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0-紐約時報中文網：烏克蘭大饑荒：史達林的罪行至今仍在迴響
紐約時報中文網：烏克蘭大饑荒：史達林的罪行至今仍在迴響
書評ADAM HOCHSCHILD2017年10月20日
一個擁有土地的家庭在逃亡的路上。
《紅色饑荒：史達林對烏克蘭的戰爭》
(RED FAMINE: Stalin’s War on Ukraine)
作者：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
461頁。雙日出版社(Doubleday)，35美元。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專欄作家安妮·阿普爾鮑姆長期以來一直住在東歐，撰寫關於那裡的文章，她最著名的作品是獲得普立茲獎的《古拉格：一部歷史》(Gulag: A History)。但我最喜歡的是她1994年出版的《東西之間：跨越歐洲邊界》(Between East and West: Across the Borderlands of Europe)，這本書怪異而新穎，講述她從波羅的海旅行至黑海的經歷，她所經過的地區和城市在20世紀裡曾先後屬於好幾個不同的國家。例如，今天的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Lviv)曾是蘇聯的Lvov；之前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曾是波蘭的Lwow；1914年之前，它又是奧匈帝國的萊姆堡(Lemberg)。這還不包括它曾在一戰期間被沙皇俄國佔領，在二戰期間被納粹德國佔領，1918年被一個短命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佔領的經歷。
在那次旅行中，她走訪的大多數人都感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受到現在所屬的國家的威脅、這個國家在過去曾是他們的壓迫者。他們覺得自己不公平地變成了立陶宛化的波蘭人，或者是白俄羅斯化了的立陶宛人或魯塞尼亞人——魯塞尼亞人沒有自己的國家，而其他人似乎都有自己的國家。這本書很有先見之明，因為近幾年崛起的政治人士精心培養的正是這種怨憤的、受傷的民族或國家自豪感，從布達佩斯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莫斯科的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到華盛頓的唐納德·川普。
這種衝突的民族主義幽靈也貫穿在阿普爾鮑姆的新書《紅色饑荒：史達林對烏克蘭的戰爭》之中，該書詳細講述了於1933年達到頂峰的大饑荒，據估計，它導致500多萬蘇聯人死亡，其中390多萬為烏克蘭人。史達林從之前幾年開始，無情地強迫數百萬獨立的小農進入新的集體農場，他確信這樣能夠提高生產力，養活蘇聯的城市。那些農民當然拒絕放棄自己的土地，紛紛屠殺和吃掉被要求跟他們一起帶走的家畜，他們被帶去集體農場後——有時是被槍逼著去的——幾乎毫無勞動積極性。
這當然是故事的一部分，但阿普爾鮑姆更多強調了與今天關係重大的一點：長期以來，俄羅斯一直將烏克蘭視為一塊有利可圖的殖民地，因此一直擔心失去那塊領土。甚至連解放農奴的改革者，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也將烏克蘭語書籍和雜誌列為禁書，禁止在劇院和歌劇院中使用這種語言。當時，儘管烏克蘭城市裡有很多俄羅斯人，但農村地區大部分人都講烏克蘭語，然而，學校裡的兒童總體上必須接受俄羅斯語教育。
一戰快結束時，各個帝國紛紛崩潰，在這種混亂之中，烏克蘭宣布獨立，但它著名的肥沃黑土和黑海港口成為各種相互對抗的獨立運動的誘人戰利品，遭到白俄羅斯人、布爾什維克以及其他鄰國爭奪。經過數年極度血腥的爭奪之後（1919年，基輔經歷了十幾次易手），烏克蘭被兩個新生國家瓜分：波蘭和蘇聯，後者搶佔了大部分領土。
阿普爾鮑姆寫道，甚至在實施災難性的集體農業生產之前，俄羅斯的新統治者就已「再次遵循沙皇設定的先例」，「他們查封了烏克蘭語報紙，禁止在學校使用烏克蘭語，關閉了烏克蘭語劇院」。1920年代中期，蘇聯政權穩固確立後，開始嘗試一項新政策，就像在蘇聯的其他非俄羅斯地區一樣，給予烏克蘭語官方語言的地位，允許出版權威的烏俄詞典。
然而，這個實施有限寬容政策的時期並沒有讓烏克蘭人成為幸福的蘇聯人，只是引發了近800萬居住在俄羅斯的烏克蘭人建立更多烏克蘭語學校的呼聲；烏克蘭人還要求進一步擴展邊界，以納入那些烏克蘭人居住的地區。克里姆林宮感到警惕，因此迅速扭轉了政策。
1920年代末期，東正教的烏克蘭教派遭到鎮壓，數以萬計的烏克蘭教師和知識分子遭到逮捕，其中45人在哈爾科夫歌劇院接受了一場作秀式的審判。在學校和圖書館中，數以千計的烏克蘭語書籍被清理出去。那個字典項目如今被判定為顛覆行動，很多項目工作人員遭到逮捕和槍殺。一些烏克蘭詞語被規定不得在報刊上使用，必須以更近似俄語的詞彙代替。官方甚至從烏克蘭語的西里爾字母表中刪掉了一個字母，讓它看上去更像俄文，彷彿字母表也犯了叛國罪，不得不受到懲罰。
然後是一個完全不合情理的計劃，迫使蘇聯最高產的一些農民放棄土地，搬到未經嘗試的新集體農莊。這不僅是強行開展一個失敗的意識型態規劃，其執行過程也極為殘酷，令數以百萬計的烏克蘭農民忍飢挨餓。農民家中不允許私藏糧食：共產黨積極分子小隊到他們家中搜查，掀開地板，用鐵棒戳穿草堆，發現的東西一律沒收，連下一年的莊稼種子也不放過。無數男女老少因飢餓而死，一具具瘦骨如柴的腐爛屍體在路邊堆積起來，野狼侵佔了廢棄的農舍，然而搜查行動還在繼續，搜出來的糧食有一部分被出口海外換取硬通貨。當忠誠的黨幹部也開始表示反對時，他們遭到解職、監禁或槍殺。史達林在1932年寫信給親信拉扎爾·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說道，如果對強征和集體化的抵制情緒不加以鎮壓，「我們就有可能失去烏克蘭。」
有計劃的饑荒，處死該國最優秀的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對教會的破壞，以及對該國傳統村莊文化的摧毀，這一切嚇住了所有希望自治與獨立的烏克蘭人，令他們只能緘口不語。最終，過了60年，史達林所擔心的事情幾乎在一夜之間發生了，俄羅斯真的失去了烏克蘭。如今，普丁決心恢復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影響或控制力，其背景的一部分正是20世紀之初兩國人民交織在一起的這段悲慘歷史。
阿普爾鮑姆辛勤挖掘了大量資料來源，包括饑荒倖存者的口述史；烏克蘭的國家與地方檔案（包括祕密警察檔案）；以及俄羅斯於1990年代公開的檔案——其後部分檔案又遭到封存，但是許多學者事先已經把其中不少文件公之於眾。歷史學家羅伯特·考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曾在30年前著有《悲傷的豐收》(The Hearvest of Sorrow)一書，堪稱研究這段歷史的開創性著作，但是阿普爾鮑姆收集的許多資料都是他當年無法得到的。
其中一段描述來自年輕的威爾斯記者加雷斯·瓊斯(Gareth Jones)，1933年，他在遭受饑荒的地區徒步走了40英里，離開這個國家後，他為這場浩劫寫下了一份對於西方媒體來說非常罕見的親歷實錄。瓊斯曾為此受到讚揚，但是關於他，阿普爾鮑姆還講述了另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瓊斯說出自己的經歷之後，史達林政府成功採取強硬手段，令英美駐莫斯科記者出言否認他所說的一切——儘管這些記者當中有些人還是瓊斯的消息來源，把如果由他們自己報導就會遭到審查的信息透露給他。這個故事提醒人們，政客為了封鎖或扭曲真相可以做出多麼過分的行徑——如今在很多國家，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都不亞於80年前的蘇聯。
Adam Hochschild是包括《不安靜的鬼魂：俄國人記得史達林》(The Unquiet Ghost: Russians Remember Stalin)在內的8本書的作者。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書評ADAM HOCHSCHILD2017年10月20日
一個擁有土地的家庭在逃亡的路上。
《紅色饑荒：史達林對烏克蘭的戰爭》
(RED FAMINE: Stalin’s War on Ukraine)
作者：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
461頁。雙日出版社(Doubleday)，35美元。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專欄作家安妮·阿普爾鮑姆長期以來一直住在東歐，撰寫關於那裡的文章，她最著名的作品是獲得普立茲獎的《古拉格：一部歷史》(Gulag: A History)。但我最喜歡的是她1994年出版的《東西之間：跨越歐洲邊界》(Between East and West: Across the Borderlands of Europe)，這本書怪異而新穎，講述她從波羅的海旅行至黑海的經歷，她所經過的地區和城市在20世紀裡曾先後屬於好幾個不同的國家。例如，今天的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Lviv)曾是蘇聯的Lvov；之前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曾是波蘭的Lwow；1914年之前，它又是奧匈帝國的萊姆堡(Lemberg)。這還不包括它曾在一戰期間被沙皇俄國佔領，在二戰期間被納粹德國佔領，1918年被一個短命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佔領的經歷。
在那次旅行中，她走訪的大多數人都感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受到現在所屬的國家的威脅、這個國家在過去曾是他們的壓迫者。他們覺得自己不公平地變成了立陶宛化的波蘭人，或者是白俄羅斯化了的立陶宛人或魯塞尼亞人——魯塞尼亞人沒有自己的國家，而其他人似乎都有自己的國家。這本書很有先見之明，因為近幾年崛起的政治人士精心培養的正是這種怨憤的、受傷的民族或國家自豪感，從布達佩斯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莫斯科的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到華盛頓的唐納德·川普。
這種衝突的民族主義幽靈也貫穿在阿普爾鮑姆的新書《紅色饑荒：史達林對烏克蘭的戰爭》之中，該書詳細講述了於1933年達到頂峰的大饑荒，據估計，它導致500多萬蘇聯人死亡，其中390多萬為烏克蘭人。史達林從之前幾年開始，無情地強迫數百萬獨立的小農進入新的集體農場，他確信這樣能夠提高生產力，養活蘇聯的城市。那些農民當然拒絕放棄自己的土地，紛紛屠殺和吃掉被要求跟他們一起帶走的家畜，他們被帶去集體農場後——有時是被槍逼著去的——幾乎毫無勞動積極性。
這當然是故事的一部分，但阿普爾鮑姆更多強調了與今天關係重大的一點：長期以來，俄羅斯一直將烏克蘭視為一塊有利可圖的殖民地，因此一直擔心失去那塊領土。甚至連解放農奴的改革者，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也將烏克蘭語書籍和雜誌列為禁書，禁止在劇院和歌劇院中使用這種語言。當時，儘管烏克蘭城市裡有很多俄羅斯人，但農村地區大部分人都講烏克蘭語，然而，學校裡的兒童總體上必須接受俄羅斯語教育。
一戰快結束時，各個帝國紛紛崩潰，在這種混亂之中，烏克蘭宣布獨立，但它著名的肥沃黑土和黑海港口成為各種相互對抗的獨立運動的誘人戰利品，遭到白俄羅斯人、布爾什維克以及其他鄰國爭奪。經過數年極度血腥的爭奪之後（1919年，基輔經歷了十幾次易手），烏克蘭被兩個新生國家瓜分：波蘭和蘇聯，後者搶佔了大部分領土。
阿普爾鮑姆寫道，甚至在實施災難性的集體農業生產之前，俄羅斯的新統治者就已「再次遵循沙皇設定的先例」，「他們查封了烏克蘭語報紙，禁止在學校使用烏克蘭語，關閉了烏克蘭語劇院」。1920年代中期，蘇聯政權穩固確立後，開始嘗試一項新政策，就像在蘇聯的其他非俄羅斯地區一樣，給予烏克蘭語官方語言的地位，允許出版權威的烏俄詞典。
然而，這個實施有限寬容政策的時期並沒有讓烏克蘭人成為幸福的蘇聯人，只是引發了近800萬居住在俄羅斯的烏克蘭人建立更多烏克蘭語學校的呼聲；烏克蘭人還要求進一步擴展邊界，以納入那些烏克蘭人居住的地區。克里姆林宮感到警惕，因此迅速扭轉了政策。
1920年代末期，東正教的烏克蘭教派遭到鎮壓，數以萬計的烏克蘭教師和知識分子遭到逮捕，其中45人在哈爾科夫歌劇院接受了一場作秀式的審判。在學校和圖書館中，數以千計的烏克蘭語書籍被清理出去。那個字典項目如今被判定為顛覆行動，很多項目工作人員遭到逮捕和槍殺。一些烏克蘭詞語被規定不得在報刊上使用，必須以更近似俄語的詞彙代替。官方甚至從烏克蘭語的西里爾字母表中刪掉了一個字母，讓它看上去更像俄文，彷彿字母表也犯了叛國罪，不得不受到懲罰。
然後是一個完全不合情理的計劃，迫使蘇聯最高產的一些農民放棄土地，搬到未經嘗試的新集體農莊。這不僅是強行開展一個失敗的意識型態規劃，其執行過程也極為殘酷，令數以百萬計的烏克蘭農民忍飢挨餓。農民家中不允許私藏糧食：共產黨積極分子小隊到他們家中搜查，掀開地板，用鐵棒戳穿草堆，發現的東西一律沒收，連下一年的莊稼種子也不放過。無數男女老少因飢餓而死，一具具瘦骨如柴的腐爛屍體在路邊堆積起來，野狼侵佔了廢棄的農舍，然而搜查行動還在繼續，搜出來的糧食有一部分被出口海外換取硬通貨。當忠誠的黨幹部也開始表示反對時，他們遭到解職、監禁或槍殺。史達林在1932年寫信給親信拉扎爾·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說道，如果對強征和集體化的抵制情緒不加以鎮壓，「我們就有可能失去烏克蘭。」
有計劃的饑荒，處死該國最優秀的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對教會的破壞，以及對該國傳統村莊文化的摧毀，這一切嚇住了所有希望自治與獨立的烏克蘭人，令他們只能緘口不語。最終，過了60年，史達林所擔心的事情幾乎在一夜之間發生了，俄羅斯真的失去了烏克蘭。如今，普丁決心恢復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影響或控制力，其背景的一部分正是20世紀之初兩國人民交織在一起的這段悲慘歷史。
阿普爾鮑姆辛勤挖掘了大量資料來源，包括饑荒倖存者的口述史；烏克蘭的國家與地方檔案（包括祕密警察檔案）；以及俄羅斯於1990年代公開的檔案——其後部分檔案又遭到封存，但是許多學者事先已經把其中不少文件公之於眾。歷史學家羅伯特·考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曾在30年前著有《悲傷的豐收》(The Hearvest of Sorrow)一書，堪稱研究這段歷史的開創性著作，但是阿普爾鮑姆收集的許多資料都是他當年無法得到的。
其中一段描述來自年輕的威爾斯記者加雷斯·瓊斯(Gareth Jones)，1933年，他在遭受饑荒的地區徒步走了40英里，離開這個國家後，他為這場浩劫寫下了一份對於西方媒體來說非常罕見的親歷實錄。瓊斯曾為此受到讚揚，但是關於他，阿普爾鮑姆還講述了另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瓊斯說出自己的經歷之後，史達林政府成功採取強硬手段，令英美駐莫斯科記者出言否認他所說的一切——儘管這些記者當中有些人還是瓊斯的消息來源，把如果由他們自己報導就會遭到審查的信息透露給他。這個故事提醒人們，政客為了封鎖或扭曲真相可以做出多麼過分的行徑——如今在很多國家，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都不亞於80年前的蘇聯。
Adam Hochschild是包括《不安靜的鬼魂：俄國人記得史達林》(The Unquiet Ghost: Russians Remember Stalin)在內的8本書的作者。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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