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27-阿離：生活達人：還原，人的尊嚴
阿離：生活達人：還原，人的尊嚴
21:55 27/7/2014
人類學達人Nicole Constable（胡景禧攝）
外傭媽媽和孩子生活拮据艱苦，不是住在舊區劏房，就是住在蚊蟲遍野的郊外，Constable都探過見過。日復日游走舊唐樓，練得一身不怕曱甴的本領。在進行田野研究期間，她就住在佐敦，最喜歡逛油麻地。訪問當日，她乘着最喜歡的綠Van前來，筆者驚訝，一個外國人如她怎跟得上司機大佬的節奏，「喊『有落（廣東話）』嘛！」說着，邊綻了一個得意爽利的笑。（胡景禧攝）
【明報專訊】從大角嘴走向南昌港鐵站的路上，她的電話響了。
掏出那個寶藍色的舊款手機，電話傳來久別的熟悉聲音。「要在哪個站下車？啊，好的，洪水橋。」
輕鐵、西鐵、港九新界的鐵路，本地人也許未曾踏足的地域，她都游走閒熟。
不論是喧鬧混雜的九龍舊區，還是元朗屯門的鄉野邊陲，在她腦中，這些地區都鋪着綿綿密密的路徑，讓她尋找一個個外傭媽媽的故事。
有別於港鐵那張以點線面粗筆簡化的地圖，在她的地圖中，那一個個站點背後，隱藏着被遺忘的人。
在採擷生命的同時，一個人類學家與香港的故事也在編寫着。「我很感激，你們的社會讓我來到這裏。」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教授Nicole Constable笑說。
話語間，有着研究者對被研究的地方的，一份尊重。
遷移的故事，港人不會不熟悉，畢竟我們對移民毫不陌生。然而，發生在我城的遷移故事，港人又知道多少？自九十年代起，多年來關注性別、遷移與人權狀况的Constable開展了香港外籍家傭研究，以一個個鮮活的人作為重心，勾勒出在港外傭的苦樂眾生相。新書Born out of Place: Migrant Moth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繼續述說外傭故事，以及，她們那些生不逢地的孩子。八十年代起，香港大量從南亞國家輸入外傭，直至二○一二年，在港外傭人數達三十萬，當中以十五萬來自印尼的傭工最多，其次是菲律賓、泰國、印度、尼泊爾和孟加拉等；當中，據非政府組織PathFinders估計，在港的外傭媽媽與孩子達六千人。在現行法例下，外傭有權在香港產子並受勞工條例保障，但在港出生的孩子不會有居港權。有別於「在港產子爭資源」的想像，Constable在書中講述的，很多時是一群處於多重弱勢的人，在面對各種壓迫、污名與未知時的掙扎。
兩邊不是人 懷孕了怎辦？
這些外傭媽媽，大多來自印尼，教育程度較低，帶着一筐宗教信仰和傳統男女婚嫁觀念來到香港，與同樣年輕的南亞男移民墮入愛河，「當她們交往時，會覺得自己和那個男人已經結婚，她們非常誠懇而鄭重地開展一段關係，但因為那個男人是尋求政治庇護人士，或者他另有女朋友，令這關係最後終止了。」無法安穩的關係，帶來的不但是身心的疲憊顫抖，更帶來了意外的孩子。對於未婚懷孕的婦女，人們總有千百個問題：要不要終止懷孕？要送去領養還是帶回家撫養？如何把孩子養大？對她們而言，在目前的政策處境、經濟和社會條件下，處理問題的知識和能力都是欠缺的。
一如卡在夾縫中的生命。不少僱主得悉她們懷孕或有男朋友後，即便違反勞工條例，仍會解僱她們，不少失去工作的媽媽被迫在港逾期居留，帶着孩子，過着孤立無援的生活。對外傭媽媽而言，回家並非解決問題的理想方式，卻是怯於想像的夢魘。Constable指出，在外傭的家鄉裏，性別、家庭和性觀念非常傳統，未婚生子的女人被視為與妓女並無二致。她曾到印尼探望一些回國的外傭媽媽，發現她們承受着整個家族和社群的批評和排斥；一個人的自信、希望，都被這樣的經歷破壞，「一位婦女的妹妹正要到外地打工，我問她，對妹妹有何意見，她望着我，好像覺得我瘋了似的，說：『我不能給她任何意見，因為我犯了這樣的錯，我不配給她任何意見。』當你犯錯時，你的意見都沒有了價值。」不只媽媽，即便孩子也要無辜承受污名。當中，一些會被擲石頭、喊名字；一些則被母親遺落在別個親戚處，不能成為家庭的一分子。
「擺脫污名的唯一辦法是再外出打工供養家庭。你寄錢回家，那你就是好女兒好母親。如果你變成單親媽媽，這就是你挽回聲譽的方法。」除此之外就是結婚，但她們一樣需要到外地打工，為她們的「羞恥行為」「贖罪」。
外勞是人 不是勞力
縱然這些媽媽受到極大壓力，然而，在人與人的相處間，那發自人性的美好質素，令人動容，「一些母親真的很在意她們的孩子，希望讓他們有更好的生活。她們會跟孩子一起讀書、一起玩，非常努力讓孩子在香港得到最好的生活。在去留不定的生活中，不管她們多珍愛孩子，那種對未來的疑惑與不安，往往揮之不去。然而，在最悲傷的地方，人依然能發掘美麗的輪廓，Constable說﹕「遷移的美好地方是，它一方面帶來不同的挑戰和問題，一方面也展現出不同機會與解決方法。如果你是在香港的外傭，你能學習新的育兒方式，你對何謂清潔有一個新的看法、怎樣穿衣、怎樣洗衣服、哪一張海報適合你的孩子。你學習到新的育兒方法。」
平等對待，是社會和僱主責任
有人認為，只要外傭「安分守己」，就不需要面對如此苦况。於不少港人而言，外傭「姐姐」，是肩負家務重責的重要幫手。照顧長幼、清潔做飯的勞動形象，足以表述她整個人。然而，外傭並不止是傭工，她們擁有渴想與情感，有自己的探索，也會建立親密關係。Constable認為，對20多歲的未婚女性而言，談戀愛是自然不過的事，「人們應尊重她們作為人的需要，包括所有交友、性、個人及情感上的需要。你不會帶一個20多歲的人回家並期望她們把生命都集中到工作上吧！」勞工，從來都是人，不是機器，「在過程中，平等地對待她們，是社會和僱主的責任。她不應被視為小孩，被困在家中，被禁止戀愛，她不是孩子她是成人。她需要為自己的錯失而負責，但她理應能得到作為成年人的能力，即是時間、自由、合理工資，或外出居住，若僱傭雙方都同意。」不少僱傭問題，其實源於人們對外傭非人性化的想像，抹殺了她們作為人的獨特部分，「更完整的人權發展對經濟發展更為有利，兩者不應該分開。如果人權、工人和母親的權利受到尊重，香港的經濟也會得益」。
基層相爭 源於社會不公
近年來，受中港矛盾牽連，社會上不同族群的隔閡與敵對漸次鮮明。年前，外傭居港權爭議中，「爭奪資源」的論述一度惹起不少港人的恐懼與憤怒。Constable認為，事實上，對比舉家移居香港，更多外傭希望的是得到平等的薪酬待遇；而現行的差別待遇，於外傭固然具剝削性，而且對本地工人亦不公平，「外傭來自窮困國家，因此即使付很低的薪酬，她們也會樂意來工作」，「問題是他們（僱主）以外傭願意以該薪酬水平來港工作為由合理化他們的行為，但這是不公平的，特別對本地工人而言。如果以平等的工資水平聘用外傭，更多人可能選擇聘用本地工人。」她認為，平等對待外傭也能幫助本地工人，「若外傭減少，可能有更多本地工人願意以平等的工資從事家務工作。如果香港能減少對外傭的依賴，對整體香港社會都有益處。」
「輸入外勞是被根本的經濟不平等燃起的。在香港、台灣和新加坡，富有的人受益於落後國家的貧困人士的勞動力。」實在是，聘請外傭再不是中產的專利。為了肩負起家庭日益上升的經濟負擔，許多中基層家庭的雙親也需要工作，故不得不聘用家傭以減輕持家重擔。然而，由於僱主的經濟困難，在中基層家庭工作的外傭，部分月薪比法定工資還要低。跨國的階級剝削，底層相煎，弱勢之間的敵視與攻訐，到底根源何處？
輸入外傭令政府脫身
Constable強調，不同階層和族群所受的壓迫，都連結到一個更大的制度問題，「香港的工時實在太長，對成人而言，他們長時間工作，根本沒時間去做飯、購物、照顧小朋友和長者。」不少打工仔為了供養家庭，把勞動力都投放到市場之中，犧牲了基本的家庭共處，無暇無力照顧家人，「對比起輸入外勞，提供免費育兒和安老服務的成本要高昂得多。這本來是政府的責任，但輸入外傭令政府可以脫身。政府把許多護理問題都交給家庭自己解決，卻不視為其責任，更相近於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法。」
看着低下階層因着資源不均的焦慮而互相攻擊，卻非向權貴與不公制度抗爭，「的確令人傷感。」Constable說。「香港的低下層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困者有很多相似的特點和共同利益，若雙方視對方為競爭對手，對兩者都沒益處。如果他們能察覺到彼此正面對相同的問題，對改善當下的處境便更有希望。在經濟上處於底層的人之間的鬥爭，決不是解決不平等的方法。」
本土價值 尊重多元 善待他人
作為人類學家，Constable對她的社會文化身分，以及其身分對其研究及觀點可能造成的偏差，非常自覺；作為「白人特權階級」的她也經常自我批判：自己的思考有沒有受制於西方白人的觀點，而忽略了本地不同階層的看法？她強調：「我不是審判，而是去理解，一個不止限於香港的大問題。」外地勞工問題，不單是香港現象，也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包括眾多已發展國家如英美等地；不同地方的經驗值得互相參考借鏡，以創造更尊重生命價值的制度，「我認為香港作為一個亞洲國際城市，有一個很好的位置去為別國作榜樣。在香港，很多法律和規則都很完善，問題是如何確保它們的實行和改進，香港理應繼續作領導。多元，才是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城市的真正需要，她必須擁抱更多差異，並對弱勢者提供關懷與支援。」
一見鍾情 一住三十年
三十多年來，她的研究離不開香港，「我第一次來，就愛上她了。」那是一九七九年，Constable本科修讀中國歷史，大學時代越洋來到中文大學崇基書院研習一年。說起舊事，她眼睛笑得彎成一線，「香港自此成為了我的第二個家。」她的博士論文研究香港新界客家人的身分與文化；九十年代再次來港，從事外傭研究，關注跟她一樣的「外來者」在港的生活點滴，「香港是一個難以置信地獨特的地方，她既不止是一個英國的前殖民地，又不只是中國的一部分，她擁有難得機會，從她這兩段歷史中擷取優良的部分去創造她獨有的文化。」香港的今昔轉變，Constable都看在眼底，「最大的改變與挑戰主要來自中港關係，將來，香港到底能有多少自主權？香港往後的選擇，是否狹隘地以單純的經濟發展作為動機，還是能考慮更廣泛的社會公益和公義原則而作出決定？」
Constable說，她所貢獻的故事，來自於自身與這些外傭母親之間非常親密的關係和經驗，「人們可以不同意一些較宏觀的分析模式，但要看見我所說的是真實的。我們要看見她們，還是裝作看不見？要把它看成是大問題的一部分，還是把它看作她們的問題？」這不是她作為一個研究者的選擇，更多是，香港人的選擇，「每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認為人們都理應贊同：善待他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這信念深刻地蘊藏於中國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人道主義思維當中。把這些思想融合為一，以造福所有人，這是我的希望。」
文 阿離
圖 胡景禧
編輯 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1:55 27/7/2014
人類學達人Nicole Constable（胡景禧攝）
外傭媽媽和孩子生活拮据艱苦，不是住在舊區劏房，就是住在蚊蟲遍野的郊外，Constable都探過見過。日復日游走舊唐樓，練得一身不怕曱甴的本領。在進行田野研究期間，她就住在佐敦，最喜歡逛油麻地。訪問當日，她乘着最喜歡的綠Van前來，筆者驚訝，一個外國人如她怎跟得上司機大佬的節奏，「喊『有落（廣東話）』嘛！」說着，邊綻了一個得意爽利的笑。（胡景禧攝）
【明報專訊】從大角嘴走向南昌港鐵站的路上，她的電話響了。
掏出那個寶藍色的舊款手機，電話傳來久別的熟悉聲音。「要在哪個站下車？啊，好的，洪水橋。」
輕鐵、西鐵、港九新界的鐵路，本地人也許未曾踏足的地域，她都游走閒熟。
不論是喧鬧混雜的九龍舊區，還是元朗屯門的鄉野邊陲，在她腦中，這些地區都鋪着綿綿密密的路徑，讓她尋找一個個外傭媽媽的故事。
有別於港鐵那張以點線面粗筆簡化的地圖，在她的地圖中，那一個個站點背後，隱藏着被遺忘的人。
在採擷生命的同時，一個人類學家與香港的故事也在編寫着。「我很感激，你們的社會讓我來到這裏。」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教授Nicole Constable笑說。
話語間，有着研究者對被研究的地方的，一份尊重。
遷移的故事，港人不會不熟悉，畢竟我們對移民毫不陌生。然而，發生在我城的遷移故事，港人又知道多少？自九十年代起，多年來關注性別、遷移與人權狀况的Constable開展了香港外籍家傭研究，以一個個鮮活的人作為重心，勾勒出在港外傭的苦樂眾生相。新書Born out of Place: Migrant Moth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繼續述說外傭故事，以及，她們那些生不逢地的孩子。八十年代起，香港大量從南亞國家輸入外傭，直至二○一二年，在港外傭人數達三十萬，當中以十五萬來自印尼的傭工最多，其次是菲律賓、泰國、印度、尼泊爾和孟加拉等；當中，據非政府組織PathFinders估計，在港的外傭媽媽與孩子達六千人。在現行法例下，外傭有權在香港產子並受勞工條例保障，但在港出生的孩子不會有居港權。有別於「在港產子爭資源」的想像，Constable在書中講述的，很多時是一群處於多重弱勢的人，在面對各種壓迫、污名與未知時的掙扎。
兩邊不是人 懷孕了怎辦？
這些外傭媽媽，大多來自印尼，教育程度較低，帶着一筐宗教信仰和傳統男女婚嫁觀念來到香港，與同樣年輕的南亞男移民墮入愛河，「當她們交往時，會覺得自己和那個男人已經結婚，她們非常誠懇而鄭重地開展一段關係，但因為那個男人是尋求政治庇護人士，或者他另有女朋友，令這關係最後終止了。」無法安穩的關係，帶來的不但是身心的疲憊顫抖，更帶來了意外的孩子。對於未婚懷孕的婦女，人們總有千百個問題：要不要終止懷孕？要送去領養還是帶回家撫養？如何把孩子養大？對她們而言，在目前的政策處境、經濟和社會條件下，處理問題的知識和能力都是欠缺的。
一如卡在夾縫中的生命。不少僱主得悉她們懷孕或有男朋友後，即便違反勞工條例，仍會解僱她們，不少失去工作的媽媽被迫在港逾期居留，帶着孩子，過着孤立無援的生活。對外傭媽媽而言，回家並非解決問題的理想方式，卻是怯於想像的夢魘。Constable指出，在外傭的家鄉裏，性別、家庭和性觀念非常傳統，未婚生子的女人被視為與妓女並無二致。她曾到印尼探望一些回國的外傭媽媽，發現她們承受着整個家族和社群的批評和排斥；一個人的自信、希望，都被這樣的經歷破壞，「一位婦女的妹妹正要到外地打工，我問她，對妹妹有何意見，她望着我，好像覺得我瘋了似的，說：『我不能給她任何意見，因為我犯了這樣的錯，我不配給她任何意見。』當你犯錯時，你的意見都沒有了價值。」不只媽媽，即便孩子也要無辜承受污名。當中，一些會被擲石頭、喊名字；一些則被母親遺落在別個親戚處，不能成為家庭的一分子。
「擺脫污名的唯一辦法是再外出打工供養家庭。你寄錢回家，那你就是好女兒好母親。如果你變成單親媽媽，這就是你挽回聲譽的方法。」除此之外就是結婚，但她們一樣需要到外地打工，為她們的「羞恥行為」「贖罪」。
外勞是人 不是勞力
縱然這些媽媽受到極大壓力，然而，在人與人的相處間，那發自人性的美好質素，令人動容，「一些母親真的很在意她們的孩子，希望讓他們有更好的生活。她們會跟孩子一起讀書、一起玩，非常努力讓孩子在香港得到最好的生活。在去留不定的生活中，不管她們多珍愛孩子，那種對未來的疑惑與不安，往往揮之不去。然而，在最悲傷的地方，人依然能發掘美麗的輪廓，Constable說﹕「遷移的美好地方是，它一方面帶來不同的挑戰和問題，一方面也展現出不同機會與解決方法。如果你是在香港的外傭，你能學習新的育兒方式，你對何謂清潔有一個新的看法、怎樣穿衣、怎樣洗衣服、哪一張海報適合你的孩子。你學習到新的育兒方法。」
平等對待，是社會和僱主責任
有人認為，只要外傭「安分守己」，就不需要面對如此苦况。於不少港人而言，外傭「姐姐」，是肩負家務重責的重要幫手。照顧長幼、清潔做飯的勞動形象，足以表述她整個人。然而，外傭並不止是傭工，她們擁有渴想與情感，有自己的探索，也會建立親密關係。Constable認為，對20多歲的未婚女性而言，談戀愛是自然不過的事，「人們應尊重她們作為人的需要，包括所有交友、性、個人及情感上的需要。你不會帶一個20多歲的人回家並期望她們把生命都集中到工作上吧！」勞工，從來都是人，不是機器，「在過程中，平等地對待她們，是社會和僱主的責任。她不應被視為小孩，被困在家中，被禁止戀愛，她不是孩子她是成人。她需要為自己的錯失而負責，但她理應能得到作為成年人的能力，即是時間、自由、合理工資，或外出居住，若僱傭雙方都同意。」不少僱傭問題，其實源於人們對外傭非人性化的想像，抹殺了她們作為人的獨特部分，「更完整的人權發展對經濟發展更為有利，兩者不應該分開。如果人權、工人和母親的權利受到尊重，香港的經濟也會得益」。
基層相爭 源於社會不公
近年來，受中港矛盾牽連，社會上不同族群的隔閡與敵對漸次鮮明。年前，外傭居港權爭議中，「爭奪資源」的論述一度惹起不少港人的恐懼與憤怒。Constable認為，事實上，對比舉家移居香港，更多外傭希望的是得到平等的薪酬待遇；而現行的差別待遇，於外傭固然具剝削性，而且對本地工人亦不公平，「外傭來自窮困國家，因此即使付很低的薪酬，她們也會樂意來工作」，「問題是他們（僱主）以外傭願意以該薪酬水平來港工作為由合理化他們的行為，但這是不公平的，特別對本地工人而言。如果以平等的工資水平聘用外傭，更多人可能選擇聘用本地工人。」她認為，平等對待外傭也能幫助本地工人，「若外傭減少，可能有更多本地工人願意以平等的工資從事家務工作。如果香港能減少對外傭的依賴，對整體香港社會都有益處。」
「輸入外勞是被根本的經濟不平等燃起的。在香港、台灣和新加坡，富有的人受益於落後國家的貧困人士的勞動力。」實在是，聘請外傭再不是中產的專利。為了肩負起家庭日益上升的經濟負擔，許多中基層家庭的雙親也需要工作，故不得不聘用家傭以減輕持家重擔。然而，由於僱主的經濟困難，在中基層家庭工作的外傭，部分月薪比法定工資還要低。跨國的階級剝削，底層相煎，弱勢之間的敵視與攻訐，到底根源何處？
輸入外傭令政府脫身
Constable強調，不同階層和族群所受的壓迫，都連結到一個更大的制度問題，「香港的工時實在太長，對成人而言，他們長時間工作，根本沒時間去做飯、購物、照顧小朋友和長者。」不少打工仔為了供養家庭，把勞動力都投放到市場之中，犧牲了基本的家庭共處，無暇無力照顧家人，「對比起輸入外勞，提供免費育兒和安老服務的成本要高昂得多。這本來是政府的責任，但輸入外傭令政府可以脫身。政府把許多護理問題都交給家庭自己解決，卻不視為其責任，更相近於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法。」
看着低下階層因着資源不均的焦慮而互相攻擊，卻非向權貴與不公制度抗爭，「的確令人傷感。」Constable說。「香港的低下層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困者有很多相似的特點和共同利益，若雙方視對方為競爭對手，對兩者都沒益處。如果他們能察覺到彼此正面對相同的問題，對改善當下的處境便更有希望。在經濟上處於底層的人之間的鬥爭，決不是解決不平等的方法。」
本土價值 尊重多元 善待他人
作為人類學家，Constable對她的社會文化身分，以及其身分對其研究及觀點可能造成的偏差，非常自覺；作為「白人特權階級」的她也經常自我批判：自己的思考有沒有受制於西方白人的觀點，而忽略了本地不同階層的看法？她強調：「我不是審判，而是去理解，一個不止限於香港的大問題。」外地勞工問題，不單是香港現象，也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包括眾多已發展國家如英美等地；不同地方的經驗值得互相參考借鏡，以創造更尊重生命價值的制度，「我認為香港作為一個亞洲國際城市，有一個很好的位置去為別國作榜樣。在香港，很多法律和規則都很完善，問題是如何確保它們的實行和改進，香港理應繼續作領導。多元，才是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城市的真正需要，她必須擁抱更多差異，並對弱勢者提供關懷與支援。」
一見鍾情 一住三十年
三十多年來，她的研究離不開香港，「我第一次來，就愛上她了。」那是一九七九年，Constable本科修讀中國歷史，大學時代越洋來到中文大學崇基書院研習一年。說起舊事，她眼睛笑得彎成一線，「香港自此成為了我的第二個家。」她的博士論文研究香港新界客家人的身分與文化；九十年代再次來港，從事外傭研究，關注跟她一樣的「外來者」在港的生活點滴，「香港是一個難以置信地獨特的地方，她既不止是一個英國的前殖民地，又不只是中國的一部分，她擁有難得機會，從她這兩段歷史中擷取優良的部分去創造她獨有的文化。」香港的今昔轉變，Constable都看在眼底，「最大的改變與挑戰主要來自中港關係，將來，香港到底能有多少自主權？香港往後的選擇，是否狹隘地以單純的經濟發展作為動機，還是能考慮更廣泛的社會公益和公義原則而作出決定？」
Constable說，她所貢獻的故事，來自於自身與這些外傭母親之間非常親密的關係和經驗，「人們可以不同意一些較宏觀的分析模式，但要看見我所說的是真實的。我們要看見她們，還是裝作看不見？要把它看成是大問題的一部分，還是把它看作她們的問題？」這不是她作為一個研究者的選擇，更多是，香港人的選擇，「每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認為人們都理應贊同：善待他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這信念深刻地蘊藏於中國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人道主義思維當中。把這些思想融合為一，以造福所有人，這是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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