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27-謝孟謙：通俗地愛香港——讀吳昊《香港淪陷前——危城十日》

謝孟謙：通俗地愛香港——讀吳昊《香港淪陷前——危城十日》
明報2014年7月27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選特首要愛國愛港？如果覺得「愛國」概念抽象，或者可以先思量何為「愛港」。這不一定關乎政治，而看通俗小說，亦是愛港表現。

吳昊去年12月辭世，其七八十年代電視劇作家喻戶曉，及後懷舊掌故著述豐厚，在浸會大學任教更是桃李滿門。不過，鮮為人知，原來吳昊寫過專欄連載小說——《香港淪陷前——危城十日》（下稱《危》），剛於七月由次文化堂出版。早前書展，我路過次文化堂攤位，冒昧垂問社長彭志銘，才知道小說寫於八十年代，今年首次結集成書。

緬懷三/四毫子小說

「豈料，『噹』的一聲，野狼的臂並沒有劈得飛去，相反竟擋了一刀，皮飛機恤的袖究竟藏了什麼？虎姬大驚，立刻改變招式，『噹』，又是一下響聲，那條左臂又擋了一刀，而野狼右手的航空曲尺，沒機會給他劈上第三刀……『砰！』」

以上決鬥情節描寫動人，電影感十足，儼如典型武俠小說場面，野狼空手抵擋虎姬長刀攻擊，響起「噹噹」聲。不過，他們不是比武較勁，而是生死相搏，所以此處沒有俠義精神，更非點到即止——野狼一響冷槍作結，轟掉敵人生命。你或者會覺得，「野狼」、「虎姬」此等名字江湖味十足，又會認為「長刀鬥子彈」橋段誇張又老土，而「航空曲尺」此種舊式手槍似乎與間諜特務淵源深厚。無錯，江湖人物配以老土橋段，再加上一點諜影奇情，正好湊合成一部典型的「三/四毫子小說」。

吳昊愛懷舊，而《危》亦不例外，盡顯舊時香江小報連載小說的平俗風格。作者在另一著作《孤城記——論香港電影及俗文學》考究，這些小說興於二十世紀中葉，大盛於五六十年代。當時內地戰後待興，言論受禁，適逢香港環境穩定，有出版自由，報界中人與文人紛紛南來謀生，造就大小報相競，百花齊放。大報日日出版，而小報礙於資源短缺，隔兩三日出版，版面篇幅較小。要與大報爭輝，小報靠連載小說吸引讀者。然後，專欄作家會將小說結集牟利——在六十年代，這些小說結集廣受大眾歡迎，原因有三：價錢平，賣三四毫子一本；字數少，通常四萬來字，屬中篇小說，容易消化；吸眼球，多附精美插圖與彩色封面。

吳昊陶醉舊日俗文學。雖然《危》書寫於八十年代，但卻忠於五六十年代「三/四毫子小說」的風格，充斥刀與槍、愛與恨、血腥與性愛。故事背景為1941年12月，日軍兵臨城下，香港淪陷前的十日。三十歲的江湖殺手野狼，發現幫會頭目吉叔與日軍有勾結，一怒之下殺死其同謀兒子，然後逃避幫會追殺，卻連累愛人靜雪被綁架。

期間，野狼遇到住港島半山大屋的雲川，一個富豪後裔，玩世不恭，戰火下仍然縱情迷色。雲川此花花公子喜愛流連中環畢打街的「大西洋會所」，此會所招待有錢人，由歡場女子茉莉打理。茉莉飽歷風塵滄桑，看透男人心，癡戀雲川。故事中段，加入國民黨地下情報人員兩名，有年輕可愛女子櫻子，以及頭腦冷靜的第五號情報員。又，肝膽相照，另一幫派殺手快刀阿五與野狼惺惺相惜。這些人，無懼漫天硝煙，與野狼一同營救靜雪，合力找奸人吉叔尋仇。

秘聞掌故融入故事

故事大概如此，具體劇情留待各位同好閱讀。好多港產電影與劇集皆有類似橋段，角色忠奸分明，講求江湖義氣，心繫家仇國恨。《危》似乎不過一本平平無奇的通俗小說而已……不過，《危》的可貴處不僅限於其行文風格懷舊，更見於作者對香港的掌故情懷，與戰火之下的人性刻劃。

淪陷前夕，原來香港好多奇事秘聞，一直乏人問津。吳昊巧妙將歷史掌故融入故事細節之中。由茉莉打骰的「大西洋會所」位處畢打街，到戰事告急之時，連九龍半島酒店也落入日軍手中，竟會有富家子弟在內載歌載舞。有兩點好有趣：其一，為何風流公子在炮聲之下，不收拾細軟逃難，卻飲酒跳舞？其二，中環地理位置正好對住已淪陷的九龍半島，何不走到山上防空洞避難，而偏要到畢打街會所風流快活，隔岸遙對太陽旗？

作者並非草率忽略細節，令故事偏離戰爭背景。讀吳昊另一本書《老香港——天堂春夢》可知箇中緣由。吳昊有剪報習慣，他在1941年10月22日的《華商報》發現一則「金陵舞廳」廣告。「金陵舞廳」正是石塘嘴歡場，當年就算日軍壓境，仍然照常營業，客似雲來。此廣告有云：「今晚燈火管制，黑燈艷舞，點綴戰時景色，旖旎風光百倍平時」。當時政府入夜不准百姓點燈，以防日軍戰機夜裏找到發光目標轟炸，而舞廳都要關燈，所以廣告有「黑燈艷舞」之說。吳昊認為：「危城歲月，人再也走無可走，唯有縱情酒色，朝生暮死，舞廳晚晚爆棚」。

《危》中的「大西洋會所」應該是金陵舞廳的寫照，讓人借迷情酒色逃離現實——這正是吳昊翻閱舊報章廣告的考證。若再思考這會所的中環地理位置，會發現淪陷時期的畢打街有另一掌故。據《老香港——天堂春夢》，畢打街有幾間酒店大廈，如香港大酒店、告羅士打大酒店等，皆用大理石建造而成，堅固無比，不懼飛機轟炸，故此附近居民都會湧進去逃避空襲。「大西洋會所」雖為虛構地方，但可以想像，會所位處街上其中一幢大理石大廈，在內的富家子弟炮聲之下仍可安然無恙，夜夜笙歌，遙對隔岸九龍太陽旗，一於舞照跳。

《危》敘述故事以外，更活現了香港淪陷時期的掌故物事。除了上述兩點，情節當中鑲嵌了好多細節，盡現作者對往日香江的依戀。例如於中段出場的第五號情報員，其名取自四十年代同名小說，由仇章所著，似是向盛極一時的間諜小說作家致敬。還有好多例子，在此不贅。

吳昊寫小說，刻意仿效「三/四毫子小說」之餘，又處處暗藏我城典故。你可能會覺得作者有股戀舊癖好，對舊物往事鍾情得有點過分。這份懷舊情意結，到底從何而來？《危》的主角野狼大概反映了作者心境。

寫掌故本能地愛香港

話說野狼係職業殺手，曲尺槍法精準，幾次單刀直闖敵陣，見人就射，見血不眨眼。但是，冷血殺手為何會關心民族大義，知道老頂兒子勾結日本人後，衝動將其擊斃，鹵莽與頭目結怨，招來殺身之禍？野狼曾經剖白：「我是在香港長大，雖然這地方從沒有照顧我，但不想這城市死亡，我要出賣這城市的人不得好死！」原來《危》的故事，源起於一種吾土吾情，一種對自己長大的城市的感懷。這種感情，毋須如「國難當前，匹夫有責」般壯烈，卻是一種守護自己城市的「本能」——知道我城被人出賣，目睹街道勢成廢墟，便挺身而出，本能地殺死港奸。

吳昊寫懷舊掌故與野狼殺敵一樣，也是一種「本能」。他在次文化堂出版的《老香港》系列序言之中，痛斥以往殖民地政府未有重視本土風物與地方故事，被「蓄意廢棄於文化亂葬崗上，任由自生自滅」。他有見我城掌故幾近隱沒，所以著書立說，記下香江前世今生，「從故事中領略人間」。

野狼面對的是間諜港奸，而吳昊對治的是人們對我城歷史的冷漠——前者開槍殺敵，後者投筆勸世，皆出於一種愛香港的吾土吾情。去愛自己長大的城市，不需要靠聽國歌，也不需要靠上街怒罵敵對組織展現「愛港力量」，更不需要動員人簽名表態政治立場。想真正「幫港出聲」？在危城淪陷之際，我們可能需要一點戀物雅好，再添上一點尋根志趣，如吳昊一樣通俗，自然可以本能地愛香港。


文×謝孟謙

編輯洪慧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