員政治中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和法制等；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制度支柱，應該是香港有相當多專業範疇，都由不同專業人士以其各自專業義理（rationale）自行管理運作。這包括醫生、法律界、公務員、學術界和教育界、執法機關、金融財經界以至各大大小小專業界別。
這些專業範疇在多年英治和快速現代化下，採納了西方先進社會的標準和運作模式，背後的理解是一種很韋伯式（Weberian）的西方程序理性，包括一視同仁的處事方式、按優（meritocratic）和科學原則的管理，背後往往都是西方的公平、自主、程序正義的原則。當社會很多事務都由這些專業群體以比較客觀現代化的規律管理的時候，可以形成一種「防火牆」令政治及其他干擾減少，這令很多港人可以有信心社會如何有規律理性地、可預測地運作，不會像內地般「政治壓倒一切」。九七後這些專業系統可以持續運作自主，本來是隱含在《基本法》「50年不變」中的重要支柱。
制度信任的崩壞
最近幾年香港人對不少有支柱性質的制度以及其中的專業人士是否能公正處事，信心大大減退。這其中（至少）包括法官是否公正、檢控是否不偏不倚、公務員處事是否公正、警察會否濫用暴力、選舉執行是否一視同仁等。慢慢這已蔓延至大學是否能堅守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到了今天，當曹星如在劣勢下被判獲勝，不少網民即時反應是「黑哨」。民眾對社會公正的信心，已經非常薄弱。
當政治考量和控制愈來愈凌駕和侵蝕這些支柱，本來專業理性中立科學的操作，都可以變成羅哲斯（Benedict Rogers）口中那名入境處職員，含淚地很「專業」地執行由上而下的命令。
哈維爾叫我們「living in truth」，這是對個人德性的要求，也因為他認為「後極權」的基礎建基於恐懼和謊言；只有真誠地生活、說自己相信的話、過忠於自己的生活，才能打破這種全面的透過恐懼和謊言的控制。但在現今體制下這種個體層面的要求和實踐可能是不夠的，因為對各種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已經崩壞。可能九成的事務都在如常進行；但當個別例子可以造成信任崩壞，不少我們相信香港賴以成功的制度支柱都可以逐一被侵蝕倒下。
■稿例
1.論壇版為公開園地，歡迎投稿。讀者來函請電郵至forum@mingpao.com，傳真﹕2898 3783。
2.本報編輯基於篇幅所限，保留文章刪節權，惟以力求保持文章主要論點及立場為原則﹔如不欲文章被刪節，請註明。
3.來稿請附上作者真實姓名及聯絡方法（可用筆名發表），請勿一稿兩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除附回郵資者外，本報將不予退稿。
4.投稿者注意：當文章被刊登後，本報即擁有該文章的本地獨家中文出版權，本報權利並包括轉載被刊登的投稿文章於本地及海外媒體（包括電子媒體，如互聯網站等）。此外，本報有權將該文章的複印許可使用權授予有關的複印授權公司及組織。本報上述權利絕不影響投稿者的版權及其權利利益。
馬嶽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2017/10/16
【明報文章】最近因為備課需要重讀了一次哈維爾多年前的幾段重要政治著作，包括《無權勢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給胡薩克的公開信》（An Open Letter to Gustav Husak）和《否定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等，看的是廿多年前自己有份參與翻譯的中譯版。
在2017年的香港重讀這些哈維爾著作，最悲涼的是：這些本來針對1970年代末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後極權」體制的描述和批評，很多都彷彿適用於香港。
且看這段：「我們應該不會奇怪，前所未有地有這麼多重要公職由聲名狼藉的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江湖郎中、紀錄不乾淨的人盤踞。簡言之，這些都是合謀者，專長是說服自己，每次做壞事其實都是為了挽救一些東西，或者是為了防止更差勁的人取代其位置。」
又或者這段：「現在真誠地相信官方宣傳，或者無私地支持政府的人，比以往任何時間都少。偽善者的數目卻穩步上揚，到了某點，每個人都被迫成為一個偽善者」；「就像經過近來的歷史事件的震撼後，人們似乎喪失了對未來的所有信心，不再相信可以令公眾事務走上真理和公義的正軌上。除了與每天生活餬口有關的事外，他們對一切都不在乎，找方法逃避，屈服於冷感、被動的情緒和遏抑，對各種價值和他人都漠不關心」。
「後雨傘」的無力疏離、偽善政權的各種語言偽術、權力威嚇帶來的恐懼與屈從，與此何等近似。
當大學校長變成賣菜大叔
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一個廣被引用的比喻，是有關「賣菜大叔」的。賣菜大叔在店舖櫥窗掛起「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的標語。哈維爾的問題是：賣菜大叔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真的在意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嗎？他真的想過怎樣去團結這些工人嗎？都不是。賣菜大叔掛起這標語，因為他多年來都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有人叫他這樣做。這只是他要保證自己安穩生活的萬千日常小節的其中之一而已。
我倏然驚覺，10間大學校長那個語焉不詳的聲明（然後其後馬斐森說那個聲明不是反對討論港獨），不就其實是賣菜大叔那個標語嗎？
這個聲明的內容是不重要的，發聲明者是否相信聲明的話語也是不重要的。這本來是一種虛與委蛇的儀式，重點是告訴當權者「我已經順從」，以及令自己stay out of trouble。
但這種虛應故事式的回應，不是沒有社會影響的。
一國兩制的支柱
我最近經常在想，很多人都說一國兩制蕩然無存諸如此類，特區政府循例出來儀式性地否定，造成這種觀感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事例可以有很多，例如無端會有英國政黨要員被拒入境，然後特首和中國外交部才跑出來承認，原來中國外交部已經「接手」香港入境事務了。
我回想由1980年代開始，香港人覺得最要保衛的是什麼？一國兩制的出發點，是不希望內地的很多制度邏輯滲入影響以至取代香港制度。香港原來的一制，制度特色和精神與內地相異的自然有很多，諸如司法系統、公務員政治中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和法制等；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制度支柱，應該是香港有相當多專業範疇，都由不同專業人士以其各自專業義理（rationale）自行管理運作。這包括醫生、法律界、公務員、學術界和教育界、執法機關、金融財經界以至各大大小小專業界別。
這些專業範疇在多年英治和快速現代化下，採納了西方先進社會的標準和運作模式，背後的理解是一種很韋伯式（Weberian）的西方程序理性，包括一視同仁的處事方式、按優（meritocratic）和科學原則的管理，背後往往都是西方的公平、自主、程序正義的原則。當社會很多事務都由這些專業群體以比較客觀現代化的規律管理的時候，可以形成一種「防火牆」令政治及其他干擾減少，這令很多港人可以有信心社會如何有規律理性地、可預測地運作，不會像內地般「政治壓倒一切」。九七後這些專業系統可以持續運作自主，本來是隱含在《基本法》「50年不變」中的重要支柱。
制度信任的崩壞
最近幾年香港人對不少有支柱性質的制度以及其中的專業人士是否能公正處事，信心大大減退。這其中（至少）包括法官是否公正、檢控是否不偏不倚、公務員處事是否公正、警察會否濫用暴力、選舉執行是否一視同仁等。慢慢這已蔓延至大學是否能堅守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到了今天，當曹星如在劣勢下被判獲勝，不少網民即時反應是「黑哨」。民眾對社會公正的信心，已經非常薄弱。
當政治考量和控制愈來愈凌駕和侵蝕這些支柱，本來專業理性中立科學的操作，都可以變成羅哲斯（Benedict Rogers）口中那名入境處職員，含淚地很「專業」地執行由上而下的命令。
哈維爾叫我們「living in truth」，這是對個人德性的要求，也因為他認為「後極權」的基礎建基於恐懼和謊言；只有真誠地生活、說自己相信的話、過忠於自己的生活，才能打破這種全面的透過恐懼和謊言的控制。但在現今體制下這種個體層面的要求和實踐可能是不夠的，因為對各種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已經崩壞。可能九成的事務都在如常進行；但當個別例子可以造成信任崩壞，不少我們相信香港賴以成功的制度支柱都可以逐一被侵蝕倒下。
■稿例
1.論壇版為公開園地，歡迎投稿。讀者來函請電郵至forum@mingpao.com，傳真﹕2898 3783。
2.本報編輯基於篇幅所限，保留文章刪節權，惟以力求保持文章主要論點及立場為原則﹔如不欲文章被刪節，請註明。
3.來稿請附上作者真實姓名及聯絡方法（可用筆名發表），請勿一稿兩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除附回郵資者外，本報將不予退稿。
4.投稿者注意：當文章被刊登後，本報即擁有該文章的本地獨家中文出版權，本報權利並包括轉載被刊登的投稿文章於本地及海外媒體（包括電子媒體，如互聯網站等）。此外，本報有權將該文章的複印許可使用權授予有關的複印授權公司及組織。本報上述權利絕不影響投稿者的版權及其權利利益。
馬嶽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