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09-曾國平：范道能的圓圈與柏拉圖的農夫

曾國平：范道能的圓圈與柏拉圖的農夫

《信報》2022年4月9日

遠離城市的農地，租借較低，皆因除了種植作物，還要僱用勞力將產品運送到城市去。由於農作物不論從那裡來，賣的都是同一價錢，遠道而來的產品扣除了運輸費用後，剩下來交租的金額就較少了。是以地租跟與城市距離成反比，愈遠的土地價值愈低，太遠的甚至不值得開發。不過，當交通技術進步，運輸成本下降，再偏僻的土地都有利用價值，為人類帶來更豐足的物質生活。

在課堂上解釋《國富論》中這段地租分析的時候，忽然想起中學時代高考的地理課，記得當年如何半懂不懂的死記硬背范道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在1826年提出的理論：運費決定土地使用，由近至遠的不同出產選擇，反映的是交通成本的高低，例如牛奶等容易變壞的較近，穀類等則較遠，抽象地表達就是一個又一個的同心圓，像酒吧裡的飛鏢盤。

【誰是經濟地理學的先驅】

課堂上的美國學生，使用飛鏢盤的經驗比我豐富，但沒有學過經濟地理學，不知道范道能是何方神聖，我只好自說自話，指出亞當史密比這位來自小國梅克倫堡（位於今天德國北部）的業餘經濟學者，要早五十年指出租值和地理位置的關係。這當然不是什麼重大發現，在學術文獻海洋中一找，已見有不止一位地理學者為紀念《國富論》出版二百週年，撰寫短文指出亞當史密的先驅地位。更有甚者，有學者翻箱倒櫃，證明《國富論》不是最早，高舉重商主義的James Steuart已提出過，再早一代的經濟學者Richard Cantillon和Boisguillebert亦有類似論述。只要有耐性與時間，我相信這個思想的源頭還可以往上推，推到柏拉圖也不足為奇。

提及柏拉圖，不是故作高深，也不是順口開河。《國富論》開宗明義的核心概念，就是分工（division of labour）的威力無窮，正所謂術有專攻、熟能生巧，只要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重複一些步驟，再魯鈍的人都可以爆發出生產力。一國或富或貧，就要看分工的程度深淺了。如電話簿厚的《國富論》，大抵就是從這一個簡單觀察出發的借題發揮。不過，就如范道能的圓圈早有前人料到，《國富論》的理論中心也是有其來歷，而追本溯源的起點，正是柏拉圖。

【分工利弊與君子不器】

柏拉圖的《理想國》，課堂上的學生都略有聽聞，未必知道的是在第二部中，蘇格拉底問阿狄曼圖（Adeimantus of Collytus）：「農夫要為四人準備糧食，到底他要花四倍時間和勞力準備糧食，來跟其他人交換，還是自食其力，四分之一時間生產糧食，再把其餘時間，一份用來建房子，一份用來製衣，一份用來造鞋，避免跟別人交換，只顧自己需要？」阿狄曼圖回答說，當然是第一個方法方便。蘇格拉底繼而補充，人人生下來都不一樣，性格不同適合不同工作，然後他再問：「一人做幾種手藝好，還是一人專門做一種手藝好？」阿狄曼圖認為是後者。蘇格拉底的總結，是只要每人在適當時候做適合性格的事，專心致志，每種東西都會做得又多又好。

據說這是經濟思想史上最早的分工論述，但柏拉圖想說的當然不只是分工的美好。一番唇槍舌劍想表達的，是我們容易被分工帶來的物質好處蒙蔽，忽略智慧和理性的追求。分工對亞當史密來說，其實也是一把雙面刃，對社會發展確有其功效，沉重的代價是個人心思狹隘：分工在以製造業為主的城市遠為顯著，不少工人技師的大半生都消耗在同樣的幾個工序之上，他們衣著雖比較光鮮，說話又比較有禮，但對很多事情茫然不知，常識及不上衣衫襤褸不擅辭令的農民。分工導致的空白腦袋，亦易受煽動，隨時被異端邪說所利用，破壞社會安寧穩定。

在地球的另一端，比柏拉圖早出生百多年的孔子也說過：「君子不器」。器者，錢穆的解讀是「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今之所謂專家之學者近之」，亦即君子不能像一件器具一樣只有一種用途，只可惜《論語》中就只記錄了這四個字，我們不知道孔子擔心的是柏拉圖的靈魂枯竭，還是亞當史密的思想蒼白，or both。在課堂上跟學生說Confucius當然是自討沒趣對牛彈琴，英譯的The noble man is not a utensil也有點令人摸不著頭腦，我還是回歸正題，繼續把《國富論》的這一章講完算了。

曾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