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19-練乙錚：片面、荒謬、草率、王者的老實—讀習批眉
練乙錚：片面、荒謬、草率、王者的老實—讀習批眉
6:56 19/5/2016
委員長來港「巡視」，準備工作特府早已做足，膠漿鋪路員警封山無微不至；抵埗之日，機場保安如臨大敵，採訪不許帶傘，黃色汗巾亦遭查處，可謂草木皆兵。北人如此君臨，結果只會把特區政府襯托得愈發像一傀儡把持的外來政權。論社會管制，大陸無疑十倍嚴酷；港人尚敢口誅筆伐的事物，在大陸只能見諸黑色幽默。例如近日流行的一則「總理買肉的段子」，圖文並茂完全貼切，惟讀後思之，滑稽處庶幾就是明天香港寫照，亦不禁惘然【註1】。
閒話休提，今天談習近平，特別細看他一再催谷的「供給側改革」何所指，然後談及官方經濟改革說帖背後到底是些什麼性質的問題。
3篇《人民日報》不具名的「權威人士訪談文章」廣受好奇者關注之後，大陸媒體跟着報道了習近平的兩次經濟談話內容，包括大前天（16日）在他主持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的講話撮要，以及今年1月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的長篇講話全文。這些講話的原始對象不是一般民眾，宣傳味道不像那幾篇「權威人士」文章那麼強烈，個人風格比較突出，甚至連一些概念薄弱乃至謬誤之處，也一併呈現在讀者眼前，因而比較可讀。
「新常態、大邏輯」
習氏1月8日講話全長差不多兩萬字，要義大概一二千字就可說完，但因為他添加了不少「歷史角度」和「現實角度」的「輔助材料」，更由於他說話比較鬆散輕浮，花式用語比比皆是，一句話每每變成多句講，化成文字就特別覺得冗長。這種風格，與他一向想仿效的毛澤東大異其趣；毛說話精準扼要，行文剛勁沉實，《毛選》裏的文章和收錄的講話，平均每篇不過7000字，完全沒有可有可無的東西。
習氏在講話的第一部分泛論「新常態」，有這樣的一段：「謀劃和推動『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就要把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作為貫穿發展全局和全過程的大邏輯。從歷史長過程看，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中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總是在不斷形成，經濟發展新常態是這個長過程的一個階段。這完全符合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運動規律。全面認識和把握新常態，需要從時間和空間大角度審視我國發展。」【註2】
這其實是辯護意味很濃厚的一段文字，重點就在「螺旋式上升」這5個字上面；在中共的文宣裏，這就是「問題多多可能倒退」的堂皇說法。具體而言，習所謂的「新常態」，無非就是指的「GDP增幅下滑」，犯不着用一大堆抽象動詞（謀劃、推動、適應、把握、引領、貫穿）和空洞名詞（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大邏輯、大角度）作無謂渲染。
「新常態」的完全外因論
這篇講話有4大部分，第一部分真正值得留意的是這一句：「我國出口優勢和參與國際產業分工模式面臨新挑戰，經濟發展新常態是這種變化的體現。」換言之，習口中說的「新常態」，是完全由外因導致的。過去西方進口中國產品的需求旺盛，中國GDP增幅超快；2008年之後的西方需求狀況大變，中國出口優勢因而塌方，導致了「新常態」。
對比一些海內外歌德派一味歌頌「中國模式」的優越性而言，習這樣說，無疑是比較接近一部分實情的，雖然這個「外因論」包含着一個有意識的片面性。這點容後解釋（此外，習在講話的第二部分說出了常人不敢講的幾句話，也是可圈可點，值得稱道：「雖然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強、臃腫虛胖體弱問題相當突出，主要體現在創新能力不強，這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塊頭的『阿喀琉斯之踵』。」）。
跟着，習的話鋒一變，說了幾句莫名其妙的怪話：「新常態不是一個事件，不要用好或壞來判斷。有人問，新常態是一個好狀態還是一個壞狀態？這種問法是不科學的。新常態是一個客觀狀態，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狀態，是一種內在必然性，並沒有好壞之分。」這是稍有常識的人都不會說的話；對一個自命馬列主義者而言，則更是天大的謬誤。
大家知道，馬、恩倡導「科學的而不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其理論基礎「唯物史觀」是一種必然論，認為歷史有必經的各階段，依次是原始共產主義、奴隸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最終的共產主義，放諸四海皆準，因為「事物的發展有其內在的必然邏輯，不以人的意志而有所轉移」。
但是，儘管馬、恩說的每一個社會發展階段都是「一個客觀狀態」、「必然會出現的」，他們卻認為各階段都有清楚的好壞之分：原始共產主義是好的、善的，之後人類社會逐步沉淪，到了資本主義，便是「萬惡」的了；社會主義必然到來，是一種救贖，最終的共產主義則更是「萬善」的理想國。
列寧主義進一步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在這個階段裏，金融資本主宰一切，「萬惡」更加登峰造極。毛完全接受馬列這一整套說法；他在1949年之後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裏就說：「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新常態」沒有好壞之辨嗎？
由此可見，從馬列觀點看，習說的「內在必然性沒有好壞之分」、問新常態是好是壞是「不科學的」，乃是徹底荒謬、完全錯誤。習在這個講話裏，引用馬克思7次、恩格斯5次、毛澤東9次，無異數典忘祖。為什麼？
要解答這個「為什麼」，還須繼續把習的講話讀下去，看看他在最關鍵的第三部分講「供給側改革」的時候，說了的和沒說的是些什麼。
習談論供給側改革的時候，十分在意「結構性」這3個字；他說：「我們提的供給側改革，完整地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是這樣說的。『結構性』3個字十分重要，簡稱『供給側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結構性』3個字。」然則，他那麼在意的3個字，結果用在什麼地方呢？
習說：「經濟發展面臨『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沒了，說完。
換句話說，他最後只是把5個現象（「四降一升」）沒加分析就講成是「結構性的」，然後把5個對策或要做的事（「三去一降一補」）講成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勉強說，他提供了一句解釋：「需求管理邊際效益不斷遞減，單純依靠刺激內需難以解決產能過剩等結構性矛盾。因此，必須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不過，這顯然是「循環推理」（circular reasoning），因為「產能過剩」先就給定義作「結構性矛盾」了。
大家細看：「四降一升」完全可以是周期性的問題；「三去一降一補」也可以是完全因應周期性問題的對策。西方經濟每經歷一次周期性衰退，「四降一升」就難免；要復元，「三去一降一補」也幾乎是必由之路，只不過這5個對策，主要都是市場裏的企業和個人自力完成的，政府的角色一般十分次要。然而，對「結構性」3個字說得那麼着緊，習卻給出了非常貧乏草率的「分析」。
「供給側改革」論述的三大弱點
如何理解習氏兩萬字論述裏的一個片面性、一個謬誤和一處草率呢？
習強調大陸的經濟問題是「結構性問題」沒有錯，卻片面訴諸「外因論」（西方對中國出口需求中長期減少），背後原因可能有兩個，其一是藉以掩蓋一系列的嚴重政策錯誤，此包括：強制性的人口操控政策（導致了勞動力嚴重萎縮、國家「未富先老」）、太過分強調GDP增幅的「發展硬道理」（是導致多行業產能過剩的近因）、5萬億人幣大水漫灌式的需求側刺激和因而產生的史無前例的信貸狂升，等等。這樣掩蓋嚴重政策錯誤，對標榜「一貫正確」的黨領導而言，無比重要。其二是可藉以掩蓋產生結構性問題的可怕深層內因——筆者把這些不可言說的深層內因稱為「X內因」。
習氏荒謬地說，以結構性問題為核心的「新常態」不存在好壞之辨，目的正正是要擋住人們投向「X內因」的目光，以便把導致經濟發展走入死胡同的責任撇清，把所有錯誤隱蔽在到「客觀必然性」後面了事。他最後草率地逃避了對標示結構性問題的5種現象的本質分析，目的也完全一樣。
什麼是「不可言說的深層X內因」？要探討這個問題，應該從哪些現象入手？筆者提出4個。
不可言說的深層「X內因」
首先應該注意，大陸今天出現的「產能過剩」、「庫存過多」、「槓桿過高（信貸過濫）」、「成本過高」、「短板過多」（習說的短板，包括環境生態的破壞、城鄉等收入差距過大等），絕大部分幾乎都是在國企或政府應管的環節裏發生。馬列主義認為，國有環節的計劃經濟是優質的，絕對不會出現象資本主義危機之下產生的大規模供求錯配現象，但事實卻剛好與此截然相反。
其次應該留意，大陸最高領導層對採取什麼策略去化解經濟結構問題，顯得舉棋不定，一忽兒緊縮，一忽兒又放寬。今年頭一季大水漫灌，寬鬆程度超過溫家寶撒的那「5萬億」；4月下旬5月初又傳出要收緊，但事實上信貸放得最寬的環節，卻是政府主導的大型基建和與地方政府關係最密切的房地產業。習在講話裏，花了500多字長長的一整段講毛澤東如何教導人們為了解決大問題必須「準備吃虧」；顯然，不準備吃虧的勢力，其實佔了大多數。這些勢力對習大大的「循循善誘」充耳不聞，以致他要不停講話，並在講話裏再三提到「我多次講過……」。習上台4年，黨政軍經大權一起抓，權力高度集中在他的手裏，與毛、鄧當年的強勢完全可比，但主要經濟政策卻在不停拉布。
第三，外滙正以不同的理由不斷流出。過去兩年，人行外滙結餘下跌了近8000億美元，約為2014年6月高峰值的兩成【註3】。去年，主要流出的原因有好幾個，一是大陸在海外的國企要還外幣債，一是央行要出手拋出外滙捍衞人幣滙率，還有就是富人利用各種渠道把在大陸的私有財產化作外幣滙出。後來，國企大舉進行海外資產併購成為外滙主要流出的原因。外滙大量流出，要和數以萬計的大陸權貴家屬擁有海外密賬（不一定是設在巴拿馬的密賬）這回事聯繫一起看。
第四，習上台之後的最大手筆就是所謂的「打貪」，影響所及，直令一些行業進入蕭條，勢足以左右宏觀經濟；然而，習在他的講話裏對貪腐問題隻字不提，《人日》的三篇「權威人士訪談文章」亦無半句談及。
為何沒有政治經濟學觀點？
要解釋這一組4個事實，恐怕就得徹底暴露所有X內因。篇幅所限，進一步的分析須留待另文。
說到底，這4個事實所牽涉的，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經濟學問題——權力如何影響經濟利益分配。馬列主義和傳統左翼經濟分析與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最大的分別，就是在於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視。很奇怪，習的管治手段非常「左」，但他的經濟論述卻半個字不提政治經濟學。在分析大陸「結構性問題」的時候，欠缺了這一環節，無疑十分奇怪。當權者沉默，石頭就會發聲。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註1：見5月3日的《中國禁聞網》特稿：https://3ttttt.wordpress.com/2016/05/03/哈哈一樂：總理買肉的段子圖/。
註2：習近平今年1月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見：http://paper.people.com.cn/rmrb/...b_20160510_1-02.htm。
註3：這些大陸央行外滙結餘數字見：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china/foreign-exchange-reserves。
6:56 19/5/2016
委員長來港「巡視」，準備工作特府早已做足，膠漿鋪路員警封山無微不至；抵埗之日，機場保安如臨大敵，採訪不許帶傘，黃色汗巾亦遭查處，可謂草木皆兵。北人如此君臨，結果只會把特區政府襯托得愈發像一傀儡把持的外來政權。論社會管制，大陸無疑十倍嚴酷；港人尚敢口誅筆伐的事物，在大陸只能見諸黑色幽默。例如近日流行的一則「總理買肉的段子」，圖文並茂完全貼切，惟讀後思之，滑稽處庶幾就是明天香港寫照，亦不禁惘然【註1】。
閒話休提，今天談習近平，特別細看他一再催谷的「供給側改革」何所指，然後談及官方經濟改革說帖背後到底是些什麼性質的問題。
3篇《人民日報》不具名的「權威人士訪談文章」廣受好奇者關注之後，大陸媒體跟着報道了習近平的兩次經濟談話內容，包括大前天（16日）在他主持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的講話撮要，以及今年1月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的長篇講話全文。這些講話的原始對象不是一般民眾，宣傳味道不像那幾篇「權威人士」文章那麼強烈，個人風格比較突出，甚至連一些概念薄弱乃至謬誤之處，也一併呈現在讀者眼前，因而比較可讀。
「新常態、大邏輯」
習氏1月8日講話全長差不多兩萬字，要義大概一二千字就可說完，但因為他添加了不少「歷史角度」和「現實角度」的「輔助材料」，更由於他說話比較鬆散輕浮，花式用語比比皆是，一句話每每變成多句講，化成文字就特別覺得冗長。這種風格，與他一向想仿效的毛澤東大異其趣；毛說話精準扼要，行文剛勁沉實，《毛選》裏的文章和收錄的講話，平均每篇不過7000字，完全沒有可有可無的東西。
習氏在講話的第一部分泛論「新常態」，有這樣的一段：「謀劃和推動『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就要把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作為貫穿發展全局和全過程的大邏輯。從歷史長過程看，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中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總是在不斷形成，經濟發展新常態是這個長過程的一個階段。這完全符合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運動規律。全面認識和把握新常態，需要從時間和空間大角度審視我國發展。」【註2】
這其實是辯護意味很濃厚的一段文字，重點就在「螺旋式上升」這5個字上面；在中共的文宣裏，這就是「問題多多可能倒退」的堂皇說法。具體而言，習所謂的「新常態」，無非就是指的「GDP增幅下滑」，犯不着用一大堆抽象動詞（謀劃、推動、適應、把握、引領、貫穿）和空洞名詞（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大邏輯、大角度）作無謂渲染。
「新常態」的完全外因論
這篇講話有4大部分，第一部分真正值得留意的是這一句：「我國出口優勢和參與國際產業分工模式面臨新挑戰，經濟發展新常態是這種變化的體現。」換言之，習口中說的「新常態」，是完全由外因導致的。過去西方進口中國產品的需求旺盛，中國GDP增幅超快；2008年之後的西方需求狀況大變，中國出口優勢因而塌方，導致了「新常態」。
對比一些海內外歌德派一味歌頌「中國模式」的優越性而言，習這樣說，無疑是比較接近一部分實情的，雖然這個「外因論」包含着一個有意識的片面性。這點容後解釋（此外，習在講話的第二部分說出了常人不敢講的幾句話，也是可圈可點，值得稱道：「雖然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強、臃腫虛胖體弱問題相當突出，主要體現在創新能力不強，這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塊頭的『阿喀琉斯之踵』。」）。
跟着，習的話鋒一變，說了幾句莫名其妙的怪話：「新常態不是一個事件，不要用好或壞來判斷。有人問，新常態是一個好狀態還是一個壞狀態？這種問法是不科學的。新常態是一個客觀狀態，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狀態，是一種內在必然性，並沒有好壞之分。」這是稍有常識的人都不會說的話；對一個自命馬列主義者而言，則更是天大的謬誤。
大家知道，馬、恩倡導「科學的而不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其理論基礎「唯物史觀」是一種必然論，認為歷史有必經的各階段，依次是原始共產主義、奴隸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最終的共產主義，放諸四海皆準，因為「事物的發展有其內在的必然邏輯，不以人的意志而有所轉移」。
但是，儘管馬、恩說的每一個社會發展階段都是「一個客觀狀態」、「必然會出現的」，他們卻認為各階段都有清楚的好壞之分：原始共產主義是好的、善的，之後人類社會逐步沉淪，到了資本主義，便是「萬惡」的了；社會主義必然到來，是一種救贖，最終的共產主義則更是「萬善」的理想國。
列寧主義進一步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在這個階段裏，金融資本主宰一切，「萬惡」更加登峰造極。毛完全接受馬列這一整套說法；他在1949年之後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裏就說：「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新常態」沒有好壞之辨嗎？
由此可見，從馬列觀點看，習說的「內在必然性沒有好壞之分」、問新常態是好是壞是「不科學的」，乃是徹底荒謬、完全錯誤。習在這個講話裏，引用馬克思7次、恩格斯5次、毛澤東9次，無異數典忘祖。為什麼？
要解答這個「為什麼」，還須繼續把習的講話讀下去，看看他在最關鍵的第三部分講「供給側改革」的時候，說了的和沒說的是些什麼。
習談論供給側改革的時候，十分在意「結構性」這3個字；他說：「我們提的供給側改革，完整地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是這樣說的。『結構性』3個字十分重要，簡稱『供給側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結構性』3個字。」然則，他那麼在意的3個字，結果用在什麼地方呢？
習說：「經濟發展面臨『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沒了，說完。
換句話說，他最後只是把5個現象（「四降一升」）沒加分析就講成是「結構性的」，然後把5個對策或要做的事（「三去一降一補」）講成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勉強說，他提供了一句解釋：「需求管理邊際效益不斷遞減，單純依靠刺激內需難以解決產能過剩等結構性矛盾。因此，必須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不過，這顯然是「循環推理」（circular reasoning），因為「產能過剩」先就給定義作「結構性矛盾」了。
大家細看：「四降一升」完全可以是周期性的問題；「三去一降一補」也可以是完全因應周期性問題的對策。西方經濟每經歷一次周期性衰退，「四降一升」就難免；要復元，「三去一降一補」也幾乎是必由之路，只不過這5個對策，主要都是市場裏的企業和個人自力完成的，政府的角色一般十分次要。然而，對「結構性」3個字說得那麼着緊，習卻給出了非常貧乏草率的「分析」。
「供給側改革」論述的三大弱點
如何理解習氏兩萬字論述裏的一個片面性、一個謬誤和一處草率呢？
習強調大陸的經濟問題是「結構性問題」沒有錯，卻片面訴諸「外因論」（西方對中國出口需求中長期減少），背後原因可能有兩個，其一是藉以掩蓋一系列的嚴重政策錯誤，此包括：強制性的人口操控政策（導致了勞動力嚴重萎縮、國家「未富先老」）、太過分強調GDP增幅的「發展硬道理」（是導致多行業產能過剩的近因）、5萬億人幣大水漫灌式的需求側刺激和因而產生的史無前例的信貸狂升，等等。這樣掩蓋嚴重政策錯誤，對標榜「一貫正確」的黨領導而言，無比重要。其二是可藉以掩蓋產生結構性問題的可怕深層內因——筆者把這些不可言說的深層內因稱為「X內因」。
習氏荒謬地說，以結構性問題為核心的「新常態」不存在好壞之辨，目的正正是要擋住人們投向「X內因」的目光，以便把導致經濟發展走入死胡同的責任撇清，把所有錯誤隱蔽在到「客觀必然性」後面了事。他最後草率地逃避了對標示結構性問題的5種現象的本質分析，目的也完全一樣。
什麼是「不可言說的深層X內因」？要探討這個問題，應該從哪些現象入手？筆者提出4個。
不可言說的深層「X內因」
首先應該注意，大陸今天出現的「產能過剩」、「庫存過多」、「槓桿過高（信貸過濫）」、「成本過高」、「短板過多」（習說的短板，包括環境生態的破壞、城鄉等收入差距過大等），絕大部分幾乎都是在國企或政府應管的環節裏發生。馬列主義認為，國有環節的計劃經濟是優質的，絕對不會出現象資本主義危機之下產生的大規模供求錯配現象，但事實卻剛好與此截然相反。
其次應該留意，大陸最高領導層對採取什麼策略去化解經濟結構問題，顯得舉棋不定，一忽兒緊縮，一忽兒又放寬。今年頭一季大水漫灌，寬鬆程度超過溫家寶撒的那「5萬億」；4月下旬5月初又傳出要收緊，但事實上信貸放得最寬的環節，卻是政府主導的大型基建和與地方政府關係最密切的房地產業。習在講話裏，花了500多字長長的一整段講毛澤東如何教導人們為了解決大問題必須「準備吃虧」；顯然，不準備吃虧的勢力，其實佔了大多數。這些勢力對習大大的「循循善誘」充耳不聞，以致他要不停講話，並在講話裏再三提到「我多次講過……」。習上台4年，黨政軍經大權一起抓，權力高度集中在他的手裏，與毛、鄧當年的強勢完全可比，但主要經濟政策卻在不停拉布。
第三，外滙正以不同的理由不斷流出。過去兩年，人行外滙結餘下跌了近8000億美元，約為2014年6月高峰值的兩成【註3】。去年，主要流出的原因有好幾個，一是大陸在海外的國企要還外幣債，一是央行要出手拋出外滙捍衞人幣滙率，還有就是富人利用各種渠道把在大陸的私有財產化作外幣滙出。後來，國企大舉進行海外資產併購成為外滙主要流出的原因。外滙大量流出，要和數以萬計的大陸權貴家屬擁有海外密賬（不一定是設在巴拿馬的密賬）這回事聯繫一起看。
第四，習上台之後的最大手筆就是所謂的「打貪」，影響所及，直令一些行業進入蕭條，勢足以左右宏觀經濟；然而，習在他的講話裏對貪腐問題隻字不提，《人日》的三篇「權威人士訪談文章」亦無半句談及。
為何沒有政治經濟學觀點？
要解釋這一組4個事實，恐怕就得徹底暴露所有X內因。篇幅所限，進一步的分析須留待另文。
說到底，這4個事實所牽涉的，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經濟學問題——權力如何影響經濟利益分配。馬列主義和傳統左翼經濟分析與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最大的分別，就是在於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視。很奇怪，習的管治手段非常「左」，但他的經濟論述卻半個字不提政治經濟學。在分析大陸「結構性問題」的時候，欠缺了這一環節，無疑十分奇怪。當權者沉默，石頭就會發聲。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註1：見5月3日的《中國禁聞網》特稿：https://3ttttt.wordpress.com/2016/05/03/哈哈一樂：總理買肉的段子圖/。
註2：習近平今年1月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見：http://paper.people.com.cn/rmrb/...b_20160510_1-02.htm。
註3：這些大陸央行外滙結餘數字見：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china/foreign-exchange-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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