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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效應：日本或發展“對敵基地攻擊能力”並檢討“專守防衛” 2022年4月18日 美國之音 向凌 資料照：日本海上自衛隊兩艘驅逐艦在東京以南海域航行。 （2012年10月14日） 日本自民黨擬建議政府將“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列入國安文件，並檢討“專守防衛”的詮釋。有專家認為，日本須因應鄰國的導彈開發而強化反擊能力，但應解釋清楚，這與日本的基本國策並不矛盾，並整合地區安全框架。 俄烏效應 日本或發展“對敵基地攻擊能力”並檢討“專守防衛” 因應中朝導彈威脅 日本《共同社》4月16日報導，鑑於日本政府將修改外交和安全政策長期指針《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3份文件，自民黨安保調查會為此探討的建議草案的全貌曝光。 關於成為焦點的“對敵基地攻擊能力”，俄烏戰爭的緊張情勢助長了這一論調。一些自民黨人士認為，應考慮到朝鮮(北韓)和中國的軍事動向，表示“導彈技術急速變化和發展，攔截很困難”，建議草案列入日本將擁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攻擊對像不限定為導彈基地，且加上指揮控制中心等。 日本前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太田文雄將軍(Fumio Ota) 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對於日本的防衛已經不是選項之一，而是必須。 他說:“在目前日本的彈道導彈防禦系統中，神盾系統可以應對大氣層之外，愛國者導彈可以在短距離內做出反應，但幾乎不可能攔截目前中國與朝鮮在加速開發的在大氣層內之超音速和不規則軌道導彈。” 前日本防衛省防衛政策局長，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秀士 前日本防衛省防衛政策局長，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秀士(Hideshi Tokuchi)也認為，日本被俄羅斯、中國和朝鮮三個威權體制的核武國包圍，安全環境比其他地區嚴峻許多，又處於中美衝突的最前沿，此時的日本必須更加強化防衛，尤其是因應鄰國的導彈能力而調整。 他對美國之音說:“攔截來襲的導彈是不能有一點點疏漏的。哪怕是只攔截失敗一枚導彈，日本被害都會相當慘重，所以必須以全國為範圍建立起完善的攔截網。反之，攻擊方只要有一發導彈穿越防衛網，就是很大的勝利，尤其是具有超大彈頭的導彈（例如核武器）。因此，日本需要具備作為應對鄰國最新導彈的打擊力，才能實質上強化威懾力，壓制鄰國對日本侵略的企圖。” 台灣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程教授陳文甲也認同這個看法。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尤其是中國近年來“陸、海、空、天、電、網、火箭”等方面的軍力壯大，以及

周榮佳：蜜蜂和蒼蠅，應對執迷不悟的人 20220211 香港雖然只有700萬人口，但香港的保險市場卻有幾10億人。因為除了香港本地人外，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以內地人居多）因為香港的法律、稅務和保險理財產品優勢，特別遠道來港投保。 好逸惡勞 終誤前途 過去幾年，一直有主攻內地市場的同業，質疑保單數量的重要性。她們認為一張內地大單已等於幾10張小單，為甚麼要這麼辛苦做小單呢？無獨有偶，一些經理也認為，招這些一年一大單的顧問也不錯。為吸引這些有潛質的人，不應該要求她們上班，更不應該要求她們月月交單，就算一年11個月無生意也應該包容。 事實上，從付出回報比率來看，她們可能是對的。但從風險管理、培育人材、專業性和長遠發展等角度看便大錯特錯了。而且若真的有能力做大單，為甚麼要限制自己少做單呢？生意不是又多又大好嗎？筆者從未見過有人嫌錢多！這些人除了好逸惡勞外，我想不出其他原因。 幾年前，關未封，市場暢旺時，她們口中的例子的確偶有發生。但現在已封關2年，遊客近乎清零時，往事應該只能回味。可是最近筆者在一次綫上分享時，竟仍有觀眾舊話重提，於是我跟他分享以下實驗： 蜜蜂和蒼蠅的實驗 如果把6隻蜜蜂和6隻蒼蠅裝進一個玻璃瓶中，然後將瓶子平放並打開瓶口，讓瓶底朝着窗戶，向着陽光，你猜會發生甚麼情況？由於蜜峰有向光飛的特性，你會看到，蜜蜂目標明確，不停地撞向瓶底，想在瓶底找到出口，直到牠們筋疲力盡，倒在瓶子裡；而蒼蠅卻是「盲頭烏蠅」，在瓶子裹亂飛。牠們既沒有目標，也不受陽光吸引，反正一碰壁就轉方向，最後在不到2分鐘內，穿過另一端的瓶頸成功逃去。 上文的故事並非寓言，而是美國密芝根大學教授卡爾（Karl E. Weick）轉述的一個實驗。蜜蜂的堅持，竟然成為牠們尋找出路的障礙，蜜蜂相信光就是出口，這可能是基因編寫了，也許是從過去成功的經驗累積得來，在大部份情況下，這可能是對的。憑着這信念，蜜蜂選定了前進的方向，堅持不變，可是這次不幸遇上了牠們認知以外的情況——看不見的玻璃牆。這擋住了牠們的去路，由於牠們不理解、不認同，結果牠們繼續堅持撞牆，最終未能逃出困局。 蜜蜂和蒼蠅的實驗，提醒我們對某種信念的堅持，有時也會使我們盲目，未能充分觀察和分析現時客觀環境，導致判斷錯誤。其實世上沒有不變的策略，只有不變的人和企業。現時的環境是百年一遇的挑戰，這是全世界的人也未遇過，我們是否更應開放思維想想別的

蔡子強：普京為何誤判？專制政治的「阿基里斯腳跟」 2022年3月31日星期四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超過一個月，總統普京所預期的閃電戰並無發生，相反，戰况陷入膠着，俄軍損耗極大，這對國防開支其實並不寬裕的俄國（遠低於美國及中國），未嘗不是沉重負擔。更糟的是歐美今次空前團結，對俄國實施極辣制裁，令俄國極可能從此跟西方經濟和市場脫鈎，損失慘重。人們不禁要問：俄國為何要打這場其實全無必要的仗呢？橫看豎看，今次出兵都是一個爛主意，那麼為何向來看似英明的普京會誤判？ 這裏且先從一個故事說起。 安德羅波夫的想像與「RYAN」行動 由Ben Macintyre所著的The Spy and the Traitor一書，當中有段講述已故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的故事，他跟普京有個共通點，都是KGB（蘇聯時代國內情報機構）出身，後來登上權力頂峰，是特務頭子當上蘇共總書記第一人。話說當年他認定西方將對蘇聯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攻擊，把蘇聯毁之而後快，雖這讓人啞然失笑，但他卻像有妄想症般，要求KGB蒐羅證據證明這驚天大陰謀，更要作全方位監視，以在美國和北約啟動核按鈕前，蘇聯可及早警覺，反過來先發制人，行動代號為「RYAN」。 作者說這樣做其實犯了情報蒐集第一大忌，那就是切勿要求下屬去確認一件你已經認定了的事情。 這計劃列出20項監視指標，當中有理無理的都有，除了西方政經巨頭行蹤外，還包括政府辦公大樓晚上有否開多了燈；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有否突然增加了泊車；屠房有否多宰牛以囤積漢堡扒；血庫有否增加血存量……有關血庫這點尤為滑稽，大家都知道，在歐美（就如香港），捐血完全是公眾自願慈善行為，但蘇共頭頭卻認定西方是資本主義社會，什麼都是買賣，血庫存量增加，必然是政府突然花錢加大採購，這自然是為了開戰在即，要作好準備。 大家會問：KGB和蘇聯間諜不是神通廣大、消息靈通嗎？為何「捐血」而非「賣血」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誤解，竟沒有及早向上司澄清呢？ 「國王的新衣」 誰夠膽說出 問題是在蘇共這樣一個專制組織，沒有比起顯示你阿頭無知更危險的事了（the only thing more dangerous than revealing your own ignorance is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stupidity of the boss）。在專制體制下，當阿頭話有，邊個夠膽話冇？指出阿頭是錯，

周永新：再一次喚起港人珍惜的共濟精神 2022年4月8日星期五 經過3個月第五波疫情的煎熬，市民真的受夠了！他們最想知道的，是這樣的日子還要捱多久？所以，聽到專家說到了今年夏季，市民外出可以不戴口罩，他們簡直歡欣若狂！因為不戴口罩，意味生活便可回復正常，不再為疫情擔驚受怕。 新冠病毒病最終會否成為風土病，還待觀察，但市民最感傷痛的，是這麼多長者因新冠死亡，生命的損失真的無可避免？市民更想知道的，是香港會否返回第五波疫情前的情况？這裏指的，並非限聚令會否逐步放寬、失業率上升後會否下滑，或香港的經濟會否回復增長，而是經過這幾個月的種種震盪，香港會否一點都沒有改變、猶如第五波疫情之前一樣？筆者對此並不樂觀，最少在以下3方面，包括政府的管治能力、社會的共濟精神及個人的生活取向，市民的看法，都好像改變了： 政府管治能力下滑是缺乏團隊精神 首先，筆者發覺，市民對政府的管治能力改觀了。市民過去引以為傲的，是香港不止有ICAC（廉政公署），還有一個廉潔和有效率的政府。到了今天，市民不會質疑公務員的清廉，但政府在第五波疫情中的表現，確實令不少市民失望：什麼朝令夕改、防疫抗疫失控、部門欠缺聯繫等，市民這些批評，絕對並非無的放矢；特首最後也得承認，政府的防疫抗疫工作，確實有檢討的必要，但要留待下屆政府作決定。 筆者認為，市民所以對政府的管治能力改觀，並不在於表面的混亂，而是看不到政府有團隊精神，結果官員無論怎樣解釋，因為說法常有差異，無法釋除市民的疑慮。其實，自疫情開始以來，政府傳遞的信息，便常常犯上模糊不清的大忌；到了今天，市民一旦中招，他們仍不知道，自己應該留在家中自我隔離，還是必須入住隔離中心？不要小看這少少資訊上混淆不清，市民得不到政府明確的指示，又怎能配合政府「同心抗疫」？ 政府還有一個更大的錯誤，就是做決定時，往往脫離市民的感受；這樣不顧群眾意願的決定，效果怎能不大打折扣？例如兩年前，政府曾一度全日禁止堂食，但打工仔路邊吃飯的情景，看到都令人心傷，禁令被迫修改。又如最近勒令理髮店停止營業，原初所定時間，明顯沒有顧慮市民剪髮的需要，後來也得匆忙容許理髮店復業。這樣的抗疫策略，市民要問的是：政府有從他們福祉的角度考量嗎？官員常說：決定都是「以人為本」，但看在市民眼裏，這只是一堆廢話。 政府能夠贏取市民的信任，是日積月累得來的。特首無法感受市民的「抗疫疲勞」，實在傷透了不少市民的心

曾國平：范道能的圓圈與柏拉圖的農夫 《信報》2022年4月9日 遠離城市的農地，租借較低，皆因除了種植作物，還要僱用勞力將產品運送到城市去。由於農作物不論從那裡來，賣的都是同一價錢，遠道而來的產品扣除了運輸費用後，剩下來交租的金額就較少了。是以地租跟與城市距離成反比，愈遠的土地價值愈低，太遠的甚至不值得開發。不過，當交通技術進步，運輸成本下降，再偏僻的土地都有利用價值，為人類帶來更豐足的物質生活。 在課堂上解釋《國富論》中這段地租分析的時候，忽然想起中學時代高考的地理課，記得當年如何半懂不懂的死記硬背范道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在1826年提出的理論：運費決定土地使用，由近至遠的不同出產選擇，反映的是交通成本的高低，例如牛奶等容易變壞的較近，穀類等則較遠，抽象地表達就是一個又一個的同心圓，像酒吧裡的飛鏢盤。 【誰是經濟地理學的先驅】 課堂上的美國學生，使用飛鏢盤的經驗比我豐富，但沒有學過經濟地理學，不知道范道能是何方神聖，我只好自說自話，指出亞當史密比這位來自小國梅克倫堡（位於今天德國北部）的業餘經濟學者，要早五十年指出租值和地理位置的關係。這當然不是什麼重大發現，在學術文獻海洋中一找，已見有不止一位地理學者為紀念《國富論》出版二百週年，撰寫短文指出亞當史密的先驅地位。更有甚者，有學者翻箱倒櫃，證明《國富論》不是最早，高舉重商主義的James Steuart已提出過，再早一代的經濟學者Richard Cantillon和Boisguillebert亦有類似論述。只要有耐性與時間，我相信這個思想的源頭還可以往上推，推到柏拉圖也不足為奇。 提及柏拉圖，不是故作高深，也不是順口開河。《國富論》開宗明義的核心概念，就是分工（division of labour）的威力無窮，正所謂術有專攻、熟能生巧，只要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重複一些步驟，再魯鈍的人都可以爆發出生產力。一國或富或貧，就要看分工的程度深淺了。如電話簿厚的《國富論》，大抵就是從這一個簡單觀察出發的借題發揮。不過，就如范道能的圓圈早有前人料到，《國富論》的理論中心也是有其來歷，而追本溯源的起點，正是柏拉圖。 【分工利弊與君子不器】 柏拉圖的《理想國》，課堂上的學生都略有聽聞，未必知道的是在第二部中，蘇格拉底問阿狄曼圖（Adeimantus of Collytus）：「農夫要為四人準備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