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30-林行止：人才奴才差毫釐，取捨得失一念間
林行止：人才奴才差毫釐，取捨得失一念間
信報 2014年7月30日
一、香港荒唐荒謬政治現象之一，是決定推行洗腦式「國民教育」的有關官員，不管是決策的還是執行的，他們的子孫輩大都留學海外（棄海外赴內地深造的似未之見），雖然作出赴外就學的決定時，歌頌中共德政（或對中共政權隱惡揚善）的教育政策尚無眉目，卻可看出身在政圈特別接受國家任命的問責官員，其作為家長對回歸後教育的疑慮心態；而在梁振英任內醞釀落實愛國教育期間，並無官員以身作則，召回留外的子侄以為香港學子樹立榜樣。由於留學與財政問題不可分離，因此，除了少數考取獎助學金的「尖子」，大部分海外學生的去留大權操控在家長之手。這即是說，有子侄留學海外的官員，不僅沒有因為本地教育政治日趨正確而召回子侄，他們赴外留學的人數，筆者雖未見有關統計，惟憑耳食之言，還是有增無減。這種現象強烈地說明了官員家長欺人不自欺的偽善，推出一項「己所不欲」的政策而欲硬「施於人」，港人看在眼裏，對政府和決策官員的信任度日低，不難理解。
有關此一問題，二○一二年本欄有不少論述（主要收在《國之不幸》一書），今天重提，是因為近來流行一種令若干人啞口無以回應的說法，「某某主張『和平佔中』中堅分子的兒女為什麼不加入其中？」「主力佔中者會否扶老攜幼一家參與佔中？」言外之意至為明顯，「和平佔中」將受政府打壓，可能「流血」，代價太大，因此力主「佔中」者阻止他們的配偶及後代去冒險！此說法如果成立，便等於說鼓吹「佔中」者慫恿無知青少年去「送死」，自己的子侄則只許作壁上觀（「佔中」尚未發生，這種指責毫無所本）！這種可能性當然不容抹煞，但筆者絕不相信這是普遍現象，為什麼？道理很簡單，是否赴外留學的大權操諸控制財政大權的父母之手，但是否參與「和平佔中」或其他不涉大筆金錢支出的社會活動，一切由當事人自決。換句話說，一家之中，無論尊卑大小，只要是成年人，其在家庭當然要守「家規」，但他們絕對擁有是否參與或不參與社會活動的自決權。
習慣了獨裁國家生活的人，對「一切為你着想」的政府舉箸代籌為你──子民──作主，習以為常，因此才會順理成章地推想香港家長有權指示、有效干預子孫在家庭以外的社交活動。在這類人的想像中，熱衷「和平佔中」的父母可以「叫」後輩這樣做！事實絕非如此。不必諱言，殖民地和回歸後的學校教育中的民主成分稀薄，因此大家不必高談家庭民主，但自由選擇意志深植港人心坎，港人對殖民者的最大「感恩」便是英國人給予大家以選擇的自由（那正是佛利民夫婦一九八○年的《自由選擇》，在本港引起廣泛閱讀和討論熱潮的底因）。這種理由及在深明「自由選擇」之可貴的環境下，是否參與「和平佔中」，純屬個人決定，不能由他人──包括家人──出主意，是明顯不過的實情。
筆者對「佔中三子」（以至「佔中十〔？〕死士」）懷有敬意的另一項原因，是因為他們並不是向群眾扮熱血沸騰作灑狗血式的激昂陳詞。而是本着「秀才造反」的秉性，五番七次，舉行與應否「和平佔中」有關的「商討日」，通過公開辯論，讓與會者了解「佔中」的必要性正當性，或犯不着為此付出珍貴的「成本」──包括可能被捕、遭撤職、可能遭「別有用心」分子的暴力襲擊──挑戰法律，沒有人強迫任何人去做一件非出於自願的事……。顯而易見，這種做法費時且可能失事，但此一以理服（或不能服）人的「民主過程」，絕對有必要！
筆者常說「殺君馬者道旁兒」（古代騎者在路上競逐，因圍觀者喝采催谷，騎者停不下來不斷抽鞭，終致馬兒力竭暴斃）的古訓，任何「公共知識分子」都要銘記於心，那意味你應該反覆辯論「和平佔中」的理由，而不應號召讀者聽眾群起參與「佔中」。是否「佔中」的決定，該由個人取捨，自行決定。這就是「自由選擇」可貴之處！
二、在國人的字典裏「奴」的身份卑微、「役」的價值不高，而「奴才」是依附權貴、喪失自我的代名詞，他們縱有本事，亦會為了取媚奉迎於主子，而幫兇作惡，當年英治教化，「子民」唯唯諾諾、聽話聽教，不但不思反抗，還甘受差 遣，對殖民者的順從，曾被民族意識強烈的華裔同胞譏為「奴化教育」培養出來的洋奴！
筆者並非基督教徒，但經書（所謂《聖經》）裏確有不少值得大家仿效力行的「微言大義」。比方說，耶穌開導門徒，說其追求真正的榮譽，不是受人服侍，而是服侍別人，這句「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金句」，是很多信眾銘記於心的教誨，亦成了非信徒如筆者立身處世的格言。「役於人」是「卑微的榮耀」，使勞役事人不再顯得低賤。過去殖民地政府的公文，高官小卒發給民間團體或個別人士的信函，下款不是「你恭順的僕人」（Your Obedient Servant）便是「你的愚僕」（Your Humble Servant），諸如此類，那是英國官僚「端品」的「官腔」！
大約二千五六百年前，魯國正卿季康子要孔子就其三個弟子能否從政作出評價， 提到冉求（又名冉有，字子有），「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那是推許冉求多才多藝，是從政之才；冉求後來當上魯國季氏的宰臣，文韜武略，戰功彪炳，尤善理財；後來他說服季康子迎回在外流徙了十四年的孔子回魯國協助田賦改革；當孔子看到冉求助季氏徵稅聚斂過甚時，便嚴厲批評冉求，當眾和他「脫離師徒關係」（「非吾徒多稅」），並要眾弟子「鳴鼓而攻之」；同時，要冉求多學仁德，以善待人民。難得的是，冉求知錯幡悟，追隨孔子的仁德之學，終有大成，成為孔子七十二位得意門生之一。這節出自《論語．先進》的「故事」，顯示冉求學識淵博、有政績，可是只知事主而忽略公道為民，便招來老師的鄙薄、責罵。換句話說，未諳仁德之前的才能，即使有「用武」之地，亦只是一個「奴才」的本事；只有顧及大眾、善待大眾，才是一位既能事主又能濟世的堂正人才！
不說那些行事愚拙的蠢材，其多行不義，把人看得無詞以對，其為跳樑小丑的「舉手」投足、「開聲」幫腔，人們不難辨識其好醜。近年香港出現不少被明眼人視作「奴才」的政商人物，他們本是政界精英、業界良才，可是往往希旨承風，為討京官港共歡心而做出一些不利於港人的事……。在社會撕裂、意識紛爭的現在，執中允正地做事做人，實在艱難且不易。
三、二○一二年十月，行政長官宣布同意擱置香港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筆者感到那是梁振英上場以來一項少有俯順民情的決定。準備在全港中小學開設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由於諮詢文件表示要透過持續學習，使學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快速發展引以自豪，從而建立起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有助學生養成良好品德和提高國民素質……。如此的說明，引起了部分家長和較年長學生的鼓譟，帶動了「學民思潮」的反國教行動！人們反感，不是不要國民教育，而是要長期地認識國情，理解發展原由，追尋並致力於更好的發展，而不是只懂歌功頌德、麻痹思考、鈍化批判能力！當國民教育的課程指引公布後，由於內容更為不堪，且非常馬虎，處處證明這樣推動國教，只會換來更惡劣的反效果，於是行政長官斷然將之擱置。
二十三條立法，由於內容藏有陷阱而遭港人反對，可是，那並不等於從此便用不着為其立法，因為那是香港人不能迴避的憲制責任；國民教育亦不是沒有需要，但是指引工作兒戲，並且撩撥起港人對新聞可能失自由和思想被禁錮的恐懼……。所以國教推動與二十三條立法不是失敗，而是失策，領導工作的團隊的思想、判斷和能力皆有不足，以致令當局灰頭土臉。
香港人重視獨立思考和選擇自由，那份「信仰」，深入民心以外，還滲透生活各層面，即使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相處，亦不是家長說了算數。
信報 2014年7月30日
一、香港荒唐荒謬政治現象之一，是決定推行洗腦式「國民教育」的有關官員，不管是決策的還是執行的，他們的子孫輩大都留學海外（棄海外赴內地深造的似未之見），雖然作出赴外就學的決定時，歌頌中共德政（或對中共政權隱惡揚善）的教育政策尚無眉目，卻可看出身在政圈特別接受國家任命的問責官員，其作為家長對回歸後教育的疑慮心態；而在梁振英任內醞釀落實愛國教育期間，並無官員以身作則，召回留外的子侄以為香港學子樹立榜樣。由於留學與財政問題不可分離，因此，除了少數考取獎助學金的「尖子」，大部分海外學生的去留大權操控在家長之手。這即是說，有子侄留學海外的官員，不僅沒有因為本地教育政治日趨正確而召回子侄，他們赴外留學的人數，筆者雖未見有關統計，惟憑耳食之言，還是有增無減。這種現象強烈地說明了官員家長欺人不自欺的偽善，推出一項「己所不欲」的政策而欲硬「施於人」，港人看在眼裏，對政府和決策官員的信任度日低，不難理解。
有關此一問題，二○一二年本欄有不少論述（主要收在《國之不幸》一書），今天重提，是因為近來流行一種令若干人啞口無以回應的說法，「某某主張『和平佔中』中堅分子的兒女為什麼不加入其中？」「主力佔中者會否扶老攜幼一家參與佔中？」言外之意至為明顯，「和平佔中」將受政府打壓，可能「流血」，代價太大，因此力主「佔中」者阻止他們的配偶及後代去冒險！此說法如果成立，便等於說鼓吹「佔中」者慫恿無知青少年去「送死」，自己的子侄則只許作壁上觀（「佔中」尚未發生，這種指責毫無所本）！這種可能性當然不容抹煞，但筆者絕不相信這是普遍現象，為什麼？道理很簡單，是否赴外留學的大權操諸控制財政大權的父母之手，但是否參與「和平佔中」或其他不涉大筆金錢支出的社會活動，一切由當事人自決。換句話說，一家之中，無論尊卑大小，只要是成年人，其在家庭當然要守「家規」，但他們絕對擁有是否參與或不參與社會活動的自決權。
習慣了獨裁國家生活的人，對「一切為你着想」的政府舉箸代籌為你──子民──作主，習以為常，因此才會順理成章地推想香港家長有權指示、有效干預子孫在家庭以外的社交活動。在這類人的想像中，熱衷「和平佔中」的父母可以「叫」後輩這樣做！事實絕非如此。不必諱言，殖民地和回歸後的學校教育中的民主成分稀薄，因此大家不必高談家庭民主，但自由選擇意志深植港人心坎，港人對殖民者的最大「感恩」便是英國人給予大家以選擇的自由（那正是佛利民夫婦一九八○年的《自由選擇》，在本港引起廣泛閱讀和討論熱潮的底因）。這種理由及在深明「自由選擇」之可貴的環境下，是否參與「和平佔中」，純屬個人決定，不能由他人──包括家人──出主意，是明顯不過的實情。
筆者對「佔中三子」（以至「佔中十〔？〕死士」）懷有敬意的另一項原因，是因為他們並不是向群眾扮熱血沸騰作灑狗血式的激昂陳詞。而是本着「秀才造反」的秉性，五番七次，舉行與應否「和平佔中」有關的「商討日」，通過公開辯論，讓與會者了解「佔中」的必要性正當性，或犯不着為此付出珍貴的「成本」──包括可能被捕、遭撤職、可能遭「別有用心」分子的暴力襲擊──挑戰法律，沒有人強迫任何人去做一件非出於自願的事……。顯而易見，這種做法費時且可能失事，但此一以理服（或不能服）人的「民主過程」，絕對有必要！
筆者常說「殺君馬者道旁兒」（古代騎者在路上競逐，因圍觀者喝采催谷，騎者停不下來不斷抽鞭，終致馬兒力竭暴斃）的古訓，任何「公共知識分子」都要銘記於心，那意味你應該反覆辯論「和平佔中」的理由，而不應號召讀者聽眾群起參與「佔中」。是否「佔中」的決定，該由個人取捨，自行決定。這就是「自由選擇」可貴之處！
二、在國人的字典裏「奴」的身份卑微、「役」的價值不高，而「奴才」是依附權貴、喪失自我的代名詞，他們縱有本事，亦會為了取媚奉迎於主子，而幫兇作惡，當年英治教化，「子民」唯唯諾諾、聽話聽教，不但不思反抗，還甘受差 遣，對殖民者的順從，曾被民族意識強烈的華裔同胞譏為「奴化教育」培養出來的洋奴！
筆者並非基督教徒，但經書（所謂《聖經》）裏確有不少值得大家仿效力行的「微言大義」。比方說，耶穌開導門徒，說其追求真正的榮譽，不是受人服侍，而是服侍別人，這句「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金句」，是很多信眾銘記於心的教誨，亦成了非信徒如筆者立身處世的格言。「役於人」是「卑微的榮耀」，使勞役事人不再顯得低賤。過去殖民地政府的公文，高官小卒發給民間團體或個別人士的信函，下款不是「你恭順的僕人」（Your Obedient Servant）便是「你的愚僕」（Your Humble Servant），諸如此類，那是英國官僚「端品」的「官腔」！
大約二千五六百年前，魯國正卿季康子要孔子就其三個弟子能否從政作出評價， 提到冉求（又名冉有，字子有），「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那是推許冉求多才多藝，是從政之才；冉求後來當上魯國季氏的宰臣，文韜武略，戰功彪炳，尤善理財；後來他說服季康子迎回在外流徙了十四年的孔子回魯國協助田賦改革；當孔子看到冉求助季氏徵稅聚斂過甚時，便嚴厲批評冉求，當眾和他「脫離師徒關係」（「非吾徒多稅」），並要眾弟子「鳴鼓而攻之」；同時，要冉求多學仁德，以善待人民。難得的是，冉求知錯幡悟，追隨孔子的仁德之學，終有大成，成為孔子七十二位得意門生之一。這節出自《論語．先進》的「故事」，顯示冉求學識淵博、有政績，可是只知事主而忽略公道為民，便招來老師的鄙薄、責罵。換句話說，未諳仁德之前的才能，即使有「用武」之地，亦只是一個「奴才」的本事；只有顧及大眾、善待大眾，才是一位既能事主又能濟世的堂正人才！
不說那些行事愚拙的蠢材，其多行不義，把人看得無詞以對，其為跳樑小丑的「舉手」投足、「開聲」幫腔，人們不難辨識其好醜。近年香港出現不少被明眼人視作「奴才」的政商人物，他們本是政界精英、業界良才，可是往往希旨承風，為討京官港共歡心而做出一些不利於港人的事……。在社會撕裂、意識紛爭的現在，執中允正地做事做人，實在艱難且不易。
三、二○一二年十月，行政長官宣布同意擱置香港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筆者感到那是梁振英上場以來一項少有俯順民情的決定。準備在全港中小學開設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由於諮詢文件表示要透過持續學習，使學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快速發展引以自豪，從而建立起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有助學生養成良好品德和提高國民素質……。如此的說明，引起了部分家長和較年長學生的鼓譟，帶動了「學民思潮」的反國教行動！人們反感，不是不要國民教育，而是要長期地認識國情，理解發展原由，追尋並致力於更好的發展，而不是只懂歌功頌德、麻痹思考、鈍化批判能力！當國民教育的課程指引公布後，由於內容更為不堪，且非常馬虎，處處證明這樣推動國教，只會換來更惡劣的反效果，於是行政長官斷然將之擱置。
二十三條立法，由於內容藏有陷阱而遭港人反對，可是，那並不等於從此便用不着為其立法，因為那是香港人不能迴避的憲制責任；國民教育亦不是沒有需要，但是指引工作兒戲，並且撩撥起港人對新聞可能失自由和思想被禁錮的恐懼……。所以國教推動與二十三條立法不是失敗，而是失策，領導工作的團隊的思想、判斷和能力皆有不足，以致令當局灰頭土臉。
香港人重視獨立思考和選擇自由，那份「信仰」，深入民心以外，還滲透生活各層面，即使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相處，亦不是家長說了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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