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29-鄧小樺：不能不說的女人和不能說的男人

鄧小樺：不能不說的女人和不能說的男人
2017年5月29日


電影《時代偽證者》（Denial，下稱《時》）是根據紀實作品而拍，90年代中，猶太裔美籍歷史學家戴伯爾Deborah Lipstadt因為在其史學著作中批評英國二戰歷史書暢銷作家David Irving為右翼極端主義者（right wing extremist）及「納粹大屠殺否定者」（Holocaust denier），被對方在英國起訴她誹謗。片子雖然是拍歷史，但卻大力回應着當下的「後真相時代」——川普表示「全球暖化並不存在」，正如「denier」即大屠殺否定者們，否定着社會共識的基本真相，而這動搖着我們對世界的信任：連呢啲都要拗？

《時》的法庭戲，看來卻別有滋味。英國的律師團隊們，充滿着英式的沉穩與節制，他們一面做詳細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實地研究，一面則絕對禁止戴伯爾在庭上作任何發言，也不許在庭外作任何評論，這和戴伯爾本身的美式個人主義、知識分子自信當然產生衝突。我看來，那其實像是習慣網絡世界自由發言原則的人的想法：戴伯爾質問，作為史學家我沒有能力和Irving這個滿嘴謊言的人辯論嗎？我為什麼要由得他公開發表這些荒謬的言論？我為什麼不能平等地與他公開辯論？甚至，其他大屠殺的倖存者，都來質疑戴伯爾為何不出聲，為何不安排倖存者作證，「好好利用這個平台」，去確認大屠殺是不可磨滅的事實，還真相以尊嚴。

相信我，在網絡謠言盛行、左翼朋友受到人格謀殺的時候，幾乎每一個人都會提出這些疑問。包括我。

而英國律師們提出的反駁是策略的：在庭外回應會被視為對法官的不尊重；而戴伯爾不回應，甚至律師也不正眼望Irving，其實表示不視其為對等的專業史學家，這會激起Irving的怒氣，就讓他犯錯。至於為何不讓倖存者上庭？英國律師罕有地激動起來，說，我絕不會讓這些右翼傢伙可以有機會當面羞辱倖存者，無論倖存者說了什麼，這些右翼傢伙都只會斷然否認然後說出更壞的話。原來這是保護倖存者的英式思維：簡單來說，就是傷害控制，不要讓他們有機會攻擊。

戴伯爾是忍得相當痛苦。她作為受害人（猶太人）、知識分子、平等主義者，幾乎是不能不說的。但戴伯爾最後遵從勸告而得到勝利。我視電影為，老派精於算計的精英，對於網絡時代的左翼之規勸：不要什麼都以「利用這個平台」的方式來想。要贏，是伺機而動，讓對方犯錯。

我想起前陣子讓人很懷念的電影《槍狂帝國》（Miss Sloane），也是法庭上有一個不能不說的女子。斯隆小姐是當下媒體思維，把口從來不收，狂妄到近乎神（這句是讚美），那段金句「游說的關鍵在於料敵機先」，她總是出神地唸着；律師警告過她不要在法庭上這樣講，但她還是講了，並且利用了法庭這個平台，把敗局徹底扭轉，代價是把自己送進監獄。斯隆小姐的信念是無論如何要贏，極度自我中心，但從來不自私，不貪財，為了純粹的信念而不顧一切。不能不說的女子，產生於媒體爆炸年代，以此邏輯，就是干將莫邪的投爐鑄劍。

而男人（律師）總在阻止女人說話。為什麼呢？想想《盧根》中的狼人、《曼徹斯特海邊》的男主角，都是失語至無法表達自己情感、難以與人溝通的男人。他們受過太多傷害。男人害怕傷害，女人已經對傷害無感，難道這就是我們時代未能對話之真相？


鄧小樺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