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26-王卓祺：基於事實的論證及交流才是言論自由的真諦——回應鄧志榮3個批評
王卓祺：基於事實的論證及交流才是言論自由的真諦——回應鄧志榮3個批評
23:08 26/11/2015
【明報專訊】一位自稱是筆者前社工學生的作者鄧志榮，回應本人刊登於《明報》的文章（見2015年11月20日明報），批評我「屁股指揮腦袋」、不知香港民不聊生、十人十義有何問題等3點意見。還懷疑我是否記得社工對事主守密亦可基於公眾利益而泄密的原則。這並不涉及公共利益，故不作答。
鄧君文章雖短，盡是聲明而缺乏事實的論證及與我的文章有真正的交流。就算是引述周永新教授3000元的「全民退休保障」，嚴格來說亦是止於陳述聲明。這位自稱筆者前學生的鄧君，還煞有介事的表示：「革命是官逼民反的行為，當民不聊生的時候，生存才是王道！當國泰民安的時候，人們都懶得去理會什麼政治。」本文就着上述3點逐一回應。
「屁股指揮腦袋」的問題
鄧君表示上我課時對筆者的通識拜服，但文筆一轉便語帶諷刺：「感覺人在其位的轉變。」意指我是「屁股指揮腦袋」，暗示我身為特區政府智囊，一定為五斗米折腰，為政府護航。「屁股指揮腦袋」是唯物主義的講法，有一定的道理。不過，「屁股指揮腦袋」具體應用於筆者身上並不恰當。關鍵點是筆者加入政府並非由於我對政治理論、管治問題的認識及經驗，或者是善於公關，而是社會政策尤其是對貧窮問題的專長。可以這樣說，基於筆者的工作性質及範圍，亦沒有先例中策組的全職顧問要公開為政府政策護航。基於這個具體事實，筆者根本不用自告奮勇，甘冒「槍打出頭鳥」的風險，過去兩年寫了10多萬字的評論文章，並數度打「文字官司」，得罪不少人。簡單一句，在建制是客觀事實，但不一定表示道理不在我這邊！究竟我所言是否有理，客觀的態度是實事求是，應以理論及事實作論證及交流。
香港民不聊生的問題
這位鄧君居然這樣表示：「相比漢斯（其因妻子患癌而有偷藥的兩難題）的例子，香港人實在是純良的公民。在面對生活水平高至脫節的日子，以偷、搶、霸奪手法來過活的，畢竟是少數。」由於他認為香港「生活水平高至脫節」，因此，周永新教授提出每人區區3000元的全民老年金建議，特區政府亦不支持，實在不知民間疾苦。
我的解讀，香港民生問題是一個社會匱乏，即一些人不及社會一般的生活水準，而非絕對有沒有的問題。舉例說，今天一些年輕人大學畢業便期望獨立生活，或一結婚便另組家庭，與上一輩分開居住。基本來說，這是個生活方式的選擇，而非無地容身。但我們同時觀察到社會匱乏確實反映社會價值的轉變。舉例說，劏房亦可容身，但香港社會發展已經不再停留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可以接受「板間房」（類似今天的劏房）的居住環境；即是說，政府應盡快解決相關問題，公共政策要適應社會價值的轉變，以體現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
就算如此，並不代表我完全同意這位前社工學生的社會解讀。我認為他可能以為地鐵、鬧市賣的名牌廣告的生活方式就是他這一代人的標準，或者以同學、朋友上載臉書的美好生活片段是唾手可得，當然主觀感覺香港是「民不聊生」了！香港這一代以至西方富裕社會的青年人，活在社交媒體的同輩世界，講的所謂「生於憂患」、「民不聊生」，真的有點虛幻。
十人十義的問題
毋庸置疑，自由是香港根深柢固的社會價值。在我成長的年代亦經歷過基於價值不同，而原本友好的同學便一夜反面，見面當作不認識的現象。我的經驗告訴我，這種基於意識形態裂縫產生的意見，不會由於言論自由的「百花齊放」而更加接近真理，可以產生共識。因此，十人十義產生好結果的前提是大家都是建基於對客觀事實的共同理解，這樣的交流才有共同點，才有好的互動。
今天香港社會，十人十義的前提是以立場來演繹事實，變成對事實的理解從對方不良動機出發。這樣子，言論自由的「百花齊放」過程不會擦出好的火花！舉例說政府發展新界東北，便被本土派有立場地論述為「被內地規劃」。總的來說，若不是基於事實的所謂十人十義的「百花齊放」，只會令社會更撕裂、分化。
我再舉這位鄧君的例子來說明，他文章一開始便質疑筆者的動機，跟着便拒絕與我討論所謂學術問題，而以所謂「一個尋常百姓的角度」與我商討。這是好態度；不過，他卻昧於我撰文的論證，居然可以有這樣的結論：「陳文敏事件發展至今，因港大校委會未能提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據，已超越了個人利益，因為香港大學是有代表性的公營機構。」既然鄧君不敢在學術（主要是理論分析而已）與老師交流，他又如何達致上述的結論呢？因為筆者撰文與葉建源議員商榷，關鍵點是港大校委會事件的性質，以兩個葉議員提到的事例說明陳文敏不獲委任是應該守秘的大學內部人事安排。
總結
這個鄧君的例子再次說明有預設立場的所謂十人十義「百花齊放」的言論自由過程，並不會幫助我們更加接近事實的真相，各種立場的人只會各說各話，社會更為分化。道理十分簡單，對方根本不會基於你的論證與你展開有意義的討論，而一開始便假設你是有某種不良的動機。
不過，觀乎這位鄧君言論，根本不是「一個尋常百姓」，而是「傘兵」一類分子，充滿理想而昧於現實。至今，筆者還是相信，尋常普通人會以平常心看待他人言行，尤其是日子久了，真實現象便會浮現出來。有一個說法是謊話說100次會被當成事實。短期而言，可能是對，長期則不可能的。歷史事例多的是，希特勒的納粹便是例子。日前才發現英國《衞報》做了個「數數字」（The Counted）的專題報道。你估是數什麼數字呢？原來是美國在2015年被警方殺死的人數，包括沒有槍械的人，當然主要是黑人。我剛上網一查，已經超過1000人。衞報是英國大報之一，它以實證懷疑美國自稱維護人權的聲明。這樣的新聞及言論自由才有說服力。
最後提一點感想。讀者以為筆者與學生關係淡薄。其實，我周六才與兩位前研究生聚會，並親身向其中一位道賀他正式取得博士學位及在內地名牌大學得到一個教席，且待遇優厚。今天大學已經普及化，很難期望老師認識每一位本科生了。
作者是香港特區政府
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及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23:08 26/11/2015
【明報專訊】一位自稱是筆者前社工學生的作者鄧志榮，回應本人刊登於《明報》的文章（見2015年11月20日明報），批評我「屁股指揮腦袋」、不知香港民不聊生、十人十義有何問題等3點意見。還懷疑我是否記得社工對事主守密亦可基於公眾利益而泄密的原則。這並不涉及公共利益，故不作答。
鄧君文章雖短，盡是聲明而缺乏事實的論證及與我的文章有真正的交流。就算是引述周永新教授3000元的「全民退休保障」，嚴格來說亦是止於陳述聲明。這位自稱筆者前學生的鄧君，還煞有介事的表示：「革命是官逼民反的行為，當民不聊生的時候，生存才是王道！當國泰民安的時候，人們都懶得去理會什麼政治。」本文就着上述3點逐一回應。
「屁股指揮腦袋」的問題
鄧君表示上我課時對筆者的通識拜服，但文筆一轉便語帶諷刺：「感覺人在其位的轉變。」意指我是「屁股指揮腦袋」，暗示我身為特區政府智囊，一定為五斗米折腰，為政府護航。「屁股指揮腦袋」是唯物主義的講法，有一定的道理。不過，「屁股指揮腦袋」具體應用於筆者身上並不恰當。關鍵點是筆者加入政府並非由於我對政治理論、管治問題的認識及經驗，或者是善於公關，而是社會政策尤其是對貧窮問題的專長。可以這樣說，基於筆者的工作性質及範圍，亦沒有先例中策組的全職顧問要公開為政府政策護航。基於這個具體事實，筆者根本不用自告奮勇，甘冒「槍打出頭鳥」的風險，過去兩年寫了10多萬字的評論文章，並數度打「文字官司」，得罪不少人。簡單一句，在建制是客觀事實，但不一定表示道理不在我這邊！究竟我所言是否有理，客觀的態度是實事求是，應以理論及事實作論證及交流。
香港民不聊生的問題
這位鄧君居然這樣表示：「相比漢斯（其因妻子患癌而有偷藥的兩難題）的例子，香港人實在是純良的公民。在面對生活水平高至脫節的日子，以偷、搶、霸奪手法來過活的，畢竟是少數。」由於他認為香港「生活水平高至脫節」，因此，周永新教授提出每人區區3000元的全民老年金建議，特區政府亦不支持，實在不知民間疾苦。
我的解讀，香港民生問題是一個社會匱乏，即一些人不及社會一般的生活水準，而非絕對有沒有的問題。舉例說，今天一些年輕人大學畢業便期望獨立生活，或一結婚便另組家庭，與上一輩分開居住。基本來說，這是個生活方式的選擇，而非無地容身。但我們同時觀察到社會匱乏確實反映社會價值的轉變。舉例說，劏房亦可容身，但香港社會發展已經不再停留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可以接受「板間房」（類似今天的劏房）的居住環境；即是說，政府應盡快解決相關問題，公共政策要適應社會價值的轉變，以體現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
就算如此，並不代表我完全同意這位前社工學生的社會解讀。我認為他可能以為地鐵、鬧市賣的名牌廣告的生活方式就是他這一代人的標準，或者以同學、朋友上載臉書的美好生活片段是唾手可得，當然主觀感覺香港是「民不聊生」了！香港這一代以至西方富裕社會的青年人，活在社交媒體的同輩世界，講的所謂「生於憂患」、「民不聊生」，真的有點虛幻。
十人十義的問題
毋庸置疑，自由是香港根深柢固的社會價值。在我成長的年代亦經歷過基於價值不同，而原本友好的同學便一夜反面，見面當作不認識的現象。我的經驗告訴我，這種基於意識形態裂縫產生的意見，不會由於言論自由的「百花齊放」而更加接近真理，可以產生共識。因此，十人十義產生好結果的前提是大家都是建基於對客觀事實的共同理解，這樣的交流才有共同點，才有好的互動。
今天香港社會，十人十義的前提是以立場來演繹事實，變成對事實的理解從對方不良動機出發。這樣子，言論自由的「百花齊放」過程不會擦出好的火花！舉例說政府發展新界東北，便被本土派有立場地論述為「被內地規劃」。總的來說，若不是基於事實的所謂十人十義的「百花齊放」，只會令社會更撕裂、分化。
我再舉這位鄧君的例子來說明，他文章一開始便質疑筆者的動機，跟着便拒絕與我討論所謂學術問題，而以所謂「一個尋常百姓的角度」與我商討。這是好態度；不過，他卻昧於我撰文的論證，居然可以有這樣的結論：「陳文敏事件發展至今，因港大校委會未能提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據，已超越了個人利益，因為香港大學是有代表性的公營機構。」既然鄧君不敢在學術（主要是理論分析而已）與老師交流，他又如何達致上述的結論呢？因為筆者撰文與葉建源議員商榷，關鍵點是港大校委會事件的性質，以兩個葉議員提到的事例說明陳文敏不獲委任是應該守秘的大學內部人事安排。
總結
這個鄧君的例子再次說明有預設立場的所謂十人十義「百花齊放」的言論自由過程，並不會幫助我們更加接近事實的真相，各種立場的人只會各說各話，社會更為分化。道理十分簡單，對方根本不會基於你的論證與你展開有意義的討論，而一開始便假設你是有某種不良的動機。
不過，觀乎這位鄧君言論，根本不是「一個尋常百姓」，而是「傘兵」一類分子，充滿理想而昧於現實。至今，筆者還是相信，尋常普通人會以平常心看待他人言行，尤其是日子久了，真實現象便會浮現出來。有一個說法是謊話說100次會被當成事實。短期而言，可能是對，長期則不可能的。歷史事例多的是，希特勒的納粹便是例子。日前才發現英國《衞報》做了個「數數字」（The Counted）的專題報道。你估是數什麼數字呢？原來是美國在2015年被警方殺死的人數，包括沒有槍械的人，當然主要是黑人。我剛上網一查，已經超過1000人。衞報是英國大報之一，它以實證懷疑美國自稱維護人權的聲明。這樣的新聞及言論自由才有說服力。
最後提一點感想。讀者以為筆者與學生關係淡薄。其實，我周六才與兩位前研究生聚會，並親身向其中一位道賀他正式取得博士學位及在內地名牌大學得到一個教席，且待遇優厚。今天大學已經普及化，很難期望老師認識每一位本科生了。
作者是香港特區政府
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及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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