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21-練乙錚-三中全會帶領大陸經濟全面走向「華盛頓共識」
練乙錚 - 三中全會帶領大陸經濟全面走向「華盛頓共識」
信報 2013年11月21日
五六年前，當西方經濟出現世紀大危機、大陸GDP接連超越德國、日本之際，「華盛頓共識」一詞變成論者大忌，「中國模式」成為傳媒寵兒，熱賣一時無兩。然而，忠於自己長期研究結果、對科學方法有不可動搖信心的學者並不會趁時髦搞江湖術士那一套。2008年之後「政治正確」大行其道的幾年裏，MIT的黃亞生教授觀察了大量而周全的數據、千錘百煉數易其稿之後，於2011年1月發表了學術論文〈反思北京共識〉【註1】，以實證方法指出大陸搞經濟國家主義、鼓吹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運行中佔主導地位的辦法沒有出路。十八屆三中全會開過了，大家拿主要文件一看，除了那些例牌黨八股，「市場主導」四個字躍然紙上；再清楚看，一條一條若合符節依足「華盛頓共識」。
一般說的「華盛頓共識」（下稱「共識」）一共十條。為了點出三中全會文件與此「共識」的一一對應關係，筆者先簡單介紹這個「共識」到底是什麼和不是什麼，然後再細看具體內容。
「共識」其實不源於華盛頓，其理論基礎主要來自一些拉丁美洲發展經濟學家和經濟決策者對該地區的正反經驗總結。1989年，英國經濟學家John Williamson把那些經驗集中、簡約，歸結為十條。一些國際經濟組織認為合用，拿來推廣，這些組織，如IMF、世銀等的總部設在華盛頓，而Williamson和這些機構常常合作，「共識」因而得「華盛頓」之名。
「共識」的確是後凱恩斯主義產物，反對政府大力介入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和過度規管。七、八十年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失靈，注重市場機制的新古典學派再興，成為「共識」的基調，順理成章。不過，無論是Williamson本人還是「共識」的內容，都還是比較中道，例如Williamson並不贊成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方面立即開放資本賬。這和後來新自由派推動的「共識」加強版甚有分別。
從另一角度看，「共識」基本上都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東西，內容與絕大多數非共產國家學校裏教的經濟學吻合。如果把體現在三中全會決議書裏的經濟思路稱為「李克強經濟學」的話，不如就說那是ECON 101，再加點應用場景方面的「中國特色」【註2】。
下面，筆者羅列十點「共識」，並逐一與三中全會主要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提倡的經濟決策對應【註3】：
一、利率市場化
在經濟理論裏，利率就是資本的使用價格，因此對投資者的指導作用極大，對消費者亦然，因為消費的剩餘就是儲蓄，而儲蓄就是可用資本的來源。一直以來，大陸的銀行是國營的，其利率也由政府操控；政策之下，國企常常能低息借款，民企望門興嘆亦即面對資本使用價格無限高。
《決定》的第12點說：「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
二、貨幣滙率市場化
一直以來，大陸為要爭奪出口市場，由政府人為壓低人民幣價格。沒錯，大陸因此變成「世界工廠」，但同時引發佔主導的出口製造業環節及其他輔助環節的投資嚴重偏高，國民消費卻大大偏低，走的路子無以為繼，以至近年要艱苦地「轉型」：壓縮產能、刺激內需。
《決定》的第12點說：「完善人民幣滙率市場化」。
三、外國直接投資進入自由化
馬克思、列寧的理論裏，資本無祖國，所以工人才無祖國；民族資本家為了自己發財，提出各種外資不准入的保護主義政策，這在社會發展意義上來說，是反動的。這點，馬列與自由經濟理論殊途而同歸。事實上，過去香港和東南亞的經驗都說明，民族資本家對勞動的剝削，往往比外資尤甚；外資進場，單單是提供僱傭競爭，也必然間接提高民族資本家願付的工資水平，對勞動者有利。
《決定》的第24點說：「放寬投資准入。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放開育幼養老、建築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進一步放開一般製造業」。
第9點還說：「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意思是，除了有一份外資不准入市場的清單（如國防等敏感工業）之外，外資將能享受「國民待遇」，和大陸自己的資本一同享受入場機會。
四、國企領域私有化
一般而言，把國企領域部分或全部私有化的辦法很多，包括公開向國民分股、賣股，接受個人投資者或私營機構購買新股、接受員工買股，或者乾脆允許私企進場等。
《決定》的第6點說：「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
第57點還說：「健全國防工業體系，……引導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
五、適當放鬆市場規管
市場規管得宜，有其好處，但無論怎樣設計和執行，都有可能成為貪腐的溫床，繼而滋生更多規管以利貪腐官員進一步上下其手，尤其是在法治不彰、政府不透明的地方。過分規管，就算不產生貪腐，也會降低經濟效益。
《決定》的第9點說：「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健全優勝劣汰市場化退出機制……」。
第10點更說：「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政府定價範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提高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
六、在法律上保證私有產權
這點大陸在經濟改革開放之初已經提到，但官員及有權勢撐腰者侵犯民眾產權的事例愈來愈多，特別是在農村，已形成了所謂的「幹部圈地運動」，問題不是未及解決而是不斷惡化（國企官員侵吞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這個也要杜絕，但問題的性質不同）。
《決定》的第5點說：「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
七、貿易自由化
大陸十年前加入世貿，故貿易已經開放不少，但遠遠未夠；這次三中全會《決定》的第7節整節，談的就是全面加快開放雙邊貿易，要變得像香港一直以來的那樣。
其中：第24點說：「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八、九、十、擴闊稅基穩定政府財政、以有利扶貧基建取代直接津貼、避免龐大政府財政赤字。這些不必詳說，因為大陸多年來都有做，尤其最後者，甚至比不少西方國家做得還好，《決定》因此不提。
其實，這有什麼奇怪呢？「華盛頓共識」不過是一些最普通的經濟學常理，只不過名字安得令一些人看不順眼吃不消，於是連內容也不接受，妄想可以來另外一套。這種情緒傾向，在大陸的一部分黨政高層和社會上的大量受極左或極端民族主義思想影響的人的頭腦中是常態。政治上脫離常理的做法引起人民不滿，一段時間裏大概還可以靠各種維穩手段壓服，但經濟政策脫離常理幾年就見功，人民的物質利益受損，社會就非常危險。
所以，大陸那麼多年來，都是黨主席、總書記放空炮極左胡來出問題；當總理的，儘管受黨主席、總書記的政治限制，但說起話、辦起事來一般還比較清醒，不至於太離地、太離譜，因為要管的是人民的衣食住行，總不能長期無建樹、愈搞愈糟糕。
國史上的「中體西用」，也因此往往搞得「體」無完膚，「用」則還可以有點東西流傳後世，例如詹天佑的鐵路建設。三中全會的《決定》，經濟部分講的還可以，政治方面卻乏善可陳，甚或隱隱然有權力過度集中的大患，轉過來拖市場經濟的後腿。沒辦法，其背後總的思路，依然是「中體西用」這個早已不大靈光的老公式。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黃亞生教授文章見Rethink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 Asia Policy 11，2011年1月號。網上有免費閱讀鏈接：www.nbr.org/publications/asia_policy/preview/AP11_BeijingConsensus_preview.pdf。
【註2】可參考英文維基Washington Consensus條
【註3】三中全會採納《共識》的每一條，本文都只引《決定》內容裏的最主要句子或段落作證；《決定》不少地方語意多次重複，筆者不盡錄。
信報 2013年11月21日
五六年前，當西方經濟出現世紀大危機、大陸GDP接連超越德國、日本之際，「華盛頓共識」一詞變成論者大忌，「中國模式」成為傳媒寵兒，熱賣一時無兩。然而，忠於自己長期研究結果、對科學方法有不可動搖信心的學者並不會趁時髦搞江湖術士那一套。2008年之後「政治正確」大行其道的幾年裏，MIT的黃亞生教授觀察了大量而周全的數據、千錘百煉數易其稿之後，於2011年1月發表了學術論文〈反思北京共識〉【註1】，以實證方法指出大陸搞經濟國家主義、鼓吹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運行中佔主導地位的辦法沒有出路。十八屆三中全會開過了，大家拿主要文件一看，除了那些例牌黨八股，「市場主導」四個字躍然紙上；再清楚看，一條一條若合符節依足「華盛頓共識」。
一般說的「華盛頓共識」（下稱「共識」）一共十條。為了點出三中全會文件與此「共識」的一一對應關係，筆者先簡單介紹這個「共識」到底是什麼和不是什麼，然後再細看具體內容。
「共識」其實不源於華盛頓，其理論基礎主要來自一些拉丁美洲發展經濟學家和經濟決策者對該地區的正反經驗總結。1989年，英國經濟學家John Williamson把那些經驗集中、簡約，歸結為十條。一些國際經濟組織認為合用，拿來推廣，這些組織，如IMF、世銀等的總部設在華盛頓，而Williamson和這些機構常常合作，「共識」因而得「華盛頓」之名。
「共識」的確是後凱恩斯主義產物，反對政府大力介入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和過度規管。七、八十年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失靈，注重市場機制的新古典學派再興，成為「共識」的基調，順理成章。不過，無論是Williamson本人還是「共識」的內容，都還是比較中道，例如Williamson並不贊成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方面立即開放資本賬。這和後來新自由派推動的「共識」加強版甚有分別。
從另一角度看，「共識」基本上都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東西，內容與絕大多數非共產國家學校裏教的經濟學吻合。如果把體現在三中全會決議書裏的經濟思路稱為「李克強經濟學」的話，不如就說那是ECON 101，再加點應用場景方面的「中國特色」【註2】。
下面，筆者羅列十點「共識」，並逐一與三中全會主要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提倡的經濟決策對應【註3】：
一、利率市場化
在經濟理論裏，利率就是資本的使用價格，因此對投資者的指導作用極大，對消費者亦然，因為消費的剩餘就是儲蓄，而儲蓄就是可用資本的來源。一直以來，大陸的銀行是國營的，其利率也由政府操控；政策之下，國企常常能低息借款，民企望門興嘆亦即面對資本使用價格無限高。
《決定》的第12點說：「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
二、貨幣滙率市場化
一直以來，大陸為要爭奪出口市場，由政府人為壓低人民幣價格。沒錯，大陸因此變成「世界工廠」，但同時引發佔主導的出口製造業環節及其他輔助環節的投資嚴重偏高，國民消費卻大大偏低，走的路子無以為繼，以至近年要艱苦地「轉型」：壓縮產能、刺激內需。
《決定》的第12點說：「完善人民幣滙率市場化」。
三、外國直接投資進入自由化
馬克思、列寧的理論裏，資本無祖國，所以工人才無祖國；民族資本家為了自己發財，提出各種外資不准入的保護主義政策，這在社會發展意義上來說，是反動的。這點，馬列與自由經濟理論殊途而同歸。事實上，過去香港和東南亞的經驗都說明，民族資本家對勞動的剝削，往往比外資尤甚；外資進場，單單是提供僱傭競爭，也必然間接提高民族資本家願付的工資水平，對勞動者有利。
《決定》的第24點說：「放寬投資准入。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放開育幼養老、建築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進一步放開一般製造業」。
第9點還說：「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意思是，除了有一份外資不准入市場的清單（如國防等敏感工業）之外，外資將能享受「國民待遇」，和大陸自己的資本一同享受入場機會。
四、國企領域私有化
一般而言，把國企領域部分或全部私有化的辦法很多，包括公開向國民分股、賣股，接受個人投資者或私營機構購買新股、接受員工買股，或者乾脆允許私企進場等。
《決定》的第6點說：「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
第57點還說：「健全國防工業體系，……引導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
五、適當放鬆市場規管
市場規管得宜，有其好處，但無論怎樣設計和執行，都有可能成為貪腐的溫床，繼而滋生更多規管以利貪腐官員進一步上下其手，尤其是在法治不彰、政府不透明的地方。過分規管，就算不產生貪腐，也會降低經濟效益。
《決定》的第9點說：「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健全優勝劣汰市場化退出機制……」。
第10點更說：「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政府定價範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提高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
六、在法律上保證私有產權
這點大陸在經濟改革開放之初已經提到，但官員及有權勢撐腰者侵犯民眾產權的事例愈來愈多，特別是在農村，已形成了所謂的「幹部圈地運動」，問題不是未及解決而是不斷惡化（國企官員侵吞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這個也要杜絕，但問題的性質不同）。
《決定》的第5點說：「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
七、貿易自由化
大陸十年前加入世貿，故貿易已經開放不少，但遠遠未夠；這次三中全會《決定》的第7節整節，談的就是全面加快開放雙邊貿易，要變得像香港一直以來的那樣。
其中：第24點說：「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八、九、十、擴闊稅基穩定政府財政、以有利扶貧基建取代直接津貼、避免龐大政府財政赤字。這些不必詳說，因為大陸多年來都有做，尤其最後者，甚至比不少西方國家做得還好，《決定》因此不提。
其實，這有什麼奇怪呢？「華盛頓共識」不過是一些最普通的經濟學常理，只不過名字安得令一些人看不順眼吃不消，於是連內容也不接受，妄想可以來另外一套。這種情緒傾向，在大陸的一部分黨政高層和社會上的大量受極左或極端民族主義思想影響的人的頭腦中是常態。政治上脫離常理的做法引起人民不滿，一段時間裏大概還可以靠各種維穩手段壓服，但經濟政策脫離常理幾年就見功，人民的物質利益受損，社會就非常危險。
所以，大陸那麼多年來，都是黨主席、總書記放空炮極左胡來出問題；當總理的，儘管受黨主席、總書記的政治限制，但說起話、辦起事來一般還比較清醒，不至於太離地、太離譜，因為要管的是人民的衣食住行，總不能長期無建樹、愈搞愈糟糕。
國史上的「中體西用」，也因此往往搞得「體」無完膚，「用」則還可以有點東西流傳後世，例如詹天佑的鐵路建設。三中全會的《決定》，經濟部分講的還可以，政治方面卻乏善可陳，甚或隱隱然有權力過度集中的大患，轉過來拖市場經濟的後腿。沒辦法，其背後總的思路，依然是「中體西用」這個早已不大靈光的老公式。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黃亞生教授文章見Rethink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 Asia Policy 11，2011年1月號。網上有免費閱讀鏈接：www.nbr.org/publications/asia_policy/preview/AP11_BeijingConsensus_preview.pdf。
【註2】可參考英文維基Washington Consensus條
【註3】三中全會採納《共識》的每一條，本文都只引《決定》內容裏的最主要句子或段落作證；《決定》不少地方語意多次重複，筆者不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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