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30-王永平：難道香港只餘順民和刁民？

王永平：難道香港只餘順民和刁民？
信報 2014年7月30日


我原本打算就黎智英捐款簿寫一篇有關規管政治捐獻的文章，但執筆時看到蔡東豪宣布《主場新聞》正式結束的聲明，其中內容令我這個生於香港、感恩此地賜予我很多機會、些微成就，更讓我一直生活得自由、安穩、毋須恐懼的長者百感交集。然後上述題目突然浮現在我腦海裏，惟有境來心應，寫成此文。

先申報利益：我不認識蔡東豪，我只是經常看《主場新聞》的讀者之一，並認為其刊登的大多數文章（除了政治、還有藝術、消閒等題材），無論分析或知識，都非常有水平。《主場新聞》消失對包括我在內的讀者群肯定是個精神上的損失。

早前發生劉進圖被斬、部分報章被抽廣告等事件時，有評論樂觀地認為這只會加速網上新媒體的發展。我對此看法有保留。能夠控制成本及其主持有實力或魅力的網上廣播可以有一段長時間生存和發展，但這些網台很難對較偏激的受眾以外的社會大眾發揮影響力。文字版的網上媒體只要涉及政治新聞而又包容批評的觀點便要面對有無廣告的現實問題。我當時曾私下預言，《主場新聞》可能會因為捱不住入不敷支而結束。現在蔡說得幽默，主場新聞沒有出現抽廣告的情況，因為從未落，何來抽？
我的黑色預言還有另一個依據：蔡東豪做CEO的公司與內地有生意來往。今天中國在世上發揮無與倫比、經濟影響政治的強大力量。一方面與內地做生意，另一方面在香港辦一份包容政治異見（例如佔中）的新媒體，是個難度極高的挑戰（這類舊媒體現在正面臨如何逐步調整而又保持最低公信力的問題）。當國際性的英資銀行不否認抽廣告，只是以所謂正常商業理由解釋其決定時，《主場新聞》的結局其實已經寫在牆上。

蔡東豪說香港已變成一個不正常的社會，做一個正常的公民是個錯誤的幻想。一個不能做正常公民的不正常社會會出現什麼人？答案是；順民和刁民。

根據百度百科的解釋，「順民」指歸附外族侵略者或新統治者的人。「刁民」的解釋更有意思。原文包括：「刁民」絕不是愚民，他是民眾中的聰明人；「刁民」是對官員刁難，很難對付的一類百姓；自由以來，官員是不大喜歡「刁民」的，「刁民」多了，工作難做，官員難當。

回歸前的殖民時代，絕大多數港人，包括官員被一些愛國人士形容為「順民」。這稱號肯定包含貶義，卻是政治正確的事實。當時香港也有刁民，其中包括對港英政府的施政諸多不滿的知識分子，例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成立的香港觀察社各成員，但只是批評、不想作反的刁民；港英政府的立場則是包容，甚至行政吸納，例如委任他們為一些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現任特首梁振英應該是香港觀察社的成員之一；末代港督彭定康更委任兩位前觀察社成員胡紅玉和陸恭蕙為立法局議員。

香港回歸祖國十七年後，為什麼蔡東豪這樣一個自己形容為「略有小成、想利用自己商界的經驗、人脈及知識，走向社會」的無黨無派普通人，會因為辦一份獨立媒體而感到恐懼，好像有「一股白色恐怖氣氛在社會瀰漫」？五十歲的蔡東豪見到香港核心價值被扭曲，但為了自己和家人，只能慨嘆：「實在盡了力，也只能走到這麼遠。」

較蔡東豪年輕十多年的三十會成員也感到「極權社會的烏雲來勢洶洶」，「有人希望香港只是個不談政治的『經濟城市』」。但他們拒絕沉默，認為這樣做是愧對自己、愧對社會、愧對一下代（見〈沉默，就是愧對社會〉信報，9.7.2014）。我為他們鼓掌。我希望他們可以堅持下去，走得比蔡 東豪更久、更遠。

不過，現實沒有幻想。今日不少當權的愛國人士認為不愛國即是亂港，不支持政府即是反對政府。在這樣的政治大氣候，還要看老闆臉色或顧全自己經濟利益的行業精英發表政治不正確的意見時，可能需要再三思量；有時他們寧願選擇沉默而不表態也不容易。（老闆希望你簽名反佔中，你簽還是不簽？）

一個在政府眼中只有聽話的順民和要應付的刁民的社會可以長期維持社會穩定、經濟進步嗎？今天香港淪落到這個地步，我們可以完全怪責中央嗎？除了自己可能未盡全力外，今天特區政府官員是否也要承擔部分責任？以前在政府工作時，我們這批本地官員每天都看「林行止專欄」。最近林行止在評論政府諮詢政改時慨嘆：「這些比大部分香港人更香港的治港良才，如此這般歪曲民情，玩弄民意。「兩制」這剩下什麼需要堅持？」

今天的高官會否覺得林先生已經out了？他們會否認為，因為辦份包容異見的媒體而感到恐懼的蔡東豪及其家人可能是患上被害妄想症？

蔡東豪結束《主場新聞》感到愧疚。因為香港以前的福蔭而今天名利雙收的政商精英會否有一天感到愧對在香港生活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