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5-強世功：中央治港全面進入「習近平時代」
強世功：中央治港全面進入「習近平時代」
2017/10/25
香港人解讀中共十九大報告有相當難度。一方面由於一些香港文化精英受到西方冷戰文化影響，存在抵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的情况，習慣懷着不屑或敵意來看待中共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此帶來的必然後果就是對中共缺乏起碼的了解，不願意讀黨的報告，事實上也讀不懂黨的報告。因此許多內地人耳熟能詳的概念，對香港人往往從頭講起難搞明白。
理解中央對港政策 須有時代感大局觀
另一方面由於特定歷史文化背景和狹小地域環境，導致不少港人往往顧眼前的具體操作措施，而缺乏思考長遠的戰略思維。因此面對中央各種話語表述方式，大家往往覺得這些話語理論性太強、哲學味道太濃，以至顯得太抽象空洞，難以把握其具體含義。港人可能習慣的是特區政府每年一度的施政報告，明確列出具體工作。因此不少港人對十九大報告的閱讀首先關心港澳部分的具體論述，甚至關注中央對「港獨」問題有沒有具體措施，而不會認真閱讀報告全文。
然而要全面準確地把握中央對港政策，不應只關注報告中關於港澳問題的論述，而應從報告全文來把握，首先就要理解十九大報告中對當前中國的歷史定位，即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代，也就是「習近平時代」。因此要理解中央對港政策，首先必須把握習近平時代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着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裏用「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3個概念，實際上是分別概括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和習近平時代。
歷史時代劃分：中國政治秩序的正當性
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傳統中，人生最終目的意義和評價來自上帝，因此西方人政治生活也最終要由上帝來評價，西方偉大政治家都追求推動「歷史終結」這本身就來源於基督教的傳統。然而在中國歷史傳統中，人生的目的和意義不是在彼岸世界的上帝那裏，而是在此岸世界家國天下的歷史進程中。
因此在中國，經學也就是史學，「經史不分」就是這個道理。中國的經史相當於西方的哲學和神學。中國的政治分歧往往轉化為歷史敘述的分歧。中國政治的正當性建構也要從歷史建構開始。中國古典的政治秩序要從三皇五帝、堯舜禹三代開始；而中共建立的現代政治秩序則基於對1840年以來中國近代歷史的敘述。在全球化時代，東西方文明的巨大差異依然存在，因此如何在歷史時間中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和貢獻，對於中國政治秩序的建構非常重要。這才是真正影響中國政治生活最深層次的根本法則。因此歷屆黨代表大會報告都有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不僅包含對黨的路線方針以及黨的領導人的初步歷史定位，而且奠定了新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正當性。
中共十四大報告首次提出一種代際政治的定位模式，即分別敘述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人和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人的歷史貢獻。十七大報告和十八大報告中進一步發展為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3代領導核心的代際政治表述。這種歷史定位方式其實是鄧小平在1989年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來的，這種定位方式在當時不僅有效鞏固了江澤民在黨內的權威地位，而且安排了江澤民之後胡錦濤的接班地位，從而確保了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正是在這種政治穩定和政策穩定的持續發展中，中國實現了從毛澤東時代的「站起來」到鄧小平時代的「富起來」的歷史轉變。
鄧小平提出的這種代際政治的接班模式在當時很容易被中國人接受，也有效解決了中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面臨的政治接班人缺乏有效規則而帶來的政治不穩定和政治危機。
這種基於年齡劃分的代際定位剛好和國家憲法中規定的國家領導人5年任期可連任一屆的規定配合起來，由此形成每代人之間相差十幾歲的代際接班的政治格局。正是按照這種代際接班政治制度，胡錦濤自然被看作是第四代領導人，而習近平在香港媒體中也往往被看作第五代領導人。
時代劃分的轉換：從自然時間到政治時間
雖然內地媒體有人也習慣地將習近平稱為第五代領導人，但在官方正式檔案和媒體報告中鮮有用這個概念定位。這種定位實際上將歷史時間理解為一種自然時間。
然而人類歷史不是簡單的自然時間均勻延續。政治生活在本質上不是自然的。政治是人為創造的，我們所說的歷史也始終是人類創造的。因此歷史時間絕非牛頓物理學的自然時間，其本質上是政治時間，甚至用來紀年的曆法最終也是政治產物。政治進程形成的不同時間節點為我們提供了劃分歷史時間的坐標，由此我們才有古代與現代的劃分，才有「1840年以來」、「1949年以來」和「改革開放以來」這樣的時間劃分。
以自然時間為坐標的代際政治很難成為建構政治時間的充分依據，十九大報告不再用這種代際政治的自然時間來建構中共歷史，而是採用政治時間的敘述模式用「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3個歷史階段劃分，着重體現每個時代黨領導國家做出的歷史貢獻。事實上這種政治時間的敘述模式也曾是過往一些黨代會報告採取過的歷史敘述模式。比如在江澤民的十五大報告中就用辛亥革命、新中國建立和改革開放3個政治時間節點來定位鄧小平理論，從而讓鄧小平與孫中山和毛澤東一樣成為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奠基人。
十九大報告採用經史結合、以史解經的敘述方式，將中共的歷史敘述變成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理論經驗總結，從而展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也可稱之為「習近平時代」。十九大報告就是全面闡述習近平所開創的這個新時代。中央對港澳的方針政策是這個新時代的產物。
從2008年以來習近平作為國家副主席主持港澳工作，擔任總書記後又決定中央對港澳的大政方針，可以說在港澳問題上很早就迎來了習近平時代。而十九大後中央對港澳的政策全面進入習近平時代。只有全面準確理解我們面臨的新時代，才能真正理解中央對港澳的方針和政策。
（「十九大報告」系列解讀之一）
強世功
作者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2017/10/25
香港人解讀中共十九大報告有相當難度。一方面由於一些香港文化精英受到西方冷戰文化影響，存在抵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的情况，習慣懷着不屑或敵意來看待中共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此帶來的必然後果就是對中共缺乏起碼的了解，不願意讀黨的報告，事實上也讀不懂黨的報告。因此許多內地人耳熟能詳的概念，對香港人往往從頭講起難搞明白。
理解中央對港政策 須有時代感大局觀
另一方面由於特定歷史文化背景和狹小地域環境，導致不少港人往往顧眼前的具體操作措施，而缺乏思考長遠的戰略思維。因此面對中央各種話語表述方式，大家往往覺得這些話語理論性太強、哲學味道太濃，以至顯得太抽象空洞，難以把握其具體含義。港人可能習慣的是特區政府每年一度的施政報告，明確列出具體工作。因此不少港人對十九大報告的閱讀首先關心港澳部分的具體論述，甚至關注中央對「港獨」問題有沒有具體措施，而不會認真閱讀報告全文。
然而要全面準確地把握中央對港政策，不應只關注報告中關於港澳問題的論述，而應從報告全文來把握，首先就要理解十九大報告中對當前中國的歷史定位，即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代，也就是「習近平時代」。因此要理解中央對港政策，首先必須把握習近平時代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着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裏用「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3個概念，實際上是分別概括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和習近平時代。
歷史時代劃分：中國政治秩序的正當性
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傳統中，人生最終目的意義和評價來自上帝，因此西方人政治生活也最終要由上帝來評價，西方偉大政治家都追求推動「歷史終結」這本身就來源於基督教的傳統。然而在中國歷史傳統中，人生的目的和意義不是在彼岸世界的上帝那裏，而是在此岸世界家國天下的歷史進程中。
因此在中國，經學也就是史學，「經史不分」就是這個道理。中國的經史相當於西方的哲學和神學。中國的政治分歧往往轉化為歷史敘述的分歧。中國政治的正當性建構也要從歷史建構開始。中國古典的政治秩序要從三皇五帝、堯舜禹三代開始；而中共建立的現代政治秩序則基於對1840年以來中國近代歷史的敘述。在全球化時代，東西方文明的巨大差異依然存在，因此如何在歷史時間中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和貢獻，對於中國政治秩序的建構非常重要。這才是真正影響中國政治生活最深層次的根本法則。因此歷屆黨代表大會報告都有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不僅包含對黨的路線方針以及黨的領導人的初步歷史定位，而且奠定了新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正當性。
中共十四大報告首次提出一種代際政治的定位模式，即分別敘述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人和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人的歷史貢獻。十七大報告和十八大報告中進一步發展為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3代領導核心的代際政治表述。這種歷史定位方式其實是鄧小平在1989年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來的，這種定位方式在當時不僅有效鞏固了江澤民在黨內的權威地位，而且安排了江澤民之後胡錦濤的接班地位，從而確保了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正是在這種政治穩定和政策穩定的持續發展中，中國實現了從毛澤東時代的「站起來」到鄧小平時代的「富起來」的歷史轉變。
鄧小平提出的這種代際政治的接班模式在當時很容易被中國人接受，也有效解決了中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面臨的政治接班人缺乏有效規則而帶來的政治不穩定和政治危機。
這種基於年齡劃分的代際定位剛好和國家憲法中規定的國家領導人5年任期可連任一屆的規定配合起來，由此形成每代人之間相差十幾歲的代際接班的政治格局。正是按照這種代際接班政治制度，胡錦濤自然被看作是第四代領導人，而習近平在香港媒體中也往往被看作第五代領導人。
時代劃分的轉換：從自然時間到政治時間
雖然內地媒體有人也習慣地將習近平稱為第五代領導人，但在官方正式檔案和媒體報告中鮮有用這個概念定位。這種定位實際上將歷史時間理解為一種自然時間。
然而人類歷史不是簡單的自然時間均勻延續。政治生活在本質上不是自然的。政治是人為創造的，我們所說的歷史也始終是人類創造的。因此歷史時間絕非牛頓物理學的自然時間，其本質上是政治時間，甚至用來紀年的曆法最終也是政治產物。政治進程形成的不同時間節點為我們提供了劃分歷史時間的坐標，由此我們才有古代與現代的劃分，才有「1840年以來」、「1949年以來」和「改革開放以來」這樣的時間劃分。
以自然時間為坐標的代際政治很難成為建構政治時間的充分依據，十九大報告不再用這種代際政治的自然時間來建構中共歷史，而是採用政治時間的敘述模式用「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3個歷史階段劃分，着重體現每個時代黨領導國家做出的歷史貢獻。事實上這種政治時間的敘述模式也曾是過往一些黨代會報告採取過的歷史敘述模式。比如在江澤民的十五大報告中就用辛亥革命、新中國建立和改革開放3個政治時間節點來定位鄧小平理論，從而讓鄧小平與孫中山和毛澤東一樣成為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奠基人。
十九大報告採用經史結合、以史解經的敘述方式，將中共的歷史敘述變成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理論經驗總結，從而展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也可稱之為「習近平時代」。十九大報告就是全面闡述習近平所開創的這個新時代。中央對港澳的方針政策是這個新時代的產物。
從2008年以來習近平作為國家副主席主持港澳工作，擔任總書記後又決定中央對港澳的大政方針，可以說在港澳問題上很早就迎來了習近平時代。而十九大後中央對港澳的政策全面進入習近平時代。只有全面準確理解我們面臨的新時代，才能真正理解中央對港澳的方針和政策。
（「十九大報告」系列解讀之一）
強世功
作者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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