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03-曾國平：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之間

曾國平：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之間

2021年9月3日

信報

古典經濟學的傳統，著重資源價值和其分配，因此有value and distribution這個學科舊稱。將分配拆開成三個階段，由市場決定的收入分配是第一次，政府透過收支干預是第二次，出於自願道德感召捐出的是第三次，也許是中國經濟學者厲以寧首先提出發揚光大的。

厲以寧這位國師級學者，香港年輕以至中年一代或比較陌生，但對我來說卻是「倍感親切」，皆因中學時莫名其妙地讀了他有份撰寫的舊作《現代西方經濟學概論》。當然，除了一些有社會主義特色的用語，其內容已忘記了十之八九，但厲以寧這個名字一直印象深刻。

【公私救濟的擠出效應】

為補充兩位欄友的討論，我們暫且看看西方美國的情況。在爆疫前的2019年，不計地方政府只計聯邦政府，各樣項社會福利政策總支出約為23000億美元，其中包括失業救濟、食物支援、低收入醫療服務等主要項目。相比第二次分配的公共福利，第三次分配的私人捐贈又如何呢？在同一年，美國人捐出接近4500億美元，其中有七成是個人名義。捐款用途，首位佔三成的是宗教，其餘就是教育、醫療、藝術等。除了興建教堂、贊助古典音樂會、推動環保活動，就算是幫助學生和病人，但受助者只有少數是社會上最窮最潦倒的一群。大概情況，就是資助貧窮人士幾乎由政府「壟斷」，私人捐款大多花到其他地方去。

這個公私分工的情況，只有一百年前左右的歷史。一場大蕭條，造就了羅斯福劃時代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改革，新政開創新社會，美國人從此擁有一個既複雜又廣泛的福利網，各種稅務負擔亦攀上高峰。與此同時，私人捐款大跌，而跌的不止經濟最艱難那幾年，往後第三次分配的水平一直遠遠落後第二次分配，而且捐款對象從此變得「離地」，不再以貧窮人士為首要目標，轉而用金錢關心社會上其他議題。

公共大手筆實行收入再分配，私人濟弱扶傾的捐獻都給擠出（crowd out）了。

【自願捐獻受制於萬稅困局】

以上實證分析，當然不是我的發明，而是來自經濟學者Russell Roberts廿多年前一篇題為A Positive Model of Private Charity and Public Transfers的著名論文。文章的理論很簡單：假設每人都有私他的喜好，樂於見到窮人得到幫助，但每人都有「搭順風車」的傾向，期望別人多做好事，均衡之下，私人捐款會比「大公無私」的政府要少。倒過來說，只要有政府以第二次分配幫助窮人，大眾就會認為這類捐款已經足夠有餘，第三次分配自會孤寒起來，轉移去關心藝術環保心靈之類的東西。

內地以萬稅萬稅萬萬稅聞名，名目又多又複雜，於是才有「減稅降費」的呼聲。稅項既多繁重，福利政策亦有相當規模，公私之間的擠出效應相信與美國不相伯仲，是自願第三次分配的一大障礙。不是人民和企業道德情操太低，也不是文化習俗需要整頓，而是交稅這第二次分配已相當可觀，間接已做夠善事幫夠窮人了。

在現有制度下，單憑自願或不夠推動慷慨解囊。只希望內地不會以第三次分配之名，行第二次分配之實，為捐獻分級設限。另一點西方智慧，來自中世紀猶太學者邁蒙尼德（Maimonides），他將幫助窮人的方法從優到劣分為八個等級，排到最後的是「不情不願地捐獻」。

曾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