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16-何俊仁:「文革」會再來嗎?

何俊仁:「文革」會再來嗎?
2016/5/16 — 20:48


1966年11月,多個省市的「紅衛兵」來到天安門廣場前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五十周年,「文革」對整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傷害,對文化價值的破壞、對生命以至生靈的摧殘,無疑是災難性的。

但國家民族在這慘痛的歷史中,得到甚麼教訓呢?這個歷史性的災劫真的不會以其他形式在中國重演嗎?

過去五十年,民間對「文革」這段歷史曾有大量的研究和討論。中國共產黨更在一九八一年通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案」,對文化大革命作出全面的否定,更對毛澤東這個偉大革命家作出有保留的批判。但這個官方決議是從中共作為繼續專政的執政黨的角度和利益出發,以偏私和狹隘的政黨立場撰寫的黨史,而並非從民族利益以至人道精神、人文價值的胸襟和眼光而立論的信史。

中共的歷史決議案是一羣曾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中共領導作出的反思。他們所關心的是在中共繼續專政下,絕不能讓羣眾被動員起來,破壞中共的黨組織和團結。從一黨專政下繼續經濟改革開放,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中共對「文革」的歷史反思只限於幾個大原則的總結:

一 · 黨要堅持集體領導,不搞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

二 · 維護社會主義(在中共專政下)的民主和法制;

三 · 在意識形態上,不搞階級鬥爭,否定毛澤東推動「文革」倡議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有不少人認為,沒有毛澤東,便沒有「文革」。因為中國再沒有一個像毛如此能呼風喚雨的魅力領導和開國元首,故「文革」再來的機會極低。這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全對的。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不單有歷史人物的因素,亦有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因素。毛澤東曾自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加上一個「秦始皇」。這亦反映他的特殊歷史背景,就是一個有幾千年封建意識和帝皇思想的中國傳統。

有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才有這樣的人民,才造成共產黨的專政,以至現代皇帝如毛澤東的興起。故這不完全是歷史的偶然,亦不完全是毛的個人因素。正是如此,毛澤東去了,「文革」被否定以及大批「文革」冤案被平反後,仍有一個可以超越黨組織的太上皇「鄧小平」的出現。雖然鄧在一九七八年復出後從未擔任黨最高領導的職位,在歷史上他卻被公認為最後廿年的執政最高領導,甚至是專政者。

回顧一九八九年民運的歷史,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若沒有鄧小平的專政和最後干預,八九民運展現的政治和社會矛盾,絕有可能依循趙紫陽以民主和法制的方式緩和解決。趙紫陽能成功化解八九民運,便可開啟政治民主改革,從而制衡官僚主義腐化,遏止官倒和貪污的惡化。不幸當時鄧小平一錘定音、下令軍隊血腥鎮壓,毀滅了民主的生機。隨後在政治專政經濟加速開放便造成今日在國富民貧、官強社弱下的嚴重貪污腐朽的社會狀況。

文化大革命後,不少人認為毛澤東後便沒有「帝皇」了,後來出了鄧小平。縱使他沒有毛澤東那種兇殘和「一言堂」,但他仍維持「一人說了便算」,整個中央都要以他為無上權威。趙紫陽曾對蘇聯前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說:「中央有一個決定,一切大事都是由鄧掌舵的」。故政治評論家余杰稱鄧小平是「中國最後的一個皇帝」。

可是鄧後不足廿年,余杰又再稱中國將出現或已出現新皇帝習近平。自習在十八大執政以來,已集黨、軍、政大權於一身。中共中央設立多個委員會,全部由習近平任主席。國家從公安維穩、軍事發展、網絡操控、至經濟規劃等各領域的重要決策,無一不是在他個人指揮掌控下作出。習執政後,定下「七不講」政策:不准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權利、中共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和公民社會。習管治下,中共又把五類人士定性為「新黑五類」: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社群(訪民等)。總的來說,習近年比他前兩任中央領導江澤民和胡錦濤更把政治操控收緊。

習又多次造訪毛澤東的出生地,表示對毛的尊敬和崇拜。故有不少人說他是「新毛澤東主義者」。

雖然外界認為他不會搞「文革」式的群眾鬥爭來破壞黨組織和打擊黨內外的敵人,但事實上他亦開始搞自己的個人崇拜,以進一步鞏固他個人專政的實力。最近看到網上廣傳的官方製作的新紅歌《東方又紅》的宣傳片,把毛和習並列為尊敬的領袖,不禁使人不寒而慄!

一個不從歷史汲取教訓的民族,必然重蹈歷史覆轍!「文革」會重來嗎?


何俊仁
支聯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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