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27-謝孟謙:通俗地愛香港——讀吳昊《香港淪陷前——危城十日》

謝孟謙:通俗地愛香港——讀吳昊《香港淪陷前——危城十日》
明報2014年7月27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選特首要愛國愛港?如果覺得「愛國」概念抽象,或者可以先思量何為「愛港」。這不一定關乎政治,而看通俗小說,亦是愛港表現。

吳昊去年12月辭世,其七八十年代電視劇作家喻戶曉,及後懷舊掌故著述豐厚,在浸會大學任教更是桃李滿門。不過,鮮為人知,原來吳昊寫過專欄連載小說——《香港淪陷前——危城十日》(下稱《危》),剛於七月由次文化堂出版。早前書展,我路過次文化堂攤位,冒昧垂問社長彭志銘,才知道小說寫於八十年代,今年首次結集成書。

緬懷三/四毫子小說

「豈料,『噹』的一聲,野狼的臂並沒有劈得飛去,相反竟擋了一刀,皮飛機恤的袖究竟藏了什麼?虎姬大驚,立刻改變招式,『噹』,又是一下響聲,那條左臂又擋了一刀,而野狼右手的航空曲尺,沒機會給他劈上第三刀……『砰!』」

以上決鬥情節描寫動人,電影感十足,儼如典型武俠小說場面,野狼空手抵擋虎姬長刀攻擊,響起「噹噹」聲。不過,他們不是比武較勁,而是生死相搏,所以此處沒有俠義精神,更非點到即止——野狼一響冷槍作結,轟掉敵人生命。你或者會覺得,「野狼」、「虎姬」此等名字江湖味十足,又會認為「長刀鬥子彈」橋段誇張又老土,而「航空曲尺」此種舊式手槍似乎與間諜特務淵源深厚。無錯,江湖人物配以老土橋段,再加上一點諜影奇情,正好湊合成一部典型的「三/四毫子小說」。

吳昊愛懷舊,而《危》亦不例外,盡顯舊時香江小報連載小說的平俗風格。作者在另一著作《孤城記——論香港電影及俗文學》考究,這些小說興於二十世紀中葉,大盛於五六十年代。當時內地戰後待興,言論受禁,適逢香港環境穩定,有出版自由,報界中人與文人紛紛南來謀生,造就大小報相競,百花齊放。大報日日出版,而小報礙於資源短缺,隔兩三日出版,版面篇幅較小。要與大報爭輝,小報靠連載小說吸引讀者。然後,專欄作家會將小說結集牟利——在六十年代,這些小說結集廣受大眾歡迎,原因有三:價錢平,賣三四毫子一本;字數少,通常四萬來字,屬中篇小說,容易消化;吸眼球,多附精美插圖與彩色封面。

吳昊陶醉舊日俗文學。雖然《危》書寫於八十年代,但卻忠於五六十年代「三/四毫子小說」的風格,充斥刀與槍、愛與恨、血腥與性愛。故事背景為1941年12月,日軍兵臨城下,香港淪陷前的十日。三十歲的江湖殺手野狼,發現幫會頭目吉叔與日軍有勾結,一怒之下殺死其同謀兒子,然後逃避幫會追殺,卻連累愛人靜雪被綁架。

期間,野狼遇到住港島半山大屋的雲川,一個富豪後裔,玩世不恭,戰火下仍然縱情迷色。雲川此花花公子喜愛流連中環畢打街的「大西洋會所」,此會所招待有錢人,由歡場女子茉莉打理。茉莉飽歷風塵滄桑,看透男人心,癡戀雲川。故事中段,加入國民黨地下情報人員兩名,有年輕可愛女子櫻子,以及頭腦冷靜的第五號情報員。又,肝膽相照,另一幫派殺手快刀阿五與野狼惺惺相惜。這些人,無懼漫天硝煙,與野狼一同營救靜雪,合力找奸人吉叔尋仇。

秘聞掌故融入故事

故事大概如此,具體劇情留待各位同好閱讀。好多港產電影與劇集皆有類似橋段,角色忠奸分明,講求江湖義氣,心繫家仇國恨。《危》似乎不過一本平平無奇的通俗小說而已……不過,《危》的可貴處不僅限於其行文風格懷舊,更見於作者對香港的掌故情懷,與戰火之下的人性刻劃。

淪陷前夕,原來香港好多奇事秘聞,一直乏人問津。吳昊巧妙將歷史掌故融入故事細節之中。由茉莉打骰的「大西洋會所」位處畢打街,到戰事告急之時,連九龍半島酒店也落入日軍手中,竟會有富家子弟在內載歌載舞。有兩點好有趣:其一,為何風流公子在炮聲之下,不收拾細軟逃難,卻飲酒跳舞?其二,中環地理位置正好對住已淪陷的九龍半島,何不走到山上防空洞避難,而偏要到畢打街會所風流快活,隔岸遙對太陽旗?

作者並非草率忽略細節,令故事偏離戰爭背景。讀吳昊另一本書《老香港——天堂春夢》可知箇中緣由。吳昊有剪報習慣,他在1941年10月22日的《華商報》發現一則「金陵舞廳」廣告。「金陵舞廳」正是石塘嘴歡場,當年就算日軍壓境,仍然照常營業,客似雲來。此廣告有云:「今晚燈火管制,黑燈艷舞,點綴戰時景色,旖旎風光百倍平時」。當時政府入夜不准百姓點燈,以防日軍戰機夜裏找到發光目標轟炸,而舞廳都要關燈,所以廣告有「黑燈艷舞」之說。吳昊認為:「危城歲月,人再也走無可走,唯有縱情酒色,朝生暮死,舞廳晚晚爆棚」。

《危》中的「大西洋會所」應該是金陵舞廳的寫照,讓人借迷情酒色逃離現實——這正是吳昊翻閱舊報章廣告的考證。若再思考這會所的中環地理位置,會發現淪陷時期的畢打街有另一掌故。據《老香港——天堂春夢》,畢打街有幾間酒店大廈,如香港大酒店、告羅士打大酒店等,皆用大理石建造而成,堅固無比,不懼飛機轟炸,故此附近居民都會湧進去逃避空襲。「大西洋會所」雖為虛構地方,但可以想像,會所位處街上其中一幢大理石大廈,在內的富家子弟炮聲之下仍可安然無恙,夜夜笙歌,遙對隔岸九龍太陽旗,一於舞照跳。

《危》敘述故事以外,更活現了香港淪陷時期的掌故物事。除了上述兩點,情節當中鑲嵌了好多細節,盡現作者對往日香江的依戀。例如於中段出場的第五號情報員,其名取自四十年代同名小說,由仇章所著,似是向盛極一時的間諜小說作家致敬。還有好多例子,在此不贅。

吳昊寫小說,刻意仿效「三/四毫子小說」之餘,又處處暗藏我城典故。你可能會覺得作者有股戀舊癖好,對舊物往事鍾情得有點過分。這份懷舊情意結,到底從何而來?《危》的主角野狼大概反映了作者心境。

寫掌故本能地愛香港

話說野狼係職業殺手,曲尺槍法精準,幾次單刀直闖敵陣,見人就射,見血不眨眼。但是,冷血殺手為何會關心民族大義,知道老頂兒子勾結日本人後,衝動將其擊斃,鹵莽與頭目結怨,招來殺身之禍?野狼曾經剖白:「我是在香港長大,雖然這地方從沒有照顧我,但不想這城市死亡,我要出賣這城市的人不得好死!」原來《危》的故事,源起於一種吾土吾情,一種對自己長大的城市的感懷。這種感情,毋須如「國難當前,匹夫有責」般壯烈,卻是一種守護自己城市的「本能」——知道我城被人出賣,目睹街道勢成廢墟,便挺身而出,本能地殺死港奸。

吳昊寫懷舊掌故與野狼殺敵一樣,也是一種「本能」。他在次文化堂出版的《老香港》系列序言之中,痛斥以往殖民地政府未有重視本土風物與地方故事,被「蓄意廢棄於文化亂葬崗上,任由自生自滅」。他有見我城掌故幾近隱沒,所以著書立說,記下香江前世今生,「從故事中領略人間」。

野狼面對的是間諜港奸,而吳昊對治的是人們對我城歷史的冷漠——前者開槍殺敵,後者投筆勸世,皆出於一種愛香港的吾土吾情。去愛自己長大的城市,不需要靠聽國歌,也不需要靠上街怒罵敵對組織展現「愛港力量」,更不需要動員人簽名表態政治立場。想真正「幫港出聲」?在危城淪陷之際,我們可能需要一點戀物雅好,再添上一點尋根志趣,如吳昊一樣通俗,自然可以本能地愛香港。


文×謝孟謙

編輯洪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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