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10-曾國平:讀書愈多愈有用?

曾國平:讀書愈多愈有用?

《信報》2021年3月10日

亞當史密1737年入讀格拉斯哥大學時只有十四歲。不要誤會,他絕非什麼神童,反而是有點緩慢讀得太遲: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入讀大學年齡是十三歲左右。他的老友大衛休謨(David Hume),才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據說不夠十二歲就入讀愛丁堡大學。

我們今天讀亞當史密的《國富論》,會視之為高深莫測的學術著作,其實此書內容風格以當時標準,已算輕鬆有趣。畢業是從大學課堂筆記改編出來,對象是一堆十三、四歲活躍好動、耐性有限的男生(蘇格蘭的大學接收女生,是一百多年後的事),亞當史密為人再木訥,講授經濟學也不能太嚴肅。

今天,大學經濟學課堂上沒有《國富論》,有的是一分鐘講一頁的PowerPoint。今天,課室中的學生不再是正值青春期的男孩,而是已取得成人身份證的青年男女。時移世易,我們比任何時代的人都要讀多很多很多年書。

學習年齡的急速上升

根據經濟學者Robert Barro和Jong-Wha Lee等人多年的研究和資料搜集,在二十世紀絕大部份國家的教育年期(years of education)皆大幅上升,跟經濟增長並駕齊驅。以香港為例,在25歲以上的人口中,一次大戰後平均接受教育只有1年左右,亦即社會中有不少人完全沒有上過學。到了二次大戰後,平均數已上升至超過3年。在往後的幾十年,隨著免費教育愈來愈長,加上大學學額大幅增加,香港平均教育年期已達12年,貼近歐美發達國家的水平。

最正路的解讀,當然是從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角度,將教育看成知識、技能的累積過程,把學生由一張白紙訓練成有市場價值的人才。教育程度愈高,生產力和往後的學習能力亦愈高,為經濟增長帶來更多貢獻。接受教育雖然犧牲了提早出來社會工作的時間,但換來的長遠價值更高,讀書愈多愈有用。Barro等人利用其教育數據做了大量實證研究,反覆利用回歸分析指出的,就是教育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密切。

不過,學校不是唯一獲得人力資本的地方,工作期間,亦可在實戰應用中學習。欄友徐家健昨日討論兩會中有人提出的「5+3+2」怪招:將內地小學由六年改為五年,高中由三年減至兩年,加上三年初中,壓縮學習時間,提早兩年大學畢業投身社會,讓年青人更快為發展國家經濟服務,從而解決內地人口結構的諸多問題。從人力資本的角度看,考慮到上課學習和在職培訓之間的取捨,欄友並不完全否定這項建議。

教育的另外兩個功能

除了教育是因增長是果,我們接受愈來愈漫長的教育,也可以是物質生活漸見富足的結果。「快啲讀完書出來搵錢養家」,這是上一代的刻苦價值。今天,我們追求的是美好的學習體驗,讓小孩快樂跟同學們遊玩,讓大學生花費可觀的學費和光陰去發掘興趣、尋找自己、廣結善緣,完成一個未必很有市場價值的人文學科學位。教育,倒過頭來可以是一種消費享受,入讀昂貴名校更是一種要告之於天下的身份象徵。從這個角度看,國家愈發達愈想讀書,縮短基礎教育的結果,也許是負擔得起的繼續以不同方式延長愉快學習生活,普羅大眾就提早做國家生產機器的螺絲齒輪。

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更有維持社會安定的功能。回說亞當史密,我們都知道他《國富論》中高舉分工的重要性,但比較少人知道的,是他在書的末段談到分工帶來的一個問題:He naturally … becomes as stupid and ignorant as it is possible for a human creature to become. 分工之下,我們的日常工作難免刻板枯燥,久而久之,人就會變得呆滯遲鈍,甚至失去對一些高尚情操的感受。因此,為了抗衡分工帶來的壞處,亞當史密非常重視大眾教育,提倡所有人都要參加低廉或免費的語文和數理課程。除了防止工人淪為麻木的機器,此政策更有社會意義:The more they are instructed the less liable they are to the delusions of enthusiasm and superstition, which, among ignorant nations, frequently occasion the most dreadful disorders. 為免人民盲目迷信愚昧無知,威脅社會穩定,教育有其「洗腦」功能。少讀兩年書,長大後面對動盪的世界,意志或會少了幾分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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