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06-張楚勇：留下，不再只因為香港——1990年的一封信

張楚勇：留下，不再只因為香港——1990年的一封信

06.04.21

作者按：早兩天從舊文稿堆中，發現自己在1990年旅次英倫期間，就當時困擾香港人的去留問題，給《突破》這份對香港年輕人舉足輕重的雜誌寫過一封沒有發表的信，提出了一些反思。

想不到在我的人生經歷中，竟然在三、四十年的光景內，兩次遇上我城港人不得不認真考慮的去留抉擇。

記得1980年代上半，一次和近20位高中舊同學聚會時，發覺當中百分六十同窗，半年內便會告別香江。那一刻突然感到，以前種種伴我成長的經歷，正在一步步的流失逝去。

今天，在收到四十出頭的舊學生挈家攜雛抵達彼邦的訊息時，心情之複雜，不減當年。

重看舊函，今昔情、境自是不同。我的反思，自然不免偏頗局限。但其中觸及的困惑、挑戰及種種兩難機遇，當年今日還是有共鳴共通者，也許還值得一讀。

1997年主權移交，一代港人移民海外。政府新聞處資料圖片

首先多謝蔡元雲先生寄贈《突破》革新號優先本給我。《突破》決定在這個時候，成為一份留在香港的人的雜誌，反映了你們是有勇氣、有承擔、有理想的香港人。對此我深切表示敬意。

本來，一本城市雜誌理所當然地是辦給該城市的人看的。但時至今天，我們竟要把這個山城的人分為去的與留的，又要分別為去的或留的人辦刊物，可見我們這個城市是如何面臨分化的威脅。很明顯，這是因為逼不得已，也是因為事態已經十分嚴重。這，就不得不教我們對這個問題深思。我打算從《突破》革新號優先本裏談這個問題的文章說起。

在你們致讀者的文章中，你們說：「我們不會非議『溜』的，這是個人選擇，我們必須尊重。」在你們編輯人語中，你們又說：「我們說留下，並不是為了什麼偉大的理由。只因為我們在這個小島長大，對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有份難以割捨的感情。我們留在這裡，只想在這塊我們熟悉的土地上繼續走下去。」

持以上兩種看法的人相信為數並不少。除了《突破》之外，《突破》讀者的來信，以及被《突破》訪問，說明要留下來的人，也表示了幾乎完全一樣的觀點（例如譚王䓪鳴女士）。

事實上，這些也是很平實的觀點，教人容易接受。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推敲這兩種觀點的含意，我認為卻是殊不簡單，而且其中一些有關的含意更是應該讓我們香港人——無論你是走是留——細細深思。

當我們說，無論是走是留，都是個人的選擇，我們都應尊重時，我們其實是預設了個人是優先存有的、基本上是自足的實體，他有能力依據自己的原則喜好作出選擇。

但是，當我們提到對香港這個地方「有份難以割捨的感情」時，我們其實是在說關於認同的問題。這份感情之所以難以「割捨」，是因為我們這些個體和香港這個地方已經不是截然二分的實體，而是在某個意義上互相構成、互相賦予意義的結合體。於是，個人並不是什麼首先存有的實體，而是和這個社會互連互結之下的產物。簡單地說，個人的存有是依靠和他身處環境的認同而產生實質意義的，個人的選擇並不能完全脫離這個認同或身份來進行。

如果這些含意是上述兩種觀點正確的引伸的話，那麼，同時持有這兩種觀點看來便是自相矛盾，這也反映了香港人的處境是多麼的矛盾重重。

持有「認同論」觀點的人很順理成章的談到對香港的責任和承擔。從這方面來說，許冠文在革新號優先本中說的話是最徹底的；他說：「如果[香港]不好就走，好就回來，你這樣的話，就不應享受到這個好的制度。」那也就是說，選擇走的人並不應該得到留的人的什麼尊重。相反，這些「溜」派其實是盜取了香港這個好的制度所帶來的好處。

「認同論」和「個人選擇論」的矛盾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來。如果我們對投資者說，你們不應在本地市場好景時才來，不好景時便走，我相信投資者肯定以為我們是「白痴」。市場的邏輯就是，個人選擇至上，大家各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掌握的資料，通過市場機制作出自己以為是最好的決定，以便獲取最大的利潤，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依此，如果香港人據自己的判斷認為現在是走為上着的時候的話，那自然是應該這樣做，這裡沒有什麼「難以割捨」的問題。

從理論的角度看，「認同論」和「個人選擇論」在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上，通過不同的形式發生過很多爭論。但這不是一篇哲學文章，我不打算多談哲學問題。不過，無可否認的是，香港人一般都是不願意離開香港。就是選擇離開的，也多不會否認自己對香港有著這樣或那樣的認同。的確，單從個人利益的角度是很難解釋社會合作的建立和文化傳統的累積。所以，覺得自己和香港有着「難以割捨的感情」，決定「在這塊熟悉的地方繼續走下去」的人，是很有道理的。

不過，我認為持「認同論」而留在香港的人，實在非常需要認真考慮自己所認同的是什麼，同時也要十分嚴肅的去了解香港未來可能的轉變和我們所認同的「今日的香港」的關係。

我特別強調留港人士要「認真的考慮」和「嚴肅的去了解」，是因為我相信這裏是存在著一個頗大的危險，就是認同今日香港的香港人往往沒有想透這種認同將很可能會帶來的種種困難，讓我再一次從《突破》革新號優先本的內容說起。

羅乃萱在《突破》的編輯人語中，提到擔心在目前大談留港的價值與理想會淪為空談、不切實際，因為我們的，是一個「機會主義充斥、人人只顧搵銀享樂」的社會。可能為了避免使人覺得在唱高調，《突破》便對留港的青年推銷「創意留港」，提到什麼香港人最怕被人「睇死」，要「奇兵突出、絶處逢生」，竟然宣稱「世事無絕對」，宣稱「九七於我何干」，認為沒有人要剝奪香港人的機會、操縱香港人的生活。

你們這些善意的言論，其實正是危險的高論。試問如果沒有九七問題，香港人又怎會出現去留問題、又怎會需要考慮我們的認同和選擇呢？九七和我們的認同實在大有相干！

我們究竟認同今日香港的什麼呢？要充分回答這個問題殊不容易，但《突破》革新號優先本中周永新先生和何弢先生說的一些話，卻是十分相關的。

何弢喜歡香港，是因為「香港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人尋求自己的前途、工作和生活意義。」任何了解香港的人，相信都會同意這一點，認為香港使人留戀喜歡的地方，正正就是這些。《突破》仝人對香港有難以割捨的感情，相信也和這點有關吧，否則，他們在提到九七只是一個年份，而非一個大限時，便不會強調，年青的港人有「無窮的機會」，要我們「努力做好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創一番事業」。的確，如果人人有機會繼續這種態度，香港便沒有什麼對前途的顧慮。

但現實是，大批希望努力做好自己，不想被人剝奪機會、操縱生活的香港人正在離開香港，威脅到香港能否保持其競爭能力，使香港提供機會讓個人尋求自身意義的能力出現了疑點。正因為這樣，認同今日香港的人，便覺得有需要做一些搶救工作，以便把港人凝聚下來，使大家能繼續在這塊熟悉的土地上走下去。這也就是說，為了克服港人離開而影響到今日香港的認同根基，我們便得想辦法穩住香港，使我們的認同繼續能夠有個安身立命之所。

但問題是，威脅我們對今日香港的認同的，主要不是來自香港人的離開，而是來自九七這個問題。

我沒有能力預測中國收回香港之後的局面。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光靠《突破》所說的「創意」態度，是不能解決香港未來的認同問題的，《突破》所說的「敢作敢為、敢怒敢言」的創意精神，其實是很今日香港本位。如果我們在九七之後，太過以今日香港為本位，那是十分危險，理由是在香港之外，到時還有中國。

不錯，我們都籠統地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在去年六四時，香港人在民族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表現了堅定而正確的立場，支持北京民運。但是，我們同時不能不承認，我們當中極可能佔大部分並不了解中國、並不喜歡今日的中國、對於承認自己還未能洗清封建遺毒的中國，是沒有多大認同的，因為這個祖國和我們以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為社會基本制度基礎的社會，實在相去甚遠。

我們與其說六四事件證明香港人是民族主義的，倒不如說證明了香港人希望認同和支持一個現代的中國，這個想象中的現代中國，和何弢先生上面所說的香港，有著極相似的地方。假如我們刪掉了「現代」這兩個字，那我們對中國的認同，便立即出現困難。鄧小豪在革新號《突破》表示對香港感情的矛盾，說有時不知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的困境，相信不是他個人的問題。

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其實是不同的一回事。周永新先生在《突破》中說，香港仍然存在，只因為它給與不同的人不同的方便：大陸人在這裏改善生活、東南亞人想把熱錢留在這裏、土生港人在此最有發展機會，香港之可愛，正是在於它從來沒有理想。這段話把香港形容得活像中世紀末在歐洲像威尼斯般的城邦（city state）。

的確，香港在多方面像是一個城邦，但中國卻不能不是一個民族國（nation-state）。香港可以「漫無目的的向前發展」，但中國卻是最最意底牢結（ideological）傾向的；香港可以讓不同的人諸多方便，但中國卻要首先使中華民族現代化、讓中國富強。中國實在有太多未完成的民族目標了。這樣一來，九七後的香港，無可避免地要修正自己城邦的身份和特色，在中國這個民族的種種必須完成的大目標之下，扮演其中的角色。

對堅持留在香港的人來說，這便意味著我們不能只是認同今日的香港，而是要徹頭徹尾的把自己當成是中國人，在爭取中國民族大利益的前提下，發揮香港中國人特殊的力量和貢獻。

八十年代初期有一些香港人提出九七後要積極回歸祖國，把握這個契機，把民主帶入中國。這是香港人從好的方面對中國的認同；但認同不是機械性的事，對於落後、封建、貪污、保守的種種中國特質，以及這些特質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香港這個極可能的事實，留港人士也得願意接受承擔。所謂「患了梅毒還是母親」，我們如果決定認同中國，便不能不面對中國的問題，而且也要接受，不能以香港作為本位解決這些問題，因為它們不光是香港的問題。

我想，我們起碼要有了以上的認識，才可以安心負責的勸香港人留下來。這並不是什麼輕鬆寫意的事。我們面對的困難，不光是擔心被人箝制、操縱的問題，而是自覺承擔百多年來中國苦難的軛，為這個民族的種種罪孽獻身，為這個民族的前途掙扎的問題。不同的，只是我們大概是這個民族最現代化的一小撮人而已。

認同今日香港的人是否都願意認同這個中國呢？我沒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不過，正如《突破》所說，不管願意與否，大部分港人都將會留在香港，那麼，讓香港人認真考慮和了解這些問題，肯定是文化工作者的重大責任。

與《突破》仝人共勉，

祝

編安。

張楚勇（倫敦）

1990年10月17日

 （編按：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留下，不再只因為香港——1990年給《突破》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