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28-練乙錚：悲觀佔上風：大陸經濟的兩個新陷阱
練乙錚：悲觀佔上風：大陸經濟的兩個新陷阱
2016年7月28日
信報
國人身處的險境真多，「中等收入陷阱」陰霾正濃，復有美菲等國在南海設局；前幾天，更聞北京央行的財經領導官員說，宏觀經濟也「局部」（指企業環節）掉進「流動性陷阱」了，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名堂古怪，難道陷阱也可以像東風導彈發射架那樣走來走去流動着的嗎？非也非也，此流動不同彼流動，而是金融經濟學術語liquidity一詞的一個甚為蹩腳的翻譯，比較達意的叫法應該就是「銀両」、「銀両陷阱」。那是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先生發明的一個概念，用以說明一個經濟的GDP呈現L形或V形發展、好像藥石無靈之時，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以致銀両（嚴肅一點叫「通貨」）也掉進了陷阱，整個宏觀經濟行不得也哥哥。
流動性陷阱
大家知道，凱恩斯有鑑於1929年美國經濟陷入曠日持久的「大蕭條」，奮而為書，寫出那部經典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這部《通論》和愛恩斯坦的相對論一樣晦澀難懂，屬於「全世界只有兩個半人看得通」那個級別的東西；好在，經後人爬梳，搞清楚一些語意之後，發覺不僅不太難懂，還十分有趣。筆者今天解釋一下凱恩斯說的「流動性陷阱」的內情，並介紹「新凱恩斯主義者」如何演繹。對此，「支爆論者」（認為支那會發生內爆而一發不可收拾的人）不必過度解讀；大中華經濟自古以來，GDP停滯不前乃常有的事，但國家民族不曾因此而像瑪雅文明般蒸發消失，儘管導致改朝換代卻有可能。
按凱恩斯的想法，經濟衰退、蕭條，常常都是總需求不足引起的，而銅板的另一面，當然就是產能普遍過剩；但為什麼會如此失調——不是說，市場有自動調節機制的嗎？對的，不過這個機制能妥善運作，靠的是價格上落暢順，偶然生產多了，價格便下跌，刺激起更多需求，供需就擺平，反是亦然。但是……
這個機制，在關鍵的勞動力市場容易失靈；在西方，主要原因之一，是工會及一般支持受薪階級的輿論壓力相對過大，工資（勞動力的價格）易升難跌，如此單向調節容易失靈的話，結果便是一旦出現不景氣生產過剩，貨品的名義價格固然下跌，但名義工資企硬，那麼實質工資便上升，導致勞動力市場出現反調節！結果，資本家裁員，失業大軍出現，社會購買力下降，不景氣加劇，再來一個惡性循環，經濟便會進入蕭條。
黨企：過剩產能難以消除
上述是就市場經濟的情況而言。換作是像大陸那種黨領導的半指令經濟，過剩產能難消化的原因不一樣，不是工會勢力太大，而是黨需要一個不斷「做大做強」的黨企環節，以享有對經濟命脈的掌控權。大陸的稅收工作很難做，政府開支只佔GDP的10%，比美國的17%低得多，所以要拚老命保住黨企才能發號施令（不如此，也就無法安插三妻四妾的黨爺的那種「產能過剩」製造出來的正庶官二三四五代！）。
就舉鋼鐵工業為例，成品價格下跌了，企業不能減產裁員，因為要維穩；工廠更不能關門大吉，不然書記吃什麼？於是大家見到鋼鐵產量反而逆勢上升，因為超產了的東西還可以拿到「一帶一路」上去報銷。據報道，又一條資助坦桑尼亞的鐵路馬上要開工了。
生產過剩怎辦呢？凱恩斯開出兩條藥方，目的都是刺激總需求（包括商界投資需求、私人消費需求、政府開支需求）。一條藥方是央行帶頭減息，息口跌了，企業借貸投資者增加，私人大件耐用品如汽車房子的購買增加；另一條藥方便是由政府直接多使錢，人為地增加政府開支需求。如此，三大需求都上去了，社會總需求不足的問題焉能不解決？
上述第一條藥方叫「貨幣政策」，第二條叫「財政政策」。問題在於貨幣政策有時而窮：息口降到零了，投資和消費都無反應怎麼辦？負利率。利率都負了（如日本），也是無起色怎麼辦？不再管利息，央行狂印鈔，以之狂賣市場上的資產（不是像以前那樣光回購政府已發行的債券，讓新印鈔票流入市場，而是進一步也買私企的債券和股票）。按道理，市面鈔票多了，價格按理會普遍上揚，企業的盈利前景改善，今天的投資便增加；消費品眼看要漲價了，今天不買明天更貴，今天的消費於是也增加。這個不管利率、只管發鈔的政策叫「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量化」一詞，英文和中譯都甚為隱晦，不好意思把狂印鈔票之舉說白之故也。
元亨利貞，吉啦！不過，假若前景太灰暗，錢都到位了，而且還不斷滾滾而來，商界投資和私人消費依然無反應，政府「量寬」出來的銀両如泥牛入海，通脹不僅無聲氣，有時好像還通縮了，真箇藥石無靈。錢，粵語俗稱「水」，正常狀態是會流動的，但是，掉進「陷阱」，流不動了，變成「止水」。這個情況，凱恩斯稱之作「流動性陷阱」（在大陸，新的鈔票主要不用作實業投資和私人消費的話，卻更多進入資產市場作炒賣，或者「出國」了；年來黨企不斷在海外收購外企，便是流動性在大陸消失的原因之一）。
貨幣政策之所以可能如此，凱恩斯學派有一個講法，頗為傳神：一根繩子，用之拉物容易，要來推物，倒有點困難。那麼，到底如果經濟不幸掉進了一個流動性陷阱，貨幣政策真的不管用了嗎？
貨幣政策無以解困
2000年的時候，貝南奇還未當上美國聯儲局主席，次按風暴引致的環球金融危機還未發生；有一次，他給了一個演講，這樣說：「如果物價真的與貨幣發行了無關係，則貨幣發行當局可以（以無窮的印鈔權力）買起經濟裏的所有（有限的）資產和貨品；這樣的平衡當然不可能出現，所以到了某個階段，價格一定上揚。這個道理是顯淺的。」按此，貝南奇續對一個想以流動性陷阱為論文題目的博士生說：「我必須提醒你，我是不信有流動性陷阱的。」
差不多同一時候，著名國際宏觀經濟學者Kenneth Rogoff這樣說：「沒有人可以懷疑日本央行決意讓通脹出現的話會遇到技術上的問題；比如說，如果她再發行現時貨幣發行總量的25%的日圓、買起約4% 市場上的國債，通脹期望一定上升。」事實上，後來日本央行把貨幣發行量增加了550%，買起了市場上30%的國債，但通脹依然接近零。
今年5月，兩位布朗大學經濟系的教授G. Eggertsson與K. Proulx發表了一個研究結果，他們用了一個以現實參數界定的新凱恩斯主義模型，嚴格探討流動性陷阱的存在理論，以及計算出如果一個「類流動性陷阱」出現了，央行要花多少彈藥才可把它消滅。他們得到的結果是：貝南奇的說法，儘管理論上不能否定，但要把一個出現了的類流動性陷阱消滅，央行須動用約等於10倍GDP的銀両才勉強辦到。問題是，這種規模的央行行為，政治上不可能；因此，流動性陷阱實際上是可以存在的。於是，要好好對付，政府惟有兼用第二條藥方——由政府自己進行大規模投資和消費，即所謂使用財政政策【註1】。
財政政策：兩個難處
那麼，財政政策的效力又如何？本身的限制是什麼？財政政策的主要問題在於效率。比如在中國大陸，政府投資要見效快，不外是大興土木搞基建帶動生產（投資教育也不外是建校舍，但蓋好了校舍，師資哪裏來？額外的師資是很長期的人力投資才能有的結果）。要帶動生產，就不能動用過剩的庫存，因為後者已是算進了以往年份的GDP；於是，一決定要大搞基建，水泥、鋼鐵等最低效率最老舊企業又「翻生」，經濟轉型又淪為空談。
那麼，假如政府不投資或少投資，把錢直接給予民眾花費又如何？
一般的新凱恩斯主義模型都認為，消費增幅有固定的長遠均衡值c，是目前（今年）消費增幅Co和往後（明年以至n年後）消費增幅Cn的一個加權平均，粗略可表示為c=a.Co+b.Cn，其中a和b是權值，為簡單起見，設a=1，則方程可改寫為Co=c－b.Cn，也就是說，要今年的消費率提高的話，往後的消費率便得減少。這正是不少大陸和海外論者說的，要拚命提高近期經濟增幅，代價是將來的經濟表現要打折扣；天下無白吃的飯。這個說法背後的道理是，短期而言，消費和投資是零和的；今天多消費，投資減少，不能擴大生產，明天的消費就受影響。所以，政府大規模增加民間消費，有不同的壞處，於事無補。搞經濟不是可以胡來的。
可以說，新凱恩斯學派面對流動性陷阱或類流動性陷阱的出現和對策，結論都是比較悲觀的。反而，與新凱恩斯學派對立的新古典學派比較樂觀，例如芝加哥大學的John Cochrane就認為，即使是用同一個新凱恩斯主義的模型，觀看其所產生的不同的均衡狀態，便可知道就算有類流動性陷阱初步出現了，模型本身的動態特性也不一定指向陷阱，只不過新凱恩斯學派認為有效的政策，在這些不甚悲觀的均衡裏，都沒有什麼功效可言【註2】！
不過，討論大陸經濟危機也許不單純在於研究流動性陷阱本身，甚至不在於關注會否出現「硬着陸」；大家留意到，日本陷入20多年的經濟發展停滯，但是過程裏沒有出現過金融危機，銀行也未發生過擠提。北京大學光華經濟研究中心的MichaelPettis便認為，上述兩派對經濟危機的分析，都忽視了過度借貸帶來的問題。的確，借貸主要是金融學或企業會計學的概念，經濟學家的模型裏，往往忽略不 提。借貸有什麼問題呢？
還有：信貸增長陷阱
Pettis認為，大陸經濟的增長過度依賴信貸，以致兩者產生了結構性關係：要維持目前的投資和GDP增幅在某一固定水平，信貸必須增加得愈來愈快。金融風暴以前幾年，1元的信貸增長可帶來1元的GDP增幅，但到了今年，6元的信貸增幅才可以帶來1元的GDP增幅了。去年，他的計算結果顯示，要維持6%至7%的GDP增幅，信貸增幅須在12%至14%之間；但今年的數字是，要維持同一個GDP增幅，信貸增幅須達15%至17%；明年，更有可能是20%。
這樣的話，3年之後，大陸的全社會信貸總量將達到GDP的300%；6年之後達到400%。去年的這個比例數字（250%）已經「超美」，但美國這幾年卻是不斷去槓桿化。反過來說，如果大陸經濟不依賴信貸加速增長的話，其GDP增幅應該是在2%至3%之間。不過，已經誇下海口，北京想「慢一點、好一點」，政治上已經不可能；但現在不放慢，將來卻會被迫更慢【註3】。
試想，如果一個企業的利潤愈來愈大的一部分是要用來繳付利息的話，這個企業如何有誘因去運作？更如果，保持現有投資率要靠愈來愈高的信貸率，這個投資率如何維持下去？有利潤的企業也如此，虧本的黨企又如何？
看來，大陸經濟除了遇上流動性陷阱，還愈來愈接近一個信貸增長陷阱。經濟模式固然出問題，造就這個經濟模式背後的政治模式，問題卻可能更根本。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註1：布朗大學G.Eggertsson與K.Proulx的論文可從這個連結免費下載：http://www.nber.org/papers/w22243.pdf。
註2：芝大John Cochrane的論文免費下載連結在這裏：http://www.nber.org/papers/w19476.pdf。
註3：北大光華經濟研究中心Michael Pettis的文章在他自己的網站上：http://blog.mpettis.com/2016/06/ ... th-of-chinese-debt/。
2016年7月28日
信報
國人身處的險境真多，「中等收入陷阱」陰霾正濃，復有美菲等國在南海設局；前幾天，更聞北京央行的財經領導官員說，宏觀經濟也「局部」（指企業環節）掉進「流動性陷阱」了，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名堂古怪，難道陷阱也可以像東風導彈發射架那樣走來走去流動着的嗎？非也非也，此流動不同彼流動，而是金融經濟學術語liquidity一詞的一個甚為蹩腳的翻譯，比較達意的叫法應該就是「銀両」、「銀両陷阱」。那是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先生發明的一個概念，用以說明一個經濟的GDP呈現L形或V形發展、好像藥石無靈之時，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以致銀両（嚴肅一點叫「通貨」）也掉進了陷阱，整個宏觀經濟行不得也哥哥。
流動性陷阱
大家知道，凱恩斯有鑑於1929年美國經濟陷入曠日持久的「大蕭條」，奮而為書，寫出那部經典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這部《通論》和愛恩斯坦的相對論一樣晦澀難懂，屬於「全世界只有兩個半人看得通」那個級別的東西；好在，經後人爬梳，搞清楚一些語意之後，發覺不僅不太難懂，還十分有趣。筆者今天解釋一下凱恩斯說的「流動性陷阱」的內情，並介紹「新凱恩斯主義者」如何演繹。對此，「支爆論者」（認為支那會發生內爆而一發不可收拾的人）不必過度解讀；大中華經濟自古以來，GDP停滯不前乃常有的事，但國家民族不曾因此而像瑪雅文明般蒸發消失，儘管導致改朝換代卻有可能。
按凱恩斯的想法，經濟衰退、蕭條，常常都是總需求不足引起的，而銅板的另一面，當然就是產能普遍過剩；但為什麼會如此失調——不是說，市場有自動調節機制的嗎？對的，不過這個機制能妥善運作，靠的是價格上落暢順，偶然生產多了，價格便下跌，刺激起更多需求，供需就擺平，反是亦然。但是……
這個機制，在關鍵的勞動力市場容易失靈；在西方，主要原因之一，是工會及一般支持受薪階級的輿論壓力相對過大，工資（勞動力的價格）易升難跌，如此單向調節容易失靈的話，結果便是一旦出現不景氣生產過剩，貨品的名義價格固然下跌，但名義工資企硬，那麼實質工資便上升，導致勞動力市場出現反調節！結果，資本家裁員，失業大軍出現，社會購買力下降，不景氣加劇，再來一個惡性循環，經濟便會進入蕭條。
黨企：過剩產能難以消除
上述是就市場經濟的情況而言。換作是像大陸那種黨領導的半指令經濟，過剩產能難消化的原因不一樣，不是工會勢力太大，而是黨需要一個不斷「做大做強」的黨企環節，以享有對經濟命脈的掌控權。大陸的稅收工作很難做，政府開支只佔GDP的10%，比美國的17%低得多，所以要拚老命保住黨企才能發號施令（不如此，也就無法安插三妻四妾的黨爺的那種「產能過剩」製造出來的正庶官二三四五代！）。
就舉鋼鐵工業為例，成品價格下跌了，企業不能減產裁員，因為要維穩；工廠更不能關門大吉，不然書記吃什麼？於是大家見到鋼鐵產量反而逆勢上升，因為超產了的東西還可以拿到「一帶一路」上去報銷。據報道，又一條資助坦桑尼亞的鐵路馬上要開工了。
生產過剩怎辦呢？凱恩斯開出兩條藥方，目的都是刺激總需求（包括商界投資需求、私人消費需求、政府開支需求）。一條藥方是央行帶頭減息，息口跌了，企業借貸投資者增加，私人大件耐用品如汽車房子的購買增加；另一條藥方便是由政府直接多使錢，人為地增加政府開支需求。如此，三大需求都上去了，社會總需求不足的問題焉能不解決？
上述第一條藥方叫「貨幣政策」，第二條叫「財政政策」。問題在於貨幣政策有時而窮：息口降到零了，投資和消費都無反應怎麼辦？負利率。利率都負了（如日本），也是無起色怎麼辦？不再管利息，央行狂印鈔，以之狂賣市場上的資產（不是像以前那樣光回購政府已發行的債券，讓新印鈔票流入市場，而是進一步也買私企的債券和股票）。按道理，市面鈔票多了，價格按理會普遍上揚，企業的盈利前景改善，今天的投資便增加；消費品眼看要漲價了，今天不買明天更貴，今天的消費於是也增加。這個不管利率、只管發鈔的政策叫「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量化」一詞，英文和中譯都甚為隱晦，不好意思把狂印鈔票之舉說白之故也。
元亨利貞，吉啦！不過，假若前景太灰暗，錢都到位了，而且還不斷滾滾而來，商界投資和私人消費依然無反應，政府「量寬」出來的銀両如泥牛入海，通脹不僅無聲氣，有時好像還通縮了，真箇藥石無靈。錢，粵語俗稱「水」，正常狀態是會流動的，但是，掉進「陷阱」，流不動了，變成「止水」。這個情況，凱恩斯稱之作「流動性陷阱」（在大陸，新的鈔票主要不用作實業投資和私人消費的話，卻更多進入資產市場作炒賣，或者「出國」了；年來黨企不斷在海外收購外企，便是流動性在大陸消失的原因之一）。
貨幣政策之所以可能如此，凱恩斯學派有一個講法，頗為傳神：一根繩子，用之拉物容易，要來推物，倒有點困難。那麼，到底如果經濟不幸掉進了一個流動性陷阱，貨幣政策真的不管用了嗎？
貨幣政策無以解困
2000年的時候，貝南奇還未當上美國聯儲局主席，次按風暴引致的環球金融危機還未發生；有一次，他給了一個演講，這樣說：「如果物價真的與貨幣發行了無關係，則貨幣發行當局可以（以無窮的印鈔權力）買起經濟裏的所有（有限的）資產和貨品；這樣的平衡當然不可能出現，所以到了某個階段，價格一定上揚。這個道理是顯淺的。」按此，貝南奇續對一個想以流動性陷阱為論文題目的博士生說：「我必須提醒你，我是不信有流動性陷阱的。」
差不多同一時候，著名國際宏觀經濟學者Kenneth Rogoff這樣說：「沒有人可以懷疑日本央行決意讓通脹出現的話會遇到技術上的問題；比如說，如果她再發行現時貨幣發行總量的25%的日圓、買起約4% 市場上的國債，通脹期望一定上升。」事實上，後來日本央行把貨幣發行量增加了550%，買起了市場上30%的國債，但通脹依然接近零。
今年5月，兩位布朗大學經濟系的教授G. Eggertsson與K. Proulx發表了一個研究結果，他們用了一個以現實參數界定的新凱恩斯主義模型，嚴格探討流動性陷阱的存在理論，以及計算出如果一個「類流動性陷阱」出現了，央行要花多少彈藥才可把它消滅。他們得到的結果是：貝南奇的說法，儘管理論上不能否定，但要把一個出現了的類流動性陷阱消滅，央行須動用約等於10倍GDP的銀両才勉強辦到。問題是，這種規模的央行行為，政治上不可能；因此，流動性陷阱實際上是可以存在的。於是，要好好對付，政府惟有兼用第二條藥方——由政府自己進行大規模投資和消費，即所謂使用財政政策【註1】。
財政政策：兩個難處
那麼，財政政策的效力又如何？本身的限制是什麼？財政政策的主要問題在於效率。比如在中國大陸，政府投資要見效快，不外是大興土木搞基建帶動生產（投資教育也不外是建校舍，但蓋好了校舍，師資哪裏來？額外的師資是很長期的人力投資才能有的結果）。要帶動生產，就不能動用過剩的庫存，因為後者已是算進了以往年份的GDP；於是，一決定要大搞基建，水泥、鋼鐵等最低效率最老舊企業又「翻生」，經濟轉型又淪為空談。
那麼，假如政府不投資或少投資，把錢直接給予民眾花費又如何？
一般的新凱恩斯主義模型都認為，消費增幅有固定的長遠均衡值c，是目前（今年）消費增幅Co和往後（明年以至n年後）消費增幅Cn的一個加權平均，粗略可表示為c=a.Co+b.Cn，其中a和b是權值，為簡單起見，設a=1，則方程可改寫為Co=c－b.Cn，也就是說，要今年的消費率提高的話，往後的消費率便得減少。這正是不少大陸和海外論者說的，要拚命提高近期經濟增幅，代價是將來的經濟表現要打折扣；天下無白吃的飯。這個說法背後的道理是，短期而言，消費和投資是零和的；今天多消費，投資減少，不能擴大生產，明天的消費就受影響。所以，政府大規模增加民間消費，有不同的壞處，於事無補。搞經濟不是可以胡來的。
可以說，新凱恩斯學派面對流動性陷阱或類流動性陷阱的出現和對策，結論都是比較悲觀的。反而，與新凱恩斯學派對立的新古典學派比較樂觀，例如芝加哥大學的John Cochrane就認為，即使是用同一個新凱恩斯主義的模型，觀看其所產生的不同的均衡狀態，便可知道就算有類流動性陷阱初步出現了，模型本身的動態特性也不一定指向陷阱，只不過新凱恩斯學派認為有效的政策，在這些不甚悲觀的均衡裏，都沒有什麼功效可言【註2】！
不過，討論大陸經濟危機也許不單純在於研究流動性陷阱本身，甚至不在於關注會否出現「硬着陸」；大家留意到，日本陷入20多年的經濟發展停滯，但是過程裏沒有出現過金融危機，銀行也未發生過擠提。北京大學光華經濟研究中心的MichaelPettis便認為，上述兩派對經濟危機的分析，都忽視了過度借貸帶來的問題。的確，借貸主要是金融學或企業會計學的概念，經濟學家的模型裏，往往忽略不 提。借貸有什麼問題呢？
還有：信貸增長陷阱
Pettis認為，大陸經濟的增長過度依賴信貸，以致兩者產生了結構性關係：要維持目前的投資和GDP增幅在某一固定水平，信貸必須增加得愈來愈快。金融風暴以前幾年，1元的信貸增長可帶來1元的GDP增幅，但到了今年，6元的信貸增幅才可以帶來1元的GDP增幅了。去年，他的計算結果顯示，要維持6%至7%的GDP增幅，信貸增幅須在12%至14%之間；但今年的數字是，要維持同一個GDP增幅，信貸增幅須達15%至17%；明年，更有可能是20%。
這樣的話，3年之後，大陸的全社會信貸總量將達到GDP的300%；6年之後達到400%。去年的這個比例數字（250%）已經「超美」，但美國這幾年卻是不斷去槓桿化。反過來說，如果大陸經濟不依賴信貸加速增長的話，其GDP增幅應該是在2%至3%之間。不過，已經誇下海口，北京想「慢一點、好一點」，政治上已經不可能；但現在不放慢，將來卻會被迫更慢【註3】。
試想，如果一個企業的利潤愈來愈大的一部分是要用來繳付利息的話，這個企業如何有誘因去運作？更如果，保持現有投資率要靠愈來愈高的信貸率，這個投資率如何維持下去？有利潤的企業也如此，虧本的黨企又如何？
看來，大陸經濟除了遇上流動性陷阱，還愈來愈接近一個信貸增長陷阱。經濟模式固然出問題，造就這個經濟模式背後的政治模式，問題卻可能更根本。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註1：布朗大學G.Eggertsson與K.Proulx的論文可從這個連結免費下載：http://www.nber.org/papers/w22243.pdf。
註2：芝大John Cochrane的論文免費下載連結在這裏：http://www.nber.org/papers/w19476.pdf。
註3：北大光華經濟研究中心Michael Pettis的文章在他自己的網站上：http://blog.mpettis.com/2016/06/ ... th-of-chinese-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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