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10-陳景輝：記憶、苦難及見證

陳景輝：記憶、苦難及見證
2017年6月10日


5年前開始，每年在六四之後就多了個紀念的日子，那是李旺陽先生「被自殺」的黑暗日子。今年的6月6日晚，尖沙嘴碼頭也有過百人出席悼念會。會上播出李旺陽5年前的新聞訪問片段，當這位坐了22年政治牢，身體遭酷刑弄致失明、失聰的主角被問道「後悔嗎」，他依然含一口氣用力的答道：「天安門那麼多的學生，他們都流了血，他們都犧牲了，而我不過是坐牢，還沒到砍頭，就算砍頭我也不後悔。」語音剛落，幾位站在旁邊的參加者都看得掉下淚來。

李旺陽的生平及行動本身就是一份雙重的證言，他以一己的健康、自由，以至生命為代價，證明了有些信念、堅持和價值是顛撲不破，而這並非牢獄和坦克就可以戰勝得了的。其次，六四並未完結，李旺陽至死不屈的硬骨頭正是其延續。當他再次談到六四的犧牲，六四依然是那叫人在黑暗中能變得更堅強的記憶泉源。

對於後面這一點，經歷過八九的那一代香港人該不會陌生。縱然人們遠遠未及李旺陽所承受的苦難，但八九學運的抗爭及犧牲，至少在好一段時間（也可能隨着時間消逝而漸減），叫一代曾受啟蒙的港人，要求自己走得更前及更堅韌。

漆黑中最基本需要：讓苦難被記憶的光
（2）

正當部分人以「有什麼用」之類的功利準則，來質疑紀念六四或李旺陽等的意義之際，我們卻不時就能聽見來自中國維權者及家屬的感謝之情，像是最近李旺陽的妹妹李旺玲說：「特別感謝香港同胞、海內外友人在李旺陽離奇去世後，為他鳴冤吶喊。」

當然，香港的關注及紀念沒有即時扭轉困境，可能「沒什麼用」，可是在中國大陸全面的政治漆黑之中，那最基本的需要，恐怕是一道卑微的光，那能讓苦難被看見及記憶的光。換句話講，讓黑暗中的道德堅持及其所受的苦難，能被傾聽及傳播開去，這一劃破黑暗所需要的光，就是所謂道德見證者存在的任務。

這讓人想起俄羅斯詩人阿赫瑪托娃的經典作品《安魂曲》。作品以詩的形式展現了20世紀30年代蘇聯政治迫害中受難者的容貌（包括她自己）。在《安魂曲》的代序中，很能道出道德見證者的存在意義：

「在葉若夫主義肆虐的恐怖年代，我在列寧格勒的探監隊列中度過了17個月。某一次，有人『認出』了我。當時，一個站在我身後的女人，嘴唇發青，當然從來沒聽說過我的名字，她從我們都已習慣了的那種麻木狀態中蘇醒過來，湊近我的耳朵（那裏所有人都是低聲說話的）問道：

『喂，您能描述這裏的場景嗎？』

我就說道：

『能。』

於是，一種曾經有過的笑意，掠過了她的臉。」

排隊探監的身後女子那突然露出的微笑，是來自一份盼望，即那遭埋沒於漆黑中的苦難，終於等到能被表達及描述的機會。正如剛過去的六四晚會上，前學聯成員林耀強回憶28年前他身在現場，北京市民在護送他離開時所反覆叮囑：「小強，你們要活着回去，告訴香港人及全世界知道，這裏發生什麼事。」

或許，在徹底扭轉惡運之前，至少讓苦難及堅持都得到傾聽及見證，這恐怕是最卑微的生而為人的要求了，中國民主如是，香港亦然。


陳景輝
作者是政治及文化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