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27-蔡俊威：國難興邦的民族主義治國策略
蔡俊威：國難興邦的民族主義治國策略
17:35 27/7/2014
【明報專訊】連月來佔中引發了中港間以至國際上的熱議。有趣的是，支持和反對的一方皆搬出了「核心價值」作為論述基礎。言猶在耳，上篇提到彭定康最後演辭盡顯英國光榮撤退的自信，在於香港回歸後必然會繼續依循英國人設置好的「架構」運行下去。面對這個跟西方意識形態密不可分的香港，中央治港有什麼法子？
總的來說，在中港關係以「敵我」作為基礎之上，大陸試圖以「國難興邦」的民族主義治國論述來「打動」香港。而如今民族主義治國又叢生了「自製分裂危機」的權術。這3種因素同時紐結在中央對港策略上，涉及主權、領土、意識形態之爭，糾纏不清。
與自身利益對抗即為「敵」
在中共眼中，所謂的「敵我」在於反動力量根本性地與中共專政的基本利益存在對抗性。而從黨的專政和國家主權考慮出發，中港在意識形態上存在根本性的差異甚至對抗性。一方面，「六四」事件後中共面對英美在港的舉動都顯得「神經過敏」，深怕西方意識形態透過香港這缺口北進大陸、動搖黨的統治。
另一方面，中港的「敵我」更加像面對差異時而不得其法的「歇斯底里」心態。英國殖民統治香港超過一個半世紀，西方價值體系很自然亦很理所當然地於此落地生根。於中共而言，即使她做了大量統戰工作，香港依然是領土回歸，而思想繼續出軌。自身底氣不足的中共對此很不是味兒，這迫使她更着實地視外向的香港為外部、為西方意識形態的溫牀。
在敵我的基礎上，中共搬出「國難興邦」的全國性治國方針。作為中共立國根基和延續其專政合法性的必要論述，其核心是：「中國受列強入侵，家國破損，幸得中共領導人民團結起來，擊退外敵，重振中華民族家山。」因這論述始於「被欺負」，它本質上必然是主張一國中心化（同質是最團結的表現）、排外的、強調領土主權的、反分裂的。
國歌是這治國策略的典型展現。於今人而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跟當下的中國總是格格不入。但由於立國的基礎源於國難，中共必須令國民不斷回溯「歷史中的苦難」，以正名其統治。這就不難理解抗戰片以及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戰爭遺址和相關博物館）在大陸的盛行。安裕早前講述的「消費抗戰」正好反映中共爭奪、把握歷史的敘事，以鞏固「中共就是唯一的救國英雄」的「事實」。
更重要的是，香港與這套論述密不可分。因為「國難」乃始於1842年鴉片戰爭，中國割讓香港島予英國。香港正好是最關鍵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其割讓到中共有能力收回其主權，完整地展示了國難的開端到興邦的出現。因此，中共對意識形態上最分離的香港特別強調主權和領土完整，因香港的離異或對中共接管的反抗會根本性地破壞「國難興邦」之說。
「自製分裂危機」的權術
而在現今的民族主義治國過程中，自製「被欺負」和「分裂」危機是最有效喚起「國難」的方法。而往往香港和西藏這些地緣政治最敏感的地方就更順理成章地被編織成套上了勾結外部勢力、分裂、顛覆帽子的稻草人。而更極致，國安事務已淪為利益爭逐的遊戲。除了中央掌舵人會製造危機來強化自己的權力和對地方的管治，從西藏歷史可見，反分裂機構亦為了自身利益集團能擁有更多權力和資源而誇大軍情，甚至從中作亂。中國官僚體系中具有「反分裂」職能的部門超過廿個，直接或間接與香港事務有關的也不少（如港澳辦、中聯辦、國安委、政法委、統戰部、外交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安全部、軍隊等），再加上中共不同派系的利益板塊。這使真真假假的危機和利益瓜葛混雜於香港問題中。
以上3種作用力皆紐結在對港策略上，環環相扣。而它們的應用又受中國國力、國際形勢、國內統治集團的穩定等因素影響。若簡單梳理，中央治港可劃分為3個階段：
（1） 1997至2003年：中港關係的蜜月期
在她2001年入世之前，中國還非常需要靠香港走出去。枱面上，當時已掌實權的江澤民仍能透過商界精英代理人間接管治香港，河水井水互不侵犯。即使97年金融風暴，中央也沒有大舉出手挺港是一例。同時，回歸初期正值中美蜜月期。香港作為意識形態戰場前沿，自然風平浪靜。因此，回歸初期，國難興邦論述更多的只在央視製作的《香港滄桑》和《香港百年》特輯、香港史書寫和博物館設置上展現，未有大張旗鼓。
惟因中央推動23條立法，引起打壓自由的恐慌，致2003年50萬人上街。中央見識到香港公民社會抗拒中共力量之大，敵我思緒又起。加之，中央開始對人心未回歸的香港上層精英不信任，其對港管治模式開始改變，中港互信逐漸消失，蜜月期畫上句號。
（2） 2003至2012年：懷柔中加強「參與」香港事務
為回應意識形態上的反動，中共發動了「愛國論」（在香港未有換來很多支持）。加之，中央加強對港直接管治：由回歸初期的不干預，改為「不干預但須有所為」，例如加大經濟參與（自由行及CEPA）、政治參與（推行高官問責制以在政府中直接加入能信任的代理人、扶植更多代理人或組織、2004年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成員橫跨統戰部、商務部、公安部及法改委）。
當時中央沒有對港行高壓政策，皆因當時中國經濟正值加速向上之際，奉行的仍是韜光養晦的策略。加上美國的外交重心放在中東，令中國有了韜光養晦的10年，香港也因而避過了大國角力漩渦。
值得留意的是，在平穩的地緣政治格局中，隨中國國力上升，她對港的一國中心化過程又再蠢蠢欲動。隨着2008年京奧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太空人升空等「盛事」，中國自覺軟實力很強；金融海嘯後，經濟雖大受影響，但自覺是全球經濟火車頭，國家整體精神面貌顯得很自信。根據學者馬傑偉等人就後京奧香港身分認同之研究，08年港人對中國人身分認同感攀至頂峰。大陸乘勢加大力度對港推廣國民教育，加速由經濟認同過渡至政治文化認同。
惟此階段後期（09年後），港人開始反思中央對港策略，「給香港好處」漸失藥效並出現後遺症，反蝗、反被規劃、反中港融合等聲音冒起。2012年反國教事件更標誌中共在文化戰線上的徹底失敗。中共在各方面戰線的工程近乎完成時，卻萬料不及進行了20多年的人心回歸工程會遭遇滑鐵盧。這等於宣告她在意識形態鬥爭上徹底地敗給西方，對中央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
（3） 2012年至今：加速一國中心化過程。
於中共眼中，西方意識形態在港的牢固嚴重窒礙中央治港，更是其推行一國中心化的攔路虎。因此，她更着實地視香港的一制為鬥爭的關節點。
同時，美國全面重返亞洲愈見具體，使大陸更緊張作為中美（意識形態）第一戰場的香港。而這段時間正值香港政改，佔中運動又進行得如火如荼。面對現時外邊如斯地緣政治形勢，中央更沒有自信在香港問題上放手，反而乘機收緊對港政策，以防外部勢力延伸至大陸。
另一方面，習近平自上台還未穩坐江山，面對「外憂內患」，在香港問題上製造危機、放大港獨問題，正好用以鞏固新政權。習製造「他者」有迹可尋。自他上台，中國跟周邊國家「來硬的」就是要喚起人民對領土受侵的國難想像，製造被欺負的危機感，以調動軍隊、人民站到和政權一致的立場上。同時，習亦高舉他的「中國夢」，向國民投射「由習近平帶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興邦」圖像以凝聚民心。
再者，為了強化內部凝聚力，習亦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加強跟西方的敵我矛盾。2013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9號文件，提醒各級黨政軍機關重視意識形態問題，全面否定西方普世價值、司法獨立、憲政民主、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以至對黨的批判。而今個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印發的《關於在幹部教育培訓中加強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再進一步貫徹這策略。
於中共而言，作為西方意識形態溫牀的香港正是敵我的最好示範。同時，香港的處境又正正能夠被用以製造危機：她的分離反中趨勢將喚起中國被分裂的苦難，亦標誌着西方勢力從中作梗。在這大環境下，真真假假的各種盤算和作用力都紐結在香港問題上，難分難解。
由此觀之，在新一階段的中港關係中，中央必定加快全面接管香港。
「一制」於中國只是洗腦工程
回望彭定康和江澤民在香港主權移交當天的演講，他們皆對港人作出承諾。惟在大國的遊戲裏，他們口中香港的主人翁，原來是最無力的一群。如今，令人更擔憂的是，香港的「一制」於港人而言珍而重之，但於中共眼中無非是大國博弈留下的洗腦贏心工程的結果。於是乎，一切「架構」其實可以蕩然無存。再逐一細想香港的「架構」，在它們逐一變質之際，我們還來得及重新望清它們的模樣、再將之反思嗎？
回到中港關係問題上，3個階段共通之處在於中央對港的一國中心化工程無時無刻皆處蠢蠢欲動的狀態，而進一步推動一國中心化，卻是中港衝突的導火線。說到底，中共面對兩地差異時，為何總是沉不住氣？在可見的將來，中央對港政策又會收緊至什麼程度？回望中共的歷史，又可否給我們啟示？
文×蔡俊威（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
編輯 胡可欣
17:35 27/7/2014
【明報專訊】連月來佔中引發了中港間以至國際上的熱議。有趣的是，支持和反對的一方皆搬出了「核心價值」作為論述基礎。言猶在耳，上篇提到彭定康最後演辭盡顯英國光榮撤退的自信，在於香港回歸後必然會繼續依循英國人設置好的「架構」運行下去。面對這個跟西方意識形態密不可分的香港，中央治港有什麼法子？
總的來說，在中港關係以「敵我」作為基礎之上，大陸試圖以「國難興邦」的民族主義治國論述來「打動」香港。而如今民族主義治國又叢生了「自製分裂危機」的權術。這3種因素同時紐結在中央對港策略上，涉及主權、領土、意識形態之爭，糾纏不清。
與自身利益對抗即為「敵」
在中共眼中，所謂的「敵我」在於反動力量根本性地與中共專政的基本利益存在對抗性。而從黨的專政和國家主權考慮出發，中港在意識形態上存在根本性的差異甚至對抗性。一方面，「六四」事件後中共面對英美在港的舉動都顯得「神經過敏」，深怕西方意識形態透過香港這缺口北進大陸、動搖黨的統治。
另一方面，中港的「敵我」更加像面對差異時而不得其法的「歇斯底里」心態。英國殖民統治香港超過一個半世紀，西方價值體系很自然亦很理所當然地於此落地生根。於中共而言，即使她做了大量統戰工作，香港依然是領土回歸，而思想繼續出軌。自身底氣不足的中共對此很不是味兒，這迫使她更着實地視外向的香港為外部、為西方意識形態的溫牀。
在敵我的基礎上，中共搬出「國難興邦」的全國性治國方針。作為中共立國根基和延續其專政合法性的必要論述，其核心是：「中國受列強入侵，家國破損，幸得中共領導人民團結起來，擊退外敵，重振中華民族家山。」因這論述始於「被欺負」，它本質上必然是主張一國中心化（同質是最團結的表現）、排外的、強調領土主權的、反分裂的。
國歌是這治國策略的典型展現。於今人而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跟當下的中國總是格格不入。但由於立國的基礎源於國難，中共必須令國民不斷回溯「歷史中的苦難」，以正名其統治。這就不難理解抗戰片以及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戰爭遺址和相關博物館）在大陸的盛行。安裕早前講述的「消費抗戰」正好反映中共爭奪、把握歷史的敘事，以鞏固「中共就是唯一的救國英雄」的「事實」。
更重要的是，香港與這套論述密不可分。因為「國難」乃始於1842年鴉片戰爭，中國割讓香港島予英國。香港正好是最關鍵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其割讓到中共有能力收回其主權，完整地展示了國難的開端到興邦的出現。因此，中共對意識形態上最分離的香港特別強調主權和領土完整，因香港的離異或對中共接管的反抗會根本性地破壞「國難興邦」之說。
「自製分裂危機」的權術
而在現今的民族主義治國過程中，自製「被欺負」和「分裂」危機是最有效喚起「國難」的方法。而往往香港和西藏這些地緣政治最敏感的地方就更順理成章地被編織成套上了勾結外部勢力、分裂、顛覆帽子的稻草人。而更極致，國安事務已淪為利益爭逐的遊戲。除了中央掌舵人會製造危機來強化自己的權力和對地方的管治，從西藏歷史可見，反分裂機構亦為了自身利益集團能擁有更多權力和資源而誇大軍情，甚至從中作亂。中國官僚體系中具有「反分裂」職能的部門超過廿個，直接或間接與香港事務有關的也不少（如港澳辦、中聯辦、國安委、政法委、統戰部、外交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安全部、軍隊等），再加上中共不同派系的利益板塊。這使真真假假的危機和利益瓜葛混雜於香港問題中。
以上3種作用力皆紐結在對港策略上，環環相扣。而它們的應用又受中國國力、國際形勢、國內統治集團的穩定等因素影響。若簡單梳理，中央治港可劃分為3個階段：
（1） 1997至2003年：中港關係的蜜月期
在她2001年入世之前，中國還非常需要靠香港走出去。枱面上，當時已掌實權的江澤民仍能透過商界精英代理人間接管治香港，河水井水互不侵犯。即使97年金融風暴，中央也沒有大舉出手挺港是一例。同時，回歸初期正值中美蜜月期。香港作為意識形態戰場前沿，自然風平浪靜。因此，回歸初期，國難興邦論述更多的只在央視製作的《香港滄桑》和《香港百年》特輯、香港史書寫和博物館設置上展現，未有大張旗鼓。
惟因中央推動23條立法，引起打壓自由的恐慌，致2003年50萬人上街。中央見識到香港公民社會抗拒中共力量之大，敵我思緒又起。加之，中央開始對人心未回歸的香港上層精英不信任，其對港管治模式開始改變，中港互信逐漸消失，蜜月期畫上句號。
（2） 2003至2012年：懷柔中加強「參與」香港事務
為回應意識形態上的反動，中共發動了「愛國論」（在香港未有換來很多支持）。加之，中央加強對港直接管治：由回歸初期的不干預，改為「不干預但須有所為」，例如加大經濟參與（自由行及CEPA）、政治參與（推行高官問責制以在政府中直接加入能信任的代理人、扶植更多代理人或組織、2004年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成員橫跨統戰部、商務部、公安部及法改委）。
當時中央沒有對港行高壓政策，皆因當時中國經濟正值加速向上之際，奉行的仍是韜光養晦的策略。加上美國的外交重心放在中東，令中國有了韜光養晦的10年，香港也因而避過了大國角力漩渦。
值得留意的是，在平穩的地緣政治格局中，隨中國國力上升，她對港的一國中心化過程又再蠢蠢欲動。隨着2008年京奧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太空人升空等「盛事」，中國自覺軟實力很強；金融海嘯後，經濟雖大受影響，但自覺是全球經濟火車頭，國家整體精神面貌顯得很自信。根據學者馬傑偉等人就後京奧香港身分認同之研究，08年港人對中國人身分認同感攀至頂峰。大陸乘勢加大力度對港推廣國民教育，加速由經濟認同過渡至政治文化認同。
惟此階段後期（09年後），港人開始反思中央對港策略，「給香港好處」漸失藥效並出現後遺症，反蝗、反被規劃、反中港融合等聲音冒起。2012年反國教事件更標誌中共在文化戰線上的徹底失敗。中共在各方面戰線的工程近乎完成時，卻萬料不及進行了20多年的人心回歸工程會遭遇滑鐵盧。這等於宣告她在意識形態鬥爭上徹底地敗給西方，對中央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
（3） 2012年至今：加速一國中心化過程。
於中共眼中，西方意識形態在港的牢固嚴重窒礙中央治港，更是其推行一國中心化的攔路虎。因此，她更着實地視香港的一制為鬥爭的關節點。
同時，美國全面重返亞洲愈見具體，使大陸更緊張作為中美（意識形態）第一戰場的香港。而這段時間正值香港政改，佔中運動又進行得如火如荼。面對現時外邊如斯地緣政治形勢，中央更沒有自信在香港問題上放手，反而乘機收緊對港政策，以防外部勢力延伸至大陸。
另一方面，習近平自上台還未穩坐江山，面對「外憂內患」，在香港問題上製造危機、放大港獨問題，正好用以鞏固新政權。習製造「他者」有迹可尋。自他上台，中國跟周邊國家「來硬的」就是要喚起人民對領土受侵的國難想像，製造被欺負的危機感，以調動軍隊、人民站到和政權一致的立場上。同時，習亦高舉他的「中國夢」，向國民投射「由習近平帶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興邦」圖像以凝聚民心。
再者，為了強化內部凝聚力，習亦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加強跟西方的敵我矛盾。2013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9號文件，提醒各級黨政軍機關重視意識形態問題，全面否定西方普世價值、司法獨立、憲政民主、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以至對黨的批判。而今個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印發的《關於在幹部教育培訓中加強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再進一步貫徹這策略。
於中共而言，作為西方意識形態溫牀的香港正是敵我的最好示範。同時，香港的處境又正正能夠被用以製造危機：她的分離反中趨勢將喚起中國被分裂的苦難，亦標誌着西方勢力從中作梗。在這大環境下，真真假假的各種盤算和作用力都紐結在香港問題上，難分難解。
由此觀之，在新一階段的中港關係中，中央必定加快全面接管香港。
「一制」於中國只是洗腦工程
回望彭定康和江澤民在香港主權移交當天的演講，他們皆對港人作出承諾。惟在大國的遊戲裏，他們口中香港的主人翁，原來是最無力的一群。如今，令人更擔憂的是，香港的「一制」於港人而言珍而重之，但於中共眼中無非是大國博弈留下的洗腦贏心工程的結果。於是乎，一切「架構」其實可以蕩然無存。再逐一細想香港的「架構」，在它們逐一變質之際，我們還來得及重新望清它們的模樣、再將之反思嗎？
回到中港關係問題上，3個階段共通之處在於中央對港的一國中心化工程無時無刻皆處蠢蠢欲動的狀態，而進一步推動一國中心化，卻是中港衝突的導火線。說到底，中共面對兩地差異時，為何總是沉不住氣？在可見的將來，中央對港政策又會收緊至什麼程度？回望中共的歷史，又可否給我們啟示？
文×蔡俊威（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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