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26林朝暉／陳嘉欣：中央治港的「制高點」與「轉折點」
林朝暉／陳嘉欣：中央治港的「制高點」與「轉折點」
20151126
【明報專訊】此前本中心曾撰寫的〈左右為難的中聯辦〉（註1）一文中，從組織角度談討了中聯辦在回歸前後的角色轉變。由於中聯辦身兼聯絡和助選職能之間具有內在矛盾，間接令中聯辦逐步喪失作為駐港機構應有的因地制宜的作用，同時失去建立中央在港人心中管治威信的機會。 其實，中聯辦只是中央於香港眾多決策機構的其中之一。回歸實施一國兩制雖已有18年，但香港政局的不穩卻屬常態。因此，當下我們實有必要重新審視整個中央對港的佈局，深思值得改善之處。
對港決策的「制高點」
在諸多對港的最高決策機構中，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握重大事項決定權、領導權，統籌全局外，2003年成立的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充當議事、協調、政策規劃等角色。港澳協調小組由18個部門組成，首任組長為時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此後分別由習近平、張德江接替此職務。
港澳協調小組是中央治港的「制高點」，其層級之高、牽涉部門之多，加上各種公開檔案和官方媒體對其的定位，均可以反映出： 一、中央急切重新調整對港思路，提高決策層級，甚至由中央最高領導班子統籌對港工作，不再是局限於國務院港澳辦；二、中央政府將2003年七一大遊行定調為受外國勢力的煽動影響，並將香港社會視為與外國勢力角力的戰場。因此，2003年來中央積極提高在本港經濟、社會輿論、教育等的影響力，並重視市民對中共的態度改變。
港澳協調小組成立以後，中央在經濟、傳媒、教育等統戰部署，均比回歸初年更為進取。經濟上，除了CEPA安排外，中資機構也不斷進駐本港，例如恆生指數成分股由回歸初年大部分由本地及英資企業組成，到現在接近五成由國企、央企和國內民企佔據。在傳媒方面，2003年後對香港電台的定位有所調整，各路傳媒機構老闆也受到籠絡（參見馬嶽教授的研究，註2）。而在教育上，國內著名高校也開放大量學額予香港學生，同時增加港青到內地交流的機會。
雖然泛民主派經常批評2003年後中央插手香港事務的策略，令香港政局有所惡化， 但平情而論，中央一系列對港政策的落實的確帶來了明顯的成效。根據港大民意調查結果顯示，2003年至2008年間，縱使泛民主派在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大勝，但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不斷上升。
中央治港取態與港人信任的轉捩點
雖然2003年後香港市民對中央進取的治港態度反應相對正面，並在2008年時在國力彰顯同時達到新高，但隨後港人對中央的信任度卻在2008年以後逆勢下跌，幾乎回落至回歸初年水平。為何中央同樣的政策偏好，在2003年至2008年間能夠拉攏民心，而近年來卻再次提出「人心未回歸」的問題呢？
首先中央對港態度轉趨強勢。自1978年成立港澳小組直至回歸都頗為順利，但由於近年國力富強，都使得早年國家領導人批示「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從當地實際情况出發，不能照搬照套內地的做法」的精神被日漸淡忘。2007年，人大常委會作出2017年可以實行普選的決定後，隨着2017年普選承諾的臨近，中央政府開始摒棄過去韜光養晦的取態，大力扶持建制陣營，希望藉此以強勢方式領導未來香港政局，為普選作準備。
態度強勢也體現於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排擠上。2010年政制爭議一役中，不少溫和泛民的政黨及其支持者都寄望「破冰會面」能讓溫和泛民主派被納入中央的特首人選之中。爾後，友好和信任非但沒有如期而至，相反，中聯辦及建制派更緊鑼密鼓圍剿泛民陣營，連曾為政改出力的民主黨也遭受追擊。
此外，回歸早期中央政府以及其駐港官員都甚少公開評論香港事務，相比之下，2008年後，國家主要官員以至國內學者對香港的公開言論不斷，一些議題公開發表前並未充分評估香港社會的觀感。例如，在去年政制爭議的敏感時期，中央突然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表述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的觀點，特區政府高層、本地政團即使都知是舊酒新瓶，但用字及表述方式既沒有取得共識，且容易引起非議。
中央政府對地方事務作出評價，本是無可口非的。但是，這些公開言論中離不開「加強管治」等帶有中央試圖收緊香港自治權力意味的字眼，引來不必要猜測，難免會使港人感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既定原則受到衝擊，影響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而對於中央來說，加強管治非但難以帶來預期的和諧穩定效果，而且對中央的管治威信弊多於利。
建立中港關係的制度基礎
2003年後，中港兩地民間交流雖然隨CEPA協議而有顯著增加，但車水馬龍並沒有促使兩地人民相互友好。一方面，受境外、境內的劃分，及互聯網環境和媒體之間的區隔影響，兩地仍存在較大的文化差異。另一方面，中港兩地社會並未顯出充分的尊重和包容。內地民眾仍視香港為旅遊、購物之地，難以設身處地感受香港市民所思所想，對內地媒體、評論員對香港的抹黑並無足夠辨別能力。與此同時，本地媒體也時常大字標榜內地各種社會問題，但本地輿論則鮮有深思香港在國家的發展大潮中的定位如何。試問在這種存在隔閡、針鋒相對的社會輿論環境中，兩地民間又如何加深了解，互相體諒和尊重？
近來，「去殖化」的概念成為了當局及建制派的新寵兒。對於2003年以後中央調整政府思路，有人認為是姍姍來遲，也有人認為是破壞高度自治的起點。但不管「去殖民化」命題的真偽性，現時中央與香港關係顯然還有很多需待改善之處，尤其是政見不同的各方如何彼此包容、自我克制，已成為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的關鍵。如果說香港要防範右傾的港獨主義，那麽同時也應該注意不應盲目左傾。「高度自治」並不等同於中央在香港事務上缺席，只有不斷完善獨特的中央與地方制度——「一國兩制」，才能營造良好中港關係，為未來普選討論開路。
註1：林朝暉、吳舒景，〈左右為難的中聯辦〉，端傳媒，2015年10月9日
註2：Ma Ngok（2007）, "State-Press Relationship in Post-1997 Hong Kong: Constant Negotiation amidst Self-Restrai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2, pp. 949-970.
林朝暉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倫敦政經學院雙碩士，
陳嘉欣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碩士
20151126
【明報專訊】此前本中心曾撰寫的〈左右為難的中聯辦〉（註1）一文中，從組織角度談討了中聯辦在回歸前後的角色轉變。由於中聯辦身兼聯絡和助選職能之間具有內在矛盾，間接令中聯辦逐步喪失作為駐港機構應有的因地制宜的作用，同時失去建立中央在港人心中管治威信的機會。 其實，中聯辦只是中央於香港眾多決策機構的其中之一。回歸實施一國兩制雖已有18年，但香港政局的不穩卻屬常態。因此，當下我們實有必要重新審視整個中央對港的佈局，深思值得改善之處。
對港決策的「制高點」
在諸多對港的最高決策機構中，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握重大事項決定權、領導權，統籌全局外，2003年成立的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充當議事、協調、政策規劃等角色。港澳協調小組由18個部門組成，首任組長為時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此後分別由習近平、張德江接替此職務。
港澳協調小組是中央治港的「制高點」，其層級之高、牽涉部門之多，加上各種公開檔案和官方媒體對其的定位，均可以反映出： 一、中央急切重新調整對港思路，提高決策層級，甚至由中央最高領導班子統籌對港工作，不再是局限於國務院港澳辦；二、中央政府將2003年七一大遊行定調為受外國勢力的煽動影響，並將香港社會視為與外國勢力角力的戰場。因此，2003年來中央積極提高在本港經濟、社會輿論、教育等的影響力，並重視市民對中共的態度改變。
港澳協調小組成立以後，中央在經濟、傳媒、教育等統戰部署，均比回歸初年更為進取。經濟上，除了CEPA安排外，中資機構也不斷進駐本港，例如恆生指數成分股由回歸初年大部分由本地及英資企業組成，到現在接近五成由國企、央企和國內民企佔據。在傳媒方面，2003年後對香港電台的定位有所調整，各路傳媒機構老闆也受到籠絡（參見馬嶽教授的研究，註2）。而在教育上，國內著名高校也開放大量學額予香港學生，同時增加港青到內地交流的機會。
雖然泛民主派經常批評2003年後中央插手香港事務的策略，令香港政局有所惡化， 但平情而論，中央一系列對港政策的落實的確帶來了明顯的成效。根據港大民意調查結果顯示，2003年至2008年間，縱使泛民主派在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大勝，但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不斷上升。
中央治港取態與港人信任的轉捩點
雖然2003年後香港市民對中央進取的治港態度反應相對正面，並在2008年時在國力彰顯同時達到新高，但隨後港人對中央的信任度卻在2008年以後逆勢下跌，幾乎回落至回歸初年水平。為何中央同樣的政策偏好，在2003年至2008年間能夠拉攏民心，而近年來卻再次提出「人心未回歸」的問題呢？
首先中央對港態度轉趨強勢。自1978年成立港澳小組直至回歸都頗為順利，但由於近年國力富強，都使得早年國家領導人批示「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從當地實際情况出發，不能照搬照套內地的做法」的精神被日漸淡忘。2007年，人大常委會作出2017年可以實行普選的決定後，隨着2017年普選承諾的臨近，中央政府開始摒棄過去韜光養晦的取態，大力扶持建制陣營，希望藉此以強勢方式領導未來香港政局，為普選作準備。
態度強勢也體現於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排擠上。2010年政制爭議一役中，不少溫和泛民的政黨及其支持者都寄望「破冰會面」能讓溫和泛民主派被納入中央的特首人選之中。爾後，友好和信任非但沒有如期而至，相反，中聯辦及建制派更緊鑼密鼓圍剿泛民陣營，連曾為政改出力的民主黨也遭受追擊。
此外，回歸早期中央政府以及其駐港官員都甚少公開評論香港事務，相比之下，2008年後，國家主要官員以至國內學者對香港的公開言論不斷，一些議題公開發表前並未充分評估香港社會的觀感。例如，在去年政制爭議的敏感時期，中央突然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表述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的觀點，特區政府高層、本地政團即使都知是舊酒新瓶，但用字及表述方式既沒有取得共識，且容易引起非議。
中央政府對地方事務作出評價，本是無可口非的。但是，這些公開言論中離不開「加強管治」等帶有中央試圖收緊香港自治權力意味的字眼，引來不必要猜測，難免會使港人感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既定原則受到衝擊，影響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而對於中央來說，加強管治非但難以帶來預期的和諧穩定效果，而且對中央的管治威信弊多於利。
建立中港關係的制度基礎
2003年後，中港兩地民間交流雖然隨CEPA協議而有顯著增加，但車水馬龍並沒有促使兩地人民相互友好。一方面，受境外、境內的劃分，及互聯網環境和媒體之間的區隔影響，兩地仍存在較大的文化差異。另一方面，中港兩地社會並未顯出充分的尊重和包容。內地民眾仍視香港為旅遊、購物之地，難以設身處地感受香港市民所思所想，對內地媒體、評論員對香港的抹黑並無足夠辨別能力。與此同時，本地媒體也時常大字標榜內地各種社會問題，但本地輿論則鮮有深思香港在國家的發展大潮中的定位如何。試問在這種存在隔閡、針鋒相對的社會輿論環境中，兩地民間又如何加深了解，互相體諒和尊重？
近來，「去殖化」的概念成為了當局及建制派的新寵兒。對於2003年以後中央調整政府思路，有人認為是姍姍來遲，也有人認為是破壞高度自治的起點。但不管「去殖民化」命題的真偽性，現時中央與香港關係顯然還有很多需待改善之處，尤其是政見不同的各方如何彼此包容、自我克制，已成為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的關鍵。如果說香港要防範右傾的港獨主義，那麽同時也應該注意不應盲目左傾。「高度自治」並不等同於中央在香港事務上缺席，只有不斷完善獨特的中央與地方制度——「一國兩制」，才能營造良好中港關係，為未來普選討論開路。
註1：林朝暉、吳舒景，〈左右為難的中聯辦〉，端傳媒，2015年10月9日
註2：Ma Ngok（2007）, "State-Press Relationship in Post-1997 Hong Kong: Constant Negotiation amidst Self-Restrai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2, pp. 949-970.
林朝暉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倫敦政經學院雙碩士，
陳嘉欣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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