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28-黃偉豪：「反佔中」對香港破壞 遠大於「佔中」
黃偉豪：「反佔中」對香港破壞 遠大於「佔中」
23:21 28/7/2014
【明報專訊】在安徒生著名的童話故事「國王的新衣」中，最終是由一個天真的小孩說出了「國王沒有穿衣服」的真相。
在香港，也有類似的故事發生。有應屆文憑試的狀元，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說出了自己對「佔領中環」的看法：「以一個短期跌的GDP，小小的經濟損失換來雙普選，或者一個對香港人，對大家來說更有利的東西，我覺得值得。」
我們很多兒時的童話故事，長大後，才突然發覺它們是極具寓意，描寫了不少人性及社會陰暗面的現實「恐怖」故事。在「國王的新衣」裏，真正恐怖的並非製造「新衣」的一對騙子，而是使所有人即使看見真相，也噤若寒蟬的「白色恐怖」，以及鼓勵人用更大的謊言來指鹿為馬，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的社會氣氛。以上的情况，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極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佔領中環」對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頂多是商業中心幾天的交通癱瘓，以現在大部分的商業運作已電腦化及互聯網化的年代，它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理應有限。真正叫人感到擔心的，反而是如今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反佔中運動」。為了「反佔中」，它破壞了我們過往所認識的核心價值，收窄了香港的自由空間，改變了社會的遊戲規則。
有兩條香港的重要遊戲規則，正被「反佔中運動」不斷踐踏及破壞。第一，就是保持個人的言論及思想自由。第二，就是商業與政府的合理關係，即兩者保持一段安全和適當的距離。這兩個重要遊戲規則的維持，不但是香港能否繼續成功和繁榮的關鍵，更加是不少有能力移民而仍支撐香港，真心愛香港，想努力建設香港的一代，是否願意留下來繼續以香港為家的重要考慮因素。
工作被迫出賣政治立場
即使尚未有真正的民主，自英國的殖民地年代以來，香港一直擁有高度的言論和思想自由。這並不代表政府不會參與輿論戰，但它仍容許不同及反對的聲音存在，在較平等的平台上對壘，希望用道理及證據爭取市民的認同和支持。但在「反佔中運動」中，我們卻史無前例地看見很多「噤聲」和「滅聲」的行為，包括了商界抽起支持或同情「佔中」的媒體的廣告，有媒體不接受「佔中」的廣告及有媒體把相關「佔中」的報道或文章抽起或刪改。更甚的是，有報道指有企業威迫員工簽名支持「反佔中」。一直以來，香港人返工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力，沒想到在一夜之間，一紙的經濟合約突然變成了連自己的自由和政治立場也要出賣的魔鬼合約。
而且，「反佔中運動」亦錯誤地理解「法治」（rule of law）的概念。他們把「法治」視作「依法治國」（rule by law）及等同「守法」，是對「法治」的曲解、貶低和矮化。
「法治」是一個在法律研究及政治學中崇高的概念，真正的意義是「以法達義」，亦即是以法律去保障個人自由，以達至社會公義。因此，遵守個別法律條文，並不代表尊重及達至法治。相反，在一個沒有民主及法治的社會，法律往往成為極權及獨裁者控制社會的政治工具。在這情况下，盲目地守法反而是違反法治，使每個人均變成了奴隸。事實上，在歷史裏，奴隸制度在很多的人類社會曾是一個合法的制度。若人人堅持守法，放棄抗爭，相信在地球上的很多人均不會享有今天的自由。
另一方面，在「反佔中運動」中，看到香港的商界和富豪有如此大型的動員和積極配合，使人不能不聯想到香港嚴重的官商勾結問題，而倍感憂慮。這亦意味着香港過往的不讓政治干預商業運作的遊戲規則不再存在。
過分親密的政商關係
專門研究政治經濟及經濟危機的政治學者Stephen Haggard寫有《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一書（見參考資料），研究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成因。當中一個重要的結論是過分親密的商界與政府關係（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正正是引致金融危機的主因。理由很簡單，商界不會免費地自願成為政治的工具，一切均是用金錢買回來的政治忠誠，背後往往涉及龐大的利益輸送和交易。
Haggard指出，政府有兩個常用來收買商界的方法。其一是透過政策干預，減低其行業的競爭，容許壟斷，使親政府的企業可以透過在學術上稱之為「尋租」（rent seeking）的方式，賺取暴利。其二就是降低監管門檻，而當因沒有適當監管而引致危機的時候，就由政府，亦即所有納稅人來「找數」。在學術上，引起危機的人，不需要為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後果負責，甚至可以從中得益的現象，稱之為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在愈危機愈發達下，道德風險只會鼓勵危機發生，而道德風險的失控，正正是2008年金融海嘯的主因。
Haggard認為，最糟的是，現實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亞洲，除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初期外，過分親密的商界及政府關係，甚至是官商難分的情况，只會帶來更多沒有效率的資源分配，包括了數之不盡的「大白象」工程及計劃、更多的貪婪及更多的腐敗。可以肯定的是，個別跟政府走在一起的大企業和大商家，可以賺到盤滿鉢滿，但他們以外的企業及商人，則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下而逐漸地被封殺和淘汰。經濟的發展被拖慢，分配愈來愈不均，整個社會最終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由Haggard的分析可以推論，透過動員及利誘商界來反佔中，才是對香港的經濟命脈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最致命及最具破壞力的一擊。如果「反佔中運動」的成員及支持者真的關心香港的經濟地位及前途，理應尊重現有的自由及珍惜過往推動香港經濟發展行之有效的遊戲規則，而不是倒行逆施，把自由收窄及把遊戲規則改寫。
而且，從宏觀的角度和清醒一點看，把香港的經濟和金融制度的有效運作，等同於商業區的幾條街道的交通是否暢順，其實是一個因對香港的經濟制度缺乏基本認識，而產生出的膚淺和幼稚的看法。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Haggard, Stephen.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D.C., US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3:21 28/7/2014
【明報專訊】在安徒生著名的童話故事「國王的新衣」中，最終是由一個天真的小孩說出了「國王沒有穿衣服」的真相。
在香港，也有類似的故事發生。有應屆文憑試的狀元，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說出了自己對「佔領中環」的看法：「以一個短期跌的GDP，小小的經濟損失換來雙普選，或者一個對香港人，對大家來說更有利的東西，我覺得值得。」
我們很多兒時的童話故事，長大後，才突然發覺它們是極具寓意，描寫了不少人性及社會陰暗面的現實「恐怖」故事。在「國王的新衣」裏，真正恐怖的並非製造「新衣」的一對騙子，而是使所有人即使看見真相，也噤若寒蟬的「白色恐怖」，以及鼓勵人用更大的謊言來指鹿為馬，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的社會氣氛。以上的情况，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極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佔領中環」對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頂多是商業中心幾天的交通癱瘓，以現在大部分的商業運作已電腦化及互聯網化的年代，它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理應有限。真正叫人感到擔心的，反而是如今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反佔中運動」。為了「反佔中」，它破壞了我們過往所認識的核心價值，收窄了香港的自由空間，改變了社會的遊戲規則。
有兩條香港的重要遊戲規則，正被「反佔中運動」不斷踐踏及破壞。第一，就是保持個人的言論及思想自由。第二，就是商業與政府的合理關係，即兩者保持一段安全和適當的距離。這兩個重要遊戲規則的維持，不但是香港能否繼續成功和繁榮的關鍵，更加是不少有能力移民而仍支撐香港，真心愛香港，想努力建設香港的一代，是否願意留下來繼續以香港為家的重要考慮因素。
工作被迫出賣政治立場
即使尚未有真正的民主，自英國的殖民地年代以來，香港一直擁有高度的言論和思想自由。這並不代表政府不會參與輿論戰，但它仍容許不同及反對的聲音存在，在較平等的平台上對壘，希望用道理及證據爭取市民的認同和支持。但在「反佔中運動」中，我們卻史無前例地看見很多「噤聲」和「滅聲」的行為，包括了商界抽起支持或同情「佔中」的媒體的廣告，有媒體不接受「佔中」的廣告及有媒體把相關「佔中」的報道或文章抽起或刪改。更甚的是，有報道指有企業威迫員工簽名支持「反佔中」。一直以來，香港人返工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力，沒想到在一夜之間，一紙的經濟合約突然變成了連自己的自由和政治立場也要出賣的魔鬼合約。
而且，「反佔中運動」亦錯誤地理解「法治」（rule of law）的概念。他們把「法治」視作「依法治國」（rule by law）及等同「守法」，是對「法治」的曲解、貶低和矮化。
「法治」是一個在法律研究及政治學中崇高的概念，真正的意義是「以法達義」，亦即是以法律去保障個人自由，以達至社會公義。因此，遵守個別法律條文，並不代表尊重及達至法治。相反，在一個沒有民主及法治的社會，法律往往成為極權及獨裁者控制社會的政治工具。在這情况下，盲目地守法反而是違反法治，使每個人均變成了奴隸。事實上，在歷史裏，奴隸制度在很多的人類社會曾是一個合法的制度。若人人堅持守法，放棄抗爭，相信在地球上的很多人均不會享有今天的自由。
另一方面，在「反佔中運動」中，看到香港的商界和富豪有如此大型的動員和積極配合，使人不能不聯想到香港嚴重的官商勾結問題，而倍感憂慮。這亦意味着香港過往的不讓政治干預商業運作的遊戲規則不再存在。
過分親密的政商關係
專門研究政治經濟及經濟危機的政治學者Stephen Haggard寫有《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一書（見參考資料），研究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成因。當中一個重要的結論是過分親密的商界與政府關係（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正正是引致金融危機的主因。理由很簡單，商界不會免費地自願成為政治的工具，一切均是用金錢買回來的政治忠誠，背後往往涉及龐大的利益輸送和交易。
Haggard指出，政府有兩個常用來收買商界的方法。其一是透過政策干預，減低其行業的競爭，容許壟斷，使親政府的企業可以透過在學術上稱之為「尋租」（rent seeking）的方式，賺取暴利。其二就是降低監管門檻，而當因沒有適當監管而引致危機的時候，就由政府，亦即所有納稅人來「找數」。在學術上，引起危機的人，不需要為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後果負責，甚至可以從中得益的現象，稱之為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在愈危機愈發達下，道德風險只會鼓勵危機發生，而道德風險的失控，正正是2008年金融海嘯的主因。
Haggard認為，最糟的是，現實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亞洲，除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初期外，過分親密的商界及政府關係，甚至是官商難分的情况，只會帶來更多沒有效率的資源分配，包括了數之不盡的「大白象」工程及計劃、更多的貪婪及更多的腐敗。可以肯定的是，個別跟政府走在一起的大企業和大商家，可以賺到盤滿鉢滿，但他們以外的企業及商人，則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下而逐漸地被封殺和淘汰。經濟的發展被拖慢，分配愈來愈不均，整個社會最終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由Haggard的分析可以推論，透過動員及利誘商界來反佔中，才是對香港的經濟命脈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最致命及最具破壞力的一擊。如果「反佔中運動」的成員及支持者真的關心香港的經濟地位及前途，理應尊重現有的自由及珍惜過往推動香港經濟發展行之有效的遊戲規則，而不是倒行逆施，把自由收窄及把遊戲規則改寫。
而且，從宏觀的角度和清醒一點看，把香港的經濟和金融制度的有效運作，等同於商業區的幾條街道的交通是否暢順，其實是一個因對香港的經濟制度缺乏基本認識，而產生出的膚淺和幼稚的看法。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Haggard, Stephen.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D.C., US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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