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28-練乙錚：《主場》．「支那」與Китай．生個愛國相．叫你跳就跳
練乙錚：《主場》．「支那」與Китай．生個愛國相．叫你跳就跳
信報 2014年7月28日
《主場新聞》結業，令不少它的讀者惘然若失，不過筆者認為，場氣守恆，散而聚、聚而散，總量卻不會減少；一個形式在一個時段一個環節裏不一定最恰當，換一個形式換一個組合又能再生。
一、於人曰浩然
主場大者，就是香港；守恆的便是裏頭的正氣。天地之正氣，集然而形賦。這氣是附在活生生的個體人身上而體現出來的。一個媒介之所以成「形」，便是因為聚合了一些作者、讀者、推者、談者、贊育者身上所含涵着的這種浩然之氣。勢變形歿但是氣還在，離散於一時，有朝一日卻又會聚集；如是者前赴後繼、生生不息。「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然？」
新媒體乃新事物，成長總有曲折，哪能一帆風順？《主場》夭折，殊為不幸；然而，《主場》人經受兩年磨練，各方面肯定都有進步，投入所得必大於所失，只待回籠所需時間便見分曉；是以《主場》之短壽，可惜而不可悲。短期而言，《主場》原有的資源，包括作者、讀者等，將流向其他新媒體；《輔仁網》、《post852》、《熱時》、《獨媒》等平台，若能善加利用這些額外資源的話，都會有所增益。
《主場》在進步中倒下，除了遭受外來不可抗力打擊之外，本身亦必有其弱點；若能深刻總結，對新媒體在香港的繼續發展必有大裨益。在本地而言，新媒體能寄望透過廣告收益達致收支平衡嗎？新媒體的主要贊助人和撰寫人能夠同時在大陸有生意而在香港自由發聲嗎？fb等社交媒體平台提供的空間可以怎麼進一步利用？新媒體弱點所在的新聞採集，能否用維基模式解決？將來的民間政經平台成本可以怎樣壓縮？《主場》的經驗，對探討這些問題，無疑很有價值。
技術層面之外，大家留意到，《主場》倒下，其他新媒體都第一時間表示惋惜，這除了不少寫手和讀者都是「跨台客」之外，平台之間還有一種此前未見的「風高浪急同坐一條船」的意識。這是一種醒覺，最快捷地在最前沿的媒介上反映出來了，比泛民各派大老頭腦裏的接收器更敏銳。
香港人是嚇大的，泛民媒體是打大的。在這風雨如晦的日子裏，每一個局部都不知命在何時，但我們卻深深知道，在這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範圍裏，場氣守恆。
二、再論：「支那」、Китай
不少國人痛恨「支那」一詞，卻不大清楚為什麼，只籠籠統統知道這個詞源於印度，後來日本鬼子以之藐稱國人；後者往往構成一些人士一聽「支那」便火冒三丈的全部原因。其實，這裏頭有一個有趣的文化心理現象。
筆者上周介紹北大教授周程的一篇文章，裏面指出，這個對「支那」一詞的反感現象，主要源於民國初年國人十分不滿當時的日本政府不稱「中華民國」而沿用當時日本社會裏的另一叫法—「支那共和國」。後者等同「中華民國」歐美語的正式稱謂（例如西班牙語Repúblicade China）的日語翻譯，本身並無貶義。一些學術界、政界親華而且支持國民革命的著名日本人士，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還在用「支那」這個稱謂【註1】。
在主要的歐美語系裏，「中國」的傳統譯法就是China或其變體，來源都和漢語或日語kanji裏的「支那」的來源相同。在歐美主要語系當中，只有英語把 China一字裏的響音i讀長音（讀成「猜拿」）；在意大利文（Cina）、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德文（都是China）、法文（Chine）裏，那個響 音i都是讀短音的，整個字讀出來，就幾乎和日語裏的「支那」一模一樣。為何中國人包括當時的民國人及今天的大陸人對歐美國家以 Cina╱China╱Chine稱呼中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毫不反感，甚至駐聯合國代表開會時枱上擺着一個英文寫的「China」名牌而甚覺威風，卻對用漢字寫的「支那」義憤填膺？
尤甚者，俄國人受蒙古人影響，對「中國」的稱謂，從很古以來到今天，都是Китай ；這個叫法的淵源，與今天蒙古語、烏克蘭語、斯洛維尼亞語、保加利亞語、白俄語裏對「中國」的叫法淵源都一樣，出自「契丹」（英語裏常見的Cathay一 詞，也源於此）【註2】。如此混淆華夷之辨，是可忍孰不可忍？可偏偏當時的民國人和今天的大陸人，對日本人用本來是尊稱的「支那」十分反感，卻對這個源於「契丹」這個夷狄稱謂甘之如飴。何也？
筆者估計，大多數的民國人和大陸人，對白種人帝國主義者（歐美乃至後來的「老大哥」俄人）都有一種莫可名言的敬畏，所以對這些民族口中的「China」和「契丹」稱謂，聽到了也就算了，連一些學者也認為可以理解、不足為奇；但是，他們對日本這個反骨的小學生說的「支那」，就很難容忍。如此出於自卑自大症候群的無情緒大情緒，其實是一種心理矛盾，與真正意義上的愛國有微妙的分別。
國人當中，從小民到大官，思想感情裏有這個對西洋人自卑對東洋人自大的症候群者，為數不少。一個本民族裏存在了千多年的帶敬意的名詞，給某些外國人不敬地用了一下子，就跟着認為這個詞是壞的，必須丟掉；這種反應，毋乃缺乏自尊。試想，如果今天有某些帝國主義者愛以輕藐口氣念「中國人」這個詞（像前不久本地立法會裏 頭那位愛國派馬大律師那樣說「a f___ing Chinese」的那種口氣），那麼，「中國人」一詞不是也要報廢？
當然，不是所有國人 都是那麼呼天搶地的。大陸旅日學者李長聲寫過一篇文章《中國乎支那乎》，儘管也不同意某些日本人偏好用「支那」一詞，但也可謂有一種寬宏的善意諒解— 名字而已矣，無可無不可，何必糾纏【註3】？李文還借用沙劇《羅密歐與朱麗葉》裏朱麗葉說的「……薔薇花叫它什麼名字也一樣芳香……」；此意反之亦然。若非性好偏激，自尊而不自大自卑者，大概都可以接受這個觀點。
三、改個愛國名！
筆者父母的那輩人，經歷過深重的 國族憂患，情緒投射在下一代，所以替子女改名的時候，不少都用上「國富」、「家強」等樸素而真摯的字眼詞藻。不過，祖國踏入共產黨統治的新時代之後，浮誇變成常態，政治口號成了閒話家常，好的就變為醜的。最近大陸流行「打虎」，當權派對付敵對派系之時手勢凌厲，但不意歪打正着，周前竟打出一整個屬於自己派系的「愛（社會主義祖）國」族。
此族本姓令狐，多快好省的年代裏，幹部父親把複姓減省為「令」，「指令經濟」的「令」；下一代的名字，則貫徹多快好省原則，分別改成「令路線」、「令政策」、「令方針」、「令計劃」、「令完成」。港人聽了，少不免要「令令（擰擰）頭」，但在大陸，這些當時得令的名字卻很吃得開，是以分屬胡溫習李派的老四，近年當上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其餘的幾個「令」，亦各自精采【註 4】。
令家最早出事，乃去年3月令計劃的花花公子兒子駕法拉利與兩名裸女玩車震之後飆車失事車毀人亡，以致令計劃要停職反省好幾天。到了最近，關於令家的壞消息就是一連串。6月19日，中紀委網站發布消息：「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令政策是老二。7 月17日，《明鏡》報道，老五令完成、常居新加坡的侄子令狐劍已攜敏感材料雙雙逃到美國。7月22日，《南早》刊載消息，指老三令方針和他的丈夫、山西運城原副市長王健康，因為捲入貪腐，已被拘留。7月25日，《明報》報道老四沒有出席原本應該出席的政協會議，並推測可能已經出事。一門五傑當中的四個已證實涉貪出事或可能出事，惟獨老大令路線還未上榜，但他是五個當中已經死了的。
四、「Jump！」
「幫港簽名」的對象群不斷擴大，在年齡、住域、國籍等方面都有「突破」，可簽的群體，人數已經不止13億，還廣泛分布五洲七洋；不過，最大的突破，有極大時義的，卻是囊括了特府一眾主要官員。
早前，「幫港簽名」發起人之一的某上市公司董事長，被爆料人指要求該公司所有員工參與反佔中；後來，這位董座似乎怯於輿論壓力或消費者及股民抵制，不僅取消 了原先安排，並且否認事後為追查爆料人而替員工逐個「照肺」。董座解釋，公司安排員工反佔中，但容許員工「提出」不參與，所以「全屬自願性質」，不算強迫。這是當公眾白癡。本地「紅頂」商人着眼於在大陸的經濟利益，愈來愈以動員員工參加當權派人士搞的各種「表態工程」為手段，向黨國討好；如此犧牲員工自 由和政治立場私隱以博取黨國眷顧，的確是無本生利的好主意。類似這間本地上市公司的做法，在資本日益染紅的香港，將會愈來愈普遍，愈發肆無忌憚。
然而，商界的一些人的做法縱然卑劣，到底還有市場機制與之對沖、制衡，讓民眾的抵制意識發揮一定力量。但上周梁特把反佔中表態簽名之舉引入政府高層，「容 許」主要官員到街站簽名，並指此舉並不違反主要官員的政治中立；特府如此蠻來，市民是一籌莫展的。然而，面對批評，特府拿得出的辯詞，竟和上述上市公司董座的一模一樣：「官員有不簽名反佔中的自由」。
個別主要官員簽或不簽，在媒體百目所視之下，很快便有分曉。筆者估計，所有主要官員，除了還 要保持「執法中立」神話的那位袁司長以外的各人，最後都會簽。或是「食得鹹魚抵得渴」，或是「不惜為五斗米、外加一條軟鞭子的威脅而折腰」，結果都一樣。 此例一開，中港又進一步融合。跳吧！官員們自由地跳吧！跳個歡快的忠字舞！
《氣短集》之四十三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 1】《獨媒》刊載陳凱文文章《評練乙錚「論支那人」》，指出日本於甲午戰爭之後便有人帶輕藐之意用「支那」稱呼中國。誠然。其實，「支那」在日語中帶輕藐，還可追溯到明治初年；但這種用法並未影響日人梅屋莊吉、國人聞一多、柳亞子等的正面用法，可見輕藐與否，無論在中、日，到了二三十年代，看法還未統一。事實上，留學日本的魯迅，在二十年代寫的《馬上支日記》裏，還多次以「支那人」自稱；見http://www.millionbook.net/mj/l/luxun/hgjx/023.htm。 此文後收錄在《華蓋集續編》。此外，魯迅的日本高足增田涉翻譯乃師的《中國小說史略》，日文書名是《支那小說史》，1935年正天堂初版和1938年的岩波文庫版，都是這個譯法；一直到了戰後，書名才改成政治正確的《中國小說史》。陳君反對筆者觀點，但其文章資料豐富很可讀，見http://www.inmediahk.net/20140727b。
【註2】參考中央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俄語教研室主任趙春晶教授的文章《俄語稱中國為「契丹」的原因》http://www.docin.com/p-688258820.html。
【註3】李長聲文章見《讀書》1994年第11期http://www.eywedu.com/20/94/111224.htm；《騰訊》去年訪問李氏談對日本的看法，也值得一讀http://cul.qq.com/a/20130827/016285.htm。
【註4】令家兄弟姐妹排行，網上有不同說法，有些還說五個人是兩個母親生的，排次序就更複雜。按中共理論，路線、政策、方針、計劃、完成，是正確的排法。
由明天開始至8月中，筆者有事，不能如期交稿，特此向《信報》及讀者請假，請各位見諒。
信報 2014年7月28日
《主場新聞》結業，令不少它的讀者惘然若失，不過筆者認為，場氣守恆，散而聚、聚而散，總量卻不會減少；一個形式在一個時段一個環節裏不一定最恰當，換一個形式換一個組合又能再生。
一、於人曰浩然
主場大者，就是香港；守恆的便是裏頭的正氣。天地之正氣，集然而形賦。這氣是附在活生生的個體人身上而體現出來的。一個媒介之所以成「形」，便是因為聚合了一些作者、讀者、推者、談者、贊育者身上所含涵着的這種浩然之氣。勢變形歿但是氣還在，離散於一時，有朝一日卻又會聚集；如是者前赴後繼、生生不息。「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然？」
新媒體乃新事物，成長總有曲折，哪能一帆風順？《主場》夭折，殊為不幸；然而，《主場》人經受兩年磨練，各方面肯定都有進步，投入所得必大於所失，只待回籠所需時間便見分曉；是以《主場》之短壽，可惜而不可悲。短期而言，《主場》原有的資源，包括作者、讀者等，將流向其他新媒體；《輔仁網》、《post852》、《熱時》、《獨媒》等平台，若能善加利用這些額外資源的話，都會有所增益。
《主場》在進步中倒下，除了遭受外來不可抗力打擊之外，本身亦必有其弱點；若能深刻總結，對新媒體在香港的繼續發展必有大裨益。在本地而言，新媒體能寄望透過廣告收益達致收支平衡嗎？新媒體的主要贊助人和撰寫人能夠同時在大陸有生意而在香港自由發聲嗎？fb等社交媒體平台提供的空間可以怎麼進一步利用？新媒體弱點所在的新聞採集，能否用維基模式解決？將來的民間政經平台成本可以怎樣壓縮？《主場》的經驗，對探討這些問題，無疑很有價值。
技術層面之外，大家留意到，《主場》倒下，其他新媒體都第一時間表示惋惜，這除了不少寫手和讀者都是「跨台客」之外，平台之間還有一種此前未見的「風高浪急同坐一條船」的意識。這是一種醒覺，最快捷地在最前沿的媒介上反映出來了，比泛民各派大老頭腦裏的接收器更敏銳。
香港人是嚇大的，泛民媒體是打大的。在這風雨如晦的日子裏，每一個局部都不知命在何時，但我們卻深深知道，在這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範圍裏，場氣守恆。
二、再論：「支那」、Китай
不少國人痛恨「支那」一詞，卻不大清楚為什麼，只籠籠統統知道這個詞源於印度，後來日本鬼子以之藐稱國人；後者往往構成一些人士一聽「支那」便火冒三丈的全部原因。其實，這裏頭有一個有趣的文化心理現象。
筆者上周介紹北大教授周程的一篇文章，裏面指出，這個對「支那」一詞的反感現象，主要源於民國初年國人十分不滿當時的日本政府不稱「中華民國」而沿用當時日本社會裏的另一叫法—「支那共和國」。後者等同「中華民國」歐美語的正式稱謂（例如西班牙語Repúblicade China）的日語翻譯，本身並無貶義。一些學術界、政界親華而且支持國民革命的著名日本人士，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還在用「支那」這個稱謂【註1】。
在主要的歐美語系裏，「中國」的傳統譯法就是China或其變體，來源都和漢語或日語kanji裏的「支那」的來源相同。在歐美主要語系當中，只有英語把 China一字裏的響音i讀長音（讀成「猜拿」）；在意大利文（Cina）、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德文（都是China）、法文（Chine）裏，那個響 音i都是讀短音的，整個字讀出來，就幾乎和日語裏的「支那」一模一樣。為何中國人包括當時的民國人及今天的大陸人對歐美國家以 Cina╱China╱Chine稱呼中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毫不反感，甚至駐聯合國代表開會時枱上擺着一個英文寫的「China」名牌而甚覺威風，卻對用漢字寫的「支那」義憤填膺？
尤甚者，俄國人受蒙古人影響，對「中國」的稱謂，從很古以來到今天，都是Китай ；這個叫法的淵源，與今天蒙古語、烏克蘭語、斯洛維尼亞語、保加利亞語、白俄語裏對「中國」的叫法淵源都一樣，出自「契丹」（英語裏常見的Cathay一 詞，也源於此）【註2】。如此混淆華夷之辨，是可忍孰不可忍？可偏偏當時的民國人和今天的大陸人，對日本人用本來是尊稱的「支那」十分反感，卻對這個源於「契丹」這個夷狄稱謂甘之如飴。何也？
筆者估計，大多數的民國人和大陸人，對白種人帝國主義者（歐美乃至後來的「老大哥」俄人）都有一種莫可名言的敬畏，所以對這些民族口中的「China」和「契丹」稱謂，聽到了也就算了，連一些學者也認為可以理解、不足為奇；但是，他們對日本這個反骨的小學生說的「支那」，就很難容忍。如此出於自卑自大症候群的無情緒大情緒，其實是一種心理矛盾，與真正意義上的愛國有微妙的分別。
國人當中，從小民到大官，思想感情裏有這個對西洋人自卑對東洋人自大的症候群者，為數不少。一個本民族裏存在了千多年的帶敬意的名詞，給某些外國人不敬地用了一下子，就跟着認為這個詞是壞的，必須丟掉；這種反應，毋乃缺乏自尊。試想，如果今天有某些帝國主義者愛以輕藐口氣念「中國人」這個詞（像前不久本地立法會裏 頭那位愛國派馬大律師那樣說「a f___ing Chinese」的那種口氣），那麼，「中國人」一詞不是也要報廢？
當然，不是所有國人 都是那麼呼天搶地的。大陸旅日學者李長聲寫過一篇文章《中國乎支那乎》，儘管也不同意某些日本人偏好用「支那」一詞，但也可謂有一種寬宏的善意諒解— 名字而已矣，無可無不可，何必糾纏【註3】？李文還借用沙劇《羅密歐與朱麗葉》裏朱麗葉說的「……薔薇花叫它什麼名字也一樣芳香……」；此意反之亦然。若非性好偏激，自尊而不自大自卑者，大概都可以接受這個觀點。
三、改個愛國名！
筆者父母的那輩人，經歷過深重的 國族憂患，情緒投射在下一代，所以替子女改名的時候，不少都用上「國富」、「家強」等樸素而真摯的字眼詞藻。不過，祖國踏入共產黨統治的新時代之後，浮誇變成常態，政治口號成了閒話家常，好的就變為醜的。最近大陸流行「打虎」，當權派對付敵對派系之時手勢凌厲，但不意歪打正着，周前竟打出一整個屬於自己派系的「愛（社會主義祖）國」族。
此族本姓令狐，多快好省的年代裏，幹部父親把複姓減省為「令」，「指令經濟」的「令」；下一代的名字，則貫徹多快好省原則，分別改成「令路線」、「令政策」、「令方針」、「令計劃」、「令完成」。港人聽了，少不免要「令令（擰擰）頭」，但在大陸，這些當時得令的名字卻很吃得開，是以分屬胡溫習李派的老四，近年當上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其餘的幾個「令」，亦各自精采【註 4】。
令家最早出事，乃去年3月令計劃的花花公子兒子駕法拉利與兩名裸女玩車震之後飆車失事車毀人亡，以致令計劃要停職反省好幾天。到了最近，關於令家的壞消息就是一連串。6月19日，中紀委網站發布消息：「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令政策是老二。7 月17日，《明鏡》報道，老五令完成、常居新加坡的侄子令狐劍已攜敏感材料雙雙逃到美國。7月22日，《南早》刊載消息，指老三令方針和他的丈夫、山西運城原副市長王健康，因為捲入貪腐，已被拘留。7月25日，《明報》報道老四沒有出席原本應該出席的政協會議，並推測可能已經出事。一門五傑當中的四個已證實涉貪出事或可能出事，惟獨老大令路線還未上榜，但他是五個當中已經死了的。
四、「Jump！」
「幫港簽名」的對象群不斷擴大，在年齡、住域、國籍等方面都有「突破」，可簽的群體，人數已經不止13億，還廣泛分布五洲七洋；不過，最大的突破，有極大時義的，卻是囊括了特府一眾主要官員。
早前，「幫港簽名」發起人之一的某上市公司董事長，被爆料人指要求該公司所有員工參與反佔中；後來，這位董座似乎怯於輿論壓力或消費者及股民抵制，不僅取消 了原先安排，並且否認事後為追查爆料人而替員工逐個「照肺」。董座解釋，公司安排員工反佔中，但容許員工「提出」不參與，所以「全屬自願性質」，不算強迫。這是當公眾白癡。本地「紅頂」商人着眼於在大陸的經濟利益，愈來愈以動員員工參加當權派人士搞的各種「表態工程」為手段，向黨國討好；如此犧牲員工自 由和政治立場私隱以博取黨國眷顧，的確是無本生利的好主意。類似這間本地上市公司的做法，在資本日益染紅的香港，將會愈來愈普遍，愈發肆無忌憚。
然而，商界的一些人的做法縱然卑劣，到底還有市場機制與之對沖、制衡，讓民眾的抵制意識發揮一定力量。但上周梁特把反佔中表態簽名之舉引入政府高層，「容 許」主要官員到街站簽名，並指此舉並不違反主要官員的政治中立；特府如此蠻來，市民是一籌莫展的。然而，面對批評，特府拿得出的辯詞，竟和上述上市公司董座的一模一樣：「官員有不簽名反佔中的自由」。
個別主要官員簽或不簽，在媒體百目所視之下，很快便有分曉。筆者估計，所有主要官員，除了還 要保持「執法中立」神話的那位袁司長以外的各人，最後都會簽。或是「食得鹹魚抵得渴」，或是「不惜為五斗米、外加一條軟鞭子的威脅而折腰」，結果都一樣。 此例一開，中港又進一步融合。跳吧！官員們自由地跳吧！跳個歡快的忠字舞！
《氣短集》之四十三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 1】《獨媒》刊載陳凱文文章《評練乙錚「論支那人」》，指出日本於甲午戰爭之後便有人帶輕藐之意用「支那」稱呼中國。誠然。其實，「支那」在日語中帶輕藐，還可追溯到明治初年；但這種用法並未影響日人梅屋莊吉、國人聞一多、柳亞子等的正面用法，可見輕藐與否，無論在中、日，到了二三十年代，看法還未統一。事實上，留學日本的魯迅，在二十年代寫的《馬上支日記》裏，還多次以「支那人」自稱；見http://www.millionbook.net/mj/l/luxun/hgjx/023.htm。 此文後收錄在《華蓋集續編》。此外，魯迅的日本高足增田涉翻譯乃師的《中國小說史略》，日文書名是《支那小說史》，1935年正天堂初版和1938年的岩波文庫版，都是這個譯法；一直到了戰後，書名才改成政治正確的《中國小說史》。陳君反對筆者觀點，但其文章資料豐富很可讀，見http://www.inmediahk.net/20140727b。
【註2】參考中央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俄語教研室主任趙春晶教授的文章《俄語稱中國為「契丹」的原因》http://www.docin.com/p-688258820.html。
【註3】李長聲文章見《讀書》1994年第11期http://www.eywedu.com/20/94/111224.htm；《騰訊》去年訪問李氏談對日本的看法，也值得一讀http://cul.qq.com/a/20130827/016285.htm。
【註4】令家兄弟姐妹排行，網上有不同說法，有些還說五個人是兩個母親生的，排次序就更複雜。按中共理論，路線、政策、方針、計劃、完成，是正確的排法。
由明天開始至8月中，筆者有事，不能如期交稿，特此向《信報》及讀者請假，請各位見諒。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